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美国文化对歌德的拒绝与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歌德论文,美国论文,世纪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歌德这位跨世纪的天才所留下的巨大文学遗产，越过他生于斯逝于斯的祖国而传遍世界各地，成为各民族共有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透过历史的长河，我们看到19世纪是歌德在世界范围内得以传播和接受的关键时期，而以当今文化比较的视野来看，这时期对歌德的接受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它还包含着更为广大的文化思想因素，而各国知识界和读者群在接受行为中的态度反应和运行策略正是这些因素的集中体现。美国文化以其开放和多元的特点著称于世，美国民族组成的特殊性更决定了它在文化接受中的先锋地位。然而，19世纪歌德在美国的传播却并非如想象中的那样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一个同时被接受和被拒绝的复杂曲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歌德的遭遇和命运不单单代表着美德两国文学的契合与差异，还反映了美国文化在一个世纪中的起伏和巨变。因此，通过考察和分析文学接受中这一复杂而具典型性的现象，不但有利于我们了解德国文化话语在美国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发生发展以及美国文化对外来文化所持兼容性的限度，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当前跨文化文学接受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一
美国独立前后对德国文化传播和接受最早的地方要数南卡罗来纳州的港口城市查尔斯顿（Charleston）。早在1775年，查尔斯顿就已是一个拥有十多万人口、经贸繁荣并与欧洲有着频繁文化接触的重要港口。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当地居民的六分之一来自德国，德语便成为本地除英语之外使用最广泛的语言。到19世纪初，查尔斯顿的德国移民构成了城市生活中最活跃的一个部分，他们组织各种形式的社团和俱乐部，举办各类德国音乐和德语戏剧演出，使德国文化在“大熔炉”中得以保存和张扬。从美德文化交流史上来看，第一位在德国大学获得学位的美国人便来自查尔斯顿，这位名叫菲利普·泰迪曼（Phililp Tidyman ）的年轻人1800年在格廷根大学取得医学学位回国后，致力于德国文化的传播事业。 据记载， 他曾在1829 年向查尔斯顿的德国友谊会（GermanFriendly Society，由Michael Kalteisen创立于1766 年）多次赠送德文图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书中包括18卷本的歌德作品集。从文学接受方面来看，较早地在书中谈到阅读歌德作品经历的美国人休·斯温顿·莱加里（Hugh Swinton Legare）也来自查尔斯顿。 这位《南方评论》的著名编辑1832年到1836年曾驻布鲁塞尔任美国代办，在此期间，他为了能阅读歌德的原著开始学习德语。在写给家人的信中，他谈到初次阅读歌德原著的激动心情：“昨天（这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我开始阅读歌德的《浮士德》原文，我高兴地发现它并没有我原先想象的那样困难。 从我开始学习德语以来， 已经有十一个月了……”（注：Bettina Cothran,"The Reception of German Literature in SouthCarolina,1795—1861",in The Fortunes of German Writers inAmerica,ed.Wolfgang Elfe etc.( South Carolina:University ofSouth Carolina Press,1992).）莱加里的个例代表了他同一时代的美国知识分子与歌德相遇的共同经历：从德语语言学习入手进而阅读和认识歌德，通过歌德达到更深入地了解德国以促进美国文化的目的。
19世纪初，由于美国广大地区缺少像查尔斯顿那样优越的德国文化背景，仅语言上的障碍就直接造成了对德国第一手材料的缺乏，美国关于德国文学的知识大都来源于英国的译文和文章。到20年代，德国移民的大量涌入和美国留德学生的剧增在客观上改善了这一局面，但对德国文化的接受由原来的自然被动转向积极主动的态势还有赖于这一时期美国国内大规模的教育改革。首先，德国教育制度作为一个成功的范型被引入美国教育体系，为知识界对德国文化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奠定了基础。紧接着，以弗吉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为先导，各大学纷纷开设了德语课程，到1870年左右，德语教学已成为美国教育体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读者直接阅读和认识德国文学已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在把德国文学作为德国文化的精华加以借鉴和吸收并向美国大众普及推广的艰巨任务中，美国高等学府在新的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师生以及学成归来的德国留学生担当了中坚的角色，他们利用当时最为快捷有效的文化传播工具期刊杂志，把以歌德等人为代表的德国文学最灿烂的部分呈现给美国读者。在热情评介德国文学的重要杂志中，作为当时德国文化传播中心的波士顿就拥有三家，它们是：《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1815—1935）、《基督教检查者》（Christian Examiner,1824—1869 ）和《日晷》（Dial ,1840—1844）。此外，里士满的《南方文学信使》（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1834—1864）、 查尔斯顿的《南方评论》（Southern Review,1828—1832）和《南方评论季刊》
（ Southern Quarterly Review,1842—1857）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独立后的美国在新的世纪里思想文化上最主要的特征是民族主义精神的高扬，如何创造出与宗主国迥然不同的一个崭新的民族身份、一个崭新的民族文化和一个崭新的民族文学成为美国社会各界共同谈论的主题，而知识界在建立民族文学问题上所取得的共识是：学习和吸收欧陆各民族文学的精华，创建具有美国民族特色的新文学。1830年，美国思想先驱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 ）在《民族文学的重要性与途径》（In Remarks on American Literature ）一文中指出：应当改变美国文学接受过分局限于英国书籍的状态，尽快“耳濡目染”欧洲大陆的文学。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后来进一步强调美国文学接受策略的开放性和多元化时说：“正如各民族的血液与我们的身体渐渐交融一样，他们的思想感情最终也将混入我们的文学。我们将吸收德国人的温柔，西班牙人的激情，法国人的活泼，使之逐步和我们英国式的稳健头脑融合起来。如此一来，我们的文学便将具有普遍意义， 而这正是我们所孜孜以求的。 ”（注：Clarence
ArthurBrown,ed.,The Achievement of American Criticism(New York,1954),p.xxi.）正如雷纳·韦勒克（Réne Wellek）所说的“1815 年之后美国人转向欧陆尤其是德国，这是他们依傍英国所引起的反作用”。（注：Réne 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The Age ofTransition(New Haven:Tale University Press,1955),p.151.）美国19世纪对文学民族性的高度强调是它对德国文学作出一系列反应的强大动力，而这些反应的结果又反过来促进了美国民族文学的形成。歌德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之下走进了美国。
在20年代了解德国的热潮兴起以前，美国知识界对德国文学的兴趣是由一名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对歌德的介绍首先引发的。作为首批大规模赴德留学者之一，埃弗雷特有机会了解和掌握德国文化的第一手知识。当他还在格廷根大学学习期间便撰写了关于歌德三卷本自传《诗与真》的评论，满怀热情地称赞歌德的文学成就。他称《少年维特的烦恼》出自“天才灵感的创造”，具有“纯正的语言”和“道德的力量”，认为《浮士德》是歌德最伟大的作品。（注：The Fortunes of German Writers in America,p.30.）当时， 美国知识界对歌德的认识主要来自法国批评家斯塔尔夫人的著作《论德国》（Del'Allemagne，英译本出版于1814年）， 这部著作中与歌德相关的部分非常有限也很不完善，而埃弗雷特的评论直接把一个活生生的仍在创作的文学天才领到了美国公众面前，因此文章1817年在《北美评论》刊登后引起广泛的注意，为歌德和德国文学打开了通向美国的大门。20年代以后，歌德在美国的“德国热”中得到最大限度的接受并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声誉，同时在美国特有的文化语境中，也遭受了比之在本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误读和拒绝。
二
在正面确立歌德文学地位的言论中，美国批评家赋予歌德以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意义。1824年，曾在格廷根大学有两年学习经历的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 ）在《北美评论》上著文称歌德为德国所有作家中最具有民族性、代表性和最受欢迎的一位，从而把歌德纳入了美国当时的主流话语之中。《南方文学信使》1836年刊登的一篇乔治·卡尔弗特（George Calvert）所作的著名演讲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和代表性。卡尔弗特在演讲中把德国文学划分为三个主要时代，前两个时代分别是“尼伯龙根”和“路德”，而歌德则代表了第三个即最新的时代。（注：Ibid.,pp.17-18.）这样一来， 歌德的时代无形中带上了与彻底告别殖民时期的美国新时代相似的特征，迎合了美国社会普遍求新求异求强的民族意识。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以歌德为代表的诸多德国作家的作品都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导致在接受中对读者的教育程度和审美趣味有一定的要求，歌德本人就曾对未受过教育的德国读者的世俗趣味表示过不满。从这方面来看，这种对高雅文化趣味的要求同刚刚走出殖民时期的美国现实有一定距离，也同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讲求实际的美国方式大异其趣，因此19世纪的美国知识精英心照不宣地以美国人熟知的方式将歌德比喻成“最后的巨人”、“为民族诗人领航的灯塔”，为达到让美国大众尽快接受的目的，把他在民族语境中理想化的同时加以简单化。1830年，哈佛大学教授、后来超验主义俱乐部的成员科尼利厄斯·C.费尔顿（Cornelius C.Felton）在《基督教检查者》上发表了一篇颇具典型性的歌德评论文章，文章中有这样一段通俗而充满诗意的比喻：“在群星荟萃的天空，只有一颗星，群星中最明亮的一颗仍在；以纯洁不变的灿烂光辉，在百星俱下的地平线上留存的一片柔和的反光中持续闪耀。”（注： Thomas
Buckley, "The Bostonian Cult of Classicism",in The Fortunes of German Writers in America,p.32.）接着他赞颂了歌德的多才多艺、广博的知识、巨大的魅力和对语言的精通，以美国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描绘出一个时代巨人的形象。
从另一方面来看，美国对歌德的接受和传播中理想化和简单化并存的现象与当时的文学批评风气和准则密不可分。首先，在清教思想和民族精神的共同合力下，美国文学批评观念在19世纪初形成了某种共同的标准，这种标准可用以下几点来概括：评论家的角色应该是社会的守望者；文学在思想上不得违背现存社会和经济秩序，亦不得有损于宗教理想和道德准则；文学应持社会的而非个人中心的观念，基调应属乐观主义而非哲学上的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风格应该明白晓畅而非神秘晦涩。（注：William Charvat,The Origins of American
Critical
Thought(New York:A.S.Barnes,1961),pp.7-27.）尽管这些标准随着美国文学的逐步发展而有所变化，但以社会和道德评判为出发点作为文学接受中的一个传统保存下来。其次，19世纪英国批评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强调美德与事实先于艺术与虚构的文学批评观对美国批评界具有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卡莱尔在《席勒传》（The Life ofFriedrich Schiller）序言中明确指出批评者要从作家的生活和作品中得出他本人的写照，并且因为他是当时德国文学权威解说者之一，这种影响直接渗透到美国的歌德评论中。这两种文学批评因素与当时美国的文化策略结成共谋，造成歌德传播过程中高调与低调、接受与拒绝并行的局面。
作为一个新建的共和国，为自由而战的经历深印在美国人的脑海中，政治独立斗争的热情仍然激荡在美国人的心中，在他们眼里，一个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绝算不上英雄。由此看来，1856年《基督教检查者》上出现把歌德同美国民族英雄乔治·华盛顿作比的评论便不足为奇。评论中，华盛顿被赞誉为一个为正义事业而无私战斗的爱国者，而歌德尽管是伟大的文学家甚至是一位天才，但他的品格却远远抵不上他的才智。结论是：华盛顿是一个身体力行者，歌德只是一个语言的巨人，“品格上的天才胜过才智上的天才”。（注：The Forturnes of
German Writers in America,p.38.）可见，在美国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中，政治上的建功立业要远比文学艺术上的创造重要得多，因此对歌德这位“最后的巨人”的定位便远在美国民族英雄之下。在更切近歌德本身的评论中，评论者们关心的焦点始终围绕着歌德的个人生活和品质，在严格的清教道德准则的衡量下，歌德独特的生活方式便很难赢得美国批评者的青睐。针对歌德喜爱美酒的生活习惯，有评论者发问：“对他那种爱好和习惯，绝对禁酒的人们会说什么呢？”歌德性格中的独立性被看作是对友谊准则的违背，是一个严重的罪过。如同在德国本土一样，美国评论者也常常把歌德和席勒相提并论，以此形成一个鲜明的反照和对比。他们普遍认为，如果歌德的生活方式不足取的话，席勒的生活则应该得到高度的颂扬和推崇。有篇文章写道：“席勒具有高超的个性，他思想的主要倾向是向上的。任何时候，只要打开他的著作，不一会儿读者就会感到被提升到了一个理想的境界。”（注：Ibid.,p.22.）有位唯一神教牧师、《基督教检查者》编辑撰文直接谴责歌德肆无忌惮而又奴颜卑膝，因此以歌德与席勒相比，席勒是一位“更纯洁的作家和更高尚的人”，而歌德不过是德国语言大家。（注：Ibid.,p.34.）就这样， 歌德被拒绝在美国道德评判的大门之外。美国人如果要在德国文学领域选择一位理想的生活楷模和美德的化身，那他们需要的可能是席勒而决不会是歌德。
在与歌德作品相关的评论中，出现了同本土类似的争鸣局面。仅以《浮士德》这部文学巨著为例，有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1845年，有一则评论写道：“在《浮士德》中，歌德让读者感到一头雾水……除非他根本不知道他想要说什么。”而1859年的一篇评论则认为：“人们普遍认为，歌德是迄今为止现代德国所产生的最伟大的诗歌天才，而《浮士德》被公认为是他留给后人的最完美且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注：Ibid.,p.20.）在一高一低这两种论调后面，隐藏着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就是美国知识界和读者群对歌德作品本身的理解还远远不够成熟和深入。此外，歌德作品评论大都以作者的生活作为文学鉴赏的根据，很少涉及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和审美特征。《亲和力》和《威廉·迈斯特》这两部在本土颇具争议的作品对美国批评界的批评水准不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考验。曾把歌德比作明星的费尔顿教授在评价《亲和力》时一反从前的高调，以牧师般的道德责任感把它定性为“现代文学中最放荡、最可憎的作品”。《南方文学信使》上有篇评论称《威廉·迈斯特》是一部主要由松散的、低水平的爱情事件描写组成的“泛神论经典”，认为“歌德所描写的感情、爱慕和情节无一不充斥着为他的想象所迷恋的放荡色彩……雅尔戈实际上是一个最糟糕的浪子，在风流韵事中他总是被出自一种热情冲动的冷酷的淫荡态度所支配；这是一个源于歌德内心的人物；实际上，这样一个人即如歌德本人。”（注：Ibid.,p.19.）1843年，《北美评论》上有篇评论以吃惊的口吻宣称：歌德已经由一位高贵的历史人物蜕变成了一个放荡的引诱者。
50年代，有一位美国评论家在《南方文学信使》上把美国人对歌德及其创作可能会有的偏见总结如下：
……当信仰需要一位鼓吹者的时候，当自由需要一位保护者的时候，当真理需要一位拥护者的时候，而歌德，在充满斗争和危险的如此之长的时期内，却未写出一行、未发出一句适应时代的话……正是这个冷漠的局外旁观者——他那冷淡而又敏锐、半感性而又半哲理的对爱国主义性质发出质疑的精神充满了他后来的作品，然而在《浮士德》和《威廉·迈斯特》中比在其他任何作品中都更明显。（注：Ibid.,pp.19-20.）
几年之后，《南方文学信使》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歌德作品中的道德倾向》（Moral Tendency of Goethe's Writings）的文章， 把歌德及其作品推上道德的法庭作了一次全面的审判，审判的结果是：
我们对他有两点指控：
1.无神论的无信仰的毒药散布于他的作品，溶解在令人陶醉的诗歌和令人心动的小说这一溶剂中。
2.他的生活观念是物欲的、感官的。作为一名艺术家，尽管他自称要研究人性，却从艺术领域中排除了最高尚的品质、良知、信仰和不朽的声名。（注：Ibid.,pp.18-19.）
美国在反对和谴责歌德的声浪中所持的总体态度，同德国本土以沃尔夫冈·门采尔（Wolfgang Menzel ）为代表的从政治和道德出发对歌德进行的抨击极为相似，他们共同谴责了歌德在民族需要之际的隐退，斥责他信奉异教和耽于声色，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表现出惊人的批评视角的一致性。然而，就在这种表面一致性的下面，却存在着美国文化土壤所孕育出的更为深刻的思想上的内因，这种内因导致了美国对歌德在消极批判中的积极接受。
三
歌德在美国的命运，无论是极负盛名还是在道德法庭上受审，都与美国19世纪兴起的超验主义运动息息相关。这场美国历史上首次发生的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发端于1936年，就在这一年，包括后来超验主义代表人物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在内的几名唯一神教牧师参加母校哈佛大学建校两百周年纪念活动，他们聚在一起谈论知识界的情况和当前共同关心的文化问题，这便形成了后来“超验主义俱乐部”的雏形。以后几年里，这些人不定期地相聚讨论诸如“美国的天才”、“歌德的天才及其特性”以及“泛神论”等话题，歌德因此成为帮助超验主义者思考和解决当时文化现实问题的有力工具，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经过以超验主义者为代表的19世纪美国知识精英的重新阐释，德国的歌德才真正转化为美国人心目中的歌德，成为美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创建于1840年的人文季刊《日晷》既是超验主义运动的喉舌，同时又是传播德国文学的重镇。在创刊号的编者按里，爱默生倡议要把时代精神体现在文学之中，改变美国精神生活的贫乏状态，并预言这种时代精神将在一场文化革命中起到的巨大作用：
那种精神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恢复他们的宗教情绪，给予他们崇高的目标和纯粹的欢乐；那种精神净化人们内心的目光，让生活变得更加井然有序；那种精神将人们拔涤到高贵的自然状态，进而剥去笼罩着自然景致的忧云愁雾，使实践的力量与思辨的力量达到和谐与统一。（注：赵一凡等译：《爱默生集——论文与演讲录》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93），第1292页。）
爱默生声称，具有时代精神的批评“像每一种新的思想一样，它们将废弃并取代一切传统的思想，重新烛亮整个的世界”。就在当年第二期《日晷》上，爱默生以他代表时代精神的超验主义批评观念撰写了《关于现代文学的思考》（Thoughts on Modern Literature）一文， 具体论述了关于新文学的主张。在他看来，华兹华斯、雪莱等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成功正是大众趣味和时代精神的胜利，“然而，在所有这些人中间，能够将时代的趋势集于一身，并且是以一种最为非凡的程度集时代趋势于一身的人，是那位德国的诗人、自然的挚爱者、哲学家歌德。”爱默生将目光投向歌德之后，以热情洋溢的笔墨赞美这位时代的巨子：
在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他那样感到安适自在。他不害怕生活。他本身就是一部包罗所有事实的百科全书，是这个时代所编纂的一部可以为其引以为自豪的百科全书；而这部百科全书产生了同样是可以为这个时代引以为自豪的效果。他博学多才，英勇果敢；胸襟辽阔，毫无狭隘；他的礼节周全，趣味达到了至善至美，——这一切绝对不可能是德国作家们所共同享有的素质。（注：赵一凡等译：《爱默生集——论文与演讲录》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93），第1312页。）
从爱默生抑制不住的激动话语中，我们看到歌德超越了时空和文化的距离，成为爱默生在新大陆藉以呼唤完整统一的人和包罗万象的思想者的理想的化身，从而使美国在超验主义运动推动下的民族文学具有了深厚的人文主义内涵。如果把爱默生和歌德放在一起相比较，不难发现，两人对自然所表现出的巨大热情、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强烈渴求以及对具有世界性的民族文学的看法竟然惊人地相似，可见，在两个缺少连接性和共通性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两位智者能够进行对话，实质上是精神上达到高度默契的自然结果。然而，当爱默生思考他错综复杂的超验主义体系中主体意识问题的时候，歌德竟成了他难以逾越的障碍。他认为，当前的时代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主体的时代，可是某些具有狭隘心理的人们却窃取了主体意识的美名，要清除罪恶的主体意识，首先要看清伟大的人和渺小的人之间的区别：
伟大的人总是向我们介绍事实；渺小的人总是向我们介绍他们自己。伟大的人即使是在讲述一件完全属于他个人的私事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把我们从他的身旁引开，去领悟一种普遍的经验。他自己的感情倾注于自然，倾注于事物的本质。那么，无论他从何处谈起，他的交谈都会自然而然地引向外在事物的本质。伟大的人从来不会主动成为他们教育对象的心灵负担。（注：赵一凡等译：《爱默生集——论文与演讲录》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93），第1306—1307页。）
在爱默生看来，伟大的人和渺小的人分别具有优秀的和恶劣的主体意识，当他把歌德放入主体意识的语境中进行考察的时候，歌德自身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使他得出的结论是：歌德是一个兼具两种主体意识的伟大而又渺小的人。歌德的主体意识的优秀之处在于他是“所有的学者之王”，对他而言，“为他所观察的每一种制度、风俗、艺术、艺术品寻找一个理论，是他最热衷的工作”，因此，“经他处理过的每一桩事实都被某种伟大的光环所环绕，因为在他的眼睛里任何事实都具有灵魂，有着之所以其然而非它然的永恒的道理”，这些理由足以使歌德能与爱默生所说的“伟大的人”相媲美。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时代的恶习同样也侵染到他的身上”，“他那奥林匹斯山神一般的自尊自大，他那种自称绝对可以容忍其他凡人的才华与功绩的纡尊降贵般的气派”成为他教育对象的心灵负担，而他作品中“微妙的自我主义的成分似乎不会毁伤他的作品，但却降低了这位人物的道德影响力”。（注：赵一凡等译：《爱默生集——论文与演讲录》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93），参见第1313—1315页。）
爱默生对歌德的评价之所以采用二分法，还出于他倡导民族文化精神过程中策略上的考虑。在这个过程中，爱默生要以所谓“作为个人的人的无限性”的原则来更新民族性格。他认为，个人具有无限的潜力，每个人都应该在各方面充分实现自己的潜能，尤其是智力上的潜能；每个人生来就具有独立于社会的特殊的个性，同时又具有包含其他一切人天性的神圣性；而伟人并非超人，他们只不过是更充分地实现其潜能的具有代表性的人。这些关于个人主义的思考，是爱默生超验主义信条中最能代表美国社会民主精神的一个方面。从作为个人的发展来看，歌德的确称得上是最理想的范本，但是他那并非完美的主体意识支配下的声名如果要建立在牺牲美国大众的神圣个性、抑制个人无限潜力的实现基础之上，那就完全背离了爱默生的初衷。因此，在把歌德推上时代顶峰之后，爱默生不失时机地指出，歌德应该被看作是“实在的诗人，而非理想的诗人；是束缚于局限性的诗人，而非着眼于可能性的诗人；是这个世界的诗人，而非宗教和希望的诗人”。（注：赵一凡等译：《爱默生集——论文与演讲录》下册（北京：三联书店，1993），第1318页。）爱默生呼唤着一个能摆脱歌德局限性的理想的未来诗人的诞生，可喜的是，在其有生之年，美国的精神土壤终于孕育出了一位他心目中的诗人，这个人就是美国19世纪杰出的民族诗人惠特曼。
尽管爱默生对歌德所下的二元定论当时很少有人能推翻，但他对歌德的艺术成就和具体作品的极大忽视却是显而易见的，这个环节的缺憾是被另一位超验主义代表人物、 美国女权主义先驱玛格丽特·富勒（Magaret Fuller）弥补上的。作为《日晷》杂志的第一任主编，富勒不同凡响的文学趣味和鉴赏眼光深深地影响了美国读者。有趣的是，《日晷》对德国文学的介绍几乎完全专注于歌德而对席勒只字不提，这种与众不同的现象不能不说与富勒的口味大有关系。事实上，歌德是富勒一生中最为钟爱的作家，不仅如此，她还在译介和研究歌德方面做了大量无人能够取代的工作。她翻译了《托夸多·塔索》、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等重要著述，还曾经计划撰写一部歌德传，尽管未能实现，她所广泛涉猎的歌德作品和有关材料足以使她在歌德评论中比他人更为深入。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富勒基本赞同爱默生的观点，认为歌德的才能大大地超过他的道德品质，认为歌德同时拥有深刻的思想和浮浅的心灵，但她在《日晷》发表的题为《门采尔的歌德观》一文中却发出了另外一种声音。文章指出，尽管门采尔有着“出色的头脑”，他看待歌德的角度却是低级庸俗的，这使他根本不能理解歌德这样的天才。富勒表示她钦佩歌德对人性和艺术的认识以及他的练达和宽容，她写道：“就艺术和文学批评家而论，在独立思考，持论公正，同情精神，视野开阔各方面无出其右者。”（注：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p.181.）几年之后，她在《十九世纪妇女》（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845 ）这部堪称美国女权思想的奠基之作中详细论述了歌德的作品及其艺术成就，为后来歌德批评中美学特征与个人生活相分离的文学阐释开了先河。
19世纪自60年代以后的几十年间，美国批评界再没出现过像以前那样热烈的关于歌德的论争，乍看起来好像是美国知识界和读者对歌德失去了兴趣，实际上，这种现象从另一方面表明歌德在美国文化中已占有了不可动摇的地位。我们看到，成长中的美国文化思想和文学观念在反思中不断走向成熟，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将会再次拥抱歌德和歌德曾最先带给美国的灿烂的德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