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城乡必须协调发展共同繁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农论文,协调发展论文,城乡论文,共同繁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农业发展滞后对国民经济的制约越来越突出。问题的症结，正像不久前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所指出的：在农业比较利益偏低的驱使下，资金、土地、物资、技术人才和高素质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往往从农业向效益高的二、三产业转移。工业和农业发展速度的差距，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也日益扩大。对这种“一低（农业比较利益低）、一化（农业生产诸要素向二、三产业转移的非农化）、三拉大（工农、城乡、地区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必须大力予以扭转，也能够扭转。
农业发展中的“一低、一化、三拉大”的趋势必须也可能加以扭转
“一低、一化、三拉大”的趋势背离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要协调发展的原则，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特别是作为“四化”基础的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事业造成损害。首先，从当前看，农业生产滞后将使农产品供求矛盾更加突出，推动物价继续上涨，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其次，从中长期看，农业发展滞后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将会影响到2000年主要农产品上新台阶战略计划和农民生活达到小康目标的实现。这不仅会影响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而且会直接制约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全国实现小康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最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拉大，将导致大批农民流向城市和发达地区，导致贫富悬殊，整个经济社会严重失衡，社会矛盾更加突出。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关系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关系整个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关系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由此可见，扭转这种“一低、一化、三拉大”的趋势，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一低、一化、三拉大”的趋势的产生固然有客观原因，同时也有主观原因。而且主观因素的改变，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和改变客观。所谓客观原因，就是一般说来，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的结合体，是社会效益高而自身经济效益低的基础产业，也是市场风险大和自然风险多的弱质产业。所谓主观原因，一方面是国家往往没有认真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扶持农业的政策措施或者虽采取了但没有持续稳定性。另一方面是农业本身的现代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现代化水平，以致我国农业特别是粮棉油主产区的农业生产、科技水平、集约经营、规模经营水平低，农产品加工增值能力差，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粮棉油等农产品的大部分以初级产品形式出售，致使种植业比较效益偏低的问题日益突出，许多粮棉油主产县陷入“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困境。以上农业的外部与内部两方面原因交互作用，造成农业比较利益偏低，工农、城乡、东中西部三个差距日益拉大和非农化倾向日益严重。
但是，上述农业内外部两方面的主观因素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农业“一低、一化、三拉大”的趋势是可以扭转的，工农业间、城乡间的关系是可以协调发展的。例如改革头6年中，国家认真重视农业，除了在农业经营管理体制上实行了成功的改革，调动起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外，国家还在经济建设方针上贯彻了以农轻重为序，向农业重点倾斜。如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产品价格的同时又控制和稳定了工业品价格，使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在这6年中有了明显缩小。1978-1983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104%，而同期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只上升5%，农民从中得到实惠。国家增大了对农业投资的比重，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1978年达10.6%，虽然以后有所下降，1984年还占6.21%。从1979-1984年，出现了工农业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按新口径计算，6年中全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9.55%，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6%，农业与工业增长速度之比为1∶1.26。农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不仅都有大幅度提高，而且两者收入的差距6年中有了明显的缩小，由1978年1∶2.4缩小为1984年1∶1.7。1984年粮食总产连登两个新台阶，达到4000亿公斤，人均占有粮食接近400公斤，从此全国人民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农产品供应也出现了从过去长期短缺到相对富余的历史大转折。
就是近期以来，也涌现出不少工农业、城乡协调发展的较好典型。山东和江苏两省都是坚持农业为基础、工农业协调发展比较好的工业大省和农业大省。江苏省多年来整个经济发展比较快，比较平稳，最大的优势就是农业的基础比较厚实。正是由于农业持续稳产高产，多种经营迅猛发展，才有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才有了社会经济事业的全面发展。二、三产业发展起来以后，又反哺农业，保证了农业持续稳定增长。工农业协调发展，是江苏经济工作的一大特色。江西省是不沿海不沾边的内陆农业省，6年来将农业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坚持使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方针，通过节省行政经费（1994年省直机关一辆小轿车未进，节省3000万元）、暂停几个工业项目和狠压基建保农业，做到6年增加农业投入48亿元，年均8亿元，1994年又增为20亿元；加上对粮油曾经出现的“卖难”实行保护价收购，保护了农民利益等，在发展农业上取得了显著成绩。1994年粮食总产达160亿公斤，超国家计划16亿公斤，调出粮食80余万吨，棉花、油料、烤烟变多年“调入省”为“调出省”，农民人均实际收入比上年增10。5%，比全国平均增长幅度(5%)高出5.5个百分点。近几年该省无论农产品供给还是农村经济综合水平，都超过了80年代初农业第一个增长高峰期。这就使该省工业的持续增长和经济的良性循环有了强有力的支撑。如1994年全国农村购买力即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1/4，而江西省则为全省零售总额的2/3以上。全省县级财政连续四年无赤字，把强农、兴工、活农与富民富乡富县统一起来。辽宁省长期以来工业长腿、农业短腿，吃够了跛行的苦头。近几年来，该省下了大决心振兴农业，从人财物力上向农业倾斜，做到了粮油和副食品不仅自给，而且有余力出口和外调，农民收入有了大的提高，肉、禽、蛋、水果、水产品人均占有量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粮油副食品市场价格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偏低，出现了以农保工、农业支持大中型工业重振的良好局面。新疆自治区领导多年来重视农业，粮食连续17年丰收，“七五”期间就调出粮食110万吨，近年来面粉、玉米还大量出口。尤其因地制宜狠抓了棉花生产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994年该区呈现出工农业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工业增长9.9%，农业也增长9.1%。该区棉花产量占全国近1/5，1994年仅棉花一项就增加了几十亿元的收入，农业成了推动乡镇工业、城市工业、整个经济全面发展的带头产业。江苏、山东、辽宁等省的经验证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随着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农业并非必然萎缩，粮食生产并非必然下降。这是一种认识与工作的“误区”，而不是规律。农业完全可以成为发达地区的发达产业。同样，江西和新疆的经验也证明，农业是中西部地区的经济优势，如果农业上不去，整个地区的经济也难以上去。
同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农业的比较效益也是可以提高的。这些年来各地涌现出不少主要依靠发展农业达到小康收入水平的市、县、乡、村和农户，就是活生生的证明。拿市县来说，苏南的吴县是小康收入县，它主要是依靠农业和多种经营而不是二、三产业致富的。苏北的大丰县，1994年农民人均收入达1850元，主要也靠农业和多种经营致富。一靠农业专业化程度高，全县专业户和专业村占总户数和总村数的25%和68%；二靠多种经营，农民人均多种经营收入由1992年的774元上升为1994年的1200元，占人均总收入的2/3；三靠推行高科技含量的立体种植，这些高产高效农田每亩（0.0667公顷）年收入一般在2000-3500元，仅此一项全县农村每年增收入5-6亿元。江苏全省1994年农民人均收入1832元，增收幅度为44.6%，农民增收中72%来自农业。以农业收入为主的苏北地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超过了以乡镇工业收入为主的苏南地区，苏南和苏北农民收入的差距，从1993年的2.7∶1缩小为1994年的2.5∶1。拿乡村来说，山东聊城地区对103个小康收入村的调查，主要靠二、三产业致富的只占14.8%，主要靠种植粮棉致富的占45%，主要靠粮棉瓜菜综合经营、农林牧副全面发展致富的占25.5%，其余主要靠林果、畜牧、瓜菜、种养加销售或外向型致富。江西九江市郊对28个小康收入村的调查，主要靠二、三产业致富的只占46%，而滨湖棉油型占43%，山区林果型占7%，粮区多种经营型占4%。综合各地主要依靠农业致富的经验，主要是通过八种途径全面提高了农业现代化水平和比较效益。这八种途径是：(1)实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和专业化规模经营；(2)实行高科技含量的集约经营和立体种植；(3)实行过腹增值与加工增值；(4)有计划地进行规模化的综合开发；(5)发展优质高效品种；(6)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实行农林牧结合；(7)采用推广新技术和良种；(8)把农业重点主导产品建成一体化的龙型实体，使农业产业化。
统一认识是认真落实的前提
中央关于加强农业的某些决策和措施，落实得不够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说到底还是个思想认识问题。对上述“一低、一化、三拉大”的趋势，还存在另外的看法和态度。主要有：
（一）“眼前政绩”论 一些地方工作同志对上述“一低、一化、三拉大”的趋势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忙于搞眼前政绩，对扭转上述趋势不感兴趣。没有人会真正把财力和领导精力投到农业上去的，有些甚至挤占大片农田搞开发区，挪用农产品收购资金上项目。显然，这种想法和作法的结果，必然是农业发展越来越滞后，必然导致社会供给不足，购买力萎缩，物价上涨。
（二）“市场自发”论 认为现在搞市场经济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农民推向市场”，让农民“在市场的海洋中游泳”。市场需要什么，什么有利，就干什么。政府应该“清静无为”，“无为而治”，听从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起作用。如果政府干预了，就是回到旧体制去了。其实，这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的误解。几乎所有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农业都实行种种宏观干预和保护政策，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何况我国是要建立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联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农业更不能没有宏观调控和保护。
（三）“三化”论 近些年来颇为流行的“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产业结构非农化”、“农村工业化”、“乡村城市化”的“三化”论，不仅认为上述“一低、一化、三拉大”的趋势是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和走向“工业化”的必然趋势，而且为这种趋势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对“三化”口号的商榷
何谓“化”？“化”者，乃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上述的“三化”论，归纳起来就是要片面发展工业和进行片面的城市化，而以损害农业为代价，其结果是以非农产业取代农业，以城市取代乡村，要把我国变成一个没有（或很少）农业、没有（或很少）乡村，只有工业和城市的“工业化”国家。我认为这个口号在理论上是非科学的、似是而非的，在实践上对贯彻党中央反复强调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农轻重为序的方针，对工农、城乡要协调发展的指导原则，对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特别是农业现代化事业，造成了思想混乱。
（一）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工农业关系、城乡关系的基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基础。这条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规律，不因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的大小而改变。解决最基本的生活资料问题，是人们从事其他社会事业和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与基础，而发展农业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地向人们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尽管随着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农业在农村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和农业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比重会有相当大的程度不等的缩小，但仍然少不了农业为全社会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料这个基础产业。农业的比重缩小同取消农业、搞“非农化”是两个内容截然不同的概念，“农业劳动力非农化”和“农村产业结构非农化”明明意味着取消农业劳动力、取消农业产业，如果说这种表述的本意是想用“非农化”的口号来表达将来农业劳动力和农业产业所占比重的缩小，显然是混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两大部类，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结合、相互协调发展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为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共产党十条纲领中的第九条，就明确提出“把工业和农业结合起来”。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当然是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多次谈到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使工业和农业接近并统一起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大机器工业及其在农业中的运用。显然，马列主义是主张工农业两大部类相互结合，协调发展，根本不是要搞“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产业结构非农化”或“农村工业化”，不是要取消农业。
关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城乡关系，马克思主义历来主张消除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城乡对立，缩小城乡差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十条纲领中的第九条，主张“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主张使农业现代化，以缩小城乡差距。可见，今天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出“乡村城市化”作为奋斗目标，无异乎重复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城乡对立、城市统治与剥削农村的历史，同我们党要求达到逐步消灭城乡对立、缩小城乡差别、使城乡共同繁荣的目标背道而驰，显然是不正确的。
（二）它不符合党中央制定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 “三化论”同党中央要实现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战略任务有着根本原则的区别。主要是：(1)从目标看，党中央主张建设一个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三化”论根本不把农业现代化作为战略目标，或只是有时附带提到农业现代化几个字。实行“三化”的结果必然是削弱农业，削弱乡村。(2)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相互关系来说，要求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同时并进，相互促进，不能等工业现代化以后再来进行农业现代化。而“三化”论则是离开农业现代化孤立地搞工业化、城市化、非农化，只能一方面使工业发展缺乏农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会使广大农民在很长时期内陷于贫困状态，必然会从根本上取消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3)从农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说，中央多年来反复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以农轻重为序，把农业摆在经济工作首位的方针。当前要大力增加对农业投入，制止挤占耕地，制止农业中的资金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失。而“三化”论则提倡“农业劳动力非农化”、“农村产业结构非农化”，结果会因农业生产诸要素大量流向二、三产业的非农化倾向而损害农业。(4)从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说，党中央历次文件都主张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要协调发展。当前要大力扭转工业与农业发展速度的差距、城市与农村收入的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而“三化”论则是片面发展工业和片面进行城市化，结果将是不仅不利于上述差距的缩小，反而会扩大这种差距。(5)为了有效地实现农业现代化，需要有计划地、积极地发展乡镇工业和建设小城镇。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在《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努力建设现代化的农畜产品加工工业”，“有计划地发展小城镇建设和加强城市对农村的支援。这是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必由之路”。这同“三化”论丢开农业现代化，另提“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以工业代替农业、以城市代替农村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三）它不符合工业和农业必须保持合理比例协调发展的客观规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农业增长快，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速度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一般为1∶2-2.5以内），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就顺利；什么时候农业出了问题，出现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全局就被动，甚至被迫进行经济大调整。教训是沉痛的。进入90年代以来，近4年来粮食生产又出现新的徘徊，1992-1994年农业和工业又出现比例严重失调，连续保持在1∶5以上。这样发展下去，迟早又要被迫进行大调整。
（四）我国发展工业，包括发展农村工业、建设小城镇不能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城市化”模式作为榜样 西方发达国家在工农业脱节、城乡对立、损害农业和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听凭市场原理盲目发展起来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弊端日益暴露，后果严重，不能作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榜样。对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应该作科学的具体分析。既要看到它曾经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提高了城乡居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又要看到它的弊端和隐患，西方国家历史上牺牲农民利益、丢掉农业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给现在经济发展带来许多问题。
1.西方国家工业化模式对于农业的损害。西欧是西方工业化的发源地和典型模式，虽然近百年来注意农业和农村地区发展，但是至今仍存在农村劳动力继续大量涌入城市，给城市就业增大压力，耕地继续减少，森林被毁，灾害加剧，和农村存在基础设施欠缺，服务业相对落后和经济活力不足的状况。虽然农村劳动者的人数逐年减少，但在农村居住的人口仍占到总人口近50%，农村地区仍占到欧洲经济共同体总面积的80%。因此，欧共体必须解决工业化历史遗留的问题，在1994年提出“农村协调发展战略”，以建设道路、通讯网络、配电、给水工程等基础设施，资助农村教育等措施，来缩小城乡差距。①现在，由于世界人口急剧增长和西方模式在全球推行，使全球的农业资源渐趋紧缺，并存在着21世纪全球性粮食匮乏的危机。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言人说：“今后必须把治理贫困、提高农业产量和保护环境统一起来，围绕着森林、水、土地等资源进行综合利用与治理，再也不能让当今建造新城市和基础设施而每年丧失约100万公顷肥沃农田的现象继续下去了，森林也不能再无限制地变为农田。”②
近来，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等纷纷发出警告：如果世界人口急剧增长和（西方式的）“工业化”、“城市化”趋势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到2030年左右世界将面临粮食严重缺乏的危险。当前，一些国际权威机构对全世界农业发展的以下三个趋势表示担忧：(1)粮食产量增长速度放慢。联合国粮农组织《迈向2010年的世界农业》研究报告认为，今后20年（至2010年）世界粮食产量增长率将由过去20年年均增长率的2.3%降至1.8%。(2)耕地面积在减少。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世界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居住和基础设施占用耕地越来越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耕地面积都在减少。当前世界耕地丧失的速度已经超过耕地生产率提高的速度。(3)粮食供应前景不容乐观。由于全球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粮食产量增幅呈下降趋势，加之世界人口的增长引起对粮食需求的增大，将会引起全世界粮食供应短缺现象。1994年世界粮食生产增加不足以满足1995年世界粮食需求，必须动用粮食储备。全世界谷物库存已从1993年的3.51亿吨减至1994年的2.94亿吨。
2.西方城市化模式的后果。西方城市化模式在世界范围内推行，造成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城市人口急剧增多，已超出了农业和城市自身的承受能力。面对全球性城市化浪潮，各国政府几乎无力控制，成为世界性的重大挑战之一。许多发展中国家搬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模式，不仅出现了同样的“城市病”，而且其后果和隐患更为严重。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是在农村极端贫困的条件下进行的。农村中越来越多的人为生计所迫，不得不放弃土地，涌入城市；而城市已经存在大量失业人口。显然，失业、贫困等上述“城市病”更为严重了。面对严重的城市化问题，进入本世纪7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人口从市区迁往郊区居住的“逆城市化”趋势。例如美国的400个农业县，在80年代是人口向大城市迁移，到90年代头两年却新增居民90万人。我们深信，只要我们把党中央的四个现代化战略和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为序，工农间、城乡间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原则长期坚持下去，以党中央的精神统一各种思想认识，并经过长期艰苦奋斗，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有根据地说，进入21世纪后，我们中国不仅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而且能够丰衣足食，从达到小康生活再达到富裕生活，把我们国家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注释：
①据《经济日报》1994年9月19日。
②何大隆：综述世界各国重视农业，《参考资料》1995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