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与大罢工的使命——1926年英国大罢工失败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罢工论文,英国论文,资本主义论文,使命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6年在英国发生的大罢工，其规模和猛烈的程度在英国历史上是少有的，但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这次大罢工的意义和后果的研究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致让这一重大事件本应留给人们的若干思索也随着一些简单化的结论而被淹没。今天重新回顾英国现代史和工运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当会给人们若干新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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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26年的大罢工，苏联学者的一般看法是，这是英国统治集团经过周密准备要摧毁英国工人阶级，企图在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的基础上来提高自己的工业竞争能力而引发的。不少西方的学者则认为这是英国工人阶级采取的威胁到议会制度的生存，接近革命的一次行动，即英国工人是造成这次罢工的主要因素。我国学者对此次事件的观点基本上与苏联学者相同。
但事情远比人们设想的复杂，从大罢工的整个过程看，英国煤矿工人一直是罢工的中坚力量，正是由于煤矿工人的主动精神，才使大罢工发展到了如此猛烈的程度。一战后，煤矿工人的斗争代表着劳资双方在各方面的较量，这不仅是由于煤矿工人联盟是战后英国工会中最强大的一支力量，而且由于煤矿工人恶劣和危险的工作环境，使他们增加工资和缩短工时的要求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同情。
英国经济在1923—1925年短暂的繁荣之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萧条时期，这使得周期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问题同时严重起来。由于英国的大部分工业品都依赖于出口贸易，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波动对英国的影响就十分巨大了。此外，英国的一些老化的工业部门，如煤矿、纺织和造船等行业，由于技术落后等原因，实际上已经长期处于衰退之中，这些部门的工人几乎没有可能再找到工作，这种结构性失业在煤矿部门中显得尤为突出。煤矿的不景气一方面是由于战后的经济发展速度减慢，另一方面则是很多国家使用了新的能源如石油和天然气等，这就使英国的煤矿工业几乎没有可能重振雄风。这种状况，决定了煤矿业成为英国劳资冲突与政治斗争的焦点。
1925年，保守党政府实行金本位制后，英国的出口急剧下降，于是煤矿业主要求削减工人的工资并恢复8小时工作制，保守党政府十分兴奋地支持雇主的要求，鲍尔温不仅要求削减矿工的工资，而且要求削减所有工人的工资，以增强英国商品的出口竞争能力。而英国一些专家对煤矿进行调查的结果，也认为应该加强技术改造，合并小煤矿。总之，政府应取消对煤矿的补助，使其增强竞争能力，这就使削减工人的工资成为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工会被雇主和政府的态度激怒了，于是再次以空前的热情投入了斗争，全国职工大会也支持矿工的行动，铁路工会和运输工会都同意禁运煤炭。
这样的威胁迫使政府暂时作出让步，鲍尔温政府宣布给煤矿主发放暂时的补助金以保证他们能按过去的标准给矿工支付工资同时又不增加劳动时间。政府的要求被双方接受，于是工会开始庆祝自己的胜利，认为这是工人团结斗争的结果。
这是一次令人不安的胜利，它似乎来得太容易了。1925年举行的工联大会上，大会以2，456，000票比1，218，000票通过了“工会运动应准备和工人政党一起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的目标。[①]正是这一目标，给以后保守党政府在反对大罢工的过程中制造工会有推翻政府阴谋的舆论提供了某种依据。然而，工会运动的表面胜利并不能掩盖潜在的危机，保守党政府从来没有放弃打击工会，削减工人工资这一根本的政策，并将这一政策与增强英国的经济竞争力联系在一起，工会取得胜利主要在于保守党政府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当工人运动在取得胜利后暂时平息时，保守党政府利用发放补助金的7个月充分作好了与工会较量的准备。约翰·安德森爵士被任命起草一份详细对付工会的文件，1925年11月，该计划基本完成；此外，政府组织的工贼组织“维持供应会”也已经成立，目的是在罢工时取代罢工者。[②]当政府的意图逐渐暴露后，工会不得不采取行动来与政府作斗争。但除了少数工会外，整个英国工人和工会的主体在心理上都未作好与政府再次交锋的准备，结果工会的领导人希望能与政府谈判解决问题，却遭到了丘吉尔等人的拒绝，他们认为只要政府坚持，工会如果罢工很快就会崩溃。
1926年3月6日，塞缪尔委员会发表了报告，详细分析了煤炭业面临的严重问题，也认为工人的工作环境和报酬都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改善，但这只能留待将来去解决。因此，政府对煤炭业的补助应该停止，而矿工要么增加工作时间，要么降低工资收入。这个建议理所当然地遭到了矿工的拒绝，他们准备用罢工来回答政府的挑衅，而矿主则宣布如果矿工不同意增加工作时间或削减工资的话，他们从5月1日起就要同盟歇业。5月3日，谈判破裂，5月4日，大罢工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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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罢工可以说是工会被迫接受的一场战斗，工人的准备工作很差，开始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政府掌握着各种宣传工具，并充分利用它们来谴责罢工。在罢工的第一天，政府就宣布要出版一种政府的报纸，每份一便士，用来公布官方的观点，当然，谁也没有想到，匿名的主编就是丘吉尔。这份报纸出版后的发行量急剧上升，从最初的几十万份上升到罢工结束时的200万份。丘吉尔对打击罢工十分积极，在罢工中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报纸上谴责工人的行动，他认为，“矿主们已经同意了塞缪尔委员会的一切要求……但矿工领导人在达成协议上没有前进一点。”[③]5月6日，约翰·西门爵士在下院宣布罢工为非法，并威胁要严惩罢工的领导者，很多律师也积极地寻找罢工为非法的依据，认为工会对政府施加压力是违宪的行为。他们的言论虽不产生法律效力，但却对工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很多群众也认为罢工是一种试图推翻英国合法政府的阴谋，罢工最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从工会方面来讲，除了已有的矿工罢工外，尚有100多万其他行业的工人准备随之罢工，其中包括所有的运输工人，书籍和报刊印刷工人，以及化工和动力部门的工人，但棉织业等行业的工人仍然被允许上班，机械和造船等部门只是在一周后才应总理事会的要求罢工。所以，这实际上不是“总罢工”，总理事会也拒绝这个名称，但它毕竟是英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大罢工，这个名称也就自然地沿袭下来。
然而，这种空前的声势并不能保证罢工的胜利，保守党政府早已作好了准备，经济并未瘫痪，社会生活的机器照常运转，维持供应会把罢工的损失降到了最低的限度，因此，政府完全掌握着主动权，可以从容地对付罢工，而罢工者在政府的这种政策面前则显得束手无策。5月9日，一个消息开始流传开来，说政府即将取缔职工大会总理事会，废除工会纷争法，并派军队镇压罢工。5月10日，塞缪尔委员会派人去与总理事会调解，尽管它尚无代表政府提出具体条款的权威，总理事会已经很高兴地接受了调解，但翌日与矿工委员会谈判之时，矿工却坚决要干到底，并且不允许总理事会代表他们与政府谈判。于是争论又开始了，总理事会认为他们为矿工的利益举行了罢工，就有权对结束罢工提出意见，而矿工坚决反对这一点，认为他们才有权决定复工的条件。5月11日，塞缪尔起草了关于制止罢工的备忘录，要求降低矿工的工资。同时允诺如果矿工复工的话，政府将宽宏大量地对待罢工者，这实际上使罢工者一无所获。虽然原来列入“第二线”的机器和造船工人于5月11日也参加了罢工，但总理事会已不顾一切，在没有落实任何条件的情况下，突然于5月12日早上宣布复工。这当然是一种无条件的投降，而罢工者大多数还以为自己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当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得到时，一部分人拒绝复工，但对事态的发展已无济于事了。
矿工继续坚持了8个月的罢工，最终还是失败了。实际上，从政府一开始宣布“罢工是一种反对国家的阴谋”时，罢工失败的命运就已经注定。除非总理事会决心举行革命，即使不是暴力革命，也要迫使现存的政府下台，才有可能挽回失败的命运。而这一点，无论对工会或工党的领导来讲，都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麦克唐纳一直认为，“我在一生中一直是反对同情罢工的，它没有实践的价值，只能制造紧张空气。它只有一种确定的后果，即痛苦而盲目的反应。”[④]总理事会尽管也组织了罢工，但对罢工的态度始终是犹豫的，最根本的一点是罢工究竟要达到什么目标？事实上，工会除了保持自己的工资不致下降外，没有任何长远的政治目标，这就绝对排除了政治革命的可能性。而保守党政府先前之所以让步，一方面是害怕革命，一方面是政府尚未作好准备；现在的情况是，革命的浪潮早已消退，政府不怕玩火。而英国公众又把罢工看作是对英国宪政的威胁，即使总罢工的目的只要求更迭政府，也是与英国的政治传统相悖的，英国的传统观念是，政府的更迭只是能靠投票决定，而不是其他方式，这就使总罢工即便在道义上也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政府当然不愿放弃这一打击工会的绝好机会，结果政府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1926年的大罢工是英国工运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罢工中，工人们尝试了除革命以外的一切手段，但最终失败了，工会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心头蒙上了难以摆脱的阴影。大罢工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工会斗争所能达到的限度，并由此决定了今后几十年英国工人运动的主导方向：“直接行动”的呼声几乎听不到了，工会发觉罢工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武器，按韦伯夫人的说法是，“这是无产阶级为自己事业而奋斗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痛苦的方式”[⑤]。此后，英国基本没有全国性的大罢工，罢工的次数也从此递减。
从经济角度看，这场冲突的结局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英国战后经济的严重不景气的情况下，工人试图从日益变小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蛋糕中保持甚至超出原有的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工人的罢工行动除了保持自己的工资不被削减外，的确不能证明是一种克服经济危机的方式。
大罢工失败后，保守党政府抓紧时间从立法上巩固他们的胜利，政府提出的《工业纷争与工会法》在1927年7月29日成为法律，工人将这项法律称为“工贼宪章”。它几乎剥夺了英国工人几十年以来的斗争成果，使工人在立法上的地位倒退到了1875年以前。该法律除严禁超出本行业的罢工外，还规定试图对政府施加压力的罢工均为非法，工会也丧失了纠察和劝说其他工人罢工的权利。同时还禁止工会募集用于政治目的的基金，从前参加工党的工会会员如不缴纳党费，应以书面形式陈述理由，现在则正好相反，经费用于政治目的的必须提供书面声明，并规定凡组织或非法罢工的人应处以罚款或判处2年以下的徒刑。这项立法对工党和工会的打击十分沉重，政府通过它有效地控制了罢工。工党吸收的人数从1926年的3，338，000降为1928年的2，017，000人，参加工党的工会从1926年的206个降为1928年的196个，工党党员中的工会成员从1926年的4，347，914人降为1928年的3，847，842人。[⑥]从1927年到1929年，工党的入党费几乎减少了1／4，而地区一级的组织损失更大。
然而，尽管工党与工会在财政上的损失巨大，尽管它们暂时处于不利的地位，大罢工所产生的长远后果却是出乎保守党意料之外的，工会从此断绝了自己采取“直接行动”的获胜希望，因而更加坚定地支持工党采取议会内斗争的方式来达到扭转不利于自己的局面。而工党本身在工会受到强大压力的情况下不得不更多地吸收个人党员，结果自己的组织比过去更为巩固。
大罢工的失败和1927年的工会法促使工会政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广泛流传着雇主们要增加工时减少工资，加之贸易状况一直很坏，工会感到了自己与雇主谈判时地位的软弱，因此能避免罢工就避免罢工，以往工会的战争精神，不仅在工会干部中，就是在一般工人中，也明显消退，大罢工后的英国工运，呈现出“向右转”的保守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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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罢工失败所引起人们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英国政府是否有意挑起这场争端？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希望”罢工，但在“红色星期五”以后，政府与工会迟早要摊牌的情绪的确在英国的内阁中占了上风。在这样的前提之下，英国政府很自然地在作好对付罢工的准备，而一旦准备工作做好，一些内阁成员很“自然”地希望看到在此情况下的一场较量，政府是否能够获胜。同时，鲍尔温本人也认为工会的权力应该受到削弱，于是，完全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英国政府对这次罢工负有责任。
其次是大罢工是否有获胜的可能？从矿工提出的要求看，政府是不准备满足的，实际上，这就使政府与矿工成为罢工不可避免的两支决定性力量。问题在于，政府为了对付罢工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而罢工者可以说除了热情外，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措施；而总理事会则认为罢工是不可取的，只是在工会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同意罢工，在此情况下，除非罢工者准备发动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否则这次罢工是绝无可能成功的。而罢工者无论是从基层的群众还是上层的领导，都从未作过如此的考虑，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大罢工失败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仅仅是一次罢工的失败，或许还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问题在于这次罢工给人们提出了更多的需要思考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则是罢工这种形式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在没有作好用革命来推翻现行政权的前提下，罢工的限度在哪里，罢工的意义何在？如果从纯经济的角度看，没有整体经济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这块蛋糕做得不够大，那么，罢工者要想多分一份是十分困难的，即使一时能够多争取一些份额，如果经济不能摆脱困境，罢工者的利益最终还是会受到损害。从这个角度看，罢工只是促使分配更加合理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是否能够促进生产，取决于许多因素，如果不能促进生产，那么，罢工的积极意义就很难体现了。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是，一些经济部门的罢工还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即整个行业已经处于衰退之中，部门的经济结构必须进行大的调整，而调整的一个波及面最广的问题就是如何安置原来的员工；不仅如此，还要保证原来的员工的收入不致降低；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谁大概都很难做到既要调整经济结构，又能妥善安置原来的员工，还不降低在职人员的收入，而此时的罢工显然并不能改变本行业衰落的局面。在60多年后，英国的煤矿工业再次面临着这样的局面，1982年，英国的煤矿部宣布，从经济的角度讲，这些煤矿已毫无价值，必须关闭。而矿工的坚定态度又使得政府如果要关闭煤矿就要与矿工发生冲突，但英国经济总体衰落的形势已使得撒切尔政府决定关闭“不经济”的矿井，而煤矿部宣布计划在1984年关闭20个矿井，其结果是在英国历史上再次发生了长达362天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尽管矿工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方式进行战斗，但最终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那就是罢工彻底失败，并造成了工会运动的分裂。政府完全达到了它的目的，42个矿井被关闭，煤矿工人的数量从181，000人减为108，000人。以致一位矿工领袖也认为，这是“最后一次工业大罢工”[⑦]。
与1926年大罢工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矿工的罢工完全是孤军奋战，不仅没有得到社会的同情，甚至也未得到其他工会的支持。这中间当然有很多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因素，但与煤矿本身的不景气，以及其结构调整所具有的合理性有关。当社会认为这个行业已经成为社会的包袱，不能创造利润，而其在业人员只是一味地要求社会支付较高的工资时，它是很难得到社会的同情的。于是，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应该怎样评价罢工。过去，我们对西方国家的罢工只是一味地肯定，而很少考虑这样的罢工是否对社会的生产发展有利，是否得到了社会的广泛的同情。同时，对罢工失败的原因往往也是喜欢简单化地归结为工贼的出卖，工会领导人的软弱，资产阶级的进攻，等等，而从未客观地考虑罢工本身是否应该举行，罢工的目标是否合理等等。如果我们认为西方现在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还要存在一段较长的时期，那么，对于在这类国家中举行的罢工，其评价标准似乎也应该作相应的调整。社会发展需要秩序，生产的发展也需要秩序，而要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不仅需要考虑分配的问题，同样也要考虑生产的问题。由于无论何种形式的罢工都要对生产造成一定的损失，这就使劳动者在选择劳动斗争方式时是否一定要采取罢工这一形式提出了疑问。实际上，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纯粹的体力劳动工人，即所谓的蓝领工人在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在逐渐缩小，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下降到了25—30%，在生产中的重要性自然也随之下降，这就使罢工取胜的客观可能性也在相应下降。在1926年的英国总罢工后，英国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第二次类似的罢工，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社会生产的发展趋势。如果我们的研究工作无视这一社会的发展趋势，显然是不行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劳动者应该放弃自己的合法斗争权益。能不能通过其他法律的形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权益不受侵犯，或者通过各种社会舆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不是仅仅使用罢工这一种方式，或者说哪一种方式能更有效地捍卫工人的利益，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资本主义本身在二战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除了政治民主的发展更有利于大众的参与外，另一个特点就是广泛的福利制度的建立，这一体系保证了劳动者和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避免基本的生活用品的匮乏，这既使劳动者享受到了社会进步的部分成果，也使人们不愿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事情随便地卷入政治风潮。同时，一个行业的罢工不仅对某个行业形成压力，而且对社会其他行业的人也带来了不方便。比如交通工人的罢工，将会使所有上班的人都受到影响，而电力工人的罢工，给千家万户带来的不便将会更多。这样，同情罢工的举行就更为困难了。
总之，在70年之后，重新思考1926年的这次罢工，它带给人们的思索是多方面的。首先，它表明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仍然有其不可克服的矛盾，那就是劳资的对立始终不能消除，工人的失业问题依然存在。其次，从目前的情况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薪阶级（由于上面所提到的工人阶级在人口构成中的重要变化，简单地提工人阶级似乎已经不太合乎实际情况，改用工薪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更为贴切）并没有推翻现存制度的迫切愿望和计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劳动者应该以何种方式来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利益，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了。所以如何客观地评价各种不同类型的罢工，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应采取何种斗争方式，以及这些罢工与社会其他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各行业工人对罢工的态度，以及何种方式能在更有效地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同时也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等等，都是需要我们在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事求是的态度，进一步进行探索的问题。
注释：
[①]《工党年度手册》（Labour Party Year Book 1926）第5页。
[②]亨利·佩林《英国工联史》第125页。
[③]《英国卫报》1926年5月5日，转引自劳埃德《从帝国到福利国家》（T.O.lloyd,Empire to Welfare State）牛津大学1986年版第143页。
[④]转引自《雄狮在国内，英国国内文件集》（Joel H.Wiener,ed,Great Britain,the Lion at Home: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Domestic Policy,1689—1973）伦敦1974年版第四卷第3011页。
[⑤]玛格丽特·柯尔《韦伯夫人的日记，1924—1932》（M.Cole,Beatrice Webb's Diaries,1924—1932）伦敦1956年版第65页。
[⑥]《工党年度手册》（1930年）第9页。
[⑦]马尔科姆·皮尔斯与杰弗里·斯图尔德《英国政治史（1867—1990）》（Malcolm Pearce & Geoffrey Stewart,British Political History,1867—1990）伦敦1992年版第5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