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华[1]2010年在《翻译美学的文化考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翻译,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哲学活动,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全部科学之母;哲学活动的本质就是精神还乡,凡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行为,皆可称之为哲学活动。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活动,因而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哲学活动。和其他文学创作活动一样,翻译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哲学活动渗透于整个翻译的过程。美学是研究人的感性的科学,是研究美的科学。文学与美学有着不解之缘,而中国的美学对中国翻译理论的影响尤甚。一部中国的翻译史堪比一部翻译美学史。翻译美学是美学与翻译的结合,是用美学的基本原理,剖析、阐释和探究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包涵审美客体(原作品,译文作品)的审美构成、主体(译者和读者)的能动作用、审美主体和客体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翻译中审美再现的手段和类型、翻译美学的标准等。语言历史与文化的历史相辅而行,语言翻译的过程也是文化翻译的过程,文化翻译的辩证法就是从文化客体的翻译到文化自我的构建。中国传统的译论映射出哲学、美学与翻译学有着密切的关系。论文综观中国翻译美学与语用学翻译美学的哲学—美学思想,探索语用学翻译美学的审美主体和客体、审美的认知图式与审美再现原则、文化美学与文化传真、灵感翻译美学、语用学翻译美学综观,提出中国语用学翻译美学正走向动态的理性的语用意义、语用价值与语用美学的高度统一。在美学的熏陶下,中国优秀的翻译家们不遗余力地译介外国优秀作品,同时也把中国的文化文学作品推向世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美学理论。本论文讨论了历代译者对中国美学的传承与开拓,从中提炼出中国翻译美学的精华,即要保持译作之美应达到务忠实,求畅达,重神韵,创意境,并以此作为本论文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进行译例分析。许渊冲、郑振铎、冰心译的诗词力图保持原文语言之美,尤其是意美,音美,形美,接近其神韵,重构其意境,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本文作者欲借助总结的中国翻译美学理论精华,以许译诗词为例,分析翻译中的美学特质,研究赏析翻译之美,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翻译中重构语言神韵。根据翻译美学的原理,从美学视角分析杨宪益、霍克思的《红楼梦》英译本,比较郑振铎和冰心的泰戈尔诗歌译本,探索译者如何在文学翻译中再现原文的艺术美,即文学美、音乐美。文学语用翻译的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特殊的审美过程,在这个审美过程中,译者要想把原文的审美价值转化到译文中去,应站在读者的审美立场,认真考虑文化传统、语言表达和灵感创新这叁个方面,从而让读者真正地体会到原文的审美价值和语用价值。人的审美属性使人的审美体验无处不在,然而,人的审美体验又各有差异。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这种审美价值不仅表现在形式上也表现在内容上。不同的审美取向产生不同的审美结果,针对文学作品的两个关键属性——语言和文学的审美视角,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译者的审美取向对其风格的影响。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哲学和文化视角来看,译者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维,文化立场和价值观的个体,其主体性和主观能动性会在从选择原语文本、制定翻译策略、解决翻译困难、到追求翻译目的的整个过程中得到体现。译者作为个体在某些时候对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而译者作为一个群体在译介原语文化和丰富译语文化,从而推进人类文化的整体历史进程上发挥着重大作用。然而迄今为止在翻译理论中有关于译者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深厚的体系。译者的语言能力和翻译技巧还是翻译评论中较为关注的话题,而较深入的探讨则停留在译者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及其建构和颠覆文化的作用这一层面。本论文就译者的主体性因素如态度、动机、文化价值观念、偏见、目的和其本身的历史性等对翻译过程、译文和译语文化的影响进行全面的研究,希望能够较为深入地描述译者及其主体性的工作机制,从而推动对翻译活动本质的进一步理解。从哲学与文化视角探讨译者的制约因素是本论文的最大论域,近几年来,随着翻译主体性、主体间性以及与译者风格批评相关的学科理论的迅速发展、风格批评手段的先进化、科学化,使译者风格批评理论体系的建构水到渠成。论文第一章探讨了中西方翻译美学的渊源与发展历程;第二章从语用学视角探索翻译美学再现和转换过程,对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创造、文化转译、文化信息熵化和文化补偿作了深入研究;第叁章从文学翻译审美意识形态生产、转换与超越层面对文学翻译与接受进行考证,笔者还尝试搭建了一个译者风格批评的理论框架。包括:翻译目的与译者风格、译学意识形态与译者风格、风格可译性与信达雅的再认识、译文的接受者与译者风格、译者的审美取向与译者风格。在译学意识形态与译者风格中,首先探讨了译学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以此明确译学意识形态的内涵以及与译者风格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论证了译学意识形态中的主流文化认同和主流审美取向对译者风格和译文接受的制约与影响作用。从理论上厘清了翻译思想与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的关系,探究了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对译者风格的直接制约作用,最后以着名翻译家严复、林纾、傅雷、朱生豪、鲁迅、余光中为例,从实践上进一步阐释了翻译目的对译者风格制约作用,译者的翻译思想与译者风格的关系,本章还梳理了翻译目的论的代表性观点,列举了翻译史上翻译目的左右翻译实践的事实,旨在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翻译目的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论文还讨论了几组核心的人际关系,即译者和赞助人,译者和作者,译者和接受者以及译者和译者自身之间的关系。译者在处理这些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立场、视界、态度、目的、能力、经验和历史局限性都是译者主体性的重要表现。笔者发现,翻译是译者有意识地实现完善自身和完成身份认同的一种手段。译者通过翻译实现情感、文化和自身追求的实现。第四章从语言哲学观层面对翻译审美批评、审美批评标准、审美批评共识、翻译批评思潮转向进行了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指出了中西语境下中国翻译批评发展策略。文章最后是结论部分。中国现代美学迄今为止已有百年历史,先贤们对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理论建构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讨,留下了丰富遗产。但我们要根据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特征、价值取向等特点,结合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断融合与创新,使翻译美学的研究富有生命力。我们认为,中西译论主要可以分成以语言学、语用学为基础的科学论和以文艺学、接受美学为基础的艺术论两大取向,今后译论的研究方向应当是科学论与艺术论相融合,既关注双语内容与形式间的语言分析,也关注人在翻译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由此,科学论者也无法排除语言的主观艺术创造性,以及对它的艺术观。笔者认为,构建译论纯粹客观外在的规律是个美丽的神话,译论的科学性无处不涉及艺术再现和主观创造性。未来译学理论指向的是一种科学的语言艺术观,而艺术观其实也是诠释语言艺术的科学观。语言翻译的科学性是以其艺术性为本质和内涵的,科学性又是艺术性的升华与提高。中国的翻译美学发展正是在这种张力当中不断取得平衡与发展的。中国当代翻译美学立足于中国传统译论,并对之进行现代转换,吸收西方译论的研究和论证方法,借鉴现代美学的基本理论和结构框架来阐释翻译的机制和功能。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跨学科特点的、有别于西方翻译理论模式的翻译研究学派,使中国的翻译理论带上了鲜明的民族特色。翻译美学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它体现着中国译学的发展和创新,有利于中国翻译理论在世界翻译理论界占有一席之地。
曾祥宏[2]2013年在《论译文的文学性再现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文中研究表明把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再现和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是一个创新的话题。文学翻译中的文学性再现问题，历史悠久，与文学翻译伴随始终。有文学翻译，就会有文学性再现问题。把文学性作为概念和研究对象是在20世纪由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雅各布森提出来的，他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那种使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是文学文本区别于其它文本的东西。文学性的阐释是一个流变的过程,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建构起自己的意义,在不断的扩展与外延中丰富自己的内涵，它受到意识形态、历史背景、言语交际、读者反应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文学翻译的本质要求译者从基本的意义传递要上升到文学性的建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审视中西诗学规范的差异，明确译文的诗学取向，综合运用翻译策略，发挥译入语优势，确保译文文学性的传递和再创造。文学性内涵丰富，从文学形式角度来看，有语言层面、修辞层面及文体层面因素；从语境、作者、读者角度看，有风格层面、文化层面等因素。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内涵和审美意蕴。在整个翻译活动和过程中，不管是对原文的理解，还是对原文的语言转换，以及用译文对原文进行阐释、表达和创造，都离不开翻译的主体——译者。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处于核心地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译者主体性体现在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从原文的选择，译前准备，到原文的细读、理解，再到翻译策略的决定，对文本审美意蕴的再现，等等，都以译者为中心，通过译者对大环境的判断、文化价值的取向、意识形态的态度、翻译理念的渗透和实践，实现对原文意义的、形式的、非形式的、文化的、审美的价值再现，具体表现在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社会文化、翻译思想、个人性情和风格等等多个方面贯穿在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译作文学性的再现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文学翻译的非常重要的两大因素。任何文学作品的翻译都能从这两个因素来分析其翻译结果的不同。这两个因素发挥的程度如何，直接影响到译文的效果的好坏。译作文学性的再现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两者相铺相成、相得益彰。前者是后者的体现，后者决定了前者的质量。再现原作的文学性是整个翻译活动的主要目的，同时对文学性的再现也是体现译者主体性的手段，反之亦然。文学作品翻译的成功，是译者主体性发挥和译文文学性再现完美结合的成果。文学性再现与译者主体性发挥处在一种互动的关系和状态，这种互动相随的关系体现在多个维度和层面。基于对此的理解和假设，本论文从实践出发，以实例来分析文学翻译中文学性的再现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分析李霁野、祝庆英、黄源深叁个《简·爱》译本文学性的再现以及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论证二者对文学翻译的重要性。从语言修辞、文体风格、文化意蕴、审美意境等方面分析文学翻译中文学性的再现；从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社会观念、翻译思想、审美取向、个人风格、语言特征等方面的实例，论证译者主体性发挥对文学性再现的影响和作用。从叁个《简·爱》译本在文学性再现和译者主体性发挥的比较，我们发现，总的来说，李霁野先生的译本在主体性发挥的程度上更弱、范围上要更小，祝庆英女士的译本处于居中，黄源深先生的译本则最为充分地实现了主体性的发挥。在文学性的再现上，与主体性发挥的大小是一致：李译本略少，祝译本居中，黄译本最多，效果最好。文学翻译的文学性再现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具有紧密的正面联系。文学性的再现，是靠译者发挥主体性的程度来决定的，译者主体性发挥得越好，文学性的再现则越丰满。本论文的目的和研究意义有：第一，梳理和评价文学翻译中文学性的讨论以及文学性再现的性质和表现的内容；第二，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发挥的作用；第叁，把文学性再现和译者主体性发挥相联系，探讨二者之于文学翻译的影响；第四，系统地比较和分析叁个不同时代的《简爱》译本中文学性再现和主体性发挥；第五，依据本个案研究，对文学性再现和译者主体性的关系进行理论总结，为文学翻译批评提供一个考察的视角；第六，引起译者的注意，从发挥译者主体性作用和实现文学性再现的角度提高翻译质量，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既要注意传达文本的意义，也要注重呈现其文学性内涵和审美意蕴，增强译本的文学性品质。
王艳红[3]2010年在《美国黑人英语汉译研究》文中认为相对标准英语而言,美国黑人英语在语音、语法、词汇等层面表现出诸多不规范的特征。这种不规范的语言形式,曾一度使美国黑人英语被视为“低劣”语言。伴随着民族交流、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美国黑人社会地位逐步提高,黑人英语也逐渐得到人们正确的认识和研究关注。从目前的研究看,黑人英语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口语中语音、语法特征、词汇使用的描写与归纳、对黑人英语起源进行追溯或对黑人英语的不规范现象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对比分析等方面,而对文学作品中黑人英语的使用及其特点却较少关注,翻译领域的研究更是几近贫瘠。鉴于以上原因,本论文拟以描写译学为理论框架,借鉴相关学科理论,对黑人英语汉译作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探讨,尝试性地提出黑人英语翻译的原则与方法,力求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翻译领域对黑人英语汉语翻译研究的空白。本论文首先对美国黑人英语的起源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美学效果与功能进行了考察。从语言起源看,美国黑人英语的起源是与美国黑奴苦难的历史生活背景紧密相联的。十五、十六世纪,欧洲人为了建设新大陆,强迫非洲黑人离开自己的家园,来到这个陌生的土地。他们在种植园里饱尝辛酸,经受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为了与外界及彼此间交流,他们不得不摸索着学习英语,但他们习成的英语,在语音、语法等层面大量保留了非洲语言的某些特征；这种语言形式也是他们与奴隶主进行斗争的工具。从文学作品中的美学效果与功能看,作为标准英语的“他者”,黑人英语的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节奏美、简洁美、含蓄美叁个方面,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人物刻画、传承文化、情感激发、身份认同、表达政治意识等方面。同时,美国黑人英语在美国白人作家作品中的使用又与黑人作家作品中的使用有所不同。白人作家注重语音、语法的不规范,而黑人作家更注重其语言的表意性特征。因此,白人作家使用黑人英语主要是使作品获得一种真实感,其主要目的是反映黑人的社会地位；黑人作家的主要目的则是传承黑人的非洲语言文化、反映黑人的苦难历史。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中使用的黑人英语并非是现实方言,而是经过作者改造后的文学方言,反映了作者对美国黑人英语及其使用者所持的观点与态度。基于对美国黑人英语语言特征及其美学效果与功能的系统梳理,本论文采取历时与共时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对照的研究方法,分别从伦理和换喻的角度,对美国黑人英语汉译问题进行系统的经验性分析和研究,以此为基础,探讨黑人英语的翻译伦理、汉语翻译的原则与方法等问题,形成黑人英语翻译的诸多指导原则。从历时和宏观的角度看,黑人英语汉译离不开宏观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研究表明,从明末清初的“拟古文体”翻译法到“孤岛”时期的方言法、五十年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标准汉语口语法、八九十年代的语音飞白法,无不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与诗学规范的制约。同时,读者因素与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与个人诗学规范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从伦理的视角来看,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折射出译者的伦理观。黑人英语作为标准英语的“他者”,是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译者选用哪种翻译方法来对译作品中的黑人英语,直接关系到他对黑人英语使用者的态度。从以往的汉译方法上看,译者没有表现出对美国黑人的歧视。但有的译作中汉语詈骂语的过分使用则表现出对黑人形象的歪曲。因此,翻译中既应注重形式又应注重内容,形式与内容是辩证的统一。同时,翻译伦理不应只是注重译者、读者、赞助人,也应注重实际语言的使用者。翻译是一个多因素、多主体互动的结果。从语言层面来说,黑人英语汉语翻译中的标准汉语口语法与方言法都是归化的翻译,语音飞白则是异化的翻译。从文化的角度讲,它们又都是异化,目的都是尽量保留原作中的文化特色。美国学者韦努蒂认为,翻译中应释放“语言剩余”,使用方言、行话、古语等弱势话语来打破标准语的中心化、颠覆文化霸权。但通过对黑人英语的翻译研究发现,方言的使用不一定能取得异化,有时语言的非规范使用反而会造成对源语使用者的伤害。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不是一种二元对立,而是一种互补。从换喻的视角来看,无论哪种翻译方法都不可能是黑人英语的完全对等物,只能是部分的再现。黑人英语的翻译过程也有别于标准英语的汉译,译者在翻译时一般都是先把黑人英语翻译为标准英语,因此,黑人英语翻译既包括语内翻译,又包括语际翻译,其结果则是在对原文的阐释中,增加了“误读”的几率,也就是说,译者不可能再现黑人英语的全部,只能是部分翻译。黑人英语的翻译是一个换喻的过程。在以上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本论文对现时代黑人英语的翻译原则与翻译方法作了初步的探索,提出了以异化为主的原则、美学特征再现原则、整体协调性原则叁条原则。在全球化的今天,翻译的目的不应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文化霸权,各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互相尊重才能促进全球文化的和谐发展。因此,黑人英语的翻译应以异化为主,尽量保留黑人语言中的文化因素,尤其是要再现黑人英语的节奏美、简洁美、含蓄美的审美特征。但在这一过程中,方法的使用又必须得体,与全文保持协调。在这叁条原则的指导下,提出了方言混合法、语音飞白法、标准汉语口语法、注释法四种翻译方法。
许霄翔[4]2015年在《《源氏物语》和歌汉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源氏物语》是日本平安时代着名女作家紫式部创作的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不仅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也为世界文学宝库留下了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作者运用如诗般的优美文字和女性独有的细腻笔触，不仅将整个平安王朝的贵族生活、宫廷斗争、权力对抗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读者面前，还提出了“物哀”的美学思想，成为日本审美意识的主流，对日本民族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如今，《源氏物语》已被译成英、法、德、意、俄等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研究视角也从最初单纯的文学领域扩大到文化、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学、翻译学等方方面面，无论从广度和深度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和歌作为《源氏物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形式、内容、文学效果还是美学特征方面，都具备极高的艺术成就，不仅给《源氏物语》增加了古典文学独有的韵味，又为其人物的塑造、场景的描写以及情感的抒发营造了“物哀”的绝美意境，更是《源氏物语》成为古典文学巅峰之作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纵观国内外的“源学”研究领域，却鲜有将《源氏物语》中的和歌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系统专门的研究其汉译问题的研究成果。随着翻译学科的不断发展，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眼中的翻译已经从一门艺术发展演变成为一门科学，国内外翻译学界逐渐形成多种翻译学派，衍生出多种不同的翻译研究范式，怎样运用这些新生的翻译理论进行《源氏物语》的翻译，才能将这部经典作品更好更全面更完整的呈现给世界各国读者，重新成为翻译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将《源氏物语》中的和歌作为一个整体，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系统、全面地研究其汉译问题。第一部分为绪论，详细介绍研究背景、目的、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介绍我国《源氏物语》翻译研究的现状，阐明中国学者在译介《源氏物语》过程中，特别是关于和歌的汉译问题方面尚存在很多争议，而这些争议的存在，恰恰影响了《源氏物语》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进而明确研究《源氏物语》和歌的汉译问题对于中国人了解《源氏物语》作品本身、了解日本古典文学和传播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第叁部分，对《源氏物语》中的和歌进行全面的分析和介绍，明确和歌在《源氏物语》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研究和歌翻译对于了解整部作品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第四部分，将《源氏物语》中的和歌置于比较研究的视域下，通过对《源氏物语》经典中译本中的和歌翻译以及不同研究范式下的和歌翻译进行比较研究，分析《源氏物语》和歌翻译的理论依据，指导翻译实践。
王厚平[5]2010年在《美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艺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曾在中国译界掀起了很大的反响和争议,部分原因是由于他的文学翻译理论在某种意义上逾越了中国传统译论以“信”为本,以原文为唯一归依的翻译本体论范畴。本文总的观点是: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是对中国传统译论的扬弃和发展,是一种较为“激进”但却是在整体上符合美学原理的创新译论,因为文学翻译说到底是一种审美活动,再现乃至能动地表现原艺术品的美学内涵是这一审美活动的根本属性,所以作为审美主体的译者,其创造性构成了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正像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许氏的译论也有其不足和局限性,还有尚待完善的方面,特别是其中的“竞赛论”。但总体观之,许氏的译论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和创新的特点,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不失为自成一家之言的译论。他的文学翻译理论因来自其实践,因而对文学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较强的可操作性。本论文采用了美学视角研究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因为美学与艺术有着天然的“联姻”关系,而且一般而言,艺术是美学研究的重点对象;还因为许渊冲先生一贯坚持认为文学翻译是艺术。他的翻译理论蕴涵了诸多的美学内容。用美学视角去考察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可以探明他的理论与实践在美学意义上的合理性和归依性。因此,本文以美学视角对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全面的透视和观照,通过对其理论与实践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是在吸纳了中国传统美学,尤其是文艺美学,适度借鉴了国外美学合理要素的基础上与经由他扬弃和发展的中国传统译论和创造性翻译思维相结合的产物;本文作者认为,从美学视角考察其翻译实践,许渊冲作为审美主体在其文学翻译中充分发挥了主体能动性,对审美客体(原文本)进行了创造性翻译,再现了文学文本内在的美感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的转化,从而能较好地服务于他传播中华文化的翻译目的。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了以美学视角为主,其他视角为辅的翻译研究综合法。对于许渊冲繁富的译论体系,单凭一种视角似乎难以探明其合理性。为此,本研究还借助了西方阐释学、文化翻译、译者主体性等理论来论证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为论证上述结论,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展开了探讨。首先,为了能客观地将人们对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看法展现给读者,本文对中国译界对许氏译论持赞赏和反对态度的代表性意见进行了简要的回顾。作者认为,两派意见尽管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总的来看,因这些意见的大部分论者没有将许氏的翻译理论结合其翻译实践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而发,忽视了许氏译论所包含的美学内容,所以对许氏译论的批评或赞誉都带有主观偏好,易失之偏颇。通过对许渊冲的中华文化本土意识和中西文化相互融合观点的探讨以及对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分析对比,作者认为许渊冲在文学翻译中追求美一方面是由于他对中华文化及文学翻译事业的热爱,另一方面是他为把中国文学所蕴含的中华文化的美推向世界的必然选择。接下来,本文着重围绕许渊冲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两大方面展开叙述和评论。在翻译理论方面,作者就许氏的诗歌翻译理论的“叁美”标准,“优化论”及语言文化“竞赛论”这叁大许氏翻译新论及其翻译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目的论进行了追根溯源式的梳理,在美学视角下对其译论加以观照,同时对许氏的文学翻译“再创论”,“克隆”论和“超导”论加以论证和分析。本文在指出“叁美”在美学意义上是站得住脚的同时,也指出了要在译诗时做到“叁美”齐备只是个翻译的理想而已;在翻译时扬长避短的“优化论”作为许氏翻译哲学的方法论之一有其合理的逻辑内核,而且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是提高翻译质量的有效途径。对于语言文化“竞赛论”,作者认为,应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在语言层面译者展开竞赛,要发挥译语优势以最大限度再现原文的美学内涵无疑是值得提倡的;但如果要在文化层面与原文竞赛或译者之间展开竞赛以达到文化间的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就需对文化竞赛的内容和范围加以界定,否则“竞赛论”在总体上会失之模糊,也使人难以判断谁是这场竞赛的胜出者。作者肯定许氏的“竞赛论”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但需持论者对该论作进一步的阐发和界定,使之不仅具有形而上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形而下的实践意义。“再创论”是许渊冲从前人翻译家如茅盾、郭沫若和朱光潜等吸收文艺美学营养并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得出的翻译理论,在实践该译论时只要译者能确保忠于原文思想内容及精神的前提下,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来考察,都是行之有效的。“克隆”论和“超导”论是许渊冲借鉴现代科学成果及概念试用于论述翻译艺术的理论产物,客观上使他的译论具有了一定的科学内涵形态,在实践上可将它们视为“竞赛论”的某种补充。在论证许氏翻译理论在翻译实践上的效度和可操作性方面,本文选取了许氏两个在中国译界备受争议的译论“叁美”论和“竞赛论”以及一个得到较广泛认可的“再创论”来实证许氏理论是否与其实践保持某种一致性。“再创论”采用的译例主要是许渊冲英译的中国古典诗歌,如《诗经》、《唐诗叁百首》、《宋词叁百首》和《元曲叁百首》中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也是许先生翻译实践的主要领域。通过分析,作者发现“再创论”的运用使这些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魅力在许氏的译文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再现。从美学的角度观察,许译的古典诗歌保留了原诗的意象美和意境美,可见“再创论”是有实践上的土壤和充分的理据的。本文将许氏“叁美”译诗标准在许译的不同体裁的毛泽东格律诗中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许译毛诗“意美”和“音美”传达得较好,“形美”次之,“叁美”齐备的译诗只是少数。这说明了“叁美”理论的局限性和许氏“叁美”理论与其实践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在“竞赛论”的实践检验中,作者选用了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Waley)和许渊冲两家英译的两部中国文化典籍《论语》和《道德经》中较有代表性的例子,让中外翻译家主要在发挥译语优势方面展开竞赛。竞赛结果显示,因中国译者许渊冲既发挥了母语优势又发挥了译语优势,在传达中华文化的思想精髓方面胜出一筹,虽然外国译者韦利的译作也有自身的价值和优点。本文同时指出了“竞赛论”在实践上的局限性和不足,尤其是表现在文化层面竞赛在翻译实践上的局限性。其次,本文还以美学视角为切入点,从一般美学、文艺美学及文学美学叁个维度对许渊冲的整个文学翻译理论体系加以观照,对其翻译理论进行了美学溯源以论证其翻译理论在美学意义上的合理性。作者选取了中西美学史上代表性人物的美学观点进行了历时的纵向梳理,同时对中西美学在审美方式和审美取向上的异同作了横向对比,目的是为了厘清美学上的关键概念和范畴及中西方各自的美学传统以便更好地探讨许渊冲的翻译美学思想。通过对西方美学特别是文艺美学和文学美学的考证,作者发现许渊冲在美学思想上受济慈和叔本华的影响最深,这一点已经体现在他的翻译美学观上。但比较而言,中国本土的美学思想,包括文艺美学和文学美学构成了许氏翻译美学观的基石。其中古代的孔子、近代的王国维和现当代的鲁迅、朱光潜美学思想对许渊冲的翻译美学思想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例如,他的翻译美学观——求美是高标准、尽善尽美(“叁美”)和翻译境界说——是直接吸收上述先贤人物美学思想的产物。作者认为由于许渊冲对中国传统译论遵循了从继承、扬弃、发展到创新这样一个渐次演进的过程,从而把传统译论推向了一个不能再综合的高度而使其走向终结。本文还从翻译思维和中西思维及审美的角度简要地考察了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发现他的翻译理论是建立在追求“尽善尽美”的翻译境界和翻译美学观基础上的。因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与中国美学思想一脉相承并吸收了西方美学的精华,反映了文学翻译再现美和表现美的本质和规律,所以在美学上是成立的。再次,本文在探讨了许渊冲先生文学翻译理论美学源流的基础上,结合许先生的中华文化本土意识,推导出许渊冲先生在文学翻译上求美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是他翻译美学观在翻译实践中的体现。许先生中西合璧的求学经历和中西文化比较的眼光是他形成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之翻译文化观的基础。为了有效地将中华文化的美再现出来和实践他的翻译文化观,许先生在他翻译实践中发挥了译者主体的作用。本文借助文化翻译的核心概念,即主体能动性和文化阐释,分析了许先生翻译方向(中译外)和翻译文本选择的动因和成因以及他外译中国典籍时所采用的文化阐释行为。在许先生看来,文学翻译的最高目标是为了成为翻译文学。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然要求译者放弃文字翻译,发挥主体能动性,对文本进行文化阐释和再创使之成为有独立价值的艺术品。究其动机,可以发现这是与许先生传播中华文化的用心和跨文化交流意识息息相关的。文化传播中的文化交流与对话可以使两种文化取长补短、相互吸纳对方的优质基因从而形成更有生命力的世界新文化。许渊冲先生中西融合的翻译文化观体现在其翻译实践上就是翻译时最大限度地契合目的语表达习惯,使译品能符合以英语或法语为母语读者的审美期待。再现中华文化美是以与世界文化的话语系统对接为前提的。通过与西方文化为代表的其他异质文化的充分融合,经过译者文化阐释的中华文化才有可能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许渊冲的文化本位观和文化融入观(中西融合观),即他的翻译文化观,促使其采用了中国人的文化视角能动地翻译中国文化典籍。文化本位观使他能充分发挥母语文化优势对《论语》和《道德经》的文化信息进行能动的阐释,多半采用释译,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本的文化内涵;文化融入观使他在目标语形式上保持最大的“归化”,即选用英美读者喜闻乐见的现代英语,最终他在其译品里实现了文化内容和语言形式的中西融合。最后,本文在结论部分探讨了许渊冲文学翻译艺术美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指出了本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局限性,并对本课题的后续研究作了展望。作者认为,本研究可以为人们从美学视角解读许渊冲的翻译理论与实践活动提供某些新的思路。同时指出本研究在研究的语种范围、研究材料等方面可能存在的不足。因许渊冲的文学翻译作品数量庞大,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颇丰,能够为后续从美学视角对其进行深入的文学翻译研究提供素材,所以许渊冲文学翻译艺术美学研究的空间相当广阔。而本研究属于美学与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阶段性研究,目前只是取得了阶段性研究成果,尚需进一步研究才能取得最终成果。总之,本文以美学视角从不同侧面(译者主体性,阐释学,文化翻译),即采用翻译研究综合法,对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进行探讨分析后得出了如上结论。
修洁[6]2001年在《论文学翻译的基本美学特征和相关的美学翻译标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论文题目：论文学翻译的基本美学特 征和相关的美学翻译标准主题词：文学翻译,基本美学特征,美学翻译标准
易经[7]2009年在《试论翻译学体系的构建》文中指出一个学科体系框架的建立对于这门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性和纲领性作用。条理分明、线索清晰的框架体系的确立能极大地促进学科的全方位发展。本文致力于构建一个较为广博的翻译学宏观体系框架,同时也对重要的微观操作原则发表看法。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工作都必须先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因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关系到构建的体系本身是否合理和科学。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方面要从翻译研究发展史中去寻觅这其中的脉络和必然逻辑性,另一方面要看这种研究本身是否具备足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各种条件。因此,本文首先着力阐述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的形成是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历史积淀的必然结果,是整个翻译领域发展到现当代的迫切要求。虽然翻译学已初现雏形,但是学术界对于翻译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翻译活动和翻译学的性质,翻译学的归属和定位)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对各种学派的翻译学定位的比较和分析、对翻译活动和翻译学本质的辩证探索有助于全面认识翻译学的定位。翻译实践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活动,而翻译学的性质则是“科学论”和“艺术论”的统一。纵使“二性”和“二论”在不同体裁、不同文本的翻译实践中的比重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在开展科技翻译时,其艺术性比重可能较小,但正是人的这种主观艺术创造力在实践过程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也是翻译实践人文性的集中体现。翻译实践的人文性决定了对这一活动开展研究的学科的人文性。文章为翻译学给出了“独立的人文科学学科”的定位并分析了翻译学科的主要特点。要建立翻译学的体系结构就必须遵循构建人文科学学科所应遵循的一般原理,遵循建立翻译学及其体系所应依据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及原则规定与经验描写相统一的方法。在构建译学体系结构的过程中只有坚持这些原则和方法,所构建的框架才能客观地反映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科学地、动态地推导译学发展趋向,才能具备一个科学体系所应有的稳定性和开放性。在上述基本原则和方法的指导下,本文有选择地对国内外重要学者在译学构建方面发表的见解及已经提出的译学体系模型进行了分析,对他们构建译学的具体方式给予了较全面的评价。文章最后在借鉴他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集中提出了作者对翻译学体系“引论——史论——本论——实论——元理论”的宏观结构设想,详细讨论了翻译学各个分支的结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对翻译学体系框架进行深入研究有益于厘清当前我国翻译界理论研究的一些纷争,有益于构筑内容丰富、涵盖广延的翻译学系统,具体指导翻译实践和译作评价等活动。
赵征军[8]2013年在《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戏剧典籍作为中国传统戏剧文学、文化价值的重要承载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牡丹亭》因其浓艳华丽的语言、恍惚迷离的情节、宏大辉煌的结构、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以及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和要求个性解放的主题，感染了千千万万个读者，成为英美文化系统译介中国戏剧典籍的代表。在近280多年的中国戏剧典籍“西渐”过程中，诸多汉学家和华裔学者如艾克顿、张心沧、翟楚/翟文伯、白之、宇文所安等人为中国戏剧典籍及《牡丹亭》的英译和对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在诸多国家翻译文化工程推动之下，中国戏剧典籍迎来了对外译介的黄金时节，《牡丹亭》的对外译介呈现加速度的发展趋势，张光前、汪榕培、许渊冲/许明等国内译者的新译本竞相涌现。到目前为止，国内外不同版本、类别的英译本已逾二十余种。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包括《牡丹亭》在内的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具有“单一性”、“规定性”、“分散性”的显着特征。研究者多从语文学模式出发，提出中国戏剧典籍“应该”如何翻译，而对作为跨文化交际意义而存在的戏剧典籍英译过程中涉及到的机构、市场、形式库、消费者等各种制约因素、尤其是译本在目地语系统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多有忽略。这与中国戏剧典籍英译的跨文化特性大相抵牾，也与当前《牡丹亭》的英译盛况及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意图的实现格格不入。因此，本文拟以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理论、译介学、佐哈尔文化构建论为基础，以翻译规范、创造性叛逆、赞助者、诗学、意识形态等概念为切入点，在中英文学、文化系统之下客观考察、描述《牡丹亭》英译过程中的翻译、传播、影响等问题，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期对当下的戏剧典籍英译和其他翻译文化工程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意见。研究表明，在中国戏剧典籍《牡丹亭》“西渐”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汉学家、华裔学者“译入”模式和国内学者“译出”模式，而且两种模式产出文本的最终结果也截然不同。前者是英美文化系统在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文化构建需求而对中国戏剧典籍进行的主动式译介。后者是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出于复兴中华文化、改变中国国家形象为目的，译者主体与国家意志相结合之后，面向英美文化系统的一种推介方式。在第一种模式之下，身处英美文化系统之下的译者能够协调自身翻译活动与目标语机构、读者、市场等因素之间的关系，采用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以适应本土意识形态、诗学及文化形式库调整的需求。其翻译规范由面向译语系统的可接受性原则转向面向原语系统的充分性原则，最后定格在以译者为中心、充分性与可接受性有机结合的规范之下。尽管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翻译风格不尽相同，但在唱词/诗文、双关/暗讽等文字游戏、个性化语言、文化意象这些关键要素的处理上，他们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默契：尊重原文唱腔和诗词的格律和形式，但绝不因韵损义，而是以英语自由诗灵活多变的诗行、大致相仿的节律来翻译原文的内容和神采，必要时，辅之以扼要的注释来解释文中带有强烈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和文化现象；在处理双关/暗讽等文字游戏和个性化的语言时，译者首选的策略是在原文语义框架内创造性的再现原文的表达效果，并以地道的语言将不同人物的语域特征加以区分；在对待中国文化的立场上，他们采取的是尊重而非清洗的态度。其文本接受对象，也由普通的英语大众读者转向具有汉语语言和文学教育背景的专业读者。从传播的角度来看，由于翻译策略、外部影响因素等差异的存在，不同的文本在流通渠道和象征性资本再生产领域的表现各不相同。艾克顿、翟氏父子译本逐渐被边缘化，而白之、宇文所安、张心沧的译本则得到了英美文化系统读者的青睐。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白之译本在目的语市场、机构、读者等因素的推动之下，逐渐融入英美文化汉语文学教育体系，最终改变了目的语汉语戏剧文学形式库的构成。此外，白之所译《牡丹亭》还不断被收入专业人士所编各类中国文学选集、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研究工具书之中，实现了“经典化”，成为英美文化系统大中院校学生反复阅读的对象。就效果而论，白之《牡丹亭》译本的经典化不仅推动了《牡丹亭》在英美文化系统内的进一步传播和美国本土的文学创作，还对后续的文本生产、流通方式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第二种模式生产的译本实际上出于原语文化建构的需求，对目的语文化形式库的一种的“规划”或“干涉”。在经历个人与国家意志结合的两种方式变革之后，在国家政治和文化需求或明或暗的影响之下，国内译者采用或选译、或编译或全译的方式，实现了《牡丹亭》的对外译介。其翻译规范由面向译语系统的可接受性原则转向面向原语系统的充分性原则，最终定格在面向原语系统为主、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规范之下。在杨氏夫妇早期的《牡丹亭》对外译介过程中，为英语读者计，译者对原文的戏剧形式、内容、文学意象、典故等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语言现象都被进行了简化处理，且少有注释。在唱词诗文的翻译上，译者不拘于原文的韵律和形式，采用自由诗的形式进行了对译。当20世纪90年代张光前英译《牡丹亭》时，译者对原文的文化内涵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在唱词和诗文的翻译上，译者采用素体诗英译的策略，并试图保留原文的节奏、韵律甚至是原文的分行方式。而2000之后出现的汪榕培、许渊冲/许明译本则从自身的翻译理念出发，对原文的戏剧诗学形式给予了较多关注。其翻译规范基本上服务于译者“传神达意”“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翻译理念。在唱词、诗文等关键点的翻译上，为了实现各自的翻译目标，叁位译者都采取了多种方法来重塑原文的音韵和形式之美。但对原文韵律、形式的追求迫使译者不得不对原文诸多的语义信息、文学文化意象进行了抽象化、泛化、甚至是删节的处理。而且全剧55出，两类译文竟无一处英文注释对原文涉及到的历史文化现象进行解释。这实际上是对中国文化信息的一种过滤，与英美文化系《牡丹亭》英译的主流翻译规范存在较大反差。当上述译文借国家之力进入英美文化体系之后，无论是在流通领域，还是在象征性资本的再生产渠道，它们都未得到目标语读者的充分肯定。以白之为代表的英美文化系统生产的《牡丹亭》译本仍处于绝对的主宰地位，国内各译本目前仍然无奈的处于“边缘化”状态。“经典化”与“边缘化”的强烈对比实际上言说了《牡丹亭》国家译介形式的失利。追根溯源，其原因主要在于《牡丹亭》对外推介行为发起者和组织者对文学译介活动和英美文化系统《牡丹亭》译介现状认识的不足。从操作层面来看，国内译者不太合理的翻译策略和意向读者的错位也是其失利的重要根源。它对当下的中国戏剧典籍对外译介及中国文学“走出去”诸多翻译文化工程的启示在于：在启动某些翻译出版工程之前，必须树立正确的文学译介理念；在制定计划时，要广泛征求英语读者，尤其是以汉学家为代表的专业人士的意见，进而理清“译什么”和“为谁译”的问题。在“谁来译”这一问题上，《牡丹亭》英译这一个案再次清楚表明单纯依赖国内译者的努力实在是不明智之举，充分发挥西方汉学家和华裔学者的优势，中外合作才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有效途径。在“如何译”这一问题上，则要求译者在进行翻译操作之前，客观细致分析具体文本的译介现状，从目的语市场和读者需求出发，超越归化和异化的藩篱，或编译、或选译、或全译，以灵活务实的方式将中国文学作品译入英美文化系统。当然，延伸、拓宽中国文学对外传播途径，开拓新的传播渠道，切实施行图书制作、出版、发行的“本土化”计划也是推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举措。
何正兵[9]2016年在《藏语口头诗歌英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是翻译研究的焦点之一,也是翻译诗学的核心问题之一。翻译研究的诗学视野关注文学作品的诗学敏感性和技术化语言的结合,这一视野通常促使研究者越过“转换-生成”的结构主义语法,去寻求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学表达语法,即“诗的语法”,从而以此来考察诗歌语言和翻译的本质。所谓“诗的语法”,与比较诗学所关注的“文学性”是一致的。比较诗学研究的焦点,正是不同文学传统之间所谓的共同的“文学性”,文学比较研究不是理由,只是手段,它探索的是相同或相异现象之中的深层意蕴,发现人类共同的“诗心”,进而探索“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亦即“诗的语法”。这种可以促成共同理解的“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正是文学翻译关注的焦点。所以,本文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口头诗歌的翻译。对于史诗、民谣以及继承了一定口头传统的其他诗歌而言,其基本的诗学表达单位,就是口头程式,因为它是口头诗歌作品的“诗的语法”。口头程式,其实就是一组吟唱的单位,它们是以重复和平行的组合方式构成的语言集合,是由某些关键词组织起来的,这些关键词,是声音和意义之间的桥梁。所以可以说,口头程式本质上是声音、形式与意义的歌唱模式。因而程式单位的翻译研究,应当探讨其富有节律的审美特点、形式结构和意义表现。本文发现,作为典型的藏语口头诗歌作品,《米拉日巴道歌》呈现出的“诗学单位”——口头程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藏、英口头诗歌所共有的诗学特征。本文通过对《米拉日巴道歌》典型诗篇的翻译实践与评析,厘清了翻译过程涉及的口头诗学背景。并以此为依据,评价其在口头诗学视野下“诗的语法”或“诗歌意义生成机制”的翻译,从而由此认识到,如果理想的译文是建立在源语和译语所在两种诗学系统的某些共同诗学特征基础上的文本,那么,这样的译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响应源语和译语的诗学规范。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促使旨在达到类似表达效果的翻译行为,建立在相对应的诗学传统或诗学规范基础之上。本文的研究过程如下:首先,翻译的诗学性质强调和谐、平衡的翻译策略,强调从源语和译语的诗歌传统源头上寻求一致和统一。所以,本文遂从诗学审美层次上呈现了藏英两种语言诗学系统在口头诗歌传统方面一致性:都具备吟诵之美和程式化表达特点;其次,本文从口头程式的基本形式结构入手,通过文本分析,探讨了口头程式平行结构的基本规律,然后考察了藏英两种语言文化系统中诗歌平行结构对应的诗学背景,发现了叁个类型的平行结构都存在着巨大的一致性。最后,根据不同的意义表达机制,将程式主题意义拆分为不同类型的关键词:修辞意象主题词和意义隐含主题词,然后翻译了原文的修辞意象词所在的口头程式句群,并考证了原文修辞意象词和译文的修辞意象词的象征意义,比较了它们的异同,澄清了它们在不同诗学文化背景中的意义相同之处和相异之处。通过个案研究,本文发现,藏、英口头程式中修辞意象主题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具备“史诗比喻”的表达机制,二者的隐含意义主题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具备产生于悠久口头传统中的主题意义群,都善于通过“约定俗成”的委婉表达,将这些主题隐含在诗行之间。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将文本所在的具体的诗学视野纳入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的范畴,通过诗学比较研究,探索了以少数民族语言文本的翻译实践与批评为中心的一系列步骤:(1)总结了契合文本基本诗学特征的口头诗学理论,归纳了其翻译研究应用现状和不足之处,寻找了适合具体文本的理论角度:口头程式理论。(2)以诗学比较为切入点,确定了以“口头程式”最基本的特征(即融合声音、形式与意义的表达模式)为诗学比较研究的内容。(3)以翻译实践和文本个案分析为手段,分析与比照了藏英诗歌传统相对等的诗学背景,对口头诗歌的美学特征、程式结构和主题意义叁个方面的对应情况,进行了语料归纳、个案研究、诗学阐释和翻译策略探索。
朱爱娴[10]2011年在《买买提明·吾守尔小说汉译本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买买提明·吾守尔是新疆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他创作了近百篇中短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译介成汉语的有39篇,唯一一部长篇汉译本还未出版。汉语读者对买买提明·吾守尔小说的了解与喜爱主要通过文学翻译,翻译首先要进行文化透视与解读,由于文化传统和语境的不同,翻译后的译本会有不期然的距离变化。文化信息的传递是文学翻译的重要特征,从买买提明·吾守尔作品的汉译本与维语原文本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误译现象也是比较普遍的,但大多数都属于无意误译。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文学翻译队伍也是多民族译者组成的,汉族译者与少数民族译者对原作的处理在语言和文化上,也存在汉化色彩的轻重区别。汉化色彩的轻重决定了译本是否具有民族特色,而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译本才是最能体现维吾尔文学美学特征的文本,才有利于维汉文学的交流与互补。
参考文献：
[1]. 翻译美学的文化考量[D]. 谢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2]. 论译文的文学性再现与译者主体性的发挥[D]. 曾祥宏.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3]. 美国黑人英语汉译研究[D]. 王艳红. 南开大学. 2010
[4]. 《源氏物语》和歌汉译研究[D]. 许霄翔.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15
[5]. 美学视角下的文学翻译艺术研究[D]. 王厚平.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6]. 论文学翻译的基本美学特征和相关的美学翻译标准[D]. 修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1
[7]. 试论翻译学体系的构建[D]. 易经. 湖南师范大学. 2009
[8]. 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D]. 赵征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9]. 藏语口头诗歌英译研究[D]. 何正兵.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10]. 买买提明·吾守尔小说汉译本比较研究[D]. 朱爱娴. 新疆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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