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热点扫描（专题讨论）——1.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热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专题讨论论文,英国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在造成全球经济衰退的同时，也使新自由主义体制遭到了重创，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显示其重要价值。在过去的一年中，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左派力量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世界体系的矛盾、中国的崛起和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的研究都有所建树。这里仅择其要，予以评论。
一、世界秩序变迁与中国的崛起的讨论
当前世界经济问题的讨论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问题，一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命运，二是世界经济力量格局的变化。在这一论域中，美国霸权的衰落和中国经济的崛起具有核心意义。
2006年，罗伯特·布罗纳出版了《全球动荡的经济学(1950-1998)》一书。书中对战后世界经济的演变做了三个基本判断：(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经济效绩处在下降之中，每个商业周期的产出、生产率、股票价格和真实工资水平都在不断恶化；(2)到现在为止，制造业的利润率仍然是决定经济增长效绩的因素，它的赢利水平的降低是长期衰退的根本原因；(3)美国的制造业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即使由技术进步带动的增长和其他国家的发展不会改变过去五十年来的基本趋势和格局。布罗纳的观点一抛出，随即在西方思想界引起激烈的争论。克拉夫特(Nicolas Crafts)认为，布罗纳的观点虽然有趣，但结论并不能令人信服；“全球动荡的经济学”这个命题与其说是对过去历史的总结，不如说是对今天现实的描述和对以今天资本主义的预告；历史地看，过去五十年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是无可质疑的，但它未来将面临更多困难和阻力。①英国伦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沃德(Robert Wade)则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变迁角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史做了新的阐述。他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两次大的“体制改迁”(regime changes)。第一次形成了布林顿体系，第二次形成了新自由主义体系。两种体制区别的核心在于政府职能的不同，前者实行的是“嵌入式自由主义”体制，后者主张自由放任主义。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特点是，把投资人、股票持有人的价值增殖作为核心，把自由化与金融化结合起来。基于上述历史的经验，我们可以借用波兰尼的“双重运动”概念对资本主义的未来趋势作出预测，即“政府对危机采取的措施进一步暗示我们已经进入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的第二程，由自由市场和不断增长的商品化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现行模式产生了灾难和错位，它激发了对市场更严密监管和非商品化的要求（因此进入‘嵌入的资本主义’）”②。他认为，虽然资本主义新的体制变迁的模式和特征暂时还不太清楚，但它可能为实现更公平的世界提供了一个机会。
同时，布罗纳的观点还受到法国调节学派思想家阿格里塔(Michel Aglietta)的批评。他认为，2006年，中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第三大经济体，而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它实际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对中国这样一个在长达二十多年中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大国来说，认为它的经济增长不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是不合情理的。在美国次贷危机已经转变成系统危机时，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美国霸权的衰落将不可避免。他还认为，相对于陷入危机和衰退的西方，东亚的增长是可持续的，原因有二：（一）技术的扩散和管理的改善将增加中国或印度的劳动生产率。（二）大量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都市化可以创造大量的需要。与布罗纳对世界经济的悲观主义看法不同，阿格里塔认为，新兴经济体可以推动世界经济下一个五十年的经济增长。由此他提出，由七国集团协调世界经济的时代已经过时，世界经济需要新的全球领导体系，这一体系应该反映世界经济政治力量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兴起。③
阿格里塔的观点与世界体系论者吉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后者在2007年出版的新著《亚当·斯密在北京》④中就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仅意味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诞生，而且也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与右派的“中国恐惧论”、左派的“中国变质论”不同，《亚当·斯密在北京》试图在霸权兴衰和世界体系转变的宏大历史背景下阐述中国发展模式的世界意义。在阿瑞吉看来，中国的崛起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即新亚洲时代的到来，中国正在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权。但相对于西方霸权，中国式霸权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中国模式追求国家间关系的更大平等，因而有利于国际秩序的合作和协调，中国模式强调和平崛起和绿色革命，具有明显的和平倾向，不会对其他国家和生态造成威胁；中国的崛起更多地依赖于国内的劳动而不是国外的资本，因而有可能导向更加平等和更加人道的市场经济。不过，阿瑞吉与阿格里塔的观点也受到一些自由主义者的质疑。马克·阿尔文(Mark Elven)认为，阿瑞吉的理论基本假设是不能成立的。所谓的资本密集和高消耗的“西方斯密模式”与以劳动密集和能量储存为核心的“东亚斯密模式”(Sino-Smithianism)之间、西方的“工业模式”(industrial)和东亚的“勤劳模式”(industrious)之间的区分，都是对东亚社会和历史的浪漫化叙述。中国的发展并没有特殊性，它的崛起完全是由于中国善于学习西方技术和经验，从根本意义上，中国的成就并没有否定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也没有证明社会主义或东亚价值的优越性。⑤
总的来说，有关中国崛起的争论涉及两个重大问题：一是中国的当代发展在何种程度上超越了资本主义的逻辑？二是中国主导的世界政治在何种程度上预示着非对抗的世界关系？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给世界呈现了一个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积累和发展模式，而且给世界经济的未来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而对中国怀偏见的自由主义和左派则认为，中国的发展既没有显示出非资本主义的前景，也未表现出非好战的霸权前景，它不过是资本冷漠的化身。⑥上述对中国崛起的不同理解表明，中国发展模式的意义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
二、反抗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讨论
中国的崛起是当代世界政治的最重要事件，但是，在左派政治学中，中国发展模式的意义是模棱两可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思想家仍然把目光集中在欧洲国家内部的左派和拉美等国的社会主义运动。
卡利尼柯斯(Alex Callinicos)在《激进左派走向何处？》⑦一文中指出，过去十年欧洲形成的“激进左派”(radical left)是有重要积极意义的政治现象，因为它提出了有别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战争和资本主义的进步方案。但是，激进左派运动面临着很大困难。从意大利、英国、丹麦到韩国，激进左派或者陷入分裂，或者倒退到新自由主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逆转，是与激进左派政治运动的特征相联系的。激进左派是在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反对战争的群众性抵抗运动基础上产生的，它力图恢复真正的民主，更加坚持左派的原则和理想，这是它的优点。但随着这个运动进一步深入和发展，激进左派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它如果始终处在社会运动的状态，就无法在选举中取得胜利；而要取得选举的胜利，又不得不放弃其社会运动的斗争形式。如何改变这种前后失据的困境，作者推荐苏格兰社会主义党的模式。这就是，在现有的激进左派组织中建立社会主义党，在党内建立制度性的平台，让各派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在选举中又采取一致的行动。这样就把民主参与要求和政治斗争需要有机地统一起来。
大卫·哈维(David Havey)的文章《城市的权利》从城市空间的视角对当代左派政治作了思考。在他看来，“我们生活在人权的理想已经成为政治和伦理中心舞台的时代”，但是，人权概念的流行并未挑战霸权式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并未挑战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和法律模式。哈维强调，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城市的问题，是不能同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社会纽带、什么样的与自然的关系、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什么样的技术和审美价值等问题分开的。“城市的权利远不仅仅是个人拥有获得城市资源的自由：它是通过改变城市来改变我们自身的权利。”⑧这种权利不是个人的，因为对城市的改变不可避免地要依赖重新塑造都市化过程的集体力量。因此，有关城市权利的斗争，应该成为反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前沿阵地。当前左派政治的重要弱点是，城市居民的集体权利还没有真正地政治化，因而没有形成全球性的城市权力斗争的联盟。
《社会主义纪实》是新左派的重要刊物，今年的主题是“今天的暴力：现实存在的野蛮主义”⑨，主要关注的是中东和伊拉克等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该书编者认为，当前的局势是由新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积累矛盾定义的，不仅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潮水已经无法托起所有的船只，而且美国也无法随心所欲地把军事力量强加于其他国家。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和新帝国主义方案已经耗尽了它的能量和自信心，它的经济秩序和政治大厦已经出现了裂缝。虽然新自由主义和新帝国主义还很强大，但已经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和抵抗。在这个意义上，当前政治也不是没有“亮点”(flashpoints)。当代反帝国主义、反自由主义运动有两个亮点：一是中东地区出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二是拉美国家出现的反新自由主义运动。前者暴露了帝国主义的弱点，后者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弱点。拉美国家新的政治力量走上政治舞台表明，底层阶级也能创造历史，他们有能力把自己对美好世界的需求和渴望转变成政治议程，并通过他们的领导人带到国家权力之中。作者认为，拉美的“粉红色浪潮”(pink wave)已经构成了新一轮的社会政治斗争，它将改变左派、国家和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与这种观点相似，萨德尔(Emir Sader)也把拉美当作左派政治的绿洲。他在《最脆弱的一环：在拉丁美洲的新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拉美曾经是新自由主义的乐土，新自由主义政策最先是在智利和玻利维亚实行的，但这一地区很快就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滑铁卢，成为抵抗新自由主义、构建新社会的希望之乡。萨德尔特别强调近年来拉美出现的“21世纪社会主义方案”的重要性：“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方案’是前所未有的构想，它试图把反对新自由主义与反对资本主义结合起来。”⑩他把这一方案称为“后—新自由主义”(post-neoliberal)方案，因为它力图恢复国家的积极社会功能，创造新的民众政治参与机制，在国家与社会、经济与政治建立起了积极的平衡关系。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新视野
如若对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热点进行盘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复兴无疑是最突出的现象。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杂志如《经济与社会》、《重思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都把政治经济学研究作为它们的核心内容。这与佩里·安德森在20世纪70年代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诊断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安德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区分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在于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边缘化和哲学美学理论过度繁荣。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显得越来越具有生命力。马塞罗·马斯托(Marcello Musto)主编的《卡尔·马克思的〈大纲〉：一百五十年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11)一书集中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研究的最新成果，论文的作者包括霍布斯鲍姆、阿瑟、福斯特、卡弗、伍德等名家。编者认为，《大纲》不仅是《资本论》写作的准备材料，而且包含着许多正式著作中没有的观点，它不仅对理解《资本论》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而且在理解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中显示出越来越大的价值。
与《大纲》讨论相关的是，《资本论》的研究近几年来长盛不衰，本·芬恩与罗伯维茨的争论就是证明。罗伯维茨在《超越〈资本论〉》中提出，《资本论》的重要缺陷是只考虑资本与劳动的技术构成对工人报酬的影响，没有考虑工人阶级的组织化程度和政治斗争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因而存在着片面性。芬恩的文章没有完全否定罗伯维茨的观点，但他认为这一理论仍然不够全面。劳动市场是结构化的，虽然工人阶级的斗争是理解劳动市场的重要因素，但是，这种影响应该根据相应社会和历史发展阶段的劳动和资本关系的结构特征区别对待，不能笼统地把工人的分散度作为决定劳动报酬的唯一因素。芬恩承认，阶级斗争虽然是劳动力价值的重要因素，但是，工资水平也是与生产率相关联的，因而不能作为唯一重要的因素。决定工资水平的道德和历史因素并不局限于阶级斗争，不论是劳动市场还是消费品市场都是高度分化的，不同市场受制于不同的历史、文化、政治因素。(12)芬恩的观点显然受到拉克劳等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他反对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决定论，强调对资本主义多元分析的意义。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是自由主义，即相信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唯一真正地与自由相一致的制度。如何解除这一理解意识形态的理智魔咒，邦德瑞的《工资—劳动的掩盖物：司法幻觉、非自由的条件和新奇的扩展》一文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作者认为，如果我们对工资—劳动内涵的理解，从否定的所有权和契约自由的司法属性转向资本—配置劳动的实际运作，工资—劳动的外延就会相应地改变。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剥削是根据财产权来理解的，工资劳动者被认为是“自我所有”(self-owned)的，工人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只拥有“负的所有权”(negative ownership)，即与生产工具相异化的权利。如果是这样，他就会发现自己处于悖论之中，一方面他可以自由地让渡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一劳永逸地让渡自己的自由，否则就与劳动者的自我所有权概念相矛盾。这种理论的困难是由对工资劳动的司法定义所产生的，与人的真实自由无关。他指出：“真实的自由不是产生于法律概念，而是通过现实的斗争获得的。”(13)资本主义与形式自由没有必然关系，雇佣劳动的具体强制形式是与资本的需要相联系，而不是与法律幻想相联系。
从近年来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发展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当代西方具有巨大的生命力，除了它的丰富的理论内涵外，更重要的是来自它的资本主义批判立场和社会解放的政治冲动。
注释：
①Nicolas Crafts,Profits of Doom,New Left Review No.54,NOV/DEC 2008,p.50-51.
②Robert Wade,Financial Regime Change,New Left Review 53,SEPT/OCT 2008,p.6-7.
③Michel Aglietta,Into A New Growth Regime,New Left Review,No54,NOV/DEC 2008,p.74.
④Giovanni Arrighi,Adam Smith in Beijing,Verso,2007.
⑤Mark Elven,The Historian as Haruspex,New Left Review,No.52,JULY/AUG 2008,p.101.
⑥John Kraniauskas,Future Present,Radical Philosophy,No.150,2008,p.55.
⑦Alex Callinicos,Where is the Radical Left Going,International Socialist,No.120,2008.
⑧David Havey,The Right of City,New Left Review,SEP/OCT 2008,p.23.
⑨Violence Today:Socialist Register 2009,edited by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Monthly Review Press,2008.
⑩Emir Sader,The Weakest Link,New Left Review,No.52,JUNE/AUG 2008,p.22.
(11)One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f Marx's Grundrisse:Incomplete,Complex and Prophetic,edited by Marcello Musto,Routledge,2008.
(12)Debating Lebowitz:Is Class Conflict the Moral and Historical Element in the Value of Labour-Power,Historical Materialism 16.3(2008),p.110.
(13)The Disguises of Wage-Labour:Juridical Illusions,Unfree Conditions and Novel Extensions,Historical Materialism 16.1(2008).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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