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饭店业集聚形成机理及集聚模式——以广州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机理论文,广州论文,饭店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2)12－0091－05
1.前言
产业集聚是指同一类型或不同类型的相关产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集中、聚合。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特征[1]。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际分工水平逐步深化，区域产业集聚现象不仅在制造业领域，而且在服务业领域都得到加速的扩张。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转型时期，积极研究服务业集聚有利于推进我国服务业发展并提升其产业竞争力，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国外产业集聚与集群研究始于19世纪末期马歇尔对产业区的研究，目前已经形成一些相对成熟的产业集聚与集群理论，包括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斯科特基于交易费用的集聚理论以及波特基于竞争角度的“钻石”模型理论等。但是以上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领域，服务业集聚集群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旅游产业集聚成因的认识仍然处在不断拓延和完善的过程中。区域旅游发展中同样存在产业集聚现象，尤其表现在城市饭店业集聚。如多伦多饭店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和机场附近，而汽车旅馆主要集中在交通密度大的地区[2]；土耳其Erzurum的城市饭店与汽车站、咖啡屋空间集聚现象明显[3]。国内相关研究发现，饭店业空间分布存在明显集中趋势[4－5]。
饭店企业在一定区域内集聚，不仅降低成本，获得正向外部效益，还有利于资源、信息和客源共享，促进企业之间合作，形成区域品牌并提升饭店业竞争力。国外少数学者对城市饭店业集聚形成机理进行积极探索，研究结论如下：其一，运用传统的土地利用模型解释城市饭店业集聚[6]；其二，从城市历史进化尤其是交通技术的发展进行分析[7－8]。国外城市发展历史与国内存在显著不同，国外研究成果直接运用于我国实践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我国国内城市饭店研究主要集中在具体城市内部饭店空间布局，重视饭店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描述和归纳，忽略其背后的机理和规律的认识[9]。因此，论文以广州为例，试图寻找影响城市饭店业集聚的主要因素，揭示城市饭店业空间集聚形成机理。
2.广州饭店业集聚的概况
目前研究表明，广州饭店业存在明显集聚现象，主要分布在环市路、流花展馆附近[4,10－11]沙面或者沿江路一带[12－13]。
沿江路饭店业集聚位于长堤及沿江路一带，临近北京路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的简称，中心商务区)，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广州最为古老的饭店产业集中分布区，主要由规模较小的中低档饭店组成，沿珠江长堤段呈线状分布。流花地区以流花展馆为核心，由站前路、流花路、解放北路和环市中路围绕区域。该饭店集聚区形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由不同规模、类型和等级饭店组合而成，集聚形态表现为团状。环市东路集聚区从小北路口一直延续到区庄立交，与环市东路CBD相重合，形成时间与流花集聚区基本上同步，主要是由大型、高档饭店企业组成，集聚形态为线状。
3.广州饭店业集聚形成的机理分析
3.1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所有具有经济属性的区位因素的综合，主要包括资源禀赋、集聚因素两个方面，其中资源禀赋决定饭店业初始集聚形成的微观区位，集聚因素进一步促进和强化饭店业初始集聚，使饭店企业获得集聚经济。
3.1.1 资源禀赋
广州饭店相关研究表明，蓬勃发展的会展业，尤其广交会是促进广州饭店产业集聚的主要动力之一[10－11]。自1957年第一届广交会创办以来，每年两届广交会吸引大量海内外游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广州甚至全国城市中最重要的会展旅游吸引物之一。广交会曾四易其址(见表2)，在其发展早期阶段吸引海内外旅游市场规模相对较小，饭店业集聚趋势不明显。20世纪70年代以来，流花展馆建成并使用、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以及对外贸易制度改革等等一些有利条件极大地刺激广交会成长壮大，吸引饭店企业不断向流花展馆以及附近地区集聚，进而形成以流花展馆为核心的团状集聚。相关研究发现类似结论，如世博会促进上海浦东新区内部的饭店集聚形成[14]，桂林三星级以上饭店则更倾向于在风景优美地区布局[15]。因此，在旅游资源禀赋良好地区易于形成饭店业的初始集聚，并且集聚规模与资源吸引力呈正相关。
3.1.2 集聚因素
1974年流花展馆的使用使流花地区获得“初始优势”，并通过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不断产生自我“累积循环过程”，最终导致经济集聚的规模不断扩大。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集聚效应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越来越多饭店向该区域集中。饭店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柔性集聚，不仅能降低集聚区域内饭店的交易成本，实现规模效应，还有利于集聚区域内饭店的相互学习，发挥资源共享效应，打造区域品牌[16]。张文忠认为，服务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主要是追求企业间商务交流和合作的便利性和互补性，以及高度熟练的劳动力市场，同时得到外部经济利益和减少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有利于收集和交流情报和信息，准确而迅速的掌握同行业和相关行业的经营动态[17]。饭店业集聚不仅体现在同行业之间集聚，饭店业与会展业以及商业零售业也具有较强共生性。如自元至清，北京零售业中心的前门附近地区是旅馆业集中分布区，清朝中叶有70％旅馆分布在该区域[18]。另外，旅游者倾向于在饭店集聚的区位中寻求大量的、具有较大差异的服务，最大限度地减少顾客搜寻成本。因此，集聚因素强化了资源禀赋基础上形成的初始集聚，进一步推动流花地区饭店业集聚规模不断扩大。
3.2 行为因素
行为因素包括旅游者区位选择行为和饭店企业组织区位决策行为，二者构成行为因素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符合旅游者区位选择行为规律是饭店企业区位决策基础。
3.2.1 旅游者区位选择行为
饭店选址要考虑旅游者空间行为规律。保继刚分别研究了大中小不同尺度的旅游者空间行为规律，并据此得出饭店宏观和微观选址应遵循的一些经验性原则[19]。但是休闲型旅游者与商务型旅游者在城市饭店选择行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后者比前者更为关注饭店可达性[20－21]。
流花地区和环市东路饭店业集聚的形成与广交会密切相关，为了获取旅游者空间行为与饭店空间集聚的相关资料，作者通过问卷方式调查广交会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主要因素的感知。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论文选取21个指标，重要性采用5级(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非常不重要)。实地调查于2009年10月15日－30日展开，调查方法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会展中心、主要饭店选取调查对象，由被调查者自己阅读和填答，然后再由调查者收回。该次调查共发放1188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828份，回收率为70％。调查发现，广交会旅游者在饭店选择过程中尤其重视饭店服务质量和饭店可达性，相对忽视饭店价格(见表3)。因此，流花展馆以及附近环市东路成为广交会旅游者在住宿选择过程中考虑较多区域，进而引导饭店企业的集中布局。
3.3.2 饭店企业组织区位决策行为
饭店区位对于饭店成功经营具有决定性意义。现代企业区位论研究表明，区位决策主体(企业)以及消费者空间行为偏好对于企业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导致企业追求目标是服务对象(对商业区位来说就是消费者)最大剩余效用和经营者最大利益目标之间的平衡[22]。流花展馆附近地区、环市东路以及沿江路一带都是广州外地游客相对集中分布区，饭店企业临近市场需求较大的区位布局，顺应旅游者饭店选择的空间偏好。
3.3 空间因素
空间因素是由交通、地租和土地利用所构成总体空间状况。交通可达性是影响饭店业区位选择最基本最重要因素，外部交通区位优越的城市入口地区则首先吸引饭店企业的初始集聚，我国政府划拨的土地制度丧失了对饭店产业区位选择的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广州流花地区与环市东路饭店业集聚。
3.3.1 交通
交通是影响城市饭店空间布局最重要因素之一，饭店在城市中的位置与它们所处时代主导交通方式具有很强相关性[7]。一般来说，车站及其附近、主干道沿线和城市边缘高速公路沿线倾向于形成饭店业集聚[23]。我国南京市饭店向交通干线附近集聚的现象十分突出，其中尤以大桥南路、鼓楼、内桥、汉中门、中山门一线最为集中，该区域饭店数量占南京市旅游涉外饭店总数的31.3％，另在城市主干道附近集中了全市2/3的饭店[5]。
广州沿江路一带与流花地区形成的饭店空间集聚与城市入口地区有很大关联性，沿江路一带是建国以前城市入口地区，流花地区是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发展新城市入口。据记载，鸦片战争以后，广州形成航班相对固定的水运航线。当时码头主要分布珠江沿线，而沿江路一带的内河船只码头，从东堤、南堤至西堤绵延两公里，其间码头林立，是广州的繁华之地。流花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是广州北门外的荒僻之地，老白云机场(1967)、广东省汽车客运站(1970)以及广州铁路新客运站(1974)先后建成并投入使用，流花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外部交通进入广州最便捷的地区。因此，旅游需求相对集中的城市入口地区，吸引饭店企业集中布局。
3.3.2 地租和土地利用
国外研究表明，饭店在城市中的空间布局与地租存在很强相关性。Yokeno1968年在土地地租曲线的基础上提出了土地利用的同心圆模型，即在城市最内部的中心商务区和商业区之间存在一个饭店带[24]。之后，西方学者进一步指出，不同行业承租能力差异导致在城市空间分布差异，零售业占据着DBD中心、地价最高的区域，金融、信息咨询等紧邻零售业，而旅馆、批发等位于CBD边缘区。另外，地租也影响到城市饭店等级分布，豪华饭店位于城市中心，经济型饭店位于城市边缘，商务饭店则位于郊区[6]。
在我国，土地的使用长期以来由政府划拨，土地市场体系很不完善，地租丧失了对产业区位选择的作用，造成我国城市圈层分化并不是非常明显。但是，土地划拨制度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广州流花地区与环市东路饭店业集聚。广州的相关研究发现，火车站一带的旧区，外驻单位达36个，占该区第三产业单位总数的37.9％，占广州外驻单位总数的42.3％。环市东路的区庄立交一带，外驻单位达20多个，占广州外驻单位总数的23.3％[25]。以上外驻单位，多数都是以饭店形式出现，如山西大厦是山西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等等。上海饭店空间布局研究表明，该市星级饭店主要沿步行街以及商城分布，具有明显的集聚效应[14]。随着我国市场经济逐渐发展以及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日益完善，地租将在城市饭店空间布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
3.4 人文因素
人文因素由政府行为、城市规划以及历史因素构成，政府不仅直接投资建造集聚区域内部一些大型高档饭店，而且通过城市基础环境的改善以及城市规划引导饭店集聚，历史因素则是饭店集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3.4.1 政府行为
政府行为是广州饭店产业集聚形成的主要非经济因素之一。以流花地区和环市东路的饭店产业集聚为例，广州市政府先后修建广东省汽车客运站以及广州铁路新客运站等交通设施，以及电报电话大楼、邮政大楼、民航售票大楼等大型公共建筑，极大地改善流花地区城市基础环境，使该区域由城市边缘地区逐步发展成为城市入口地区，为饭店产业的空间集聚提供良好的区位条件，使流花地区形成吸引饭店企业集聚的“磁场”。同时，为了缓和广交会期间住宿难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期外贸部拨出专款4000多万元，先后修建了流花宾馆北楼(1972)、南楼(1973)、东方宾馆西楼(1973)和白云宾馆(1976)。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市政府与香港合资率先建设中国大酒店(1984)、花园酒店(1985)等。这些大型高档饭店设施呈点状分布在流花展馆附近地区以及环市东路，进一步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建设中小型饭店企业继续向区域内部集中，形成大中小饭店企业共生局面。
3.4.2 城市规划
流花饭店和环市东路的饭店集聚区都是广州城市规划的指导下逐渐形成的。1960－1962年间，广州市规划委员会曾多次编制《流花湖地区详细规划》，70年代不断深化完善规划，使该地区发展成为广州市的对外交通枢纽及对外贸易中心。在1985年环市东路(麓湖路口和犀牛路口)规划中，该规划将环市东路西段建设成为旅游、办公、购物、居住、文化、娱乐的综合性街区，规划以区庄立交、花园酒店、白云宾馆为构图中心，沿路以高层建筑为主(15层－35层)，总建筑面积为27.56万
。
3.4.3 历史因素
城市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历史继承影响城市饭店的空间布局。厦门饭店研究表明，小型、低等饭店设施保持在老城区，较好、大型饭店出现在边缘区过渡带，新城区则出现各种各样的饭店[26]。广州沿江路一带饭店业集聚形成则是历史继承的结果。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广州投资建设饭店的鼎盛时期，一些海外华人也纷纷到广州投资建设新型的西式饭店。沿江路一带是当时广州城市入口地区以及继上下九、北京路之后第三个商业区，良好的区位优势吸引西式饭店不断进入，如东亚大酒店(1914)、新亚大酒店(1927)、白宫酒店(1928)、新华大酒店(1933)、北京旅店(1935)和爱群大酒店(1937)等等。建国以前，沿江路一带饭店产业集聚规模已初步形成。据记载，1935年广州的旅馆已发展到401户，多集中于繁华商业区的长堤、西濠口一带[27]，也就是今天的沿江路一带。
4.广州饭店业集聚布局模式
影响广州饭店业集聚因素错综复杂，大体上归纳为经济因素、行为因素、空间因素和人文因素，但是广州沿江路、流花地区与环市东路饭店业集聚形成关键因素存在显著不同。根据形成饭店业集聚的主要因素差异，将广州饭店业集聚模式分为三种。
4.1 交通导向型集聚模式
沿江路一带饭店业集聚属于此类的典型代表。在该类模式中，交通因素上升为决定饭店业集聚的关键因素，在便捷城市交通基础上产生大量旅游需求成为推动饭店企业集中布局重要动力，而城市入口地区成为集中布局的首选地区。沿江路一带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外地游客进入广州主要城市入口，吸引早期饭店企业向该地区集中。
4.2 资源导向型集聚模式
在该类模式中，资源因素成为饭店业集中布局的决定因素，流花地区饭店业集聚属于此类模式的典型代表。广交会长期以来是广州最重要、也是最有影响的旅游吸引物之一，每年两届广交会创造巨大旅游需求市场，从而引发广交会期间住宿设施供不应求的矛盾，为了满足海内外旅游者尤其是海外旅游者住宿需求，流花地区吸引不同类型、规模及等级饭店企业集中布局。
4.3 商业办公导向型模式
在该类模式中，商业办公因素成为饭店业集中布局的决定因素，环市东路饭店业集聚属于此类模式的典型代表。改革开放以来，在广州城市规划指导下，大量商业设施以及写字楼向环市东路集中，同时也吸引饭店企业不断地向该路段集中布局，环市东路逐渐发展成为广州城市中心商务区之一。
以上是广州饭店业集聚的主要模式，但是在国内外城市旅游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其他的集聚模式，如旅游产品共生型模式和特殊功能型模式[28]。
5.结论与讨论
广州沿江路、流花地区与环市东路饭店业集聚形成是经济因素、行为因素、空间因素和人文因素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见图1)，不同区位因素对饭店业集聚产生不同影响，其中，饭店业初始集聚首先产生于优良旅游资源周围以及交通便捷的城市入口地区，这些地区旺盛旅游需求是广州饭店业集聚形成的重要推动力。一旦集聚区域获得初始优势，饭店业集聚则通过自我累积循环效应和锁定效应促使经济集聚的规模不断扩大。旅游者空间行为偏好以及饭店区位决策行为是饭店集聚形成的内在诱因，政府行为和城市规划是广州饭店集聚形成外在驱动因素，它们直接或者间接引导城市饭店集聚形成。
图1 广州饭店业集聚形成的影响因素
我国很多城市饭店空间分布存在集聚现象，但是不同城市之间集聚形成机理与集聚模式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一般来说，旅游需求增长是造成城市饭店业集聚的持续动力，而在城市内部的良好资源禀赋的附近、交通便捷的城市入口地区以及城市中心商务区则是旅游者相对集中地区，在这些地区易于形成饭店业初始集聚，资源禀赋、交通与地租构成饭店产业集聚的初始因素。城市饭店业集聚规模进一步增长主要取决于旅游需求持续增长以及旅游经济因素，即产业集聚正反馈进一步加强，自我累积循环效应和锁定效应促使经济集聚的规模不断扩大。另外，政府行为与城市规划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或者间接促进及引导城市饭店业集聚发展。历史因素、制度因素以及其他因素为影响城市饭店业集聚辅助因素，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产业集聚的形成(见图2)。
图2 城市饭店业集聚过程及影响因素
根据影响饭店业集聚形成的决定因素差异，将广州饭店业集聚模式分为交通导向型、资源导向型和商业办公导向型三种饭店业集聚模式。在我国北京、南京及其他城市旅游研究发现，饭店业与商业以及零售业之间相关性较强，在城市中心商务区或者商业及零售业相对繁华地区，饭店分布相对集中，商业办公导向型饭店业集聚模式更为常见。而交通导向型饭店集聚模式在我国城市中表现较为多样，城市入口地区、主干道两侧、码头沿线、高速公路出入口、机场附近等交通便捷地区形成饭店业集聚都属于交通导向型模式。在城市中，饭店业以旅游资源为核心形成饭店业集聚，但是该类集聚形成取决于旅游资源所吸引旅游市场规模大小，只有在吸引力较大的旅游资源附近地区利于形成饭店业集聚。
论文以广州为例，总结归纳饭店业集聚形成的主要因素，如何定量分析各个因素在饭店业集聚形成过程中不同作用是今后饭店业空间集聚研究重要内容。同时，行为因素与饭店业集聚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没有得到我国学者足够的重视，积极加强该方面研究有利于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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