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粮食问题及出路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路论文,粮食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21世纪逼近时，中国面临着每年耕地减少30万公顷左右、人口增长1400—1500万的严峻局面，已经引起国内外理论界和决策界的广泛关注。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理斯特·布朗在《世界观察》上曾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非常悲观地认为，到2030年中国粮食缺口将超过世界粮食出口贸易总量，以致于所有粮食出口国都不能养活中国。布朗的观点世人已有评说，我国政府也响亮地回答：“中国人有能力养活自己！”于是，一批讨论文章应运而生，然而却忽略了布朗先生给我们的警示中的有益成份。笔者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对比分析认为，盲目乐观是有害的，同样悲观失望是错误的，关键是我们要增强紧迫感、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客观、冷静、全面、系统地分析我国粮食生产的制约因素、增产潜力及政策取向，本文仅做初步探讨。
一、粮食生产的制约因素
（一）人口数量增加 据测算，即使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到2000年、2010年、2020年2030年，我国人口将分别达到13亿、14.3亿、15.4亿、16.3亿，如果假定人均粮食消费量不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仅人口增长一项；就使我国的粮食需求量到2000年绝对增加350 多亿公斤，到2010年将绝对增加近800亿公斤。 从世界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共同趋势来看，人口的增减，最终是一个经济发展—文化提高—生育观变化—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但从这种复杂运行的过程进入协调状态，需要较长时间，西方发达国家实现这一循环用了200年左右。我们期望2030 年实现人口自然增长为零或负数，其艰难程度现在必须有足够的估计，在农村“生儿为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有的夫妇为延续后代，连续生育四五胎，超计划生育的孩子有的成为“黑人”（无户口，不在统计、普查范围之内），这在农村绝不是个别现象。据《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预测：中国实现零增长时峰值将达到18.9亿。联合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中国土地资源生产潜力及其人口承载力”课题组人员，选用反映综合气候要素的实际可能蒸散量与地区自然植被年产量的关系计算我国土地资源能力，每年约为22.6亿吨干物质，其理论的最高承载能力约为15—16亿人。因此，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土地资源承载力将处于临界状态。
（二）耕地面积减少 我国的耕地面积自1957年以来就呈现出净减少的趋势，80年代初期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中更加得到了强化。据统计，1957—1990年累计减少耕地0.43亿公顷，平均每年减少耕地130 万公顷，扣除历年开荒新增面积0.26亿公顷，耕地净减少0.16亿公顷，平均每年净减少49万公顷。进入90年代，《土地管理法》的实施，耕地减少的趋势并未得到遏制，1991—1994年，全国分别减少耕地44.6万公顷、70.4万公顷、62.3万公顷和71.4万公顷，增减相抵，净减少2.3 万公顷、29.1万公顷、32.3万公顷和40万公顷，前几年出现的“开发区热”，全国各种类型的开发区圈占了160万公顷耕地， 相当于一个中等省区的耕地面积，这几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始积累时期“圈地”运动的历史在我国的重演。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东南沿海省份耕地面积减少更快，目前广东、福建、浙江等省的人均耕地面积都已降至0.04公顷以下，已低于联合国所规定的人均耕地危险点—0.053公顷。 今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非农产业与农业在耕地竞用方面的矛盾会日益突出，耕地面积减少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我们只能减缓这种趋势，但不能遏止这一趋势。这在目前的土地政策下更是如此，因为土地收入完全交给了地方，土地于是成为财政拮据的地方政府汩汩不尽的合法金库，其收入已占当年财政收入的30%—50%，有的高达70%，致使人们寄望甚重的土地供应计划几乎完全成为虚设，地方政府卖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这种怪现象南方重于北方。当然，耕地的减少有合理的因素，如改善交通运输条件等，但也有许多不合理的因素，如滥建开发区、中小城市的平面扩张、农民建房缺乏规划等等。据测算，到2030年，每年耕地净减少面积控制在13.3万公顷（每年减少耕40万公顷，新开垦耕地26.7万公顷），人均耕地将下降到0.055公顷，50 年以后我国人均耕地将降到0.04公顷，100年以后还能有多少耕地留给我们子孙后代！ 这决非危言耸听，而是严酷的现实。长期以来，我们还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耕地减少不只是一个数量概念，而且具有质量含义，因为减少的耕地大部分是沃土良田，如果用开荒新增面积弥补减少的耕地，肯定是入不敷出。
（三）粮食间接消费增加 我国经济近年来一直以高于10%的速度扩张，据测算，从现在起到2010年的15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仍将超过8%，到2010年我国GDP总量将达到86000多亿元，人均GDP将超过6000元，按实际汇率计算，届时我国的GDP 总量将有可能位居美国和日本之后而成为世界第三。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推动人均收入水平的相应提高，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又必然推动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改变。食物消费结构的高级化，即在食物消费总体中，粮食的直接消费量减少、相对份额下降，粮食的间接消费量增加、相对份额上升，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规律。近年来，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已经表现出这种规律性。据统计，我国城市居民膳食热能中粮食供给的份额已经由过去的70%下降到目前的60 %， 农村居民相应的份额也由87%下降到82%，而由脂肪供给的热能份额城市居民由26%上升到30%，农村居民由13%上升到15%。粮食的平均直接消费量则由1986年的253 公斤减少到1993年的232公斤，减少了21公斤，平均每年减少3公斤。食物结构高级化的结果，不是粮食需求量的减少，而是粮食需求量的更大增加。因为对粮食的间接消费主要表现为对动物性食品的消费，而粮食向动物性食品的转化，在数量上并不是简单的1∶1的关系。消费1 公斤蛋，意味着要消费3公斤粮食；消费1公斤猪肉，意味着要消费5 公斤粮食。我国居民在动物性食品消费量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将呈不断缩小的趋势，这种缩小的趋势成为推动我国粮食需求增长的重要力量。
（四）水资源短缺十分突出 我国的人均径流量从1949年的4800立方米，1993年降到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值的1/4，居世界第88 位，已被列入12个贫水国家的名单之中。80年代以来农业灌溉面积一直徘徊不前，每年缺水达300亿方立米，年均受旱面积达0.72亿公顷、 损失粮食产量2500万吨。我国81%的水资源集中在仅占全国耕地36%的南方地区，而占总耕地面积64%的北方地区只占有19%的水资源，南涝北旱现象十分突出，水旱灾害越来越频繁。如黄河断流过去民间传说为百年一遇，而近年来连年断流，断流时间提前。据推算，旱灾发生率每增加1%，粮食每公顷产量将减少9公斤，水灾每增加1%， 粮食每公顷产量将减少15公斤。工业用水紧张，城市供水矛盾日益尖锐。在全国617 个城市中，有300多个缺水（日缺水量达1600万方立米），其中100多个严重缺水。32个百万以上人口特大城市中，有30个长期受缺水的困扰。我国有1/4的农田灌溉和1/3的城市用水来自地下水。地下水长期超采，水位下降，造成隐患。由于水利设施不足，调控能力差，加之湖泊面积日趋缩小，水资源危机是继耕地危机之后自然资源的第二危机。
（五）水土流失、环境污染日趋严重 据遥感普查资料，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高达367万平方公里，比40年前增加了225万平方公里。全国每年流失的表土达50亿吨，相当于把全国耕地从表层刮去1 厘米厚的肥沃土壤，为此损失的氮、磷、钾养分约4000多万吨，相当于100 个年产40万吨的化肥厂的产量。预计到2000年，我国表土流失量将比目前增加20%—25%，土地生产力将大大下降。草原退化、沙化和盐碱化呈发展趋势，严重退化面积近1亿公顷，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1/3以上，平均产草量下降了30%—50%。在全国有监测的1200条河流中，已经有850 条受到污染。全国已有1/4的河流不符合农灌标准。全国有0.1亿公顷耕地深受工业“三废”的危害，农田中铬、砷、铅、锌等重金属离子含量大大超标。全国20个省市出现酸雨，污染农田达266.3万公顷。 全国农药污染耕地0.13—0.16亿公顷。从长远看，专家预测全球气候变暖对我国将有重大影响：由于海平面上升，到2050年沿海海拔4 米以下的平原地区将受到海水淹没的危害并导致6700万人搬迁；由于蒸发量增加，可用水减少，将导致作物减产；由于降水量增加和土壤湿度降低，土壤侵蚀的威胁将加剧。
（六）生产成本上升 首先，农业生产资料涨价范围之广、涨幅之高令人吃惊。以河北省为例，1996年国产尿素每吨卖到2400—2600元，比1994年同期上涨四成以上，尿素综合价每吨由1988年的715 元上升到1996年的2290元，9年间接近翻两番。种子、农药、农机、柴油、 电力等价格也呈现出全面上涨的趋势，要控制住有很大难度。其次，面对粮食单产水平提高的诸多障碍，为提高粮食生产能力而采取的许多措施都会进一步引发粮食生产的成本问题。比如，在地下水位日益下降的情况下，达到既定的粮食增量就要求付出较多的灌溉成本；化肥的报酬递减现象也使单位粮食增量与更多的化肥成本相联系；即使是提高复种指数，也会使粮食生产成本明显上升。所以，对于我国的粮食生产来讲，边际成本的上升将会是一个长期趋势。边际成本的上升，会生成粮食生产的新的利益分配问题，即成本增量由谁负担的问题，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合理解决，将会通过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影响到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和粮食供求关系。粮食生产成本的上升，必然还会推动粮食市场价格的进一步上升。
（七）农业投入逐年下降 自80年代以来，国家、集体和农户对农业投入基本上是全方位下降趋势。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六五”时期（1981—1985年）农业投资平均每年为34.4亿元， 占总投资的5%；“七五”时期（1986—1990年）农业投资平均每年48.5亿元，占总投资的3.3%；1991年占总投资的4%，1992年占3.7%，1993年占2.8%，1994年占2.6%，致使农业基本建设进展不大。 国家拨给农业科研单位的事业费只够人头费的60%—90%，一些单位争取得来的课题费又少得可怜，部属和省属农业科研单位人均0.2—0.4万元/年， 用于发工资就很勉强，更不用说搞科研了。在农业科技推广方面，由于不适当地对农业科技推广单位“断粮断奶”，农技推广费仅占农业总产值0.2%， 20%的农业推广机构完全与财政脱钩，农技推广机构不同程度出现了“网破”、“线断”，“人散”、“心凉”的局面，人才流失过半，后备力量严重缺乏。作为农业生产年度投资主体的农民，在种粮比较利益低的环境下，按价值规律选择了减少农业投入的决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具体测算，农民生产性投资的实际增长量（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分阶段呈现出依次递减的结果：1980—1984年人均投资增加115元，年增长35.6%；1985—1989年人均投入增加105元，年均增长率为4 %； 1990 —1993年人均投入增加106元，年增长率仅为3.1%。特别是近年来沿海地区甚至已经出现粮田撂荒现象，如惜土如金的沪郊，1993年夏熟土地抛荒面积达4.3万公顷；浙江省1992年冬季撂荒13.3万公顷，1993 年冬季撂荒又比上一年有所增加。农民种田积极性不高，加之农业投入减少，致使我国农业生产非常脆弱。
二、粮食增长潜力
（一）资源潜力 目前，全国尚有2.47亿公顷可利用草原，南方有0.47亿公顷草山草坡、0.13亿公顷宜农荒地、0.033 亿公顷沿海滩涂及0.02亿公顷内陆水面有待开发利用，充分开发国土资源，保守估计，可生产660亿公斤粮食及饲料粮。我国现有耕地中， 高产的一二等地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2%左右，中产的三四等地占41%，其余为低产田，根据已有的经验，改造1公顷中低产田，平均增加粮食生产能力1875 公斤，改造中低产田的粮食增产潜力在1000亿公斤以上。我国复种指数目前为155%，理论值可达198%，还有43%的潜力可挖，复种指数提高15%，可增加播种面积0.13亿公顷，可生产578—825亿公斤的粮食。我国因各种人为因素废弃的土地已累计达0.13亿多公顷，其中从事开矿、烧砖等废弃的土地约有333.3万多公顷，其中有一半可以恢复整治为耕地，133.3万公顷可以整治为林、果、水产等其他农用地，33.3 万公顷可以整治为非农业用地；因兴修水利、铁路、公路及旧坑、塘、宅基地等废弃的土地0.1亿公顷左右，其中有466.7 万公顷可以复垦整治为耕地， 333.3万公顷可作其他农用地，200万公顷可作非农业用地。以上两项，即可恢复耕地633.3万公顷，发达国家的土地复垦率一般在50%以上， 我国只有6%，应加大复垦力度。另据1980—1984 年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组织的土地利用概查，得出全国耕地面积（不含台湾）近1.4 亿公顷，比耕地统计数1亿公顷多0.4亿公顷，可见耕地潜力还大得很。
（二）技术潜力 我国科技进步在粮食增产中的贡献份额为3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说明技术潜力还是很大的。在粮食单产方面，我国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1994年水稻每公顷产量5370公斤，比澳大利亚低近2000公斤；1994年小麦每公顷产量为3450公斤，比荷兰低近5550公斤； 1993 年玉米产量为4665公斤，比荷兰低20250公斤。 据《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课题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稻谷、小麦和玉米等单产潜力相当于现有实际单产水平的2—3倍。 在资源利用效率方面， 我国目前天然降水的利用率不到10%，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不到40%。一些发达国家灌溉水利用率达到70%—80%。以色列每立方米灌溉水生产2.32公斤粮食，我国只能生产1公斤粮食。 如果我们把现在灌溉用水每公顷 8925 方降低到以色列的5775方，就现有的灌溉用水总量可灌溉0.76亿公顷，比实际的0.5 亿公顷多出0.26亿公顷，这是多么大的潜力！有些发达国家化肥利用率达到60%—70%，我们只有35%左右。如果改进施肥方法，将化肥利用率提高10个百分点，等于增加1200万吨标准化肥。我国每年约有1000亿公斤原粮直接用于喂养畜禽，配合饲料还不到20%，饲料报酬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例如猪的料肉比发达国家为3.5—3.8∶1， 而我们为4.5—5.1∶1。如果达到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可以节约粮食175亿公斤。再比如，目前全国种子使用量为125亿公斤，实行精量播种， 可节省用种20%左右，等于25亿公斤粮食。
（三）调整粮食生产结构的潜力 即实施“三元结构工程”，据计算，到2000年5亿吨粮食目标产量中，直接消费需求只55%左右， 将有1/3的粮食作为饲料粮，这需要0.33亿公顷左右的粮食播种面积， 如果继续按照传统的“粮食”观念和“人畜共粮”的种植模式，不仅畜牧业效益低，而且可能会形成更大的供需结构不平衡。为此需要从生产结构调整上实现由传统的粮食—经济作物为主的二元结构向粮食—饲料—经济作物相结合，农牧渔业相互促进的新型的三元结构转变。仅此一项，用同样的播种面积生产优质高产的饲用玉米、饲用牧草等，就可以至少获得多一倍的动物性食物。同时，充分利用微生物工程，将全国约5 亿吨的农作物秸秆通过微生物发酵变为饲料，则可获得相当于2 亿吨的饲料粮，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啊！
三、粮食增产的措施
（一）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 中国的农业问题能否搞好，不仅对中国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对世界的影响非常重大。目前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如果全方位重视农业，重视粮食，粮食就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如果搞不好，虽然不会像布朗预言的那么可怕，但谁也不能保证中国粮食不出问题。“人口膨胀”、“耕地锐减”的危险一直在警钟长鸣，我们必须使每一个国民充分地、真正地、自觉地认识到这种危险，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并把这种危机意识自觉地渗透到思维和行动中去。可喜的是，党中央、国务院早就把“计划生育”、“保护耕地”作为两大基本国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全党、全国高度重视农业，确立把加强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首位，立足国内基本解决粮食供给的方针。现在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彻底改变“口号农业”、“会议农业”、“文件农业”的现状，集中精力，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狠抓“真正把加强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的落实。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控制人口增长，坚定不移地遏制耕地减少，抓紧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区，争取一两年内将全国基本农田都保护起来。唯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得以繁衍生息，才能圆强国之梦。
（二）实行农业的产业化生产，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 农业产业化即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资源开发为基础，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产品，按照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内外贸一体化的经营原则，实行多层次、多形式、多元化的优化组合，发展各具特色的“龙”型产业实体。实行按产业化发展农业，可以把从事农林牧渔业的生产、加工、经销的过程联系起来，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经营状况良好的一条龙的经济实体，并通过企业在农村建立农业生产基地、产品基地等为农民提供配套服务，和农民建立比较稳固的产销关系，结成比较紧密的利益共同体，降低各种影响农业发展的自然风险、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使农业生产者获得来自非农产业领域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收入，维护农业生产者的利益，进一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将有助于完成农产品不断增长目标的实现。
（三）对主要农产品实行适度保护政策 随着耕地资源的稀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上涨，农产品价格必然攀升。当我国的农业比较优势逐步消失后，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保护农民利益，平抑农产品市场，一定要对包括粮食在内的重要农产品实施保护政策，并对粮食生产采取价格支持和生产补贴政策，通过建立最低保护价制度维护农民利益，鼓励农民发展粮食生产。对国内农业生产构成威胁及损害农民利益的农产品，应制定较高的关税税率，以限制其进口。而对于国内市场所需要，本国农业生产又不能满足的部分农产品，实行低关税甚至零关税税率。
（四）大力推进科技进步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业最终要靠科技解决问题。要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大发展，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必须首先要有一个大解放、大发展。为此，各级政府必须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制定切实可行的农业科技政策，进一步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组织科研力量在农业科技攻关上力争有所突破，下大力气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加快实用技术推广，加强农村推广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
（五）切实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要加快农业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必须注重转变增长方式，走高产、优质、低耗、高效的发展路子，努力提高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转化率，向结构优化要效益，向规模经济要效益，向技术进步要效益，向科学管理要效益。要尽快把农业潜力挖掘出来，大力发展适应市场需要的名优特新产品，提高农产品档次、价值、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