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践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最为重要的深刻根源，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是以实践为根本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的科学理论。
首先，实践是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最终源泉。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不难理解这一点：一切理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源于经验的，而无论是多么间接的经验都来源于直接经验，而一切直接经验都是来源于实践的，因此一切理论最终都来源于实践。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创新也不例外，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也是以实践为最终源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之时，诚然要广泛研究前人的思想材料与批判地吸取前人的思想成果，要充分发挥他们自身的聪明才智并进行艰苦卓绝的思想劳作，但究其根本，还在于从当时的丰富复杂的社会实践中获得了必要而重要的源泉。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1](P419-420)。列宁揭示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首先获得成功，这一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也是以当时的实践发展为源泉的。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改革开放以来所经历的一系列的理论创新，无一不是对中国社会实践的迅速变化不断发展的生动而能动的反映。
其次，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和超越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深刻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前进、最终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结论，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运动创建了科学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以后，他们在直接参与工人运动的实践中，不断根据新的经验、新的历史条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和工人运动的新实践不断作出新的判断和理论解释，补充、修正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使之不断丰富和完善，不断为工人运动提供新的思想指导。列宁根据十九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和俄国的具体实际，深入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规律，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或几个国家首先取得成功的新思想，极大地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将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并取得胜利的论断，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
第三，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产生于实践的需要，并围绕着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实践需要而确定其主题与任务。19世纪40年代，随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激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在法、英等国空前活跃，因而引起马克思的深切关注，但他不赞同当时流行的空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认为只有在“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而且重要的问题不是像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去搞“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对它的理论论证”[2](P134)。1871年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及时而深刻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宝贵实践经验，围绕坚持、捍卫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斗争而丰富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研究的晚年笔记表明，他把对原始公社问题的研究和东方革命形势结合起来，努力探索东方国家能否像俄国一样，在条件成熟时使这些公社的发展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走向社会主义，因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开拓了新视野。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理论创新，是我们党的一条最基本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在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的过程中，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指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第四，实践为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必要而有利的条件，包括经验资料、实践手段、环境改善、新的工具等在内。例如，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时代的变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客观要求，推动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向欧洲的广泛传播，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产生后所经历的1948年、1871年两次革命风暴的经验基础上，大力推动共产主义运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又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探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诸多有利条件。再如，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实践对于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提供的条件，可以说是极为独特、非常丰富、相当充分的。
第五，实践是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最后归宿。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主要在于应用。实践作为沟通主体与客体的桥梁，使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成果有可能转化为现实。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完善与发展理论自身，更重要的是在于应用，在于把理论创新的成果转化为改变社会环境的现实。要实现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这一根本目的，就必须通过实践予以实施，舍此别无他途。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俄国、在中国、在东欧都得到了一定的应用，因而至今具有极为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影响，尽管这种应用有对错得失之别，有文野高下之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当代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转化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六，实践是检验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标准。在检验认识中，构成实际检验过程的是实践检验方法系统；在实践检验方法系统中，实践检验、感性经验、理论框架、逻辑思维与背景知识都是其中必要的要素；但在最终的意义上，实践仍然是检验一切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3]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是理应倡导的，但其究竟是否正确，必须由实践加以检验才能去伪存真，进而修正发展、从而得到长足进步。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创新通过历时七十多年的实践检验，既证明了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快速发展军事国防工业等方面的优越性，同时也证明了固守片面的计划经济、国民经济比例失当、执政党丧失民心等等方面的严重失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的实践，既证明了其总体方向上的正确性，也表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种种不完善性，不仅是为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而需要不断完善，而且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都需要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实践中予以进一步的不断完善。
第七，实践为打破认识的恶性循环怪圈提供了有力的纠偏机制。长期以来，我们党面对的最主要和严重的阻力，来自于对社会主义理论作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因循守旧、停滞不前，用本本去框社会主义实践的教条主义倾向，并且在对社会主义理论作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与对社会主义实践作错误解释之间，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恶性循环的怪圈。而对于这样的教条主义的表现和倾向，如果不是以实践为纠偏机制，不以时代、世界和社会的新实践、新实际为中心和参照来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开拓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境界，那就不能击中这种教条主义倾向的要害，也不能有效地打破上述恶性循环的怪圈。
第八，一定的实践结果作为客观的价值事实，能对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构成判断标准，而这样的判断标准是衡量实践成败、进而检验指导思想对错的必要而重要的一环。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切认识正确与否是由实践来检验的，实践的成功能证明该指导思想的正确性，而实践的失败则能证明该指导思想的错误性。那么，实践上的成功或失败，又由何者来衡量判断？若无衡量实践成败得失的判断标准，就不能在实际上完成对认识的实践检验。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就是：如果没有“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就不能正确地判断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的成功性质，更不能进而检验出指导其成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可见，“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的提出和运用，不仅能解决特定历史阶段上遭遇的特殊问题，而且实际上是提出了和在一定意义上解决了一个较为普遍的重要问题，即如何衡量将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付诸实践后的成败得失问题，以什么样的判断标准去正确地判断这类实践的成败得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