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出版史的另一种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出版史学既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出版学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开展并深化出版史研究，有利于加深对过去出版实践活动的理解，归纳总结出版历史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把握人类出版活动的内在规律，促进精神文化繁荣，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出版史研究本身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不过，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史论著，其出现却仅有百余年。对出版史研究而言，既可以有出版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也可以有出版史学方法的探讨；既可以有通史性的撰述，也可以有断代史的研究；既可以作一般性的宏观描述，也可以作具体的个案分析——乃至于某一主题如革命出版史、某一区域出版史如上海出版史也常常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在以上数种研究思路当中，有两点需要予以格外重视： 其一，要重视史料。史料是研究历史和编纂史书所用的基础材料，史料工作是史学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出版史的研究和学科建设，离不开对史料的搜集、分类、整理、甄别、筛选、判断和诠释。潘国彦先生曾以“在已发表的史料中，涉及当代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史料相对比较少”为由，呼吁要“重视当代出版史料的征集与研究”，见解深刻，有理有据，当为切中肯綮之论①。 其二，要重视新方法的运用。曾有学者指出，在历史叙述中，由于“宏大叙事”居于强势地位，经常(当然不是任何时候)具有一种强迫性，所以往往构成对“私人叙事”的侵犯、涂抹、覆盖或清除，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历史记忆或历史叙事②。对于当代出版史而言，保存“死资料”也好，抢救“活资料”也罢，倘若一味因袭前人整理、考据的传统做法，再用一种“长时段”的历史叙事表达出来，这样的历史书写或多或少难以跳出前人窠臼。因此，要重视新方法的运用，合理借鉴西方现代研究方法，对当代出版史做出新的审视。 一、当代出版史研究述评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出版史研究取得了可喜的丰硕成果。当我们把视野聚焦到当代出版史研究上，不难发现，近些年来的当代出版史研究，涌现出不少优秀的理论著作。试从两个方面，述评如下(成果以首次出版时间先后为序)： (一)关于史料的整理与编纂 史料是出版史研究的基础。没有史料作基础，出版史研究将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梳理最近几十年来当代出版史研究情况，以下理论成果，不可不提。 1.使用解密历史档案编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于1995年5月出版了第1卷，到2013年12月，第一阶段编辑的15卷，全部出齐。这部大型史料的编纂，源于老出版家王仿子先生的建议。所收史料始于1948年12月，止于1978年12月。其所收史料的范围，包括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政务院)、中央宣传部、国家文委、出版总署、文化部、国家出版局等领导机关发布的有关出版工作的指示文件、法律法规，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出版工作的指示、批示、题词，出版重要会议资料、各种统计资料等。用袁亮先生的话说，该套史料“系统披露出版领域珍贵的权威的史料”③。这部史料集的第1卷至第13卷，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和中央档案馆联合编纂，第14卷至第15卷，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0年9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更名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独立编纂。 2.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等人历时6年编纂而成的《中国当代出版史料》全8册(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所收文献资料，包括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99年共50年间公开发表的文字材料，是一部记录和展示新中国出版事业50年曲折历程及其辉煌成就的大型文献资料汇编。所有资料，按其不同性质，分编8辑。每辑1册，包括一至三个专题不等。各辑专题如下：第1辑，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与出版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在中国的出版与传播；第2辑，新中国的图书出版；第3辑，新中国的期刊、多媒体出版物；第4辑，迅速发展的中国印刷业/新中国的图书发行与图书宣传/辉煌的一页——著名出版社历程回顾；第5辑，编辑春秋——著名出版家、编辑家业绩回顾/编坛往事录；第6辑，前进中的曲折/编辑理论研究和编辑队伍建设；第7辑，加强科学管理，促进出版繁荣；第8辑，继往开来、深化改革、再创辉煌/附录。戴文葆先生曾称这套总结50年出版事业的史料汇编，“可为研究我国文化史、学术史、教育史及社会史的一种重要参照”，“承先启后，总结前功，瞩目未来，是对推动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的新贡献”④。 3.宋原放任总主编，吴道弘、王建辉、张立升任副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版)。其现代部分的第三卷，由方厚枢先生辑注，该卷主要收录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99年12月这段时期内，与出版工作有关的，以及与图书、期刊的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科研等有直接关联的史料。宋应离先生评价这套书“内容丰富、重点突出、辑注翔实”，“是研究中国出版史的工具书，也同时为研究撰写中国出版史提供了一个较完备的参照”⑤。 4.方厚枢所著《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收录文章和资料共计39篇，正文分为三部分：上编19篇文章，以出版工作纪事性的史料为主；中编18篇文章，以记叙部分书刊的史话和缅怀故人的文章为主；下编的2篇资料，分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图书出版的发展概况，以及中国出版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该书收入的史料，一是来自出版领导部门档案文献史料；二是作者亲历、亲见、亲闻的第一手“活资料”。宋应离先生认为，由于作者长期在出版领导机构和特殊部门(“文革”时期毛泽东著作出版办公室)及中国出版研究所工作，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这就使得作者所收集的史料具有相当高的权威性和可信度⑥。 5.宋应离、袁喜生、刘小敏编有《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套图书共收录54位业内公认有影响的著名编辑出版家，在编辑体例上，按照本人论述、亲属回忆、研究论著三个部分，依次排列人物的研究资料，未能收入《汇编》的文章以存目的形式附于文后。全书共10卷，收集相关人物的研究资料600余篇，存目千余篇，共425万字。 (二)当代出版史的纵向勾勒 除了史料类著作之外，还有几部涉及当代出版史的有影响的理论著作，需要引起重视。它们是： 1.宋木文所著《亲历出版30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商务印书馆2007版)。该书以档案文件资料为基础，结合亲历见闻，系统记述了新时期我国出版事业制定和实行改革发展各项方针政策、法规制度的实际经过，真实记述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对出版工作的关心与指示，首次披露了不少过去难以见到的珍贵史实，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权威性研究力作”⑦。 2.历经8年编纂完成的《中国出版通史》(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共分9卷。该套书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国家“十五”“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有近400万字的宏大篇幅、800余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全面系统展示了我国出版事业的历史源流、发展脉络和辉煌成就，总结了中国出版历史的基本演变规律，填补了我国出版史研究、出版学科研究乃至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空白。其第9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由方厚枢、魏玉山著，该卷从“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开端”说起，系统梳理了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建立与发展、“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出版事业、拨乱反正时期的出版事业和改革发展时期的出版业等当代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脉络。 3.郝振省主编的《中国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30年》(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该书包括改革开放30年新闻出版业发展概况、我国出版体制改革30年、我国出版对外开放30年、改革开放30年的出版经济政策、改革开放30年的图书出版、改革开放30年的报纸出版、改革开放30年的期刊出版等内容，对改革开放30年里新闻出版业一系列重大史实及理论问题进行了总结性研究，展示了我国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发挥的重要作用，总结了我国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分析了新闻出版业在改革开放中呈现出的文化特征和产业特征，探讨了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的实质和内涵，从中获得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4.宋应离、刘小敏编有《亲历新中国出版六十年》(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该书是49位老出版人根据60年中亲历、亲见、亲闻而撰写的回忆文章的结集，收录文章52篇。作者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就出版工作某一方面进行了梳理与总结，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记录了新中国60年出版工作发展的历程，描绘了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的轨迹。 以上所提理论著作(仅考虑撷取代表，难免挂一漏万)，均在不同层面上对当代出版史的研究有新的推动。出版界、学术界诸位前辈的评价，客观、准确。不过，在肯定上述研究成果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不难发现，从叙述视角和话语方式看，现有研究多着眼于宏观社会的历史发展，视野略显宏观，话语略显宏大；从所依赖的史料来源看，现有研究多依据档案、文件等文献资料的爬梳与考证；从研究方法看，多依赖文字资料的考证和诠释，方法略显传统。当代出版史的面貌可以而且应当更加丰富一些，因此，不妨换个角度来对当代出版史进行观照：从宏观适度转向微观，从“现实的个人”角度来回顾历史、解读历史；从“书上的字”适度转向“人说的话”，对口述史料予以应有的重视；开阔视野，合理借鉴西方新史学的做法，搜集和整理一批亟待抢救的珍贵史料。 基于这种认识，有必要在当代出版史的研究过程中引入口述史的视角，开展口述出版史研究，即通过对当代人物的访谈，将储存在当事人或知情人记忆中各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自己或他人的各种经历，采取记录、录音、录像等手段，为历史留下真实而生动的记录。 二、口述出版史研究实践 (一)口述出版史研究项目的提出 作为一种现代史学研究方法，口述史有其独特的传统。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口述历史研究室，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在国外尤其是美国，口述史发展迅速，被运用到许多领域，“已经成为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医学专家、纪录片电影制作者和教育家竞相使用的研究手段”⑧。20世纪80年代初，“口述史”被介绍到国内，并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当前，国内口述史研究和实践已经越出历史学研究范畴，涉及文学、社会学、新闻学、人类学、医学等诸多学科。现在，口述史的方法越来越多地为不少行业所吸收和借鉴。类似地，在出版史研究中可以而且应当引入口述史的视角与方法，由此丰富史料、深化研究。 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新闻出版科研机构，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历来重视出版史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即开展新闻出版史料的征集、编纂工作，并承担国家出版局、新闻出版署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开始出版史料的征集、研究工作，先后推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5卷本)、《中国出版通史》(9卷本)等理论著作。2011年2月11日，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石峰同志致信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领导，提议“研究院成立一个项目，用音像等形式收集新闻出版历史资料，采访新闻出版界的历任领导，谈当时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重大事件的处理过程”。考虑到这样的项目带有抢救意义，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决定以基础理论研究室为依托，抽调印刷、发行、传媒、版权等多部门业务骨干，成立专门的研究班子，列出具体计划，运用口述史的方法，对有关人员逐个进行访谈，进行口述出版史研究。 (二)口述出版史项目的研究价值 第一，非常宝贵的史料价值。口述出版史的受访对象都是当代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他们的参与和努力下，我国新闻出版事业从不发达日益走向大发展、大繁荣。开展口述出版史研究，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闻出版强国建设，具有非常宝贵的史料价值。 第二，非常紧迫的抢救性质。口述出版史的受访对象大都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容乐观。从出版史研究的角度看，采集整理并深入挖掘他们的工作经历和个人体验，是一项带有抢救性质的科研工程。口述出版史项目的设立，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活生生的、带有受访者个人意识的“历史”，抢救和收集一批珍贵的当代出版史史料，丰富和深化我国当代出版史研究。 第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各行业口述历史工作如火如荼展开之际，我们新闻出版界更应当发挥自身的优势，建立出版界自己的“口述史”，使历史行走于“口述”，了解历史，把握现在，昭示未来。设立口述出版史课题，对于挖掘一些由于种种原因尚未披露的史料，还原重大出版政策的出台过程，记录重大历史事件，反映重要出版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思想感情等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口述出版史研究的基本思路 新中国的出版工作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发展至今，有许多珍贵的历史都保留在老前辈、老同志的记忆里。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历史记忆历来缺乏系统有效的记录和保存。随着岁月流逝和许多老人相继离世，一系列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将被遗忘而无法再生。因此，口述出版史项目通过老一辈出版人的口述，采集一批珍贵的历史史料、档案资料，并以此为依托构建带有行业特色的档案库和数据库，进而在此基础上展开系统梳理和对比研究，从而达到存史、育人、资政的目的。 口述出版史项目聚焦出版领域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重大事件的处理过程，试图揭示当代出版业“历史背后的历史”，拟从总体上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新中国出版事业是如何开端、建立、发展的，经历了哪些曲折，进行了哪些探索，改革开放以来又是如何一步一步改革、发展、创新的；出版行业的发展和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折射、附和还是引领？二是，口述历史的展开，能为现有出版史研究采集到哪些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如出版行业重大政策是如何出台的，重大出版事件又是如何处理的？三是，那些富有历史细节的叙述，对于我们现有的认识能够起到何种深化甚至颠覆性的作用？对当今新闻出版业的改革发展又有哪些启示和借鉴意义？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以受访人为单位，主要考察个人在出版业重大政策出台前后、重大出版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亲历、亲见、亲闻，依托于出版史，但不拘泥于出版史，适当兼顾受访人的童年、家庭、求学、工作经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重点把握“三亲”“两重”的原则。所谓“三亲”，即鉴于受访人都是历史事件参与者和见证者的情况，访谈工作重点采集受访人所亲历、亲见、亲闻的出版事件。所谓“两重”是指访谈工作紧紧围绕出版业60多年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事件的处理始末、重要政策的起草与出台经过而展开。 为了落实“两重”原则，应从如下三个层面来组织实施： 第一是关注国家层面大事，主要考察受访人在我国某些重大事件中的行为、思想以及个人境遇的变化。研究界习惯将当代史分为“文革”前、“文革”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三个阶段。像“文革”之前的反“右”、“文革”中的“下放”，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思想解放运动等，这都属于第一层面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第二是关注宣传思想领域或文化领域的大事。新闻出版业是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事件，新闻出版业从来没有脱离过，有时甚至还处于旋涡当中，在这样一些重大的事件当中，受访人都有哪些重要的相关经历，或者说，新闻出版业都有哪些行为、举措是与宣传思想领域的重大事件相配套的，这些将成为项目组重点考虑的访谈要点。 第三是关注新闻出版行业自身的大事。新闻出版行业每年都会有不同的工作重点，在这个历史演变过程当中，受访人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参与了哪些活动，这也是项目需要重点把握的问题。比如，国家出版管理机构的历史沿革；比如，出版领域专业分工的提出；比如，打破禁锢、缓解“书荒”，等等。 研究的基本流程是： 第一，摸底调查。主要对本行业(中央党政管理部门、重要出版机构及地方出版单位)老出版人的基本状况进行广泛调查，根据个人履历的丰富程度和身体状况，推荐确定老出版人作为史料采集的工作对象。 第二，制定规范。研究制定实施《老出版人口述历史史料采集与整理工作规范》，就有关老出版人相关资料的分类主题、采集方法、整理原则、技术标准、管理规范、资料编目等做出明确要求，并对项目组成员进行必要的业务培训。 第三，资料采集。按照口述历史的严格规程，请老出版人抽出时间，对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关键节点和重要事件等进行回顾，由此形成录音制品及文字材料、旁证文献材料等。另外，既要重视搜集在口述史访谈时形成的影像资料，也要重视反映老出版人人生道路的影像片段、照片、印有个人形象的印刷品，以及老出版人与其他出版人交往的图像资料、电子数据资料等。 第四，整理归档。设立中国出版人口述历史档案数据库，对采集到的文字、音像、实物资料等进行验收入库；采用信息技术手段，对采集到的文字、声音和图像资料等进行数字化处理，并按不同主题分类编目、归档储存。 第五，加强研究。对于一些不能对外公开的口述史料，将严格遵守保密协议，做好史料的抢救保存工作；对一些可以公开的史料，提倡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展开研究。要通过专业的史学研究，来确保史料的真实性，并通过和现有文献资料的对比研究，为当前的出版业改革发展工作提出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三、口述出版史研究工作进展与思考 (一)口述出版史研究工作进展 口述出版史项目是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重点科研项目，列入院“十二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自2012年研究工作启动以来，陆续开展了对宋木文、刘杲、王仿子、袁亮、方厚枢、郑士德、武文祥、邵益文等老领导老同志的访谈工作，口述出版史史料采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扎实推进。截至2014年11月底，实质性访谈(不含上门预访和访后沟通在内)达30次；形成视频音频时长约4800分钟，速记稿约40万字，如果把老同志手写稿算在内，全部史料文字约为100万字。 口述出版史项目的长远计划是拟用5—10年时间，集中完成对100名以上当代出版业老领导、老专家、老编辑的访谈。本项目的受访对象拟分为如下五个层面：一是国家及省(市、区)出版管理机关主要负责人，二是重要出版发行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三是重大事件、重要文件、重要政策的参与者，四是重要行业组织的负责人，五是其他层面的受访对象，如老一辈一线编辑。 (二)口述出版史研究的主要观点 口述出版史研究以受访对象为单位，主要考察该受访人的童年、家庭、求学、参加工作、思想转变、时代变幻下的个人际遇、个人在出版业重大政策出台前后、重大出版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亲历、见证、感悟与反思。在采访初期，我们立足于专业史，又不局限于专业史，这样既有利于缩小采访人与受访人之间的距离，又有利于凸显个人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在采访中后期，我们因人而异，设立若干采访专题，重点考察重大政策出台的经过和重大出版事件的发展始末。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依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创设出“我眼中的文革”“干校生活”“出版界拨乱反正”“80年代的出版业改革”“若干出版热点事件”“《出版法》起草始末”等访谈专题。经过受访人和采访人的有效互动，通过开展较为系统的口述出版史研究，形成一些启示性认识。 在研究中，应秉持如下见解：1.现实的个人是历史发展的真正主体。每个受访对象的身上都会留下特定时代背景下出版史发展的烙印。2.出版史与社会历史变迁，既存在一定程度的吻合性，往往是某一特定社会时期的折射，又存在一定程度的距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3.因受访人年事已高，采集他们对若干重大问题的回忆，是一项抢救性的科研工作。他们的记忆将成为当代出版史的非常珍贵的史料，为后人研究提供基础性依据，为今后出版业的繁荣与发展提供某种启示与借鉴。 (三)关于口述出版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结合口述出版史研究的实际工作，谈谈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感受： 一是要重视口述史研究的主动性。很显然，用5—10年时间，集中完成对100名以上当代出版业老领导、老专家、老编辑的访谈，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史料采集工程。当前，不少行业都在尝试建立自己的口述历史，如戏曲、杂技、年画、电影、电视等。好多历史细节，如果没有专门的采集，一旦消逝，就很难复原。由年迈的受访对象讲述行业的发展历程，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公益性的，依靠国家科研经费的支持收集而来的史料相当于国家的档案资料，口述史相当于在国家层面为行业作“家谱”。我们从事口述出版史研究，应当站在这样一个高度来看待自己的工作，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更加主动地去做案头工作、去实施访谈、去主动挖掘与文字史料风格迥异的口述史料，并加以严谨地考证辨析，倡导史德，据事直书，不迷信，不盲从，独立思考，追求真理，敢于负责。 二是要重视口述史研究的专业性。1967年，“口述史协会”在美国成立。1980年，该协会制定了口述史的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从此以后，口述史建立起了一套被学术界广泛认同的“游戏规则”，这才使口述史真正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学科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必须具备专业性，它绝不是新闻记者的一两次“采访记录”，它需要做足案头功课，设计好访谈提纲，灵活变通地实施访谈，并在访谈之后做好整理、确认、汇集、保存工作。然而，这只是第一步，更为重要的，口述史研究者必须对林林总总的口述凭证进行比较分析，以辨析真正有学术价值的历史线索，并做好口述史料与文字史料、实物资料的相互印证工作。至于如何从一次长时间的停顿、一次突变的脸色、一声无言的叹息，乃至反复、重复、前后颠倒、回避掩饰中去挖掘受访人与历史真相的关系，去判定口述史料的真实性和学术价值，就更是考验口述史研究者的功力了。 三是要重视口述史研究的互动性。历史研究的互动性是口述史学家区别于其他传统历史学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口述史学家历来主张历史学家应当走出书斋，与研究对象直接接触，从而获取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在这一过程中，口述史学家往往既是研究者，同时又是参与者，因而与研究对象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⑨。就史学研究而言，做口述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开展学术性的研究工作，这就要求口述史学家要重视对访谈问题的设计，提问既要考虑受访对象的接受程度，又要考虑应具有一定的深度。在主题设计上，也需要考虑涵盖一定的学术容量。例如，针对20世纪50年代稿酬制度改革这一主题，简单采访一两个受访者，恐怕很难真实反映当时历史细节的全貌。如果需要，我们应注意扩大访谈的范围，围绕同一主题进行反复调研，直到获得相对真实的历史为止。因此，口述史，不是口述者的独角戏，而是口述者与研究者的共同参与；不是某位老同志个人的自传或“回忆录”，而是有丰富阅历的相关受访者与受过严谨史学训练的访谈者之间的双向良性互动。 致谢：感谢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先生对本文框架和若干信息的审改意见。 ①潘国彦：《刀下留书与笔下存史——吁请重视当代出版史料的征集与研究》，《出版史料》2008年第2期。 ②雷颐：《“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读书》1997年第6期。 ③袁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出版纪略》，《中国出版》2008年第1期。 ④戴文葆：《推动出版事业发展的新贡献——谈〈中国当代出版史料〉》，《出版发行研究》1999年第12期。 ⑤宋应离：《可喜的丰硕成果 造福世人的力作——读宋原放等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中国出版》2005年第10期。 ⑥宋应离：《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的历史见证——读〈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中国出版》2008年第6期。 ⑦袁亮：《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权威性研究力作——喜读宋木文〈亲历出版30年〉》，《出版参考》2007年6月下旬刊。 ⑧杨祥银、夏小娜：《西方口述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趋势——基于对几部重要西方口述史学著作的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⑨杨雁斌：《重现与印证历史的历史学——口述历史学的客观性质管窥》，《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标签：口述史论文; 中国出版论文; 文化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