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若干史实考（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实论文,中共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关于俄共（布）远东局来华代表与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的关系
中共重要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到1920年的建党过程，但未提魏金斯基起过什么作用。最近发表的共产国际档案中，魏金斯基1920年6月、8月两封关于中国、上海工作的信件，也没有反映中共上海发起组已经建立起来的事实及参加人员。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包惠僧说，陈独秀强调“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注：《一大前后》（二），第389、156、157页。）。 俄国学者却说：“在共产国际的代表于一九二○年春到达中国之前，无论是李大钊、陈独秀，还是中国别的社会主义的拥护者，都还没有实际考虑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在苏联共产党人的直接参加下出现的。”（注：《一大前后》（三），第152—153、 156页。）这些矛盾现象该怎样解释？最近发现的一些新资料有利于弄清这一问题。
这里仅就中共上海发起组初建时期的两个问题进行考察。
（一）魏金斯基一行来华目的、依靠对象和实践
根据档案，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外国处“于[1920年]4 月派遣以下同志去中国（上海）：魏金斯基（格里戈里耶夫）作为全权代表，季托夫（毕业于东方学院）和谢列布里亚科夫（著名的朝鲜社会活动家）作为助手。三个人都是共产党员。从此奠定了我们在远东各国有计划的组织工作的开端。”
5月， 俄共（布）远东局负责人威廉斯基指示魏金斯基迅速在上海筹组一个临时的工作机构，定名为“第三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下属中国、朝鲜、日本三个支部。中国支部的计划是：（1）组织共产党， 力争在大学生以及沿海工人的组织中发展共产主义支部；（2 ）在中国军队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3）对中国工会施加影响；（4）在中国组织出版事业。（注：《党的文献》1996年第5期第94页。）
魏金斯基来华后，根据俄共（布）远东局指示的任务，在鲍立威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同中国革命运动所有的领导人”建立联系。“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小组联合为一个集中的组织。”（注：《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第94、95页。）
我国史学界历来认为，魏金斯基来华后，经在天津的鲍立威和北京的伊凡诺夫介绍，与李大钊会晤，谈中国建党的事；通过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一行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系，帮助建党。魏金斯基等来华后，似乎认为陈、李是主要依靠对象，甚至是唯一依靠对象，魏金斯基以顾问姿态从旁协助。认为魏金斯基等来华的任务是：了解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情况，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介绍俄国革命的情况和经验。从现在公布的档案看，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1.俄共（布）远东局派出代表到中国的目的地是上海。
2.来华的目的，除上述任务外，还有进行有计划的组织工作：组织共产党和组织出版事业。
3.联系的对象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导人”、“各革命小组”。李大钊、陈独秀只是他们要联系的许多领导人之一二。
4.组织共产党的重点是在大学生组织和沿海工人组织中发展共产主义支部。依靠对象主要是工人组织和学生组织，领导是俄共代表（中国支部）。陈独秀则是被视为起一些号召作用的上层人物。在来上海的起初几个月内，陈独秀不是他们的主要依靠对象，直至他们的计划流产，才改变态度。
5.在华俄侨鲍立威等在中国的工作，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俄共（布）远东局对华工作的组成部分，是魏金斯基等来华前的前期工作。
俄侨鲍立威所进行的前期工作，重点是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联系，筹建社会主义团体。魏金斯基一行来上海后，联系面更宽了。按照任务，要在大学生组织和工人组织中建党，所以他们联系了上海学生联合会正副评议长狄侃、程天放及东吴大学学生代表何世桢，以及全国学联在沪代表和有关省市代表；联系了上海工人团体。在出版界，访问了《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共学社》等杂志、社团的许多负责人，如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及其他各方面在当时还算进步的人们。也举行过多次座谈。但是，事情远不如设想的那样好。正如李达所说：魏金斯基举行的座谈，“最初参加座谈的人还多，以后就只有当时还相信马列主义的人和魏金斯基交谈了。”（注：《魏金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32、462页。）据当时学联负责人程天放说，魏金斯基与他们会谈，也未获结果。（注：《魏金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 432、 462页。）除了相信马列主义的少数人以外，与俄国人联系特别积极的就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魏金斯基在鲍立威工作成绩的基础上，也把无政府主义者看作中国建党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于6 月倡议召开中国华北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联合的代表会议（注：《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第94、 95页。）（这里的华北不是行政区划，应是区别于闽粤南方的泛称），时间定在7月。
1920年7月5日至7日， 由莫斯科来北京的俄共远东局负责人威廉斯基，召开了在华工作的俄共党员第一次会议。会议显然过高估价了俄共在华人员的工作业绩，称：“我们已经奠定了组织建设最初的基石”，各支部（当指俄共在华各地人员的组织）“依靠工人和学生组织”，得以为许多城市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们不知道中共上海发起组已经建立的事实，按照他们的思路，相信由俄共的中国支部领导，依靠工人、学生组织在各地组织的代表大会，可以立即建立中国共产党。
7月确实举行了一次会议。由于威廉斯基的指示， 无政府主义者这个词在魏金斯基的8月信件、报告中不用了， 以后在苏联学者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称为7月19日的中国积极分子会议或称积极分子同志会。 魏金斯基8月17日向伊尔库茨克的上级写的报告称， 此会成立了包括魏金斯基在内的5人革命委员会， 并提出中国各工业城市建立像上海革命委员会这样的组织，然后召开各革命委员会代表会议，建立集中的全国共产党组织。
7月会议是俄共代表花很大力气准备的。他们直接筹划， 并且直接参加、出面，要求陈独秀向各地革命者发出信件，邀请各地代表来沪。但是中国人方面只有上海的无政府主义者起劲、积极。而苏联学者舍维廖夫却说“这次会议为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注：《一大前后》（三），第152—153、156页。）。
魏金斯基在7、8月间组建了华俄通讯社，向中国报纸提供关于俄国的资料，筹备召开上海工会代表会议，准备在此基础上成立工会的中央委员会。在学生团体中鼓励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备培养干部的外国语学社。
魏金斯基计划“在中国所有的工业城市里建立像上海革命委员会这样的组织。”他的8月17日信件称：这样的组织只有北京建立了， 是鲍立威、斯托扬诺维奇活动的结果。
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临时委员会主席威廉斯基，在9 月1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说：
俄国人在“中国支部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各支部依靠工人和学生组织，得以为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和其他地区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近期内就应该举行一次代表大会，以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党工作。”陈独秀的名字在报告中提到，是归在印刷出版方面，“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书刊的最大中心”。“杂志有《新青年》月刊，由北京大学陈独秀主编。”俄国人此时把陈独秀看作共产主义书刊出版的较突出的人物，但不是组建共产党的主要依靠对象。
报告说“为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和其他地区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比魏金斯基8 月信件的报告多了天津、汉口、南京及尚未建立而准备建立组织的广州。天津、汉口都有俄共成员在活动，在南京也可能与个别学生有接触，但要说已为建立共产主义组织奠定基础，决非此时。至于说“近期内就应该举行一次代表大会，以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建党工作”，就是指魏金斯基8 月信件所说的各工业城市建立的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会议，而这个代表大会始终未成为事实。它和1921年7月的中共“一大”是两回事。
俄共代表视为来华工作重大成就的7月会议， 陈独秀却是消极待之。魏金斯基在6月信件称陈独秀发函， 邀请各地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代表来沪开会。但实际上上海社会主义者参加此会的，仅陈独秀、李汉俊二人，连中共上海发起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其他成员都没有通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魏金斯基写出8月17日信件之时， 也是陈独秀写《谈政治》， 表明他不能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的态度之时（该文于9月1日《新青年》上公开发表）。他消极对待7月会议，正缘于此，不久宣布解散社会主义者同盟也缘于此。宣布解散该同盟的时间至迟不超过1920年12月15日。因为陈独秀是12月16日离沪到广州的，他到广州后，通知无政府主义者，全国的社会主义者同盟已解散，郑佩刚也写信给广州无政府主义者，说北京、上海的社会主义者同盟解散了。可以断定解散同盟一事是陈独秀尚在上海时处理的。社会主义者同盟解散，它的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当然随之消失，魏金斯基本人也于 12 月离沪，1921年1月返俄。
（二）中国建党过程中陈独秀和魏金斯基的不同思路和不同实践
查阅俄共（布）和共产国际档案，不免感到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建立过程有些扑朔迷离。俄共（布）档案不能改变中共一大报告的历史文献；中共一大的历史文献也不能改变俄共代表在华活动的记录。仔细研究，可以看到，魏金斯基和陈独秀各有一套关于中国建党的思路，都顺着各自的思路去实践，有时并行不悖，有时交叉碰撞。前者的设想、行动是不结果的花朵，后者却是可燎原的星火。
魏金斯基的思路和行为是：
1.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导人建立联系。（注：魏金斯基1920年6月致佚名者信。）
2.把中国的“各革命小组联合为一个集中的组织”。（注：魏金斯基1920年6月致佚名者信。）
步骤：先把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通过代表会议方式联合起来，在这个基础上成立有俄共代表直接参加进去的“革命委员会”。首先在上海建立，再在“各工业城市建立像上海革命委员会这样的组织。”（注：《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第94、 95页。）“然后举行各委员会的代表会议，借助这样的办法把委员会的工作集中起来”（注：《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第94、95页。），再来建党。
魏金斯基的思路，有以下三个特点：
（1）以革命社团为对象，以社团（即革命小组）的联合， 作为建党的前提和基础。
（2）凡是宣传过社会主义，从事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社团， 不管是无政府主义的还是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都是争取联合的对象。
（3）由于上述两点的原因， 不能立即建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政党，只能用含糊不清的“革命委员会”的名称作为过渡。所以说“借助这样的办法”把委员会的工作集中起来，然后再来建党。
魏金斯基的思路是以俄国建党的历史为蓝本的。俄国先在彼得堡把所有一切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统一成“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然后各工业城市也建立“解放斗争协会”，几个城市的斗争协会同犹太社会民族主义总同盟（简称崩得）等组织一起召开代表大会，把分散的革命团体集中统一，并结合成政党，宣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但实际上各组织并未统一，工作没有一致的路线，没有一个中央的统一领导。相隔5年，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依然是各组织选代表，由于成份复杂、 思想分歧，一部分代表退出大会；又在组织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把党分成两部分，即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而陈独秀的建党思路则截然不同。鉴于辛亥革命以后的政治状况，和对辛亥以来中国政党历史的了解，以及对团体、对青年的看法，他在五四运动之前就提出要建立革命政党。他对政党的一贯主张是以个人独立信仰和志同道合者结合为前提。他在1916年底就说：“现代立宪国家，无论君主、共和，皆有政党。其投身政党生活者，莫不发挥个人独立信仰之精神”。（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233、451页。）
1919年1月，他论及中国的三害：第一是军人害，第二是官僚害，第三是政客害。这三害存在，中国政治就没有清宁的日子。他主张要除三害，重要的是建立革命的政党。他说：“社会的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注：《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9月版）第233、451页。）当时他还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要组织政党，就要靠“社会的中坚分子”。现在与李大钊相约建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当然要以个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首要条件。所以他的建党思路是以单个个人为对象，经过考察了解，把有共同信仰的人吸收进来。他从点开始，即使小到几个人，也以共产党命名，通过党章党纲，作为建党的开端，然后扩展出去。扩展到其他城市也是以单个个人为发展对象，不是先从有多少城市、有一定数量的已有的组织为基础，然后再来建党。
魏金斯基是力求规模效应，陈独秀是求相对纯洁。
从规模效应的角度看陈独秀的做法，乃是手工业方式，小组习气。从求相对纯洁的角度看魏金斯基的做法，必然造成混杂不清。双方的思路明显不同。因此，陈独秀顺着他的思路进行建党活动，并不需要向魏金斯基汇报请示。
魏金斯基也顺着他的思路进行活动，但是作为一个外国人，许多活动、工作免不了与陈独秀接触，这样两种思路的矛盾就反映出来。在魏金斯基写信的8月，就有两个突出的矛盾， 一个是关于召开工会代表会议；一个是关于同无政府主义团体的关系问题。
关于工会代表会议，魏金斯基8月信中说：“这一个星期， 我们的组织处为工会的中央委员会而召集会议，每10个工会和行会派出2 名代表参加，这个会议上将产生出一名代表参加我们的上海革命委员会。”陈独秀对此则从根本上反对。他在8月22 日的《劳动界》上发表《真的工人团体》一文，说：“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公会公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觉悟的工人呵！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注：《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7、92、100、94—95页。）
陈独秀对已经成立的工会、“工界团体”的评价，并非信口说来，而是调查考察的结果。在纪念这年五一劳动节时，7个工会参加筹备， 陈独秀被选为筹备会顾问。此时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对这些工会尚未真正了解。经过五一节及以后的交往，并参加进去，实地调查，他们弄清了这些工会负责人的真面目及其组织工会的企图。1920 年8月之前，上海的新式工会总共十来个，招牌都很大，大多挂上“中华”的名头，有的号称会员万余人，名册洋洋大观，实际上只是这个工厂有几个人，那个工厂有几个人，多数会员甚至不知道是属于哪个工厂的。那些负责人，不是政客，就是资本家、工头之类，它们的宗旨无不以“振兴国货”、“发展工业”、劳资协调、工界（包括劳资）团结为内容；它们的行动是以发通知、发通电，支持国民党的某些政治主张以及召股投资等，谈不上在工人中进行实际行动。有的则完全是有名无实。
现在魏金斯基要在这样的“工会”基础上开工会代表会议，还要产生工会中央，要依靠这样的工人组织来建党，岂非缘木求鱼！所以陈独秀明明白白地表示反对。那么还去开什么工会代表会议，产生什么工会的中央委员会呢？在上海召集工会代表会议组织工会中央这件事，终于没有成为事实。
关于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即是否同他们合作的问题，俄共在华人员都是主张并实行同无政府主义者合作的。鲍立威率先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合作；魏金斯基倡议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开代表会议，以求成立集中的组织。斯托扬诺维奇在广州联系和依靠的都是无政府主义者。
陈独秀在7月会议之后，对于同无政府主义者合作， 从消极对待转为公开反对。他的《谈政治》不仅泛指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而且针对同无政府主义者合作的问题。以下几点可以证明：
1.陈独秀提出无政府党人是根本上反对政治，说他们是中国所有主张不谈政治的人们中最绝对反对政治的一派。以张东荪、胡适为代表的学界以及商界主张不谈政治是一时的、相对的。而无政府党人是“从根本上绝对主张人类不应该有一切政治的组织，他们不但反对君主的贵族的政治和争权夺利的政治，就是民主的政治也要反对的”。（注：《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7、92、 100、94—95页。）陈独秀表明：“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些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注：《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7、92、100、 94—95页。）在这根本性的观点上、态度上绝然对立，当然是无法合作的。
2.针对魏金斯基强调革命组织的联合，把各式各样的社团、活动笼统地称为“革命运动的领导人”、“革命小组”，以求统一集中，陈独秀指出：“不问革命底内容如何，但只为革命而革命，自然是可笑。”
3.陈独秀用俄国作比喻，来说明无政府主义的危害。他说：“俄罗斯若以克鲁巴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可免。”“你看现在全世界底国家对于布尔塞维克底防御、压迫、恐怖，比他们对于无政府党利害的多，就是这个缘故。”（注：《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7、92、100、 94—95页。）
这些内容，与其说是批判无政府主义，还不如说是声明不能与无政府主义者合作。
陈独秀在《谈政治》中，表明这是他“最近对于政治的见解”，《谈政治》的发表，就是宣告他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再合作。我们没有资料可以了解到陈独秀与魏金斯基怎样讨论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魏金斯基接受陈独秀的意见，解散了社会主义者同盟，终止了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中共上海发起组是中国拥护、追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来的。通常的说法，即魏金斯基来华不久即与李大钊、陈独秀说中国已经具备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陈独秀因之而积极从事建党活动，从档案材料分析，是缺乏根据的。
第二，中共上海发起组与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活动是分别进行的，因此，没有发生像北京、广州那样有无政府主义者混入的情况。
第三，魏金斯基8月信件提到的革命委员会， 随着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解散而消失，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无直接关系。
（三）俄共代表在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时的作用
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建立过程，固然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革命者独立自主地进行的，但是魏金斯基来沪后，对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建立及以后的工作仍有着帮助和促进作用。
第一，十月革命对中国探索救国图强之道的人们本来就有很大影响。魏金斯基到沪后，广泛介绍俄国革命和革命后的政治、经济状况，对于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者是很大的鼓舞；促进一批先进的人们要走俄国人的路，学习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精神、作风，加速了建党的进程。
第二，办华俄通讯社、外国语学社，为传播第一个工农国家的信息，为培养党的干部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在学生组织中提出并鼓动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
第四，当俄共（布）代表直接领导的以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为基础建党的打算不能实现时，随即与中共上海发起组的负责人陈独秀、李汉俊以及有关同志联系，了解情况，肯定了中共上海发起组并给予帮助，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表现在，魏金斯基离开上海到北京会见李大钊和张国焘时，是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名义出具介绍信介绍的。张国焘曾回忆道：“1921年1月间， 他（指魏金斯基——引者注）带着陈独秀先生去广东前所写的介绍信，和当时接替陈先生负上海支部责任的李汉俊的信，到北大图书馆来找李大钊先生和我。这两封信里都曾说明威金斯基是可以深谈的同志。”（注：《一大前后》（二），第389、156、157页。）他在与李大钊、 张国焘交谈的过程中，“很推崇陈独秀先生和他在上海所接触的中国革命人物”。（注：《一大前后》（二 ），第389、156、157页。）中共上海发起组与共产国际直接发生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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