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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供本报特稿（新华社记者 于新超）这个名为“2001长篇小说文体对谈会”是由著名文学期刊《收获》杂志和大型文学评论期刊《当代作家评论》联合主办的。据主办单位的两位负责人林建法和程永新介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所产生的作品数量远远超过了七八十年代，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更为突出。目前全国每年约有近千部长篇小说出版，但真正得到评论界认同看好的并不多，这其中被称作长篇小说文体的运用是否得当，是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因而，总结长篇小说的创作经验，探讨长篇小说的创作理论，既为文学创作者们所关注，也是文学评论界的责任。
正体衰微，奇体兴盛
会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对现代长篇小说的文体作了作了概括。他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长篇小说空前丰收，尤其是文体创新十分突出，出现了正衰奇兴的新趋势，也即正体衰微而奇体兴盛。
王一川认为，九十年代长篇小说新型奇体出现了多种类型。比如：拟骚体小说，王蒙的《季节》系列4部，运用独特的“立体式语言”表达对于过去的冷峻反讽，形成独特的拟骚体；双体小说，张炜的《家族》把小说叙述体与诗歌抒情体结合起来，在总共108节中形成93节叙述体与15节抒情体的双体并列局面；比如，索源体小说，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创造独一无二的索源体，其显著特征是逆向叙述，即小说的时间进程恰恰是故事时间进程的逆向展开形态，表现在一是事件后发先叙，二是人物先死后生，三是先果后因，这可以激发读者的寻根索源的好奇心，强化故事的神秘感，显示作者的探本索源的意向；拟唱体小说，莫言的《檀香刑》仿拟民间说唱体，书写了富于现代民族风格的故事，显示了现代性中的传统风貌，此外，李锐的《旧址》、陈忠实的《白鹿原》、尤凤伟的《中国1957》等都体现了各自的文体独创性。
故事，借想象和文体飞翔
以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等闻名于文坛的作家阎连科说，对于我来说，故事使我保持常久的写作热情。然而，对于故事，我已经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编不出什么新鲜和动人心魄的弯弯绕绕。我越来越感到，因为你需要故事而生存，就必须给予故事以养分，必须寻求一种或几种支持，使故事即便不能成为你生命中的参天大树，不能在生命中获得勃勃生机，至少，应该让它成为写作中的一片绿荫，在艺术的园林中有它的一片绿荫。这就必须寻找。寻找一种或几种力量，来支撑故事来营养故事，使你笔下已经变得干枯的故事，获得新生，也使你生命，随之获得某种新意。
阎连科说，在这个情况下，想象和文体成了最为接近作家的两股支持故事的力量。或者说，想象有可能成为故事的翅膀，使它重新获得优美的飞翔，重新展现它故有的魔力与魅力；而文体，则有可能成为它展翅高飞的起落架，瞭望塔、航向标和加油站。
曾创作了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等小说的作家李锐认为，目前在中国大陆的文学界有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以先锋姿态出现的作品或理论表述，大都使用那种典型的翻译文体和书面用语。有时，一些理论家的术语偏执和极端书面化叙述，常会闹到难以读懂的地步。在经过一番相互印证后，最高的评价常常是“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罗伯－格理耶”。然而，在这个光荣的行列里，是没有方言的地位的。
李锐说，近几年来我常常陷在语言自觉的焦虑与困惑之中。在我看来，一场语言的自觉，一场对于现代汉语，对于白话文的自觉和批判，与当年那场对于文言文的批判和扬弃有着同样的重大意义。可以说没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语言自觉，就没有对新文化运动的承接和继续。离开这样的语言自觉，所谓的当代文学，所谓的文化重建都是空谈。
不做精神上的跟从者
作家张炜对李锐的观点也表示的赞同。他说，回视中国当代文学，发现它正在脱离传统。作家们想象萎缩、情感冷漠，却又能习惯性地嘲讽自己民族的文学传统，急于融进时下的世界潮流，好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必然要作一个精神上的跟从者，好像也只有如此才好理解，才能够被谅解。这种想象的贫乏与个性的泯灭，是中国当代文学对于传统的脱离，速度之快，出人意料。其就近背景是经过几十年的文化与经济的禁锢封闭之后，艺术和思想领域急于冲出积蓄日久的愤懑，进而却在了反拨中失去了冷静；更重要的还在于西方商业文化的全境压进，使中国作家丢掉了自己的思想和语言。
张炜认为，其实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作家大可不必在强势面前表现出贫贱的媚顺。
文体离不开作家的意识形态
清华大学教授、作家格非联系废名、沈从文、汪曾祺三个人的创作谈了文体与作家个人情志及其意识形态关系的看法。在他看来，一个作家所用的文体与形式，通常是作家与他所面对的现实之间关系的一个隐喻或象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废名、沈从文、汪曾祺通常被视为现代抒情小说的三个代表人物。三人的写作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叙事的诗性资源，叙事风格也有相似或共通之处，但叙事文体上的区别恰恰反映了他们意识形态观念上的巨大差异。
三人中，废名的文体最晦涩艰深，不仅一般的读者视为畏途，就连专门的研究者都常常为之大伤脑筋。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废名是一个诗人，他是用诗人的方式去写小说的。他很早的时候即流露出对现实生活的厌倦，或者说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废名的这种思想观念和人生经历对于他文体的形成关系重大。厌世、尚玄、好道、喜静的人生态度（加上诗人的想象力）使他的小说文体注重理性的参悟和幽思，不太在意对现实生活的再现和故事的丰富性。
与废名相比，沈从文的小说无疑更具有传奇性，题材上也要宽泛得多，文化视野也开阔得多，这固然与他丰富的阅历不可分割，但同时也与苗民的身份与文化立场有关。沈从文的小说尽管具有田园牧歌或抒情性，但他相当多的作品都直接表达了对当时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从文体上说，由于沈从文对“体制”和“文法”的怀疑，我们无法想象他会在叙事上循规蹈矩，遵从既有的模式。沈从文自己就曾说过，宁肯在文法外死亡，不在文法内成功。
相对而言，汪曾祺的小说可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小说。从表面上来说，他似乎是废名和沈从文的综合体，而实际上与两人都没有什么关系。他的小说更像宋、明时期的文人小品。他既没有废名的偏执，也没有沈从文的火气，而是处处显示出对虚构、想象、记忆中闲适生活和向往与自足。
格非说，我无意给他们三人的文学成就分出高下，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造成他们三人间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一个“叙事”问题，还不如说是作者自身的意识形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