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美国保守主义思想重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美国论文,战后论文,重构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9)03-0088-11
近20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当代美国保守主义极为关注，就保守主义的国内外政策展开了相当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蔚为壮观的学术成果。然而，就目前发表的论著而言，国内学界对当代美国保守主义研究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大多数论著的研究对象为新保守主义，且以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为重点，较少关注美国新保守主义在国内问题上的态度和决策，更没有注意保守主义在国内外问题上的相通性；二是绝大多数有关美国新保守主义的论著都聚焦于20世纪70、80年代之后的保守主义，鲜有对50、60年代保守主义的探讨，似乎新保守主义70、80年代“拔地而起”，与50、60年代的保守主义没有任何历史关联。上述两种情况一是认识片面，二是误读历史，两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们对战后美国保守主义演变及发展过程的全面把握和理解。本文旨在探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保守主义的思想重构，寻找和解释50、60年代与70、80年代保守主义思想的内在链接，以揭示保守主义的历史延续性和思想承接性。
保守主义思想重构的历史成因
长期以来，美国保守派大多倾向于把20世纪50年代看作是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萌芽的年代”，认为它为保守主义80年代的成熟发展“播下了种子”。①著名保守派、《国民评论》编辑弗兰克·梅耶(Frank Meyer)60年代初曾撰文指出，“过去十多年里越来越明晰化的美国保守主义运动，是对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引起的美国革命性转变的延迟的反应”，②即保守主义对“新政”式自由主义早就啧啧有言，只是“延迟了”对它的反应而已。自此之后，大多数美国保守主义史论著都持这样一种观点：战后保守主义是因“新政”而产生的，它尽管姗姗来迟，但后劲十足。③
需要指出的是，弗兰克·梅耶有关战后保守主义起源的解释一半正确，一半夸张。说正确，是因为战后保守主义的起因确实与“新政”直接相关；说夸张，是因为“新政”并没有产生梅耶所说的“革命性转变”之结果。有关战后保守主义与“新政”的关系，下面将详细论述，这里仅就“革命性转变”之夸张说法略作议论。众所周知，“新政”并不具有“革命性”作用，更没有带来“革命性”变革，充其量，它只是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性措施，以减缓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矛盾，而不是从制度上进行根本性变革，以消除社会矛盾的终极原因。④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和考察“新政”与战后保守主义兴起之关系，主要并不是看“新政”的“革命性转变”是怎样激起保守派反击的，而是要看“新政”的温和性改革措施是如何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景观，以至保守派认为有必要回击，并进而在此基础上重构保守主义思想，以确立保守主义在新形势下的思想意识和政策立场。⑤所以，这里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新政”及其所代表的思想在保守派看来是那么严重、那么具有威胁、那么事关重大，以至非举起保守主义大旗进行反击不可？澄清了这一点，也就自然解释了保守主义思想重构的历史背景。
如前所述，学界对“新政”的结论，总体上倾向于把它看做是一套旨在解救经济危机而施行的温和性措施，而不是针对美国经济制度而进行的激进性变革。⑥无论其工业、农业复兴计划，还是其社会福利保障计划，也不管是它的反托拉斯立法，还是它的累进制税收改革措施，“新政”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或者改变美国的经济体制，更没有挑战或者颠覆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恰恰相反，“新政”及其政策制定者更多地被认为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和捍卫者。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新政”旨在维护和捍卫资本主义，那么，为什么保守派对此忧心忡忡甚至恨之入骨呢？显然，尽管“新政”旨在拯救处于危机之中的美国资本主义，但在“拯救”过程中，“新政”已在政治价值观念上越过了保守派认为的“红线”，在政治利益上侵犯了保守派自认是属于自己的“地盘”。很大程度上讲，正是因为保守派认为“新政”的政治价值观违背了美国的治国理念，“新政”的政策措施伤害了代表保守力量的共和党的政治利益，他们才认识到并决定对保守主义思想进行重构，使自己在“新政”式自由主义如日中天时逐渐扭转不利局势，为重撑美国政治大权做好思想准备。
所谓“新政”在政治价值观念上越过了保守派认定的“红线”，指的是罗斯福等现代自由主义者在推行和贯彻“新政”时，极大地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不仅干涉和管制美国企业的经济活动，而且干涉和管制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上至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下至个人社会保障措施，联邦政府几乎是无所不包，无所不管。从历史上看，“新政”的思想观念和改革措施与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思想观念和改革措施有不少相似之处，因为两者都旨在借助联邦政府的力量来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但仔细考察，“新政”与“进步主义”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区别，因为两者在整体观念上和追求效果上差距显著。相对而言，“进步主义”者主张有限地使用和扩大联邦政府权力，一旦政治和经济权力滥用现象得到遏制、社会不公正和不公平情况得到改善之后，政府大体上就完成了它的使命。毕竟，那个时候的美国经济运作良好，整体经济处于繁荣发展时期。“新政”则不同，面对美国经济随时可能出现全面崩溃的局面，它不仅主张政府大规模地介入美国经济活动，而且认为政府有必要长期行使其“管理”经济、“监控”市场和“保护”弱者的“山姆大叔”之职能。一言以蔽之，“新政”力主联邦政府占据国民生活的中心位置，指挥和管理涉及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⑦
显然，“新政”对政府作用的这种界定及其背后的政治价值观念是美国保守派无法认同和接受的。根据美国政治学家林达·麦德卡夫和肯尼斯·窦拜尔的研究和解释，战后美国保守主义政治价值核心观之一，就是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主义。为了确保个人的充分自由，保守派主张严格限制政府权力。⑧据此推论，“进步主义”对政府职能的界定尚未对个人自由构成严重威胁，因而保守派尚可以容忍；但“新政”给予政府的权限已严重削弱个人自由，保守派感到有必要予以反击，以恢复美国传统政治价值观。
除了对“新政”越过保守派认定的政府权限之“红线”感到忧虑和愤怒之外，战后保守主义对“新政”引发的美国政党重新组合深感不安和怨恨。从历史上来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党重组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政党重组，对美国两党权力之争发生了重大的影响。⑨众所周知，自内战起至经济大危机爆发之初，共和党一直占据着美国政坛的主导地位。以1896年至1932年的两党执政情况为例，在这近40年里，民主党仅三次在国会参众议院的议席上超过共和党；至于总统职位，除了伍德罗·威尔逊1912年和1916年两次问鼎白宫之外，无任何其他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成功。⑩这些数据表明，代表保守派利益的共和党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间，成功地假借内战之后的政党重组，牢牢地将美国政治大权握于自己手中。然而，正当共和党陶醉于“君临天下，舍我其谁”之际，30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把该党从权力宝座上拉了下来。如果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两党轮流执政，保守派或许也就会作罢。令保守派忐忑不安的是，裹挟着“新政”改革声浪“披挂上阵”的罗斯福及其支持者，不仅从共和党手中夺取了白宫和国会大权，而且还借助其“新政”措施完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政党重组。这意味着，如同共和党19世纪60年代政党重组之后长期执掌美国政治大权一样，民主党20世纪30年代政党重组之后也将持续占据美国政治权力中心。对保守派来说，这不啻是一次“政治地震”，因为罗斯福“新政”带来的政党重组不仅使民主党在继续保持其南方政治地盘的同时把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延伸至北部的城市地区，尤其是那里的各个族裔群体和劳动阶级群体，而且还向共和党地盘大举进攻，把原先共和党“铁杆”支持派的东部和西部城市选民悉数收进囊中。更为严重的是，原先保守的东部共和党人现在变得愈益温和，而原先进步开明的西部和中西部共和党人则越来越趋于保守。(11)正是“新政”引发的这些政党重组对共和党利益造成了重创，保守派感到有必要进行反省，力图通过对保守主义思想的重构来重新赢得昔日的支持者。
上述分析表明，“新政”自由主义政治价值观及由此演化出来的政策措施使美国保守派深感威胁。“新政”的政治价值观与保守派长期信奉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驰，而政党重组直接削弱了保守派的政治力量。经济危机时期，保守派即使对“新政”怨言再多也无法发难。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大敌当前，保守派即使想对“新政”反扑也委实难以下手，因而也只有耐心等待。二战结束后，随着政治和经济局势趋于正常，保守派再也按捺不住。
保守主义者的两难境地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战后美国保守派极欲向“新政”自由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政策反攻倒算，并在1938至1952的十多年里三番五次地集聚力量，试图从自由派手中夺回政治大权，怎奈其时的保守派政治力量单薄，难以与如日中天的自由主义相抗衡，于是，保守派一次接着一次地败下阵来，无法实现其推翻和消除“新政”思想和政策的目标。(12)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自由派无懈可击，更不意味着自由派可以在政治上为所欲为。事实上，二战结束之后发生了两大颇为明显的变化。一是战后美国经济持续繁荣，大多数美国人生活安逸，觉得没有必要再推出任何旨在改变现状的革新措施；二是战后不久世界便进入冷战，美国对外要应对苏联，对内要应对“赤色分子”。其结果是，美国人一方面“不思进取”，对“新政”思想和政策持冷漠无关态度，另一方面“反共”思想逐渐滋生，对国内外开明和进步思想持反感和抵制立场。从相当程度上讲，麦卡锡主义之所以能在50年代初盛行于美国，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美国的政治风向标已渐渐转向保守。对此，美国历史学家弗兰克·梅耶曾作过精辟的论述，指出麦卡锡主义之得逞，说明自由派在新的形势下已无法担当起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因为他们的世界观和同情感都不适合于这一使命”。(13)这一变化为保守派的崛起提供了“天赐良机”。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保守派即刻能够获取执政大权。毕竟，在美国50年代的政治语境里，民众不希望“新政”继续扩大下去并不意味着拒绝已有的“新政”措施，破除或者重写“新政”立法，更不意味着抛弃自由派领导，转投保守派的政治怀抱。美国学者高德弗雷·豪德逊把50年代的美国政治生态环境概括成“自由主义共识”时期("the liberal consensus")，即美国政界和民众总体上对既存的、以“新政”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表示认同。(14)显然，保守派要夺取政治主导权，仅仅依靠攻击“新政”式自由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政策是远远不够的；他们更需要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政策立场“与时俱进”，以获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力量。换言之，为了重掌政治大权，“成为美国政坛上的有力竞争者”，保守派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都“必须对自己的保守主义思想进行重构”；不然，它就无法进入50年代的美国政治话语体系，长期被“自由主义共识”排除在美国政治角斗场之外。(15)
所谓“自由主义共识”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强调积极利用政府权力来巩固和加强美国力量，遏制共产主义，二是借助国内私人企业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确保美国经济繁荣昌盛。就政治信念而言，保守派与“自由主义共识”在这两方面有相似之处，如保守派既赞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也主张对共产主义采取强硬对策。但问题是：如果保守派默认其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共识”，那意味着他们与自由派思想雷同相似，自动失去或者放弃自己的政治话语权；如果保守派与“自由主义共识”背道而驰，那意味着他们逆社会潮流而动，随时有被社会发展淘汰和抛弃的危险。显而易见，“自由主义共识”时期的美国保守派面临着两难境地。在自我审视和自我反省的过程中，战后美国保守派开始了思想重构过程；也正是这一自我检讨和自我改正的过程，战后美国保守派走上了他们重返美国政权中心的过程。
然而，反思和重构并非易事。毕竟，弄清保守派的传统思想是解答保守派思想如何重构的第一步。众所周知，二战后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存在着两大脉络。一条源于19世纪英国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学派，另一条来自18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埃德蒙德·伯克的思想。前者强调个人主义，反对中央集权，主张限制政府权力，提倡自由市场经济，认为人类的演化和进步仰赖于个人的努力和奋斗。这种保守主义观点常被称为传统主义或者古典自由主义。(16)后者关注的重点不是个人，而是社会共同体。为此，它不主张个人通过各种追逐私利活动来取得自我满足，而是强调社会整体性，要求国家领袖带领民众追求崇高的共同体利益。这种保守主义观点常被称为“有机保守主义”(organic conservatism)，即关注整个社会有机体的保守主义。(17)根据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学派的思想，政府作用应该限制和弱化，而个人作用则必须得到提倡和张扬。这与战后保守派反对以扩大政府权限为标记的“新政”一拍即合。然而，沿着埃德蒙德·伯克的思路，个人作用应该限制和约束，而政府权威则必须维护和加强。这与战后保守派主张个人权利至上、政府权力有限的观点背道而驰。显而易见，战后美国保守派处于一个两难选择。
从政治信仰角度来说，曼彻斯特自由主义学派的思想无疑更符合保守派的心意，因为战后保守派之所以对“新政”如此啧有烦言，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新政”在大幅度扩大政府权限的同时，严重地削弱甚至侵犯了个人的权利。对保守派来说，如何摆脱“新政式大政府模式”，“限制联邦政府权力”是他们战后的首要任务。(18)但从政治斗争角度来说，一味强调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的古典/传统自由主义思想在“自由主义共识”盛行的政治生态环境下不仅不合时宜，而且缺少思想力度，无助于保守派与自由派展开政治斗争。从这个角度来说，战后保守派在坚持个人权利的同时，不能忽视政府在后工业社会中的作用，尤其是联邦政府在管理经济和提高社会福利方面的重要性。否则就难以赢得民心。美国保守派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长期以来，他们在对外政策上一直持孤立主义立场，反对美国介入世界事务，尤其是欧洲国家的事务。保守派们担心，美国扩张主义推向全球后，其军事战线必将拉长、经济援助必将增多，直至拖累甚至搞垮美国自己本身；但他们更担心的是，美国以领袖身份介入世界事务之后，联邦政府权力势必加强和扩大，从而对美国人的自由构成危险，“其程度或许超过苏联共产主义对美国的威胁”。(19)冷战爆发后，这种孤立主义思想显然不符合美国全球战略。因此，美国战后保守派又发现自己处于一个两难选择：坚持孤立主义立场，其全球范围内的反共“事业”便难以展开；介入世界事务，尤其是担当自由世界领袖角色，联邦政府的权力势必扩大，从而影响到个人权利问题。总之，从政治信念上讲，战后美国保守派倾向于传统自由主义思想，置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从美国利益来说，如果保守派不赞同加强和扩大联邦政府权力，那它就无法推行其全球反共政策；但从党派利益来说，如果保守派不认同政府权力扩大，它就会失去民众的拥戴。
保守主义思想的重构——从孤立主义走向干涉主义
战后美国保守派在50年代中期开始重新构建保守主义思想，以便为重新登上美国政治舞台中心做好思想准备。大体上讲，战后保守派的思想重构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保守派的对外思想及其外交政策，另一个是保守派的对内思想及其国内政策。就第一方面而言，保守派50至60年代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从坚定的孤立主义者变成强硬的干涉主义者，主张美国不仅要介入世界事务，而且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领袖作用。就第二方面而言，保守派积极修正他们在国家权力问题上的主张和立场，试图兼顾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的自由意志论思想与注重社会道德秩序和社会共同体传统主义思想，即把前述战后美国两大保守派思想脉络略作改造后巧妙地结合起来，构成一种两者兼而有之的新型保守主义思想。(20)
二次大战结束时，美国保守派对美国二战后在世界上担当反共领袖角色忧心忡忡，严厉批评美国政府大幅度增加军事开支的政策，对美国总统在军事和外交事务上权力日益强大的趋势深表忧虑。保守派们普遍担心，美国领导的反共运动一方面将促使美国支持世界上那些追随美国的腐败政权，另一方面，为推进反共运动，美国将不得不大幅度增加国际支援，延缓乃至拖垮美国自己的经济发展。令他们更为担心的是，美国在组建反共联盟，统一冷战意识形态时，也许会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削弱乃至危害美国自由本身(此担心后为50年代初甚嚣尘上的麦卡锡主义所证实)。(21)然而，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保守派阵营出现摆脱孤立主义思维模式的迹象，其最主要标志就是战后美国保守主义思想旗手詹姆斯·伯恩汉姆(James Burnham)1947年出版的《为世界而斗争》(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一书。该书以明确无误的语言和不容置疑的口吻要求美国介入世界事务，担当自由世界领袖角色。(22)1955年之后，随着战后保守主义思想旗帜性刊物《国民评论》的出世，保守派阵营中主张干涉主义思想的声音日益高涨，要求美国介入世界事务的保守派势力也随之不断增强，使得保守派中的孤立主义势力日益“孤立”，逐步被边缘化。概括地说，50年代中期力主干涉主义思想的保守派，不仅对美国全球新角色毫无疑虑，而日敦促美国政府以积极的姿态去接受和担当这一新角色。为此，他们对当时的杜鲁门外交政策颇有微词，“不是责怪他干涉国际事务太多，而是指责他干涉国际事务太少，干涉起来太无章法”。(23)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后美国保守派的这一转变意味着美国保守派的分裂，即主张重构保守主义思想的保守派与坚持自由意志论(libertarianism)的传统保守派的分离。对前者来说，重构是为了继续高擎起保守主义的旗帜；对后者来说，重构等同于断然决裂，背叛传统保守思想的精髓。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战后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重构意味着保守派对自己的重新认识、重新定位和重新调整。正如美国保守主义史学家乔治·纳什所说，对大多数保守派来说，从孤立主义转向干涉主义并不存在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原因很简单，一方面，社会历史情形发生了变化，使得传统保守主义思想几乎完全过时落伍；另一方面，尽管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它们并不是水火不相容，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些不那么明显的相似之处，只需略作“思想修剪”即可完成转换。(24)有关第一方面，前文已有论析。有关第二方面，有必要略作详细分析。首先，作为一种标签，孤立主义有误导性，因为孤立主义从来不意味着美国不介入世界事务，而只是指美国不应卷入政治性同盟，尤其是指不应长期卷入欧洲事务。换句话说，孤立主义并非绝对孤立，有选择的干涉还是完全可能的。其次，所谓孤立主义者并非一家，而是种类繁多，如有的孤立主义者出于“一切美国为先”的利益，有的孤立主义者出于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考虑，有的孤立主义者源于他们原先移民国的情感因素，还有的孤立主义者出于反对苏联共产主义或者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立场，更多的是基于担忧国家权力不断膨胀失控的反国家主义(antistatism)政治信仰。(25)总之，孤立主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笼统地把它们归入在一起，以为它们是“铁板一块”，不仅有简单化之嫌，而且还排除了孤立主义者分化重组的可能性。第三，孤立主义者群体并非一成不变，始终由一群“老顽固”把持。随着新鲜血液的不断注入，保守派50、60年代期间经历了领导层的更新换代。这批保守派新领袖人物视野新，较少受30、40年代保守派思想框架的羁绊，更注重于美国的实际利益。(26)第四，二战之后，美国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此种形势下坚持孤立主义思想不仅显得顽固落后，而且等同于用过时的思想捆绑住自己的手脚，主动放弃政治斗争的主导权。最后，在反共已成战后美国既定政策的情况下，如果保守派仅仅宣称坚决反共而不同意美国介入世纪事务并承担相关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就很容易遭到自由派政敌的攻击，说他们反共立场不坚定。显然，这不利于共和党保守派与民主党自由派的党派权力斗争。鉴于上述五方面原因，尤其是美国50年代的主流政治，战后美国保守派认识到：保守派可以是一个反共分子，也可以是一个孤立主义者，但不可能既反共又反对介入世界事务，因为在当时反共浪潮一浪高于一浪的情况下，反共便意味着介入世界事务，便意味着担当起“自由世界”领袖的角色。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保守派开始对其思想进行“修剪”，即重构。对保守派中的孤立主义者来说，他们对于涉主义最大的疑虑和不安就是干涉主义会导致国家权力的扩张及由这种扩张而造成的个人自由权利的削弱。为了消除这方面的忧虑，保守派中的干涉主义者在说服孤立主义者时着重强调共产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威胁和危害，以反证此种形势之下的国家权力之扩张乃不得已而为之也。更重要的是，干涉主义者之所以最终使孤立主义者改变观念，是因为他们在重构保守主义外交思想时把孤立主义者极为关注的两大要点完整无损地吸收了进去，即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和对自由派背信弃义的不满。(27)先说单边主义。重构之后的保守派外交思想，不管是干涉主义者还是孤立主义者，他们所寻求的美国外交政策都以确保美国独立外交为基点，避免卷入纠缠不清的联盟，不随意作出任何长久的承诺。为此，他们对杜鲁门主义的遏制政策横加指责，认为这种政策本质上是被动守势型的，不仅无助于反共运动，而且还将使美国长期陷入联盟泥潭。战后干涉主义保守派认为，在与苏联等共产主义力量较量和斗争时，美国应采取进攻性的解放政策，一旦与共产党国家发生冲突就应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而不是费时耗力地去组建联盟。保守派深信，只要美国领导人政治意志坚定，决策正确适当，美国定能战胜苏联。(28)再看孤立主义者对自由派背信弃义的不满。孤立主义者一直认为，美国自由派和民主党领袖所推行的绥靖主义政策产生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前者的软弱动摇和错误决策与后者的咄咄逼人气势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干涉主义者对孤立主义者的这种认识和判断没有异议，因而可以轻易地把它吸纳进重构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系之中，使得双方在反共、反共产党同路人、反自由派和反美国自由体制颠覆者等问题上寻找到更多的共同点。
上述分析表明，孤立主义者有关单边主义和自由派背信弃义的观点和立场，干涉主义者几乎可以照单全收，从而使得双方不仅可以轻易地弥合差异，合二为一，而且还使得双方在保守派新型干涉主义的旗帜下确保孤立主义者关注的单边主义思想和对自由派背信弃义的不满之情落实到战后保守派的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之中。从宽泛意义上讲，单边主义思想和对自由派背信弃义的不满互为联系、互为强化。前者主张国际事务问题应快刀斩乱麻地直接解决，后者认为思维错误的领导方式是导致美国在反共问题上乏力无效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讲，正是因为干涉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都认同和偏向“快速、全面地解决世界上任何问题”，(29)而不是像自由派那样通过组建联盟、采取遏制政策和作出长久承诺的方式来应对反共问题，两者得以摒弃前嫌，携手并肩，共同以干涉主义为保守派的外交主张和外交立场，从而实现保守主义思想的转换。就此而言，战后保守派领军人物威廉·巴克利的思想重构旅程最能说明问题。1940年，小巴克利是“美国第一委员会”(American First Committee)的铁杆支持者；迟至1954年，小巴克利还在《自由人》(The Freeman)上撰文，指责美国军事权力的扩大对个人自由的压抑，认为严厉管制政权“仅有用于打仗”，无益于“自由人的特性”。(30)但到了1955年初，小巴克利在注意到保守派中的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的分裂之后，决定加入干涉主义阵营，因为苏联共产主义比美国国家权力扩大对个人自由构成更大和更直接的威胁。之后，随着《自由人》被《国民评论》所取代，小巴克利和弗兰克·梅耶等重量级保守派人物开始把干涉主义正式定为保守派的外交思想，孤立主义和非干涉主义统统被打入另册，作“另类”思想论处。(31)自此，保守主义外交思想的重构顺利完成。
保守主义思想的重构——自由意志论与传统主义的整合
战后保守主义思想的重构除了外交思想之外，还涉及国内政策和治国理念。前文述及，战后美国保守主义的思想脉络主要有两条：一是古典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绝对自由，二是有机保守主义，突出共同体集体利益。面对“自由主义共识”的政治环境，尤其是面对“新政”引发出来的集体主义观念，战后保守派显然需要自己的政治话语做出应对。到底是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或称自由意志论)还是用有机保守主义思想(也称传统主义)作为思想武器来与自由派展开较量？自由意志论似乎与“自由主义共识”截然相反，难以在美国民众中产生共鸣；传统主义似乎正中“新政”集体主义观念的“下怀”。显然，如果保守派在这两条思想脉络中理不出一条思路进行思想重构的话，他们就难以在政治思想上重新获得活力。
所谓“自由意志论”是一个相当宽泛的哲学概念，许多右翼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是“自由意志论”的鼓吹者和拥护者，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路德维希·冯·米泽斯、密尔顿·弗里德曼、约翰·张伯伦和阿尔伯特·诺克以及诸多自我标榜的自由意志论者等。(32)尽管自由意志论者之间区别较大，他们在一些基本思想原则上观点还是一致的。主要包括以下三点：(1)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自由的失落。根据自由意志论者的诠释，自由的先决条件就是不存在任何外在的强制性威力，尤其是来自国家的强制性威力。为此，自由意志论主张严格限制国家政治权力，尤其是限制政府干涉人们经济自由的权利。(2)自由意志者认为，社会是由自我指向(self-directed)的个人组成的，国家没有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个人。社会本身没有目标、利益和权利，有的只是构成社会的人的个人目标、利益和权利。(3)在现代社会，私有财产、市场经济、盈利活动等资本主义制度支撑物是个人自由的主要成分。日益庞大的政府及国家对经济的大规模干预是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在自由意志论者看来，个人自由与资本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捍卫个人自由意味着捍卫资本主义，反之亦然。(33)不难看出，“自由意志论”的本质是强调个人绝对自由和反对国家主义(anti-statism)。
其实，就自由意志论者而言，强调个人自由也好，反对国家主义也好，其根本立足点在于捍卫自由放任资本主义(Laissez-faire capitalism)。在自由意志论者的资本主义世界里，市场和商品关系始终占主导地位，国家没必要在经济关系构建和财富再分配问题上扮演任何角色。根据这一宗旨，自由意志论者主张竞争，反对垄断，提倡个人创业精神，反对官僚式的公司制度，赞赏个人拥有财产，反对财富集体化。正是基于这种理念，20世纪30、40年代时期，自由意志论者对旨在限制个人自由和调节资本主义制度的“新政”疾恶如仇，认为它有违于资本主义精神，对个人自由和资本主义都构成威胁。(34)二战之后，美国自由意志论思想进一步发展，其中对它产生影响最大的就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35)他指出，个人的观点和品味是至高无上的，每个人都应该使自己的才能和兴趣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任何试图通过集体主义形式来规范或者控制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做法都是对个人自由主义的侵犯、对民主精神的亵渎。哈耶克坚持认为，国家的职责仅在于为个人追求幸福确定规则条例，而不是为个人确定个人追求目标本身，因为国家的作用只能是功利性质的，而不是道德性质的，后者只能属于个人。为了避免走上“奴役之路”，哈耶克呼吁人们与集体主义展开斗争，确保个人永远是自己人生目标的“终极判官”。(36)
所谓传统主义，如同自由意志论，也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思想概念，集聚在它旗帜之下的右翼思想家林林总总，由它延伸出来的政治观点五花八门。在汲取了18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埃德蒙德·伯克思想的基础上，战后美国保守派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强调社会共同体思想的传统主义(也称古典自由主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埃瑞克·弗格林(Eric Voegelin)、罗伯特·尼斯贝特(Robert Nisbet)、拉萨尔·柯克(Russell Kirk)和理查德·韦弗(Richard Weaver)等。(37)不过，尽管传统主义思想驳杂多样，它的纲要性观念还是可以清晰概括出来的。首先，现代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基于神学信仰的道德秩序之衰败，导致社会伦理失范，共同体观念淡薄，个人趋于原子化。其结果是，人们的生活失去价值准星，除了追名逐利和物质享受之外，没有任何超越世俗需求的目标。其次，社会之建立并不是仅仅为了使个人追求其自我利益，社会成员之联系也并不仅仅靠自我利益的黏合剂来维系；它必须有道德和情感力量的支撑，必须有公认的社会公德和价值信仰。为了维护这样一个共同体，国家、社会、家庭、教会和社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三，绝对信仰的缺失及由此造成的共同体之衰败，与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的疯狂发展。“对传统主义者来说，集体主义和集权主义并不是20世纪西方社会发展总方向的偏离现象，而是西方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结果”。(38)综观传统主义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核心是社会共同体，而维系共同体的力量是其成员公认的道德价值信仰。
就战后保守派传统主义而言，“韦弗的《思想会带来结果》也许最受尊敬，因而也最具影响力”。(39)有美国学者甚至认为，该书是“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根源和起源”。(40)在韦弗看来，最核心的哲学问题是，“世界上是否存在着一种独立于人类并且高于人类的法理之源”。对此问题如何回答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人类本质和命运的认识。韦弗认为，现代人的根本问题是他们都成了“道德白痴”，因为现代人早已失去了他们相信先验或者绝对道德价值标准的能力。(41)韦弗进而指出，正是由于放弃了对超验性的普世价值的信仰，人们否认更高法理的存在，纵情于自我私欲，陶醉于名利追逐，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共同体松懈瓦解。韦弗坚持认为，一个和谐的社会共同体，需要其成员具有一个共同的“形而上学层面的梦想”，一套为所有人认同的价值体系，一个为大家所分享的理想世界。不然，共同体成员就会在自私自利和物质利益的驱使下，互相竞争猜忌、排斥嫉妒，乃至敌视对立，最终导致群体纽带断裂，共同体分崩离析。在韦弗看来，资本主义提倡自由竞争，强调高额利润，鼓吹物质享受，在淡化、销蚀和颠覆超验性法理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韦弗接着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之沉迷于物质进步，科学技术的应用在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科学技术可以帮助现代人从大自然中攫取更多的资源，创造更多的财富。韦弗在此基础上作出结论说，一味注重物质主义的社会必然走向集权主义，而抛弃超验目标和先验价值的个人则必然失去自我道德约束力。韦弗认为，要摆脱现代社会的这一困境，人们有必要在物质世界和超验世界之间重新分离开来，拒绝承认“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思维模式，恢复超验法理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42)
对比一下上述自由意志论和传统主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和相异处。就共同点而言，(1)两者都对日益增长的国家权力深表忧虑，反对国家为民众计划安排生活；(2)两者都寻求建立一个更“有机的”社会秩序，像一个有生命的机体，自我运作，自我嬗变，不受外界指挥和干涉。用哈耶克的话来讲，自由意志论者和传统主义者都强调“自发性生长的社会机构组织”；用韦弗的话来说，两者都认为，“万物都有其自然秩序，任其自由，一切问题都将得到解决”；(43)(3)更为重要的是，两者都捍卫私有财产，对任何主张平等主义的呼吁皆持怀疑态度。然而，两者的差异显然要大于它们互相之间的相似之处。具体而言，(1)自由意志论与传统主义对现代世界的问题症结看法不一致。自由意志论认为，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是日趋严重的个人自由遭到限制的倾向，尤其是假借公共利益之名而限制个人权利的倾向，直至走向集权主义。但传统主义者认为，集权主义实际上源于过多的个人主义。这是因为，当社会维系力量松懈、超验价值观失落时，社会就将出现大批疯狂追求物质但却没有归属感的人群，当他们走向极端时，集权主义很容易“应运而生”。(2)自由意志论与传统主义在社会之本质这个问题上观点相左。在自由意志论者看来，社会仅是个联盟而已，由自立自足、自控自制的个人通过契约关系组建而成，对任何试图为全社会确定共同利益的做法不以为然。传统主义者不同。他们把社会看作为一个共同体，一个由共同价值体系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共同体，而不仅仅是社会成员之简单组合。(3)自由意志论与传统主义在自我制约和自由等问题上的观点存在较大距离。在自由意志论者看来，个人有能力自我约束、自我做主、自我定向、自我追求，社会无需为他们规定任何条件，也无需为他们制定统一的信条和规范。传统主义者对此不能苟同，认为只有当社会确立了令人信服的共同信仰体系之后，个人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实行自我约束和自我做主；不然，个人就会缺少一个明确的方向，无法以有序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44)
从很大程度上讲，自由意志论与传统主义的上述差异在本质上是难以避免的。这是因为，当自由意志论强调自由和个人主义时，它实际上已预设对共同道德规范的削弱；同样，当传统主义强调道德秩序时，它实际上也已预设对自由和个人主义的限制。既然两者之间存在着如此重要的差异，战后保守派该如何调解和整合它们，使两者“合二为一”，成为保守派的新思想武器？根据美国学者弗兰克·梅耶的研究，自由意志论与传统主义看似存在根本冲突，实际上并非不可以“合二为一”。首先，它们是“西方文明意识”的两个不同方面，直到19世纪时才在欧洲分离成强调道德秩序和传统公德的保守主义和支持个人自由、限制国家权力和鼓吹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其次，“美国宪法一方面接受一个有机道德秩序的权威，另一方面对个人自由表示极大关注”。在这种政治文化语境下，自由意志论和传统主义很容易找到共同点。第三，自由意志论对个人自由的重视和传统主义对道德秩序及社会公德的强调非但不是互为排斥，反而可能相互吻合。毕竟，没有自由就不可能追求美德，因为一个人的行动只有在自由选择时才可能具有道德意义；同样，没有一个超验性的高尚目的，自由不仅会失去方向，而且还可能空虚无意义。(45)第四，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不管对自由意志论者来说，还是对传统主义者来说，自由与资本主义本质上是良好的和有益的，这一点不容置疑。要质疑的是丢弃超验法则和道德戒令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式。(46)因此，在认同自由意志论发展自由经济、限制政府干预的前提下，战后美国保守派加上传统主义强调的道德约束成分，就把两者调解黏合在一起了。换言之，保守派在经历了30年代经济大危机和“新政”式福利政策后已认识到，放任自由、唯利是图、穷凶极欲的资本主义需要一定的道德戒令和精神追求来补充和制约，不然，不仅资本主义无法健康发展，而且自由本身也会随着资本主义受阻而遭到削弱。至此，强调个人自由的自由意志论与注重道德秩序的传统主义便实现了整合，完成了保守派在国内问题上的思想重构。
战后的美国进入了所谓的“自由主义共识”时代。为了使自己的思想与时代合拍、争得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美国保守派对自己的政治思想进行了重构。首先，保守派对派遣美国军队到海外作战长期以来持保留态度，主张不干涉主义，但二战之后的世界格局使这种孤立主义思想显得过时。其次，保守派对政府干涉国民经济的政策长期以来持反对立场，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但30年代经济大危机及“新政”政策推行之后，保守派的这种自由经济观显然与当时的美国政治文化环境格格不入。为了赢得民众支持、成为美国政坛上的有力竞争者，战后保守派审时度势、反思自问，决定重构自己的政治思想。50年代中期，他们顺利地从孤立主义反共立场转向干涉主义反共先锋，放弃了原先反对美国海外用兵的主张，保留了孤立主义坚持的美国单边主义立场。这一重构后的外交政策思想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初；期间多位保守派总统的外交政策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这种重构后的保守主义思想，如尼克松主义、里根主义和布什主义。美国政治学家西奥多·德瑞帕把保守派的这一思想称为“全球单边主义”(global unilateralism)。(47)相比较而言，保守派在重构其国内政策思想上要更困难一些，因为它牵涉到个人自由与政府责任等重大性关键问题。出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坚定信念，战后保守派在确保资本主义制度健康运作的同时，强调资本主义社会道德秩序的重要性。其结果是，重构后的保守主义国内政治思想兼收并蓄了自由意志论的个人主义思想和传统主义的道德秩序观念，其影响和作用贯穿于20世纪下半期美国保守派在语多国内政治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其中最明显的是保守派对社会问题和道德标准所给予的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总之，战后重构其国内外思想之后，美国保守主义呈现出下列几大鲜明的特色：(1)在反共问题上坚定强硬；(2)在自由和个人主义问题上坚定不移；(3)在道德秩序问题上毫不动摇。(48)第一点源于干涉主义思想，第二点源于自由意志论思想，第三点源于传统主义思想。三种思想之结合便构成了重构之后的战后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其痕迹仍清晰地见诸于当今美国保守派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
注释：
①Jerome L.Himmelstein,To the Right: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n Press,1990,p.15.
②Frank S.Meyer,"Conservatism",in Left,Right and Center:Essays on 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in the United States,ed.Robert Goldwin,Chicago:Rand McNally,1965,pp.1-17.
③参见George Nash,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New York:Basic Books,Inc.,Publishers 1976; William Rusher,The Rise of the Right,New York:William Morrow,1984。
④Michael W.Miles,The Odyssey of the American Righ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29-56.
⑤Robert Muccigrosso,Basic History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Florida: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2001,pp.80-94.
⑥William E.Leuchtenburg,Franklin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New York:Harper and Row,1963; Carl N.Degler,Out of the Past:The Forces that Shaped Modern America,3d edition,New York:Harper and Row,1984,pp.412-450.
⑦William E.Leuchtenburg,Franklin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pp.326-336; Richard Hofstadter,The Age of Reform,New York:Random House,1955,pp.272-328.
⑧Linda Medcalf and Kenneth Dolbeare,Neopolitics:American Political Ideas in the 1980s,New York:Random House,p.130.
⑨王恩铭:《从四次关键性选举看美国政党的重新组合》,《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8年第5期,第8-12页。
⑩Jerome L.Himmelstein,To the Right: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p.16.
(11)Water Dean Burnham,The Current Crisis in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p.110-113,146-147,177-179.
(12)Jerome L.Himmelstein,To the Right: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p.18.
(13)Frank Meyer,The Conservative Mainstream,New Rochelle,N.Y.:Arlington House,1969,pp.187-193.
(14)Godfrey Hodgson,America in Our Time:From World War II to Nixon,What Happened and Why,New York:Random House,1976,pp.67-98.
(15)Jerome L.Himmelstein,To the Right: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p.25.
(16)Linda J.Medcalf and Kenneth M.Dolbeare,Neopolitics:American Political Ideas in the 1980s,New York:Random House,1985,p.130.
(17)Linda J.Medcalf and Kenneth M.Dolbeare,Nepolitics:American Political Ideas in the 1980s,p.131.
(18)Paul Gottfried,The Conservative Movement,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93,pp.5-8.
(19)Jerome L.Himmelstein,To the Right: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pp.31-32; Robert Muccigrosso,Basic History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pp.87-91.
(20)Linda J.Medcalf and Kenneth M.Dolbeare,Neopolitics:American Political Ideas in the 1980s，p.131.
(21)Jerome L.Himmelstein,To the Right: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p.32.
(22)James Burnham,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Inc.,1947.
(23)Jerome L.Himmelstein,To the Right: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p.32.
(24)George H.Nash,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pp.123-130.
(25)Manfred Jonas,Isolationism in America,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6,pp.273-287; Justus D.Doenecke,Not to the Swift:The Old Isolationists in the Cold War Era,Lewisburg,Pa.: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pp.231-247.
(26)Jerome L.Himmelstein,To the Right: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p.40.
(27)Jerome L.Himmelstein,To the Right: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p.42.
(28)Jerome L.Himmelstein,To the Right: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p.42.
(29)Eric F.Goldman,The Crucial Decade ——and After:America,1945-1960,New York:Random House,1960,p.114.
(30)William F.Buckley,Jr.,"Making a Man Out of a Soldier",The Freeman 5,(1954):51-52.
(31)Frank Meyer,The Conservative Mainstream,New York:Arlington House,1969,pp.38-43.
(32)钟文范：《战后初期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美国研究》，1998年第1期，第7—35页。
(33)Jerome L.Himmelstein,To the Right: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pp.45-46.
(34)Jerome L.Himmelstein,To the Right: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p.47.
(35)钟文范：《战后初期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美国研究》，1998年第1期，第7—35页。
(36)Friedrich A.Hayek,The Road to Serfdo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4,pp.57-60,112.
(37)参见Leo Strauss,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3; Eric Voegelin,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An Introduc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2; Robert Nisbet,The Quest for Commun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 Russell Kirk,A Program for Conservatives,Chicago:Henry Regnery,1954; Richard M.Weaver,Ideas Have Consequenc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8.
(38)Jerome L.Himmelstein,To the Right: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pp.49-50.
(39)Jerome L.Himmelstein,To the Right: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p.50.
(40)转引自钟文范：《战后初期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运动》，第17页。
(41)Richard M.Weaver,Ideas Have Consequences,pp.3-4.
(42)Richard M.Weaver,Ideas Have Consequences,pp.73-74,113-114,171.
(43)Friedrich A Hayek,"Why I Am Not a Conservative",in Frank Meyer,What is Conservatism?,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4,pp.88-103; Frank Meyer,"Richard M Weaver:An Appreciation",Modern Age 14(1970):243-248.
(44)Jerome L.Himmelstein,To the Right: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pp.53-54.
(45)Frank Meyer,"Conservatism",in Robert Goldwin,ed.,Left,Right and Center:Essays on 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Chicago:Rand McNally,1965,pp.7-12; Frank Meyer,The Conservative Mainstream,pp.35-38,43-51.
(46)Frank Meyer,The Conservative Mainstream,pp.184-187.
(47)Theodore Draper,"Neoconservative History",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January 16,1986,pp.5-15.
(48)Jerome L.Himmelstein.To the Right: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Conservatism,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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