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连载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己的论文,手记论文,句子论文,白鹿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原下，自在的去处
在破旧的厦屋和后来建成的新房的写作间里，无论是写中短篇小说和随后写作长篇小说《白鹿原》，无论是再三掂量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到底是轻还是重，抑或是反复审视中国民间是否存在人和甲虫互变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生活基础，自然不可或缺如雨后春笋又只能“各领风骚一半年”的中国文坛的迭出新潮，突然会有一位乡党走进来，眉眼里洋溢着不加掩饰的喜悦，以不容置疑的和不许推辞的口气说，明日给咱那个大货（大儿子）办事哩，今黑（晚）请执事（帮忙的乡党），你今黑（晚）就得去。我不仅不会说半个不字，而且表示踊跃，他又补充一句，你还干你那一摊子事。说完又忙着邀请别的执事去了。我的正在写作中的人物，或者是正在阅读的昆德拉的人物，以及更遥远的马孔多镇上的男女老少，顷刻间统统消失了。我当即要做的最切实的事，给一家为儿子娶媳妇的乡党去做帮忙的执事，承担账房里“那一摊子事”的账房先生。
我这个账房先生的主要业务，先一天下午就是写好对联，并贴好，一般需给大门、正屋和新房贴上三幅对联，内容有区别，大门对联是向全村的人宣示这家的某个小子（大货、二货或三货）结婚的喜事，正屋的对联应是农家院主人胸怀和姿态的表白，新房对联纯粹就是指向两个新人未来美满婚姻的祝福了。再是协助总管（一般是书记和村长）安排好执事分工，挑水的、洗菜的、端饭的、烧酒的、洗碗的等等活路，都要落实到人，再由我写到红纸上贴到院子最显眼的墙壁上，哪一个环节出现漏洞，就可以找到具体的人。账房先生真正进入角色，实际上是从先一天晚上就显示出来，接二连三会有乡党好友送礼祝贺，或一段布抖或一床被面或不等数量的现金，我要一一登记，再用红纸书写了张贴到主屋正面墙上，这事要持续到深夜再无送礼者上门。最忙活的时段是结婚日的上午，东西南北各路亲戚来参加婚礼，既有传统的各色花馍，又有绸缎被面和布料，偶尔还有西安城里时髦新潮起来的亲朋好友送来的花篮，等等。我同样一件一件登记，再用红纸写了贴在墙上，不敢马虎。最复杂的事，是烟酒糖果的支配，尽管烟算不得高档，却是可以尽情随意抽的供给制，不抽白不抽，平素不抽烟的那些人，也在嘴角叼上一支，更有某些调皮的小伙子，随意虚设一个借口向我讨要几盒烟，转过身便装进自家腰包据为己有。如不恰当控制，主人交给我的这些消费品就可能支应不到终场，尤其是那些家境不太宽裕的人家，交给我的消费品本来就有点紧紧巴巴，稍微计划不周或手松一点就会断档，我在计划性和灵活性的掌握上颇费思量，即使明知某个小伙在撒谎讨烟讨糖果，也不忍心看着笑嘻嘻的眉眼在谎话落空时转换为尴尬，得想法应对。
相对结婚的红事而言，埋葬老人的白事更为复杂。从逝者咽气倒头直到下葬完毕，最短需要3天，更为隆重一些的丧事要持续5天或7天。我同样是干“那一摊子事”的账房先生，写对联颇需动一番心思，把这个老人一生的功绩和性情概括归纳到一副对联里，用白纸写了，张贴到大门门楼两边的门柱上，往往能赢得乡村那些识字的人的赞赏，甚至说逝者能得到我的对联的彰显，死了也能合上眼了。我在获悉这种反应的时候，跟某一篇小说受到好评的感觉是无甚差异的。甚至不止一回发生这样的事，一位老头走进我的账房，接过我递给他的一支烟，便说这副对联写得如何好，随之半认真半玩笑地说，到爷（或叔）闭眼的时候，你给爷（或叔）也写上一幅，爷（或叔）一辈子受的苦就算没白受。我在那种情景下往往被感动，即使一个最普通的农民老人，也需要在告别这个世界时获得一种客观的评价，他终生的努力终生的奋斗，以及恪守的道德人格，也需要以对联这种最简约的形式作集中概括，用白纸黑字展示给这个村庄的男女，似乎就可以安寝地下了……相对红事而言，白事往往容易发生纠葛，多是在老人丧失劳动能力需要赡养的年月里，因为付出的不均，兄弟姊妹间隐藏着的积怨，往往就在老人去世时爆发出来，甚至发生打骂冲突。我这个账房先生还得参与调解矛盾，以便逝者能如期入土为安。
我这个账房先生的角色，还延伸到乡党建房的喜事中。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是我们那个六七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建新房最红火的年份，一幢幢红砖红瓦的传统的砖木结构的三间宽房大屋，或是刚兴起的红砖立墙水泥板盖顶的新式平房，在拆掉老房厦屋的宅基上或新辟的庄基地上格外惹人眼目。谁先富起来谁一时尚未富起来，从村子西头走到东头瞭一瞭作为家庭招牌的房子，便一目了然了。在破土动工和上大梁（或吊装水泥楼板）的两个重要日子，对于主家来说更具有盛大庆祝的意义。他们同样以不容推辞的口吻邀我，仍是那句老话，你给咱把“那一摊子事”管着。每逢这种作为农民家庭的大事喜事来到时，常常无需他们邀请，我自告奋勇就参与其中了；我建房的时候，满村的乡党几乎全部都来帮忙了，我不仅做着“管那一摊子事”的账房先生，活路紧张人手短缺的当儿还会抬木头搬砖瓦。
我追述账房先生这个角色的生活细节时，颇多犹豫，为乡民的红事白事和建房的喜事做账房先生，似乎与写作本身并不相干，我却抑止不了对那段生活的情感牵连，甚至有一种不可复还的遗憾。最后确定留一点这个特殊角色的生活细节，不仅供自己烦闷时做诗性回嚼，也留下十年乡村写作时的原本生活形态之一斑。
我回到祖居老屋3年的1985年春天，陕西作协老领导为主席团增补了几个年轻作家为副主席，我有幸算一个，行政级别属甚为惹眼的副厅级，工资差不多翻了一番达到150多元。这一年夏天，陕西作协发扬作家挂职深入生活的优良传统，一批新时期出现的青年作家到农村和工厂去了，我被任命为中共灞桥区委副书记。我又回到老家的辖区挂职，原想多参加一些区上的工作，感受正处于农村变革最活跃时期的生活脉动，不料到这年秋末冬初发生了《白》的创作意向，我便调整自己的安排，着重《白》的先期准备，也不想完全放弃对现时生活变化的关注，我向区委书记坦然说明，每周一参加区委常委会，了解区委的工作计划和大事；每逢三级干部大会，无疑是了解农村发展动态和问题的最好机会，我可以到各个小组直接听取种种发言；区上的重大活动，我也争取参加；日常事务我不参与，腾出时间做我写作的事。然而，在我的乡党眼里，你当什么副主席副书记似乎和他关系不大，只要能在他家遇到红事白事和建新房的喜事时，给他当好管“那一摊子事”的账房先生就很满意了。他们也不关心作家是干啥事的，约略知道那是耍笔杆子就能挣钱的省力的好事。偶尔也有应急的事找我，酒酿好了猪养肥了要给儿子结婚，不料领不来结婚证，要我去给乡政府领导说情；或是女方家里又提出不能接受的物质要求而陷入僵局，要我去给女方家长做调节工作……我似乎比较自然地适应生活赋予我的几种反差颇大的角色，回到作家协会参加作品研讨会，和作家朋友交流创作体会，尤其是刚刚潮起的某个新的艺术流派，更有新鲜感；参加甚为庄严的区委常委会，常常被急于要改变本区落后现状的领导们的发言所感动；在祖居的破旧的老屋里与刚刚装备一新的书房里，或者读中国的新潮小说和从欧美刚刚引进的新的小说流派，或者写我的中短篇小说和后来的长篇小说《白》；在某个乡党需要我当账房先生的时候，我尽职尽责地管好“那一摊子事”。以上这些社会角色所花费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的区委常委会之外，一年也不过十来二十回，并不构成某种负担。到1988年我要草拟长篇小说《白》的时候，便终止了在灞桥区委的挂职。其他的文学活动和账房先生的角色，依然继续。我的心境踏实而且单一，只集中在写作上，几乎再没什么欲望，尤其是在《白》的构思完成开始草拟以后，我对这个世界几乎再无任何个人欲望了。
这是我写作生涯中最好的十年。
一夜大雪，漫天皆白。我起床后顾不得洗脸，先掂起长柄竹条扫帚扫雪，先扫院子，再扫大门外的道路，听到的第一句话是邻居扫雪的人不由自主地赞赏好雪，于麦子的生长太好了。然后回到小书房，捅开火炉烧开水，洗罢脸再喝一口新沏的热茶，面对窗外白鹿原北坡上覆盖的耀眼的白雪，激情便潮溢起来，铺开稿纸。春天的某个早晨打开窗户，院里那株梨树的花儿开了，我便跑到树下，点一支烟，久久不忍离去，这是我载的梨树苗儿第一次开花，不过十来串，粉白娇丽，点缀在枝杈绿叶之间，无疑是世界上最让我动心的花朵了。之后，眼看着一个个弹球大的小梨一天天长大，直到拳头大的青梨变成黄色，成为每天必赏的风景。三伏酷暑是一年里最难熬的季节，趁着前半天凉快抓紧写作，午后便无法捉笔了，我给桌下放一盆凉水泡脚降温，无奈手心手背手腕上渗出的汗水弄湿稿纸，无法写字，便只好等待明天早晨，能保证半天的写作时间尚可告慰。这种酷暑季节也有好处去，每当傍晚日落时分，我到门前的灞河里洗个痛快，再走上村庄背后的白鹿原北坡，择一处迎风地坎坐下，点一支烟，不时有下坡的微风拂过，整个坡地里此起彼伏着蚂蚱的歌唱，偶尔会有狐狸一两声不大好听的叫声，偶尔还会看到一团鬼火忽起忽落飘移不定，沉浸在野风和天籁之音之中。
有一件事至今难忘，1989年清明前后开始写《白》的正式稿，竟是超乎预料的顺手，交上8月的不过4个月时间，已经写成前11章约十五六万字。如不遇意外照此速度写下去，原先预计的两年时间肯定提前完成正式稿写作，8月头上，同乡青年作家峻里到我家来，邀我到他家避暑写作，他家有冬暖夏凉的窑洞。我感觉暑热的程度尚可忍受，起码前半天可以摊开稿纸，尤其担心换一个陌生环境，如果一时难以适应，进入不了写作状态反而不好，便谢绝了。不料几天之后，持续的干旱造成的酷热已不分早晚，屋子里像个大烤炉，晚上睡在大门外的露天场地上仍然汗流不止难以入睡。我陷入在《白》的写作激情里难以断止，又恰恰遇到结构安排的第一道障碍，便发生烦躁不安坐卧不宁的糟到不能再糟的情绪里。我想到峻里家的窑洞，当即夹着提包渡过灞河，乘远郊公共汽车到一个路口下来开始爬坡，一路询问找到峻里位于骊山南麓通常称作北岭上的村子，浑身衣服早已被汗水湿透。因为没有电话设置，无法事先打招呼，我推开那扇土打围墙上的木门喊了一声峻里，他从窑里出来看见了我，便大呼大叫着把我领进一孔窑洞，清凉之气让我有一种天堂般的享受。
这座农家小院位于一道高高的黄土崖下，依崖凿成两孔大窑洞，不知住过多少代人了，峻里一家三口住在西边窑里，东边那孔窑洞长期空着闲着，便是我的住处。许多天以来，我睡了一个最舒服的午觉，又是一种天堂享受的感觉。不料这天晚上却发生了意外，肆无忌惮地奔跑撕咬的老鼠，仍然干扰不了我积攒太多的瞌睡，直至疯狂到从我的脸上跑过的时候才被惊醒，之后便睡意全消了。我自幼年不仅厌恶而且恐惧老鼠，几乎每回看到老鼠便会作呕反胃，是一种生理性弱项。峻里第二天从友人家借来不过巴掌长的一只小猫，我担心它会被癫狂的老鼠咬死，不料它当晚就咬死了两只老鼠，从此这孔窑洞就再也看不到听不到老鼠的踪影了……得了这孔土窑洞里天堂般的凉爽和清静，我很快便进入了《白》的情境之中，大约不过一周，写成了第12章。这一章是我写正式稿开始以后遇到的第一道障碍，是对草拟稿在此处的结构感觉不顺，曾一筹莫展多日情绪烦躁，竟然在这窑洞里甚为轻松的化解了跨越了。事有凑巧，在我完成这一章的写作快意里，收到当地公社（乡）通讯员送来的一纸电话记录，作家协会通知我回去开会，特别强调不许请假。我当晚回到原下溽热难熬的家中，第二天起大早赶远郊公共汽车回到作协开会，是这年六月发生的“政治风波”的内容。从这天起，这个内容的会一周至少有4次，持续到年终，我竟没有时间再上北岭从那孔窑洞拿回我的手稿，由峻里给我送回来。从8月下旬到12月底，我几乎天天骑自行车赶到远郊公交车站，乘车进城开会，晚上又原路返回原下老屋，4个月里再没有揭开《白》的草拟稿的大开笔记本。从酷暑三伏直到数九寒冬，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田小娥不知逃遁到哪里去了。掐指一算，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我点燃了小书房里的火炉，也打开了草拟本《白》，把已写成的前12章正式稿重新温习一遍，唤回逃遁的白嘉轩田小娥们，重新进入我营造着的《白》的村巷，又铺开稿纸了。从新年佳节的气氛里摆脱出来，继续写作很顺利。原上原下的美丽无比的春天似乎太短暂，眼见着麦苗绿了高了拔节了吐穗扬花了，我一章一章写着，“小麦覆垅黄”了。又是酷暑将至，容不得我考虑要不要再上北岭再进那孔天堂般的窑洞，历时四五个月的整党工作又开始了。我完全重复着前一年下半年的生活，早上赶车进城开会，晚上回到原下家中，《白》的写作又中断了，直到年终。我同样重复前一年这个时节的程序，重新打开《白》的草拟本，把逃遁许久的白嘉轩再次邀集回来，和他们对话……中断了两个半年的写作，不仅不可能比原计划提前完成，倒是推后了整整一年。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件事的另一面好处，我反而不着急了，以死心塌地不用着急的心态，进入后少半部的写作。我想，早半年晚半年甚或早一年晚一年写完都不标示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倒是有利于把业已体验和意识到的东西充分展现出来，不留遗憾，还有了可能再审视的更从容的时空和心态。
除了诸如账房先生这种临时角色，平常写作之后的业余生活，也是丰富而且完全适宜我的习性。三伏天躺在清澈见底的灞河里，看满天星斗和浮上原顶的一弯新月，我不会向往任何极尽豪华的浴池了；坐在月光下迎风处的一方坡坎上，此起彼伏的蚂蚱叫声，是天籁之音的交响；眼看着河岸上柳树枝头的芽苞绽出嫩黄，再到嫩绿再到随风飘散的柳絮，原坡和河川日渐蓬勃的麦苗，从枯枝败叶里冒出的各色杂草的嫩绿，我每天都感受着大自然生命运动的活力；大雪覆盖河川和原坡的早晨，一夜间把寒冬季节里这方北方原野的枯燥和丑陋装饰出素洁里的柔媚。我曾劝走送我回家的司机，踏着灞河长堤的净雪走过三四公里回家，这样的好雪不是每年都能踏上一脚的；野草萎枯树叶飘落的秋末冬初，心头刚刚泛出几分冷寂，很快又被出土现行的麦苗的嫩绿激活了。每天写作之余的傍晚，我把自己溶入四时变幻着色彩也变换着情调的原坡和河川，已经成为心理乃至生理的不可或缺的需要了。
我的娱乐也很丰富。破费买了一台电视机，看了不足一月，设在原顶上的一家转播台撤掉了，我家的位置正好在电视信号被白鹿原遮蔽的阴影处，只能收听声音不出图像，电视只能当作收音机用。我便再破费买收放机，再买或借一些秦腔录像带，过去没机缘看到的经典剧目和著名演员的演出，可以尽情尽兴地欣赏和享受了。每当这种时候，村子里的男女乡党便拥满屋子，有时需得把电视搬到院子里，才能容纳得下蜂拥的乡党观众。我对秦腔音乐的着迷已难以中断，往往等不得晚上放录像带，又购买了更为简便的收录机，写作中途需要歇息时，我便端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到前院，听一段两段那些百听不厌的堪称经典的名角演唱的唱段。久而久之，一墙之隔的小卖部里的那位近门婆婆也听得上了瘾，若是某一天我写得兴起推迟或忘记打开收录机，她便隔墙叫我的名字，说她听戏的瘾犯了……有一位评论家在谈及《白》的语言时，说他在文字里能读出秦腔的旋律和节奏。我不知此话是否当真，如果真有这样的效果，却是我当年听秦腔时完全没有料想得到的意外补益。我的另一个娱乐项目是看足球比赛，尤其是亚洲杯赛和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涉及中国足球队的比赛，我是一场也不能放过的。因为电视信号受阻，我得赶到七八里外的亲戚或熟人朋友家去看转播，有的比赛场次安排得很晚，到夜里一两点钟看完，又骑着自行车赶回家去，在所过的村子惹起一片狗叫声。如若中国队获得胜利，回到家依然抑止不住兴奋；如若中国队又输了，那种忧愤更难以平息。无论赢了输了，都影响到睡眠，赢了兴奋得睡不着，输了又憋气得睡不着，自然会影响第二天的写作。相对而言，赢球毕竟是快活事，第二天迟起半天也就恢复过来，遇到输球尤其是决定出线的生死之战的输球，给我的心理挫伤往往造成两天三天都无法进入写作。好在这种赛事不是年年都有，隔一年两年经历一番小喜大悲的心理折磨，倒不至于影响整体写作。在我更通常也更实用的娱乐是下棋。这种娱乐方式到后来就不单是娱乐了，而是成为自觉地寻求解脱的最实用最有效的途径了。事出有因，大约从田小娥被公公鹿三用梭镖从背后捅死开始，我的写作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现象，每天停止写作之后，白嘉轩鹿子霖或其他人物，仍然盘踞在意识里继续做他们的事说他们的话。往常到河边或山坡上散步，他们也就淡出了隐去了；现在却不灵了，不仅不肯淡出隐去，反而影响我散步观景的情绪；他们盘踞在我的意识之中挥之不去打发不走，脑子清爽不下来也就难得休整，直接影响到第二天的写作。我无意间发现下棋是驱赶他们最有效的手段，车马炮一旦进入交战厮杀，《白鹿原》上的男人或女人的这事那事全部都摆脱了。我有几位棋友，本村和邻村都有，常常下棋到深夜，回家便进入梦乡，待睡过一个好觉醒来，心清目爽，重新摊开稿纸，把白嘉轩们再召唤回来。还找到一种摆脱作品人物的途径，便是喝酒，喝得飘飘忽忽，便解脱了。很快就形成一种生活规律，傍晚停止写作后，以下棋等手段把盘踞意识里的作品人物挥斥驱赶出去，第二天早晨起来喝茶铺纸，满心真诚地再把他们聚拢到我的小书屋里……遗憾的是，我的棋艺没有多大进步，从不沾酒的我却落下了酒瘾。
这种沉静专注的写作情态基本稳定地持续着。直到《白》的写作的最后一年也是关键性的1991年，却连续发生两件意料不及的事，或短或较长时间打破了这种沉静的写作状态。1991年春节过完，我应邀参加的第一场文学活动，是陕西人民出版社有关文艺书籍出版计划的座谈会。我从乡下赶到出版社会场的时候，已经进入自由表述意见的议程。我一眼看到路遥的旁边有一把空着的椅子，便坐下了。路遥正在发言，我和他不约而同都点一下头，算是互打招呼，以免中断他的发言。待我点燃一支烟听路遥说话，不料坐在路遥另一边的李星歪侧过身子，从路遥背后拽我的胳膊。我当即同样歪侧过身子，在路遥背后把右脸右耳递上前去。李星说，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说不知道，待路遥发言完毕我要表示祝贺。李星又说，是今天早晨新闻广播公布的消息。说罢他又端正坐好了。我平时也有早晨听中央新闻广播的习惯，今天因为要进城开会，起床后匆忙洗把脸就推上自行车出门了，来不及打开收音机，竟然漏掉了这样重要的喜讯。我刚刚抽了几口烟，李星又把身子歪侧到路遥背后，我意识到他还要告诉我什么消息，也歪侧身体把右脸右耳递给他。我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李星压低嗓音却一字一板甚至发着狠说，你今年要是还把长篇（小说）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说罢，他坐直了身子。
我后来如何向路遥表示祝贺，以及我在出版计划会上说了什么意见，统统忘记了，唯有李星逼我跳楼的话一字不差地铸成永久的记忆，包括他说话的姿势说话的神色说话的语气，都是一遍成记。这句话出他的口入我的耳，便响在我的耳畔也敲响在心里，许多天都不能消隐。我首先感到一种同代人的至诚的关注和关心，诚挚到恨铁不成钢的急切心态。我回到原下小院，耳际依然回响着逼我跳楼的话，自然联系到我正在写作的《白》，尤其是我持续了几年的写作状态，是不是太过沉稳了，要不要或者说能不能加快写作速度。朋友李星的着急情绪，有一定的普遍性基础，尽管我的长篇小说写作处于不张扬的隐蔽状态，但文学圈里的朋友或迟或早也都知道了。几年里只有几个短篇小说发表，猜也猜得到我在写长篇小说，而持续几年不见作品出手，李星的话当是典型的个性化语言了。我大约停止了两天或三天写作，再三斟酌再三审视我的写作情状，终于平静下来，继续按已经形成的习惯和节奏写《白》，早起喝茶，把白嘉轩和他宗族里的人呼唤回来，晚上还是利用喝酒或下棋的途径，把他们从意识里挥斥赶走——何必跳楼。
李星这句震人的话造成的冲击为时很短。不久，到春天时又发生一件打破写作心态更厉害的事。在一次范围很小的作家朋友聚餐的场合里，我听到一则涉及我的小道消息，上级领导要把我调动到省文联去做党组书记。我根本不相信，也就不在意。我清楚这种传闻产生的背景，是上级领导已着手省文联和省作协的换届工作，新一届的人事安排自然成为热点话题，多种猜测多种传闻，可信度很难判断。传闻要调我到文联当党组书记的事，在我看来连百分之一的可信度都不存在，聚餐完毕回到原下继续写作我的《白》稿，不久就忘记这小道消息了。大约一月之后，我从正式渠道获得让我去省文联做党组书记的真实信息，当即毫不含糊地表明态度，我不适宜去文联做党组书记。我不是形式上的谦虚，也姑且不论我是否具备做好这个角色的能力，而是早已确定后半生以写作为主业了。我当即陷入焦虑甚至可以说是慌惶状态，却没有任何改易的游移不定。我从作协回到原下小院的路上，采取的措施已经确定，给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写信申述我不愿调离作家协会去文联任职的理由。我骑自行车跑了8华里路到邮局把信发走，却发现此事不仅不能了结，反倒是把心悬吊起来了，王部长会不会认可我的理由，万一不认可，下一纸任命调令怎么办……我的心很难集中到《白鹿原》上。我几乎天天都在等待宣传部的回应，回信表明态度或者找我面谈，却一直未有任何反应。眼看又过一月，我的预感越来越紧张，便决定第二次写信申述，除了前信申述的理由再作概括性重复，这回着重申明两点，我不愿意调离作协，组织部门如果下任命书调我，我不遵从，不仅我被动，于领导也不大好。我已把话说透，如果不开除党籍，我是不会调离作家协会的。再一点还是表明我的态度，我猜想作协和文联换届的焦点是人事安排，需要安排的人多而职位有限，恰如所谓僧多粥少的矛盾，早已是明摆着的多所议论的话题。我便直言不讳地表白，如果作家协会人事不好安排，我心甘情愿放弃现任的副主席职位，只要能保留专业创作这个职业就心满意足了。这封信我还是写给王巨才部长，又添了分管文艺的一位副部长邰尚贤，署了两位领导的名字。信发出后近两个月，已经从春天进入伏天，仍然没有任何反应，但也没有调我去文联的任命书下达，我仍然惴惴不安。事情的最终了结，是伏天在丈八沟宾馆，我参加省委会散会后走出门来，听见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我两次写信的王巨才部长。我们在一株大松树的荫凉下驻足。他说我写给他的两封信都收到了。他告诉我，收到第一封信后，他以为我怕耽误写作，便决定派一个能力很强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让我只参与大事的决策就行了，可以不坐班。他说接到我写的第二封信看过，也让另一位分管文艺的副手看了，他们都很感动，有些人托门子找关系想挂一官半职，给你个正厅级你却不要……他很真诚地说，那你就原样不动，倒是觉得亏了你。我不单悬空的心落到实处，更为这位领导的实心体贴感动了，便握着他的手表示无以言表的感激。在他就任宣传部长后，这是第二或第三次单独接触，并无私交。
从丈八沟回到原下小院，我不仅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踏实，而且分明意识到另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我是自己把自己逼到再无选择余地的一棵树上摘桃子的猴子了。踏实里的某种压迫，具体到摊开稿纸直面白嘉轩们的时候，我感觉更沉静也更专注了。我依旧到灞河里洗浴，依旧到山坡上欣赏此起彼伏的蚂蚱的合唱，自然免不了和东村或西村的棋友纵车跃马，还有颇可以胜任而自信的账房先生的差使。至于三个正在上大学和中学的孩子的这事那事，家务杂事等等，我都视为不可推卸的事认真去做，做完再回到小书屋摊开稿纸。
临近《白》书完成时，又出了点意外干扰，一位喜欢写作的本区乡党，为一家发行很大的本地晚报写了一篇文章，内容是说我写完了《白》书。我看到报纸上的这篇文章时，几乎噎得喘不过气来，且不说那些道听途说的关于《白》的内容，关键是当胸击中我的忌讳，作品在完成之前是一直捂着不说的。我把这种心态比拟为蒸馍，馍未蒸熟之前是不能揭锅盖漏气的，否则就会弄成一锅半生不熟的死面圪塔了。这位熟人不打任何招呼的举动，如同揭去了我即将蒸熟的馍锅的锅盖，那种措手不及的感觉有如噎死，然而又莫可奈何。经过几天调整，自己安慰自己，好在《白》已接近完稿，漏一点气已无碍大局，待噎住的气平喘之后，重新坐下来面对稿纸。
进入1991年的深冬，陪大女儿在西安城里读书的老母亲双腿出现问题，属老年性病变，无法支应买菜做饭的家务。我的妻子当即进城代替母亲，另两个孩子都在中学寄宿读书，原下小院便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的写作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自己打火做饭，还有洗锅涮碗，虽然不大熟练，很快也就适应了。其实倒也简单，妻子走时给我擀下并切好一大堆面条，我只需把它煮熟就可以止饥了；还留下不少的馍，我在火炉上把馍烤得焦黄，竟是无与伦比的美味享受。得着空闲，她回家来给我送馍，少不了擀面条。她忙时，我便赶到城里家中，再背馍回原下，似乎也没觉得艰难或者说艰苦，也许少年时背馍进城念书已是轻车熟路，差别仅仅在于，少年时为读书从乡下把馍往城里背，现在为写作把馍由城里往乡下背，看来我这大半辈子都离不开背馍的生活情趣了。
准确无误地记得一件事，1991年农历腊月，妻子最后一次送补给品——擀好的面条和蒸熟的馍回来，临走送她出小院时，我说，你不用再送了，这些面条和馍吃完，就写完了。妻子突然停住脚问，要是发表不了咋办？我几乎没有任何迟疑地说，我就去养鸡。妻子转身出门进城去了。
我说养鸡不全是调侃。《白》写到最后接近完成的这个冬天，我自然不会不考虑出版的可能性。从最坏处着想，往往是我考虑问题的习惯，如若不能出版，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作品本身不够出版水准，或是业已出现的出版政策回缩的制约），我都不会继续以写作为专业的生活了。道理是无需别人点明说透的，当专业作家已经整整10年，且已挂上在习惯里被看作老年年龄区段的50岁，写出的长篇小说出版不了，我就考虑实行自我调整，以养鸡为专业或者说主业，把写作的爱好重新摆置到业余的位置。这种考虑不仅是因为经济拮据生活困窘，更不堪的是专业作家这块牌子造成的精神压力难以继续承受。我想做一个养鸡专业户，不仅可以较快地改善甚为困窘的家庭经济状态，养鸡劳作之余，写点小说或散文，才可能享受写作的快感和愉悦。
这是临近1992年农历春节前的真实心态，此时大约只剩下最后两章了。已经有了当养鸡专业户的打算作退路，完成《白》的最后两章的写作心态就更为沉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