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笔谈——通变思想的理论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笔谈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思想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对历史变化的探索方面，古代史学家、思想家贡献出了积极的理论成果，通变思想 以鲜明的特色和丰富的内涵，成为古代历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它的理论特点， 我们可以从先秦两汉的史学中就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把握趋势的宏观器识。古人对于社会历史的运动有多种看法。他们或认为历史是 前进的、发展的；或认为历史是周期性运转的、循环的；或认为历史表面、局部是变化 的，本质是不变的。当然也有历史不变的看法。总的看，对动态的、变化的历史的认识 与把握，在古代历史思想上占据着主导地位。以此为基础形成的通变思想的一个最大特 点就是对历史变化有明确的分期意识，并由阶段性的把握发展为具有法则性的看法。
先秦时期人们对于过往的历史就有了明确的分期观念。《商君书·开塞》中把历史划 分为上世、中世和下世，说：“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 ”这是从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方面讲各时期的不同。《韩非子》等书中讲，从上古之世 、中古之世到近古之世社会历史在不断发展，生活的物质条件在不断改善。这个认识与 历史发展的真实状况是一致的。
对于历史的运行，古人认为是有法则的，其法则是可知的，历史变化趋势可以预知。 《论语·为政》记：“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意思是说历史是损益变 化的，这种损益变化有迹可求，据此可以预知未来。孔子的另一段话说：“齐一变，至 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这指出了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光明前景。
从具体的历史演变，上升为规律性的认识，表现出古人对于历史具有很高水平的理论 把握能力。先秦时期的邹衍用“五德终始说”构建历史演化模式，“称引天地剖判以来 ，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用五行相胜的自然属性比附不同社会历史时期 不同政权秉赋的道德属性。这虽然离历史运行的实际有很大距离，但对纷纭复杂的历史 现象作出如此简明的概括抽象，至少在历史认识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这个学说产生了 很大政治影响，成为古代政权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的董仲舒又提出“三统循环” 的历史演化模式。以历史上的夏、商、周为例，讲它们各自属于黑、白、赤三个统系， 各自具有忠、敬、文不同的属性。历史就在这三个统系之间作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司 马迁试图从与时间的对应上揭示历史演化的规律：“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 ，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 ，然后天人之际续备。”(《史记·天官书》)此说受董仲舒影响，有神秘主义味道，但 把天人与古今结合为一体，显示出宏观把握历史的理论勇气。《春秋公羊传》中有“所 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说法，被后世公羊家发挥为著名的“公羊三世说” ，不但有把握历史运行法则，指示历史进程的理论意义，而且成为历代改革家的思想武 器，在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
(二)“备其变理”的深入探究。古人对历史变化的考察是从多角度切入的。他们不但 努力掌握历史发展的趋势与方向，而且试图探问导致历史变化的原因。“备其变理”( 《汉书·叙传》)的命题，明确道出了寻求历史变动张弛之故的理论要求，反映了一种 理论自觉。可贵的是变理的推求建立在对整体历史的把握之上，也就是在“通古今”( 《汉书·叙传》)的基础上，“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汉书·诸侯王表序》)。
董仲舒系统阐述的天人感应学说，在古代思想界长期居于重要地位。这种神学目的论 尽管也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但总体上可以说是神秘主义的臆说，这里我们不作深入的解 析。需要指出的是：古代历史变化动因的具体解释往往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色彩。以人 为历史核心，从人事、人谋角度论朝代盛衰，实际上是大多数史家和有成就的历史著作 的主要着力点。“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群书治要》引《昌言》佚篇)，“夫论成败 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史通·杂说上》)。这是进步史家 对历史变化之理的根本性回答。
由中国古代思想学说的根本特性决定，古代变理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治乱安危之故。围 绕这一中心，人们展开了广泛的历史思考。关于人心向背决定政权兴衰的观点；为政以 德的观点；以马上得之，不能以马上守之的观点；德刑并用，以霸王道杂之的观点；制 礼作乐，健全国家体制的观点；以农为本的观点；广求贤才，斥远奸佞的观点；虚心纳 谏的观点等等，都是带根本性的治国安邦方略，是在历史上变理中寻求到的现实启示。
在对变理的研究中，人们看到了与历史变化相关的诸多因素。如时、势的影响，历史 运行的惯性，天时、地利、人和在历史转变中的作用，师古与循今的历史态度的不同结 果等等。仲长统曾分析：“大治之后，有易乱之民者，安宁无故，邪心起也；大乱之后 ，有易治之势者，创艾祸灾，乐生全也。”(《群书治要》引《昌言》佚篇)对于治乱之 势的作用说得非常明白。在对变故之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产生的“承敝易变”、顺时 应变等理论认识与历史对策，可以使人们在历史变动面前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司马迁在 《史记·高祖本纪》后论中分析：“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罚，岂 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虽然以三统说立论，但用历史事 实说明承敝易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还是很有理论力量的。“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 者其道变”(《汉书·董仲舒传》)，也是一条重要的历史应对原则。
(三)“见盛观衰”的辩证色彩。历史变化是十分复杂的现象，对它进行准确的把握是 十分困难的。古代通变思想往往能透过复杂现象抓住历史的本质，或通过对诸多因素的 综合考察，条分缕析地解说历史动因，提出现实中的应对方略，因具有辩证思维色彩而 取得了应有的理论成就。
在《春秋公羊传》中，往往可以看到“经”和“权”的字样，书中阐述：“权者何?权 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所谓“经”就是对待事物 不变的原则性，所谓“权”就是因条件制约而需要采取的灵活性，原则性与灵活性是统 一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特别揭示“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 其权”的严重后果。在《史记》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对历史上“变”与“常”的精到理 解。这是司马迁过人的历史见识的一个重要体现。
《周易·系辞下》有“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说法，把事物由走到尽头而 生变化要求，由变化而取得新的生机，由新的生机而获得久远生命力这样一个发展变化 过程及法则说得很透彻。司马迁继承了古代辩证思维的优良传统，并有更精彩的发挥。 在对历史现象的观察中，他充分运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 的方法，通过系统的历史考察，在盛世表象下揭示出潜藏的社会危机，显示出独到的历 史眼光。《史记·平准书》说：“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 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 ，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之徒，以武断于 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 变也。”他用历史方法论证了物盛而衰乃自然之理，是很有说服力的。
(四)“为世典式”的致用特色。古代历史理论具有明显的经世特色，通变思想的逻辑 思路也是从观察社会入手，达到致用的目的。把握历史趋势，探寻变化之故，都是为治 国安邦这一根本目的服务的。《周易·系辞上》说：“通其变，使民不倦。”关注的是 民生疾苦。班固撰写《汉书》要“备其变理，为世典式”(《汉书·叙传》)。荀悦讲立 典有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 《汉纪·高祖皇帝纪》)他们的立意是通过历史考察，提供一种让人遵循的社会准则， 促使社会走向好的方向。
上文所言“五德终始说”、“三统循环说”、“公羊三世说”，都有很强的政治实用 色彩，甚至成为王权(皇权)存在或政治行为合法性的衡量尺度，在古代社会发挥了巨大 作用。
在由古今之变探求社会准则方面，人们进行不懈的努力，积累了丰富的看法。董仲舒 在对大一统政权合法性的论证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汉书·董仲舒传》)使新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天人合一的宇宙体系中得到准确 定位，具有不容置疑的理论力量，在政治格局巨变之际，起到了稳定人们思想的作用。 又如《汉纪》作为一部成功记述西汉历史的编年史书，主要因为在简明的历史叙述之中 ，“有法式焉，有监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详焉，有 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 有术艺焉，有文章焉”，因而“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可以兴，可以治； 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于是成为“有国之常 训，典籍之渊林”。(《汉纪·序》)像这样由具体的历史之变中总结经验教训，指导人 们行为的例子，在古代史书中屡见不鲜。
收稿日期：2004-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