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运动与乡村经济的近代转型：以江苏省无锡县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苏省论文,无锡论文,近代论文,乡村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村合作是民国初期至1949年之前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开展的，推动乡村经济转型的现代经济运动。江苏作为国民政府的统治重心，合作事业勘称全国典范；而无锡作为江苏省经济社会发展最活跃的地区，自然成为农村合作运动的重要试验场。无锡的农村合作，既打上了中央和江苏省政府领导推动合作运动的印记，反映了统治当局解决乡村问题的基本思路和付出的努力；又具有鲜明地方特色，折射出近代无锡乡村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是农业近代化的有益尝试。
一、无锡农村合作运动概况
五四时期，合作思想传入中国，享有“中国合作运动之父”美誉的薛仙舟于1919年在复旦创办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是为中国合作组织始。后在华洋义赈会、上海平民学社、金陵大学等民间团体和研究机构的积极倡导之下，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也引起了统治当局的关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面对严峻的乡村危机，开始强势介入农村合作。畿辅所在地——江苏省的合作事业由此纳入政府主导的轨道，1928年6月，省府农矿厅颁布了《江苏省合作社暂行条例》，在农矿厅下设合作事业指导委员会，理论宣传与合作指导并重，又于同年7月组建江苏省农民银行，为合作事业提供资金保障。江苏省的合作事业发展迅速，据1931年的统计，全国总计2796社，江苏省就占了1265社[1]P38，远远超过其他省份。
无锡是江苏省经济发展重地，地处京沪铁路中心，工商业发达，农产品丰富，“人民既富有进取之美德，社会经济环境的条件尤适宜于合作事业之开展，实得先天之厚”[2]P23，早在1923年12月，无锡就发起成立了合作研究社，此为开风气之举，促进了合作思想的传播，为合作社的成立进行了最初的理论准备。1928年秋，江苏省农矿厅于无锡设立第二区合作社指导所，开始在四乡宣传，合作思想得以系统、迅速地传播。合作社指导所在理论宣传的同时，还指导四乡农民组织各种合作社，1929年5月，该所组织成立了藕塘桥信用合作社，第二年4月又指导成立了莫塘乡信用合作社， “该两社理事主席徐伯平薛云窗两君，公正老诚，全社爱戴……社员间能贫富调剂，颇具互助合作精神，洵为难能可贵。所有莫塘乡信用合作社，亦属份子优良，组织健全。”[3]P78
此外，第二合作社指导所于成立之初，曾在无锡县政府召集无锡县党政各机关代表及市乡行政局长二十余人，举行合作讨论会，议定：促设无锡县农民银行分行；请各市乡行政局负责提倡乡村信用合作社及运销合作社；请教育局督促各学校从速设立消费合作社；组织无锡县合作运动委员会。后又举行无锡县合作运动委员会会议，“该项会议系依据合作讨论会之决议而组织，以扩大合作运动，并协助第二合作社指导所工作为宗旨，曾经召集会议两次。”[4]P8
在此期间，无锡县各丝厂积极提倡设立合作社，予以津贴补助，以谋养蚕技术的改良，经过指导成立的合作社成员共有无锡县天上市旺庄养蚕合作社、无锡县天上市松泽养蚕合作社、无锡县泰伯市后宅养蚕合作社、无锡县怀上市戴宅养蚕合作社四所，其中前三所受永泰丝厂之津贴，后一所受乾生丝厂之津贴。这些合作社属试办性质，没有向县政府履行登记手续。截至1930年，无锡的合作社概况如下：
无锡县合作事业的正式兴起始于1930年省农民银行无锡支行的设立，同年，省合作社指导所改为县办，到1932年底，全县共有26社。1933年县合作社指导所奉命撤消，全县所有合作事业改由农民银行接收办理。当时全县共有合作社39处，经调查整理后，由县政府解散9处，实存合作社30处。1934年县建设局设立合作社指导员，合作事业仍归县府主持，至年底共有合作社62处。1935年经农民银行提倡产销合作社后，社数激增，全县共有合作社89处。1936年初，奉厅令，凡已成立之合作社，一律重行登记，经整理后，截至3月底止，共计重行登记之合作社76处。提倡和辅导合作的机关有：“无锡县建设局设有合作指导员，负合作社之提倡、指导、监督及一切行政上之责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惠北北夏两实验区及黄巷辅导区，及各处农民教育馆，从民众教育立场上，努力倡导。无锡县蚕桑模范区，县农业推广员，对于合作社或则供给优良种子或则为技术上之指导。而本行对于合作金融，负有调整之责。是则无锡县合作行政、合作教育、合作技术、合作金融，各种机构已尽完备，惟缺少一贯之联络耳。”[5]P46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的内迁，当局大力发展内地各省的合作运动，对于“已有省立合作团体从事全省合作工作的省份，于必要时援助之，而不再于该省积极推动。”[6]P13再加上地处沦陷区，无锡的合作事业陷于停顿。
抗战胜利以后，“合作事业因与主义国策相配合，中央为加紧建设事业，对此极为重视。本邑徐县长，为中国有数之合作专家，提倡督促，不遗余力，启示于吾人者尤多”，无锡迎来了合作事业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到1946年初，全县成立的合作社就达125社。社员人数59895人；股金数达156,494万元之巨[2]P23。同年秋，中央合作金库无锡支库宣告成立，“实为本邑今后合作事业推展中的保姆。”[2]P26很快就贷出310000000元，加上中国农民银行和江苏农民银行的贷款，总数达到7494075000元。截止1947年底为止，全县已有195个合作社，“就其发展之社数而言，为全国各县中合作事业最发达的一个县份。”[2]P24
为进一步推动合作事业的发展，1946年冬成立了中国合作事业协会江苏省无锡县支会，“其任务为合作组织之推广，事业之发展，教育之促进，资金之调剂，学术之研究，与夫合作人员之集体活动与福利事项。”[2]P25由县合作指导室、无锡中国农民银行、无锡江苏农民银行、无锡中国蚕丝公司、无锡蚕桑改良区，县合作社、县农业推广所、省立蚕丝试验场，农林部农具制造厂、县银行、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江苏省合作社物品供销处无锡办事处及中央合作金库无锡支库等机构组成。为提高合作事业的质量，1947年10月还在惠山县干训所开办了全县第一届合作干部培训班，参加受训的合作社占2%。到1948年初，“登记合法之社数共计199社。其中乡镇合作社占77社，保合作社占82社，专营合作社占40社。以成立之年度言，三十五年成立之合作社共计125社，其中乡镇保合作社占124社，专营合作社占1社；三十六年迄今成立之合作社共计74社，其中乡镇保合作社占35社，专营合作社占39社。”[2]P38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抗战后的合作运动如昙花一现，很快随着国民党败退大陆而终结。
二、抗战前合作社的种类及其业绩
近代的合作社主要以调节金融为操作杠杆，在生产、经营、消费等领域对入社参股社员进行扶持和引导，种类分信用、利用、供给、运销、兼营等多种。战前无锡县兴办的合作社，大致有信用、生产、运销、消费、利用、兼营、产销等七种。截至1936年3月底的统计，各类合作社概况如下：
全县共有社员3544人，平均每社47人，若就无锡县80万农民而论，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实占极小数字。共有职员606人，已收股金23343元，平均每社员实纳股金6元有余。
无锡农村中的信用合作社，是中产以下农民，以自动互助精神，谋社员金融上的流通，以及便利储蓄的一种团体。即以联合信用，向外借款，转贷于社员，故其业务以放款为大宗。资金来源主要有股金、储蓄、存款与公积金。股金一般为二元。公积金系依据社章，由每年赢余中提出一定比例的金额，为数极少。合作社的放款资金大多从农民银行、上海银行青畅仓库等处借入。借款手续为：先由各社员依照需要数目，拟定借额，说明用途，向社申请，合作社接到各社员申请书后，即召开理事会，审查用途与数目是否符合，决定准驳，然后汇合总数，向本行申借。借入后，由各社员邀其他社员二人，作为保证，订立借约领款。放款种类可分为肥料、饲料、种子三种，凡稻田、麦田、茭白田，所需施肥资本之借款，属于肥料放款。凡养鱼、饲猪所需之资金，属于饲料放款。凡赎买鱼秧、蚕种或小猪所需之资金。属于种子放款。放款担保以对人信用为主，对物信用为辅。放款期限依放款种类而定，还款通常以六个月为限；惟养鱼时间较长，规定为八个月至十个月。放款利率普遍低于银行贷借。信用合作社还吸收存款，增加运用资金，鼓励储蓄，养成社员节俭美德，“藕塘桥信社存款业务最为发达，至二十五年3月底止，常年存款，已达七百余元，且作为放款资金。胡家渡信社亦能吸收三百元，均为不易多得。至于举办储蓄者，有谢巷、高长岸、丁巷、张家桥、冯巷等五社”。从1929年8月到1935年7月，全县参加信用合作的社员339人，共组织信用合作社九所，它们是第四区藕塘桥信用合作社、第四区陆区桥信用合作社、第一区谢巷信用合作社、第五区高长岸信用合作社、第五区丁巷信用合作社、第五区胡家渡信用合作社、第一区张家桥信用合作社、第一区冯巷信用合作社、第五区周龙岸信用合作社[5]P46。
组织生产合作社被视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广义的生产合作是以合作社的力量共同购进土地，充分利用机械及科学技术，共同耕种，共同分配，但在无锡小农制经营，地权分散的情况下，只能进行狭义的生产合作。从1930年3月到1935年11月，全县参加生产合作的社员达444人，共组织生产合作社七所，它们是第六区戴巷养蚕生产合作社、第九区凤阜乡戴巷养蚕生产合作社、第九区方巷养蚕生产合作社、第五区高长岸养鱼生产合作社、第五区墩上养猪生产合作社、第五区岸底里垦渔合作社、第九区仓四房生产合作社[5]P53。
无锡的蚕桑模范实验区还鼓励蚕农自动组织生产合作社。1932年秋，无锡农业改良场为改善育茧技术，增加蚕农收益，促使蚕业经营合理化，将全县划分为五大区域，共设立指导所44处。1934年春，无锡被省政府指定为蚕桑模范区，颁布了《无锡县蚕桑模范区奖励自动组织养蚕合作社办法》，规定“本区为切实改进蚕桑事业，除整理及扩充原有之育茧指导所外，并奖励蚕户自动组织养蚕合作社，办理共同催青及稚蚕共育等事宜。”[7]P308到1936年，指导所数量增加到100所，自动组织了50处养蚕合作社。
无锡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较高，并无组织运销合作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此相比于其他合作社的种类，运销合作社数量很少，只在茭白产区组织了三社，分别是1932年6月成立的第五区高长岸运销合作社、1934年6月成立的第十区新建乡运销合作社、1935年7月成立的第一区谢张运销合作社[5]P53。
农村消费合作是集合农村中众人的经济力量，以购得价廉物美的消费品，免除中间商人的剥削，也叫购买合作社。抗战前，无锡共设消费合作社四所，分别是1934年5月设立的第一区迎龙镇工友消费合作社、1935年10月设立的第一区炒米浜消费合作社、1935年5月设立的第一区灰场浜消费合作社、1935年9月设立的第四区陆区桥消费合作社，社员546人，其中陆区桥消费社设在乡间，其余三所设在厂区和棚户区[5]P55。
无锡的利用合作事业以灌溉合作社为主，1934年，无锡遭遇旱灾，戽水机供不应求，农民损失惨重，灌溉合作社应运而生，组织农民共同购机戽水，费用较雇机戽水为低。1935年2月至11月，全县共组织了以下六所利用合作社：第一区南徐巷水利合作社、第四区大黄基产销合作社、第四区石阜利用合作社、第十区许泗桥产销合作社、第一区炒米浜人力车利用合作社、第九区七宝乡利用合作社，其中大黄基与许泗桥两社名为产销，其主要业务仍为灌溉。七宝乡的利用合作社主要业务是共同烘焙鲜茧[5]P58。此外还有人力车夫组织的利用合作社。
农民所需各异，人力物力有限，合作社有兼营的趋势。“总计全县兼营合作社有信用兼营生产者6社，信用兼营购买者5社，信用兼营产销者2社，信用兼营消费1社，购买兼营产销者1社，生产兼营利用者1社，共计16社，社员386人。”成立于1934年4月至1935年8月，虽曰兼营，但仍以信用为主，其余业务为辅[5]P61。
在无锡各类合作社中，以产销合作社数量最多。1935年春，农民银行制订了无锡分区组织产销合作社计划，由农行农事专员，会同无锡县合作指导员依照进行。“此项产销合作，乃在合作原理之下，以适合锡邑农村环境为原则，合农、蚕、畜三业，一炉而冶之，以共同进行方法，采取现代生产技术，谋达到改良生产，便利运销之目的”。1933-1935年，各区共组织产销合作社31处，每社社员以50至100户为度，“其有田5亩至20亩，以耕作为主业，养蚕、畜猪为副业，而性情良善，并能勤奋作业者，即可充作社员。”合作社对社员在产、销的各个环节进行示范和指导，以图稻麦种植、蚕桑饲养、养猪的改良或改进。如改进稻麦的做法是：“每一产销合作社，应于多数社员齐集之处，特约社员一人或二人，设立示范农田一所或二所，面积以五亩至十亩为准，第一年给以稻麦改良种子，自播种至收获止，其农事法悉受本行农事专员之指导，所有收入拟由合作社收买。第二年全体社员耕垦，种子全由合作社供给。”[5]P46
三、合作运动绩效分析
从1929年建立第一所合作社始，到国民党政权败退大陆为止，农村合作在无锡风行了20年。无锡的农村合作并没有像河北、安徽等地那样，经历了慈善救济的阶段，而是直接按照现代合作社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在乡村经济的近代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农村合作是为了适应近代乡村经济发展的需要，铲除当时农村中的积弊，达到改进农村经济的目的。“如农民得到工业日用品的比较困难，即需要农村消费合作社来补救。农民每家资本的过少与缺乏，生产工具的不足，即需要农村生产合作社来补救。农民的现金不足周转，告贷无门，或受高利贷资本者的剥削，即需要农村信用合作社来补救。”[8]P78合作社的“真正职能是把不同经济单位联合起来，使生产或出售，或两者都更为便利。”[9]P214因此，无锡一些有识之士呼吁：“振兴农事，实以提倡合作，为惟一之途径。……盖农民惟能合作，方有研究精神，有研究方能改进。吾国农民，素无团结，素鲜研究，则提倡合作，尤为万金良药。惟鄙见对于合作，断然以促进生产为主，以储藏生产为辅，到相当时日，则推广及于运销。”[3]P179
信用合作社的兴办即与农村金融的枯竭分不开。“在昔乡间金融流通，尚有典当赊欠，组织钱会，出租田地，及富农借贷等办法，近则农民典当迨尽，典当衰落，荒欠频仍，购买力薄弱，商店不敢赊欠，良好之钱会，不能按时举行，出租田地，无人承受，而富农地主又皆以资金存入都市之银行或钱庄，一切农民金融机构，破坏殆尽。”[5]P46加上近代以后，农民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通过缴租、付税及购买等方式，不断让所有金钱从农村流入都市，而农产品价格则在国际市场的冲击下大幅下跌，农民生产所得不敷成本，致使农村金融日渐窘迫。无锡地近上海，从农村中流出之现金经京沪铁路源源不断运往上海，在抗战前的1929年至1933年分别达到700225元、3215000元、82700元、2021800元，仅在1934年1月份，就有3200元流入上海[10]P32989～32990。如工业化程度较高的黄巷村，向村外商人或本村船主和厂工的“借款总额计有10780.7元。故本村每年须支付息金2000余元。惟实际上因为经济枯竭的缘故，息金并不按期照付，所以每年息金支出，并不到这个数目。但村友的信用，因此便丧失了，村友的借款，因此更困难了。”[11]P1857～1858金融的枯竭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瓶颈，所以合作事业一般将信用合作作为重点，“在农村中最大而最普遍之须要既系资金之流通，应自信用合作社办起，次第推广倡办其他的合作社。”[12]信用合作社的兴起改变了乡村的传统金融结构，有效地压制了高利贷的嚣张气焰，是现代金融模式植入乡村的开端。
生产合作主要分为三种：其一为稻麦合作，“欲农事之改进，必人人具有改进之精神，是非联合若干农户，组织一合作社，共同努力不可。惟其合作，斯秧田可设于一处，驱除螟虫，拔除稗草，可以共同注意。惟其合作，堆肥可共同收取材料，轮流制造。惟其合作，而种种田间场上之工作，可以互助。惟其合作。可以以同一种籽，同一栽培，同一品质之农产品，共同运销于市场。诚如是也，则货到市场，商人必极欢迎。提高价值，可以预料。更进一步，则小麦尽可直接售之厂家，米稻尽可直接售之客商，而合作之人事尽。”其二为养蚕合作，“共同采办优良蚕种，按照科学方法，蚕室蚕具励行消毒，共同暖种，共育稚蚕，共聘专家为技术上之种种指导。”其三为养猪及养鸡合作，“联合组织团体，选发育速而粪尿多之种猪，选价值比较便宜，而质料比较丰富之猪食，共同购买。……联合若干户，共同选购良好之鸡种，从事饲养，亦为至要之举也。”[3]P174～176生产合作将单个的生产组织成集体的协作，不仅打破了传统的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而且提高了生产效率，是现代大生产的积极尝试。
建立运销合作社被认为“是对付商人垄断的唯一的组织，也就是解除农民经济上压迫的唯一的良策。”[13]P233无锡运销合作社的设立，促进了农产品销售方式的近代化，保障了农民的利益。根据成本核算，由谢张运销合作社出售的每担茭白，“较由贩商收买者多得一元。”高长岸运销合作社组织较为健全，“社中职务，均为社员分担，颇有兴趣，精神亦佳，产品优良，运销京沪各埠，市价提高，社员均受其利，而当地农产晶价格因以高涨，即附近农民，亦受其益。”[14]P50至1935年运销业务停顿止，共运销茭白六次，数量总共6 530担，总价值25 632.08元，“总计高长岸二村，因合作社成立之故，增加收入3000元。”[13]P249新建乡运销合作社业务兴旺，“自举办合作运销以来，已颇具成绩：一、货物可以不致压积；二、可避免中间人之剥夺；三、可提高货价。故社员对于合作运销兴趣，颇为浓厚。”
农村消费合作的意义，“是应用合作社的原理，把需要贩卖农产物的农民集合起来，用团体的力量，把各个社员的农产物，直接的运销于消费的市场。”[15]P86这就将小农制下零星、间接的贸易改变为大量、直接的贸易，利用大量贸易的优势和团体的力量将农民生产的农产品直接与消费者连接起来，免除了中间商人的盘剥，既保障了生产者的利益，又可使消费者买到价廉物美的产品，同时还可以消除贸易上的舞弊行为。消费合作社还可以实现单个小农无法实现的大宗农产品的储藏、包装和运输，藉此建立起良好的信誉，从而保证了现代乡村贸易市场的健康运行。
利用合作的开展，有利于克服地权分散的弊端，实现共同耕作，共同收获，兴修水利，购买新式机械，以谋取耕作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的改良。利用合作社“物之共有”、“物之共同保存”、“物之共同使用”的特性还为消灭私有财产制度提供了某种可行途径。
此外，从城乡关系上看，农村合作社在名义上虽限定于农村，但“实际上却是沟通并调和农村与都市的经济关系的一种调剂，”[8]P77农村消费合作社，把都市中的工业产品贩卖到农村去，充当了工业联系农业的纽带；农村运销合作社则把大部分农产物运往都市中销售，密切了乡村与都市的联系。至于农村信用合作社，更是农村与都市之间的金融的一种调剂。自从工业化以后，都市的飞跃发展与农村的停滞落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农村合作社则在都市与乡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乡村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从而缩小城乡差距。
当然，从实际效果看，即便是在无锡这样近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农村合作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和困难，有些合作社举步惟艰，有些中途停办，与当初的设想相差甚远，如信用合作本是吸收都市游资，活跃农村金融的良方，但在实施的过程中，也遭遇了重重挫折。江苏农民银行无锡分行所发表的放款方针之宣言中有云：“……积三年之经验，深知不惟小农之穷，爱莫能助；即小农之急，亦无从援手。以故本行即种种为农民设想，许以所借之款，得分期或零星偿还。原冀农民以生产收入，撙节开支，拨还债款，以脱苦境。无如农民所生之产，尚不敷湖口之资……其黠者，不严追则任意延宕，严追则终至变产以清债，屡试屡验，殆无稍爽。”[16]P622～623至于当局推行农村合作以期达到的整合乡村社会、实现地方自治的社会政治效应更是无从显现，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农村合作的积极意义，它是人为推动乡村经济近代转型的有益尝试，至少在经济层面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是近代无锡乡村发展历程中不可忽视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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