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1]2002年在《我国“十五”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预测与战略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由于国内商品处于买方市场、外汇储备激增、出口增长减缓等因素，我国政府作出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大决策。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同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引进外资规模相比，仍显不足。目前，我国已加入WTO，为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非常有必要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深入系统研究。本文在这个背景之下，对“十五”时期我国对外投资规模和战略进行了研究。 全文共分六章，各章的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章 导言。概述了本文选题的来源、国内外研究动态以及本文的主要论点。 第二章 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比较优势从可行性和必要性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叁章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前叁节详细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现状、特点和存在的问题，第四节就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指出：虽然对外投资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国有资产流失，但总体看来，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四章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分析及“十五”时期我国对外投资规模预测。本章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之一，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节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分析。借鉴邓宁的国际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建立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序列模型，分析表明：我国的对外投资随人均GNP的增长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我国目前处在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并呈现向第叁阶段发展的趋势。 第二节 “十五”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预测。本节利用GNP、出口规模、引进外资、外汇储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等经济变量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建立了我国“十五”时期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预测模型，并预测“十五”时期我国的年均对外投资额约为7.59～8.5亿美元之间，总投资额将达到38～42.5亿美元。 第五章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和策略的比较分析。本章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比较，也是全文的重点之一。第一节概述了日本和四小龙对外投资发展的状况；第二节对日本和四小龙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特点和策略进行了比较分析。把日本和四小龙对外投资的动机总结为降低生产成本、寻求自然资源、市场和技术四种类型；根据各国和地区不同时期投资策略的不同，把其对外投资划分为叁个阶段，对各阶段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并着重对日本式的对外投资对产业升级的作用以及韩国利用对外投资促进技术进步进行了较详尽的分析；第叁节对各国和地区政府发展对外投资的政策进行了比较。 第六章 “十五”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与策略分析。本章是全文的重点和结论。前两节全面分析了影响我国对外投资产业选择和区位选择的因素，提出：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选择策略为“具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资源开发行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区位选择策略为“重点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有选择的开展对发达国家的投资、积极增加对东欧、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的投资”；第叁、四节对购并和新建两种投资方式、独资与合资两种股权选择方式进行了比较，提出了我国对外投资进入方式选择和股权选择策略；第五节为我国政府发展对外投资的战略提出了九个方面的建议。
尹德先[2]2012年在《加快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潮流,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经济强国必须是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中国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必须顺应潮流,加快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已将加快实施“走出去”列为国家战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走出去”的最主要部分。近些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总体上还有待于深化,且“战略”一词在研究中也有被泛化之嫌。因此,吸取国内外研究的优秀成果,借鉴对外直接投资先行国的先进经验,探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理论基础,制定切合实际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对于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动态环境下的战略管理理论,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介绍选题背景与意义,界定了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综述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主要研究方法,提出主要创新点和研究展望。第二章“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在梳理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新成果的基础,提出动态环境下中国企业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动态广义优势理论,并以此构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分析框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环境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宗旨确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确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措施抉择。第叁章“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中国作为国际直接投资历史上的后起者,为了学习先行者的经验,重点解剖了具有代表性的美口韩叁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中引出规范性的启示第四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和决定因素”：战略是对历史的总结、现实的把握、未米的抉择。为了研究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在这里总结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通过实证分析,判断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并从中发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加快’的紧迫性;最后,再次通过实证分析,从推动力和吸引力两方面找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为战略环境分析、战略宗旨确立、战略目标确定和战略各措施抉择提供了依据。第五章“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环境分析”：根据第二章设计的“战略分析框架”、第叁章的“启示”和第四章分析的“决定因素”,综合运用SWOT、PEST这两个战略管理工具,对后危机时期我国复杂多变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环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形成了相应的决策方案。第六章“加快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综合前几章的分析,确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宗旨是“互利共赢”。确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是：培育具有动态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跨国公司；促进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促进东道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确定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抉择是：产业抉择、区位抉择、方式抉择、主体培育和政府服务。本文的主要创新点：1.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动态广义优势理论”。2.试图将动态环境下的战略管理理论运用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研究中,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分析框架”,并用此框架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3.在国际经验的研究中,以动态环境战略管理的视角归纳出规范性启示。4.用SWOT-PEST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环境。
顾晓峰[3]2007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能力体系转移研究》文中提出尽管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主导着全球的直接投资方向，但是发展中国家在近来的30多年也在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同时也崛起了一批令人瞩目的跨国公司。这种现象的出现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兴趣，事实上，作为跨国经营研究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发展趋势及竞争能力正逐步成为许多研究者所关注的课题。然而就笔者所阅读的国内外文献而言，绝大多数分析还只是停留在对发展中国家、国际环境、行业、政策建议等宏观层次，而对于微观层面的企业几乎是毫无涉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数量和质量还不明显，难以形成令人信服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在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信息披露不够透明，造成各种量化数据很难获取，实地调研又往往耗时耗力。因此，可以这么认为，目前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研究还处于相当初级的阶段，没有现成的、系统的理论或实践依据可作参考。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然初具规模，应该看到，在相同的母国环境下，“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与尚留在国内的中国企业有着明显的不同，即使是在“走出去”的群体中中国企业也互有不同，因此，从企业内部着手，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能力体系的构建和转移就显得格外有意义。在明确了研究背景和研究主题之后，本文通过对可靠的企业基础进行数据要素的采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能力体系转移的基础、过程、机制、效果开展较为系统完整的分析工作。具体而言，研究范围包括：(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能力体系都包含什么?(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能力体系发生转移的基础是什么?动因和障碍如何分析?(3)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能力体系转移的过程、机制及进入模式的选择；(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进入模式控制权的高低对能力体系转移绩效的影响。本文以在江苏、上海、浙江叁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了334份有效样本，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主成分因子分析、方差分析(ANOVA)分析、相关分析及描述性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我国的境外投资主体正在从单一的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向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对外直接投资转变，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黑马”。在区位选择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仍然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后发展地区，存在能力体系转移阶梯的现象，即中国企业在相对优势较强的后发展地区，将经过适应性改造后的能力体系转移给当地的合作伙伴或供应商。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自身能力体系构建上，国外投资企业的进入为其在诸多方面提供了输出和支持，使之更加健全和完善。因此，对于类似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后发展型跨国公司而言，企业的内向国际化是其外向国际化的基础和条件。2、本文提出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能力体系的概念模型得到了实证支持，该体系可以被划分为五个能力因子：营销能力、组织与战略能力、创新能力、制造能力和财务能力。其中，制造能力是中国企业明显的相对优势，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营销能力在目前阶段处于相对弱势，而组织与战略能力和财务能力则是则是作为一个企业存在所必备的基本能力。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能力体系转移过程分为认知、改变、适应和执行四个阶段，其中前两个阶段发生在中国境内，而后两个则落实在境外。4、不同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具备的能力体系不尽相同，因此对进入模式的选择也不相同。营销能力高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能力体系转移时倾向于采取高控制权的进入模式，财务能力高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在能力体系转移时倾向于采取低控制权的进入模式，而其它叁个能力因子(组织与战略能力、创新能力、制造能力)水平高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控制权的选择没有显着的影响。5、中国对外直接企业能力体系转移时进入模式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绩效的高低，实证表明两者具有正相关。6、在具体经营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海外分支机构的战略决策、财务事务、日常经营和高层人员等四方面的管理控制程度对能力体系转移产生的绩效均有显着的正效应。本研究在对理论、实证及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不仅要重视自身能力体系的建设并应用在国内的发展之中，而且更要将具有竞争优势的能力体系高质量地转移至海外分支机构，使其能迅速在东道国(特别是后发展中地区)环境中获取新的成长机会。为此，提出四方面建议：一是要培育全球视野下的能力体系管理；二是要重视能力体系建设的平衡性；叁是要拓宽能力体系建设的渠道；四是要优化能力体系发展和转移的环境。本研究不仅丰富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发展中国家企业，特别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选择“后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东道国提供了较为新颖的理论依据。
宋维佳[4]2006年在《基于FDI的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研究》文中提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重要的资本流入国，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政府、企业以及经济学界的学者对于跨国资本流动的研究更多地着眼于如何吸引和利用国外的资金与技术，以及利用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问题，更多地关注于“引进来”战略的研究。而与之相对应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问题却鲜有研究与讨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仅靠引进外资参与全球分工体系，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布局，我国是难以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分工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的。这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既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是一种新的国际经济体制，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是生产的全球化。因此，企业作为经济增长和生产发展的原动力，在创造就业机会、发展新兴科技、积累物质财富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所以，我国必须建立起“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思维，才能实现与世界经济的接轨与融合，才能紧紧地抓住国内外投资环境改善的机遇。只有这样，才能从全球范围开拓和利用市场，才能抓住经济全球化所提供的历史机遇，促进我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使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迈上新的发展台阶，从而真正实现投资规模扩大化、投资区域全球化、投资主体机构化。我国领导人审时度势，及时认识到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意义。江泽民同志指出，在今后的对外开放中，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要鼓励和支持优势企业逐渐扩大对外投资，开展跨国经营，通过建立海外销售网络、生产体系和融资渠道，促进企业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跨国经营，加快培育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党中央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注入了新的内容。从当前条件看，中国企业虽然已初步具备了“走出去”的基本条件，但是从目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现状分析，我国企业的跨国投资仍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对外投资规模与我国的经济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我国的对外投资总额仅占世界对外投资存量的0．15070，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为1：0．09，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1：1．1的水平，而且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1：0．13的水平，对外投资占国内固定资产的投资比重也很低。这种状况不利于我国企业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能力。“引进来”的成功与“走出去”的缓慢步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如何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中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论文的研究，融理论解析、比较研究、实证分析、策略建议和实践运用于一体。本文首先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走出去”的内涵界定入手，通过对宏观、微观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总结性评述，试图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建立坚实的理论基础。然后通过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历程的回顾，分析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实施“走出去”以来发展现状的分析，通过中外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比较，提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规划。本文的主体框架由叁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包括论文的第二章和第叁章；第二部分：我国企业发展FDI历史轨迹和总体评价，包括论文的第四章和第五章；第叁部分：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的战略选择，包括论文的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和第十章。具体来说，本文共分十章：第一章导论。主要对本文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走出去”进行界定，同时也提出了本文的研究背景、选题的意义、研究方法和本文的创新点及其需要深化研究的内容。第二章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评述。首先简要介绍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中最有影响力的宏观和微观的流派。宏观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有麦克杜格尔的国际投资利益分配模型、小岛清的比较优势投资理论和邓宁的国际投资发展阶段论；微观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有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及邓宁的内部化理论、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有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技术积累—技术改变的演进理论和动态比较优势投资理论；并指出各流派的理论在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中存在的缺陷或不足。本章对这些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评述的目的是为后面的战略分析提供理论支持。第叁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基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详细地分析了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发展的原因，并总结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特征，为我国企业的“走出去”提供借鉴。第四章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提出。通过对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从孕育、提出、形成，到进一步的完善，从“走出去”的战略内涵入手，分析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明确了企业“走出去”的内涵，阐述了“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辩证关系，论述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意义。第五章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总体评价。本章首先回顾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轨迹，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以及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基本特征，剖析了我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中外跨国企业之间的国际竞争力的对比，旨在为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规划提供依据。第六章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主体选择战略。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载体，因此一个国家具有跨国公司的多少，表明国家的经济实力。本章首先通过对投资主体一般概念的分析，导出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跨国公司的概念；通过对我国目前对外投资主体的分析，提出培养我国自己的跨国公司的战略构想。第七章我国企业“走出去”的产业选择战略。本章通过分析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影响因素，提出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基准，最后提出了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产业选择方式路径。第八章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战略。区位现在是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关键问题，合理的区位选择，是保证项目能够取得预期效益的重要条件。本章首先提出了区位选择的现实意义，然后分析了影响区位选择的各种因素，分析了目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现状，最后提出了正确进行区位选择的途径。第九章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市场进入战略。本章首先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进入市场的各种方式的利弊，然后深入分析了中小企业跨国经营进入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最后通过定量模型分析，从多角度探讨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的选择途径。第十章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政府支持战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整个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政府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本章首先介绍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应起的作用，然后进行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关于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的国际对比，进一步分析了我国政府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了政府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应进一步改善其职能的具体思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府支持战略。
梁莹莹[5]2014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与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曾经是发达国家所特有的经济现象。由于受到国内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非常有限。据2004年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2004)统计,上世纪80年代,全球范围内有超过90%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来源于发达国家。但是,近十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有关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决定因素及其理论和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加之发展中国家的OFDI又表现出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投资决策呈现不同变化的特点,因此,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大力发展对外经贸往来,经济发展在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同时也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正式明确“走出去”战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并呈现投资规模的扩大和区位选择多样的特点。尽管如此,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无论占国际直接投资还是国内经济总量的比重相对很小。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资料显示,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中国国际投资比重约18.89%,占GDP比重为92.20%,同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较大差距(仅2011年对外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在美国、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分别为262.58%、991.26%、195.79%和182.45%)。因此,在看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蓬勃发展的同时,应理性地认识到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巨大的差距。为了缩小这种差距,需要深入了解中国对外投资方向、模式和决定因素等问题,从而在宏观层面为政府制定合理的对外直接政策,鼓励、指导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在微观层面为企业洞悉并合理规避投资风险,全面提升自身竞争能力,进而开展科学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理论和政策支持。本文在梳理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构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框架,全面、系统地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色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分别从东道国和母国视角分析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决定因素并开展实证检验,最后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战略选择提供政策建议。本文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在对有关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文献进行总结和评价、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现有投资理论中有关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研究及其对发展中国家适用的局限性。第二部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及其特性展开分析。首先,依据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进行实证检验,根据实证结果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轨迹符合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中所假设的“U”曲线分布,并判断中国目前正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叁阶段中期。并进一步说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质,指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及其自身特性。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回顾和总结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明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不同阶段划分及发展特征。第叁部分,在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色的基础上,重点从东道国和母国角度分析,构建两个角度的理论框架。之所以这样划分,是由于当中国向不同的投资区域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可能遭遇不同类型的政治或者商业风险,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在宏观层面,主要表现企业在寻求诤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将涉及四方面的制约,他们分别是来自市场交易环节的产品单价(P)和销售数量(Q)和来自生产过程的成本(C)和税金(T)。在微观层面,以企业为主体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构建对外直接投资中有关企业决定因素的理论模型。第四部分,分别从东道国和母国两个视角对第叁部分的理论框架进行实证检验。其中东道国角度利用与中国存在直接投资关系的73个东道国跨国数据进行计量回归,样本覆盖率达到74.9%。母国角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开展实证研究。宏观层面利用中国宏观数据,微观层面则使用企业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决定因素展开实证分析。第五部分,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在前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类型进行分类,有针对性地分析针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东道国,企业所采取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文章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首先,分析了中国OFDI有别于传统FDI理论分析中的特殊性质,在此基础上,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构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框架,并分别进行实证检验。其次,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分别从东道国和母国角度对OFDI决定因素展开分析。最后,在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分析中,基于中国微观企业的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系统研究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之间可能存在内在关系,使得文章的研究结论更富有微观基础。图14幅,表41个,参考文献163篇。
刘苇[6]2015年在《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国际贸易与投资在一些市场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但总体上呈现出发展的趋势。伴随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态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把握好此次全球经济布局调整的机会拟定对外发展战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应对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更大的国内民生压力。在国际经济层面,中国通过加入WTO以国际贸易的方式迅速将建国以来积攒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转化为资本和技术,必然需要大力发展海外投资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革新产业结构,实现资本红利和技术红利;从国际政治层面考量,中国自我认知与国际社会不同层次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间具有微妙差异,唯有以发展为导向,强调长期利益和长远布局的战略性安排方可弥合中国自身角色和国际预期的多重需求。脱胎于“走出去”战略的海外投资发展战略应运而生。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机制中“共同规则”的制定,可以更好地塑造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合作性权力”。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促进和实现,有必要通过整体性法律构建的研究和制定,规则化地表达中国的利益诉求。通过健全我国海外投资的国内法律体系,建立多层次的国际法律体制和实施机制,开拓中国海外市场、促进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保护中国海外投资利益、维护海外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有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本文通过历史分析法,对中国海外投资从无到有、从单纯利益考量到立体性战略设计的历史回溯,分析了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发展过程,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法律规制与中国经济发展、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发展关系,指出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通过比较分析法,以战略视角审视海外投资法律机制,对不同国家、不同国际投资法律机制之间的立场、优劣等进行比较研究,为中国海外投资法律构建与国际投资法律规制寻找衔接点或趋同性方向。最终通过规范分析法,从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建构角度,对中国国内法、国际法中法律规范的研读,分析现行法律与我国海外投资现状的吻合度,提出符合我国海外投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建构意见。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及其法律规制”,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历史发展,指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是“走出去”战略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中国自身综合实力发展的具体演化。通过区分中国海外投资产生、初步发展、逐步增长、高速稳定增长和发展战略的五个发展阶段,以及当时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与践行的研究,指出中国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第二章“中国实现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法律构建框架调整”,结合中国海外投资现状,研究了海外投资经济理论和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预测了中国海外投资未来发展趋势,指出对应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横向、纵向多层次展开,法律构建应设定多维的战略目标和不同的战略层次,在成熟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积极的参与者,接受这些机制的规则和理念,但应明确表达自身意愿;在处于磋商建设阶段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理性的建设者,在坚持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可以让渡某些利益,一方面协调机制运作,一方面积极推动机制的规则建设;在区域性和双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当扮演活跃的倡导者,对投资规则的倡议、条文的草拟、谈判的推动与相关辅助机制起全面主导的作用。提出了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及其重点与主要任务。第叁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国内法构建”,研究了中国与海外投资相关的内国法规范,针对性地分析了促进、管理和保障叁个法律体系的功能实现和缺位等现实问题,提出:我国海外投资促进法律制度应该从税收优惠、金融扶持、技术援助、提供信息服务方面进行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管理法律制度应该通过强化事后监督加以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障法律制度应该通过构建全面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方式加以完善。第四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双边投资条约构建”,以国际投资法体系中bits的重要性为基础,提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中bits具有承前启后、平衡权重的作用。对比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类国家bits签订情况后,提出了用更开放的态度签订bits以促进中国海外投资,用更灵活的方式使用bits以保证中国海外投资的利益的制度设计理念。第五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多边投资条约构建”,研究了自贸区、非自贸区、普遍性国际投资条约发展,提出:应当基于中国地缘性经济贸易地位突出的特点,优先参与制定地缘性多边投资条约;基于中国参与自由贸易投资条约制定的成功实践,重点参与制定多边自由贸易区投资条约的制定;基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合作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益必要性,主导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出于“同类国家”角度制定多边投资条约。对普遍性投资条约晚近的几个发展趋势进行梳理,提出相应的应对建议。
张启跃[7]2004年在《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过程中获取企业竞争优势》文中指出本文通过对中国一些不具备明显竞争优势的企业所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象的观察,以及对传统和非传统对外投资理论的回顾,发现以“不均衡”概念为基础的非传统对外投资理论能够比较好的弥补传统对外投资理论在解释当今欠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缺陷。我们进而以春兰集团为例,通过对中国空调行业竞争状况的分析,探讨了在春兰集团失去了行业领导者地位以后,其内部的不均衡因素;我们特别运用了非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不均衡”概念,解释了春兰如何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弥补生产、市场、品牌、营销网络以及技术等要素的不平衡,并借此大大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由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中国的行业跟随者可以借鉴日本、韩国企业当年的成功经验,以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过程中弥补企业本身要素不均衡为目标,在正确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指导下,在正确认识企业本身所具备能力的基础之上,选择与企业自身情况相匹配的投资时机和区位,通过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来建立并完善国际生产能力、品牌形象、技术能力、营销服务网络,以扩大全球市场份额,实现增强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战略目的。
陈顺良[8]2005年在《矿产企业投资战略理论及应用研究》文中提出论文结合世界经济发展对资源需求出现增长,煤炭、金属原矿等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的宏观经济背景,针对目前国有矿山,或对国有矿产资源的投资模式正在发生转变而形成的新的投资开发热潮,矿产企业和投资者都迫切需要实业投资战略理论指导的需求,选择了该课题的研究。这对系统建立企业投资战略的基本理论和应用模式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在实践上,对企业,特别是矿产企业的投资活动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论文在全面、深入分析国内外企业投资战略理论及其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矿产企业的行业特殊性,对企业投资战略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开展研究。从投资的过程概念、投资战略地位以及形成模式出发,论文分别对投资战略目标及基本原则等要素进行了阐述,提出了一种描述企业投资战略结构的层级递阶结构图;在此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企业投资战略的五种层次类型。包括叁种基本类型:基础型、创新型和扩张型以及两种复合类型:基础-创新型和创新-扩张型。 在建立了上述企业投资战略的“层次类型”概念后,分别对叁种基本类型的应用模式开展研究。根据西方经济发展的实践,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要高于物质资本投资。论文在分解营业利润增量及费用成本的基础上,考虑风险损失因素,建立了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计算模型;针对科研转制企业在组织结构、业务流程、文化观念和市场开发等方面的特征和优势,提出了基于构建企业核心能力的创新型投资战略,即把培育企业创新能力作为主要的投资方向和目标;向产业集群区投资是一种新的扩张投资战略模式,论文分析了产业集群具有低交易成本、外部规模经济、技术创新和社会资本等优势,提出扩张企业要遵循优势原则、协调原则、适度原则和风险最小原则。战略进入路径在初期以动态联盟和参股方式较为稳健,时机成熟,可在产业集群区自创企业。 论文考虑影响企业投资战略选择的15项主要战略因素,对该因素变量的专家评价值和权重,采用作者建立的梯形聚类函数进行量化,并将层次分析法(AHP)确定指标相关权与之结合,构造了年度投资战略聚类选择的函数向量,形成新的矿产企业投资战略聚类选择模型。在动态选择方面,针对某资源行业的两家大型矿产企业,建立其逆需求函数,定义产品有效替代比的概念并给出替代系数的计算
王书杰[9]2016年在《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绩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经济一体化促使各个国家和地区主动或者被动地加入到国际分工和交换之中,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商品、资本、技术、信息以及人才的加速流动,推动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跨国直接投资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任何一个国家仅依靠自身的资源、市场、资金、技术已无法获得持续良好的发展,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走国际化经营的道路己成为各国的必然抉择。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调整,各国在鼓励境外资本流入的同时,逐步减少对本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管制,并采取措施鼓励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活动,这一方面对跨国投资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提出了要求。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成熟和对外经济政策的调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规模进入加速增长的通道。2004年至2014年的十年间,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流量从55亿美元增至1231.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41.7%,已稳居世界第叁。中国利用外资的方式已经从以“引进来”为主,逐步向“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发展转变,海外直接投资业已成为中国企业积极利用境内外两种资源、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必然选择。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规模日益巨大,这些“走出去”的资本是否实现了保值增值,是否达到了它们投资到境外的初衷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虽然传统的和发展中国家的海外直接投资理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海外直接投资具有相对独立性,迫切需要新的理论和方法予以解释。本文力图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进行深入而系统的探讨,并以绩效期望为出发点侧重对投资绩效的评价。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绩效的研究有利于丰富和推进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为相关学者提供理论参考,为中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为中国企业提供实践指导。本文在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和已有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首先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对现阶段的特征进行归纳,并根据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进行界定。接下来,在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微观绩效期望进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绩效评价的准则和体系、结合相关资料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中国企业叁十多年来海外直接投资绩效不理想的结论,并对不理想的原因进行分析。最后,结合部分发达国家提高海外直接投资绩效的经验,提出提升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对策。论文的基本结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历史阶段和现状方面。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中国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海外直接投资,随后经历了起步探索阶段、学习调整阶段、顺势迈进阶段、稳步增长阶段等四个阶段的发展,并经历了投资总额不断增长,国有部分逐渐减少、地方投资逐渐增多,并购方式逐渐增多但占比偏低,发达经济体投资逐渐增多,第叁产业比重提升的过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界定出中国目前正处在海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第叁阶段,并且根据总体走势来看,中国处在第叁阶段的末期,滞后于一般国家的发展。这是由于中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不足以及政府的支持、引导不足导致的,同时考虑到资本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发展海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还要优化利用外资的质量。2、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绩效期望方面。中国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既有企业本身扩充市场、弥补要素短缺、提升品牌价值、寻求效率的微观期望,更期望在宏观上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外汇储备收益、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应对贸易保护以及增强政治与经济的互动。3、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绩效评价体系及评价结果方面。本着求同存异、全面统筹、长短期结合、宏观微观结合的原则,设计出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和微观绩效评价体系,并结合相关的资料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分析结果来看,宏观方面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对各项考核指标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长期绩效综合结果为0.0464、短期绩效综合结果为0.0081,说明促进作用不明显,宏观绩效结果不理想;微观方面,根据相关调查材料和实证分析,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微观绩效结果也不理想。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宏观方面包括现代企业制度不健全、政府指导不到位、政治外交辅助不足、境外负面因素的影响,微观方面主要体现在中国企业的投资规模偏小、融资渠道不足、风险防控较弱、缺乏投资经验和核心技术。4、对策方面。师夷长技,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经济发展先行国家提高海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历程、特点及经验的借鉴,文章认为可以从叁个方面提升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绩效:首先,通过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加强与对外援助项目的协同布局和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来完善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布局;其次通过提升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快培育中间性组织、利用集群发展的方式提升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最后,从推进制度改革,进一步改革管理和审批制度,完善投资保障制度、税收优惠和鼓励政策及社会配套服务体系等方面优化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政策。
李东东[10]2008年在《中国海尔集团海外投资战略研究》文中提出海尔集团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典范。本文对海尔集团海外投资发展的历程和特点进行了归纳,结合海尔集团内外环境的分析,对海尔集团海外投资的战略目标进行了总结,并以海尔集团为例,就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相关问题提出了若干对策和建议。在战略目标的指导下,本文对海尔集团海外投资的产业选择、区位选择、投资方式选择和融资策略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产业选择时,应选择家电产业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电脑产业和手机产业适度进行海外投资,而金融产业应先立足国内,不主张海外投资;区位选择时,以家电产业为例,得出未来3～5年,北美地区的投资区位环境最佳,其次分别为西欧地区,东南亚、南亚地区,东亚地区,东欧地区,西亚地区,澳洲地区,拉美地区,非洲地区;投资方式应根据所选投资产业的价值链在投资区位的特点,对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这两种投资方式加以比较选择;在融资策略上,应借助海尔电器这一海外股市融资平台,通过发行股票、债券以及可转债等不同形式的证券进行融资,为投资产业提供资金支持。为充分说明海尔集团海外投资战略的特征及推进方向,本文选取国内外四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家电跨国公司,从不同的角度分别与海尔集团的海外投资战略进行了对比研究,并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提出了推进海尔集团海外投资战略实施的对策与建议。宏观方面,政府要加快海外投资相关政策的改革,积极参加经济合作组织,大力发展行业中介组织。微观方面,海尔集团应通过技术创新、品牌经营、运营管理系统改造、和谐企业文化构建、产权制度改革来培育竞争优势,提高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我国“十五”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预测与战略分析[D]. 王卓. 华侨大学. 2002
[2]. 加快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研究[D]. 尹德先.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能力体系转移研究[D]. 顾晓峰. 复旦大学. 2007
[4]. 基于FDI的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研究[D]. 宋维佳. 东北财经大学. 2006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与战略研究[D]. 梁莹莹. 南开大学. 2014
[6]. 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研究[D]. 刘苇. 西南政法大学. 2015
[7].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过程中获取企业竞争优势[D]. 张启跃. 清华大学. 2004
[8]. 矿产企业投资战略理论及应用研究[D]. 陈顺良. 中南大学. 2005
[9]. 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绩效研究[D]. 王书杰.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10]. 中国海尔集团海外投资战略研究[D]. 李东东. 青岛科技大学. 2008
标签：投资论文; 对外直接投资论文; 战略分析论文; 企业对外投资论文; 海外投资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走出去战略论文; 绩效目标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投资论文; 经济学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