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未来学：当代发展理论的哲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基础论文,未来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7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9)01-0026-06
当今时代的社会发展已经遇到了一些全新的情况，这使我们思考发展问题的理论思维方式也要发生根本的改变。今天，思考发展问题首先必须面对两个基本的事实：一个是全球时代的来临，即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或人类共同体；另一个是风险时代的来临，即人类已经认识到他自身知识的有限性，他根据自身的知识所进行的行动都会引起未曾预料的后果，包括一些会危及其目标甚至其生存的后果。
就第一个事实而言，毫无疑问，经济的全球化或者说全球规模的经济协作构成了全球时代的基础。但是人们在很大程度是在消极的意义上认识到他们已经结成为一个整体的，即他们不得不共同去面对众多降临于他们的问题、危机甚至灾难，诸如全球经济失衡、环境危机、移民和文化冲突等等。
第一事实的消极特性是和第二个事实密切相关的。不会有人否认全球时代的到来是人类自身能力的结果，是人们利用不断进步的知识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果。但知识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也是不断自己否定自己的过程，从而我们所有的行动、所有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都不是建立在确定无疑的知识基础之上的，所以，在实践中就会产生很多我们无意图的后果。全球时代的很多全球性问题、矛盾和危机正是这种无意图的后果。因此，全球化所带来的人类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面临危机的整体或风险共同体。
从理论的角度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发展观念和发展理论，特别是要改变我们有关发展问题的哲学思维方式。具体而言，我们应该走出传统历史形而上学的视域，用哲学未来学的视域观照发展问题。
一、历史形而上学的发展观
从历史的角度看，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将理性主义引入了社会领域，此前人们关于知识不断进步的观念逐渐拓展为人类社会普遍进步的观念。到了十九世纪，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发展和传播，以及科学和技术的结盟，人们更加相信科学、技术和工业已经使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不断走向进步的时代；认为随着科技的创新和工业的发展，人类曾经遭受的所有苦难行将消亡，而以前人们关于乌托邦的各种想象都将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变为现实。由此，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成为人们的普遍信念。基于这样的信念，人们相信依靠人类的理性和潜力就可以在尘世中建起一个完美的世界；同样是基于这一信念，探索人类以何种方式走向历史的终点、实现其历史使命的历史哲学取代了宗教神学，成了人类精神的最高归宿。
试图以理性的方式阐明和论证社会持续发展和历史不断进步的历史哲学可以说是最早的社会发展理论，不过，这种发展理论是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历史哲学从本质上说是形而上学，它将历史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植根于人的某种抽象本质，从这一意义上说，历史哲学是以主体性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历史形而上学。历史形而上学对于神学形而上学的取代可以说是人类自身取代了上帝成了被崇拜的对象。
历史形而上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道德目的论；一种是庸俗进化论。
道德目的论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认为历史发展过程是人的道德理性在历史中得以实现的过程；一是认为道德理性的实现同现代民主政治密不可分。康德的历史哲学是典型的代表。康德认为，历史的进程就是人的自然禀赋逐渐发展的过程，历史的目的就是让人的自然禀赋得以充分发展，特别是让人的道德性在历史中不断完善[1](P7-8)。人的道德性之所以要借助于历史而趋于完善，是由于人性的双重性。一方面，在人类的心灵中存在着道德和良知，这是人性中理性的、形而上的部分；另一方面，在人类的心灵中还存在着自然的本能和欲望，这是人性中形而下的、非理性的部分。更多的时候，个人是被非理性的本能和欲望支配的，人类心灵中低级的部分控制了高级的部分。正是因为要祛除自然本能对道德良知的遮蔽，康德才不得不求助于历史，从而让历史承担起形而上学的使命。
康德认为，人类作为被本能和欲望驱动的自然存在，必然会陷入生存斗争甚至集团之间的战争之中；不过，生存斗争带来的不仅仅是混乱和痛苦，同时也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和理性的启蒙。生存斗争特别是战争的残酷反而会使人们的理智之光在绝望中闪现，让他们认识到应该按照理性的规则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斗争。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既会遭际各种各样的苦难，也会不断获得政治启蒙，终有一天他们会创立合乎理性的宪政制度，学会在公民社会状态下合作共存。[1](P9)不仅如此，康德还展望了世界公民社会的到来，他相信，终有一天人们都会成为世界公民，而人类也将进入和平发展的轨道。在康德看来，这一切都是人类的道德性得以发展的条件，只有在公民社会甚至世界公民社会中，人的自然本能和欲望才能在公平的制度之下被理性所驯服，从而开始德行的无限进程[1]。可见，康德主要是从政治和道德的视角看待历史发展的。历史的发展首先是政治的发展，理性的政治体制是理性道德发展的条件；反过来，道德的完善是历史的目的，也是政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同时，道德理性还为公民社会提供了最终的规则。这样，康德的历史发展观在道德形而上学中获得了理论基础。
庸俗进化论是另一种形而上学的历史发展理论。其核心是按照自然进化的模式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认为生存竞争自然会带来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如果说，道德目的论更多的是从政治和道德的维度理解历史的进步，庸俗进化论则倾向于从物质和经济的层面来解释历史的发展进程。不过，根据庸俗进化论，人类的物质生活过程又是奠定在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上的；庸俗进化论者通常认为历史进化的动力来自人性中的自发性，来自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出于本性的追求。
当代按进化论的模式思考社会发展的代表人物，是新自由主义者的精神领袖哈耶克。哈耶克思想的核心在于一种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出于对人类认识能力的怀疑，哈耶克强调社会的发展作为整体而言是一个自发进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自觉努力的过程。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个人和机构可以正确地把握社会的整体，把握整个的经济过程，从而根据理性的认识对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的安排。但是，对于谋求个人的发展而言，理性是有价值的。这主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格机制，它是人类理性的唯一路标。那些具有牟利本性的人可以据此进行具有预期性的经济活动。在价格信号的指引下，他们会调动起他们所拥有的资源、信息和才华去创造自己认为会受市场欢迎的产品，以牟取最大的利益。当然，价格机制的指引并不能保证每个人的理智所做的一切创新和努力都能获得成功；因为他的努力还要面临其他人的竞争和市场的选择。因此，人类社会中个人的自觉行动与创新和生物界发生在个体身上的基因突变一样，它们在生存斗争中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自己，而是取决于充满变数的外部环境[2](P80-82)。但是，让每一个人自由地发挥其理智、自由地进行竞争并自由地交换劳作的成果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唯一方法，因为人类的理智无法把握总体的社会经济过程，从而不能通过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方式，实现社会的发展。因此，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应该主动地干预经济过程，而要赋予每一个人自觉行动的自由，并且创立各种制度保障人们的自由。也就是给予每个人充分发挥其自发性的机会，并让他们的行动和创意在竞争中证实自己。唯此，社会才能保持活力，并不断走向繁荣。哈耶克甚至认为，历史已证明，只有那些实行自由主义制度的国家才有持久的物质繁荣和人口的增长繁衍[2](P151-152)。
庸俗进化论实质是一种方法论形而上学。庸俗进化论认为，就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我们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获得一种理智的认识，基于同样的认识论怀疑主义，人类也不能为自己确立一种值得努力追求的理性价值，价值在其本质上是非理性的。人类能够拥有的唯一确定的东西是理性的方法，根据这些方法——主要是竞争和交换的方法所形成的人类行动的基本准则或基本形式是永恒的，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大师米塞斯的话说是先验的[3]。形而上学的方法成了人类行动的最后根据。
通过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形而上学发展观的基本特征。第一是不能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总体性进行正确地思考，道德目的论错误地理解了总体，它用某种抽象的本质代替人类存在总体的历史性开展；庸俗进化论则在方法的名义下放弃了对于总体性问题的思考。第二是走向了形式主义，以抽象的形式主义的本质或方法作为剪裁历史的坐标。
就道德目的论而言，它从抽象的政治和道德的视角出发，将形式主义的道德性和自由作为历史的终极目的和价值之所在。因此，它所关心的是政治权利的普遍实现，认为在普遍权利的框架之下，社会就会进入永恒发展的轨道。这是对人类自由的形而上学抽象，其结果是人的道德性成了人与自然的彻底分离的根据，从而使人类的道德性失去了现实的根基，所以在康德之后的道德相对主义和庸俗进化论的道德虚无主义可以说是一种内在的逻辑使然。
就庸俗进化论而言，从形式主义的方法论出发，它得出了市场机制以及维护市场机制的自由主义宪政国家是人类生存的永恒条件的结论。这成了它拒绝解决社会矛盾和由此而引起的人类生存困境的理由，因为一旦介入具体的社会问题，就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而这就是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此外，出于认识论的怀疑主义，将个人基于无限的欲望而进行的分散的探究过程作为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这不仅意味着放弃从总体上思考人于自然的关系即从总体上思考着人类自身的处境，同时也意味着主张人类应该通过分散的个人行动对自然进行无限的征服，对此设定任何界限的做法都是对社会自发进化过程的阻挠。
二、发展哲学存在基础的转换
历史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在全球时代和风险时代已经是很不合时宜的了。因为它的抽象性和片面性使它无法把握世界在这个时代所显现出来的总体性特征。在当今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是作为整体在历史中运行的，或者说它是历史性的整体。对于这样一个整体，道德目的论采取的办法是将历史当作整体，从而超出了历史走向目的论形而上学；庸俗进化论采取的办法是用过程替代整体，实际上是用历史消解世界的整体性特征，用方法替代了对存在的把握，走向了方法论形而上学。因此，它们都不能把握这个整体。而在当今时代要正确地理解发展问题，形成科学的发展观，首先要把握的就是这个历史性的世界整体，因为发展就是世界整体的历史性地开展。世界所显现出来的新的存在特征要求新的发展观和新的发展哲学。当然，在探讨新的发展观之前，我们预先要对当代人类生存基础的变化，对历史性的世界整体作一个预先的考察。
简而言之，当今时代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已经耦合为一个整体。这一整体有以下基本的特征。
首先，我们身处于其中的是一个生成的整体。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由周遭的环境、人类所创造的技术以及人类社会构成的一个复杂的整体，在多种要素和力量的共同作用下，这一整体处于生生不息的运动和变化之中。因此，这一整体是一个健动的过程，一个生成的过程。当然，从抽象的意义上说，我们生存于其中的世界从来都是一个处于不断生成之中的过程和整体。但是，全球时代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生存的世界第一次作为整体成了一个问题，从而在整体的意义上成了我们必须加以关注的对象。换句话说，今天有太多的问题都是总体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迫使我们不得不关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所可能发生的生成与变化。在历史上，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自觉地认识到，有如此众多的因素都直接关乎世界整体的运行。
其次，这是一个实践性和创生性的整体。人类生存的世界是人通过自己的实践创造出来的，这一过程究其实质而言，是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交互生成的过程。一方面这一过程是人类在自然中贯彻自己的意志，实现自己潜在能力的过程；另一方面，这一过程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向人类敞开的自然以其客观的可能性和自在的强力制约甚至构成人类存在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双向生成的过程中，人类还要以社会为媒介，在实践中建构彼此的存在。因此，人类生存的世界是一个在实践中，通过人与自然的交互生成以及人们彼此之间的交互建构而形成的世界。这一世界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世界，正是因为它是由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才从更为广阔的宇宙中分化出来的。也正是由于实践，这个世界也是不断有新生事物诞生的世界。人类的世界虽然根植于自然的宇宙，但是人类的世界总会由于人类的行动和理智而出现伟大的创举和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也就是说人类是这些新事物的开端，人类不断在自己的世界中创造奇迹。
从实践和创始的角度来看，当今时代的特点在于，人类的实践遭遇到了关乎社会整体和整个人类生存环境的总体性问题；同时.人类也不仅是个别新事物的创始者，因为无数创始行动的累积终于让我们认识到，人类生存于其中的这个小宇宙本身就是我们集体行动的结果，人类似乎成了创世者。而随着历史的运行，人类生存的世界还将持续地处于被创生之中，因此，这是一个实践性的和创生性的整体。
第三，这是一个有界限的整体。今天的人类已经有机会认识到人类的世界是作为一个整体在历史中运行的，或者说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整体。世界作为整体而存在，就意味着其存在的持续要受制于一些具有总体意义的界限。虽然人类的世界汇通于无限的自然，人类的理智具有无限的创造力，但是，在任何特定历史时期，人类世界的运行总是需要一些基本条件和界限的。这些界限在历史中也是不断变动的，因而是历史性的界限，但这些界限总是历史性地存在着的，一旦破坏这些条件、逾越这些界限，就会危及人类之生存与世界之存在。而今天，人类与世界整体的照面，使人类世界的总体条件和界限首次直接进入人的视野。
第四，这是一个风险的整体。由于人类的世界是一个新事物不断被创生的世界，同时又是一个有界限的世界，因此，人类的世界包含双重的风险。一方面，是由人类的创制活动所包含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我们这个时代是知识和技术不断更新的时代，这使我们获得了这样一种认识，即我们的知识和技术都不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因此，技术活动必然会产生很多我们事先未曾预料、未曾意图的后果，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不希望发生的负面效应；风险与技术结伴而行。另一方面，当今时代人类的力量已经如此之大，以至于达到了宇宙力量的规模，换句话说，人的力量本身已成了自然的力量，或者说人的力量已经耦合到自然之中。这导致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人的力量已足以产生某种总体性的效果，从而打破它生存于其中的世界的界限，进而危及人作为一个类的存在。
第五。这是一个矛盾的整体。矛盾总是无处不在的，但当今时代有两个特有的、同世界整体相关的矛盾。一个是人类的生存活动与自然环境中的特定界限之间的矛盾，无限的创造力和欲求结合在一起使人类常常不由自主地产生超出自然界限之外的冲动；另一个是人类社会内部围绕着世界整体的存在界限而产生的权利义务所导致的矛盾，矛盾的核心是关于有限资源的共享以及与总体生存环境有关的风险和责任的公平负担问题。
三、哲学未来学：新形态的发展观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是一个具体的、历史性的总体，因而也是一个有限的整体。它既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总体，也不是个别事物的简单累积。发展基础的转换要求我们的发展观也随之发生转换。我们应该创立一种新的发展哲学以正确地把握这一具体总体的发展。这种发展哲学我们称之为哲学未来学。之所以称之为哲学未来学，首先是因为这一整体中的最活跃、最本质的要素是以未来为指向的人类实践活动，特别是具有创始意义的创造性活动，所以这是一个向未来、向更美好的事物和状态开放的整体，同时它也因为这种向未来的开放性而包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对未来的开放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思考应始终是这一哲学的基本主题，它是有关未来的哲学；其次，虽然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断生成的、包含重大不确定性的整体，但这又是一个有限的整体，是有着具体的、历史性的界限的整体，这种历史性的界限就构成了我们理性的真实内容，也就是说，界限的存在为我们理性地思考和把握这一整体提供了存在的前提，因此，我们关于人类存在总体及其未来性的思考可以是理性的，因而是哲学的。根据历史性的存在总体所显现出来的特征，我们认为哲学未来学作为哲学发展观至少应包含以下基本的内容。
首先，应该走向一种整体主义的存在观。如上文所说，人类生存的世界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在历史性的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交互生成、交互建构的过程，而今天，这个过程已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整体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在哲学上意味着我们应该把握这一历史性整体的存在，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抛弃形而上学抽象的存在观，确立一种整体主义的存在观。所谓整体主义的存在观并不是说我们我们要对历史性的存在总体所包含的所有细节进行全方位的通观，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要求。整体主义的存在观指的是我们要把握这一整体得以存续的存在前提，是整体能够作为整体的可能性条件。这才是哲学本己的任务。
其次，要确立一种以未来为取向的未来主义的历史观。人类的世界作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整体，是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使自己区别于为盲目必然性所支配的苍茫宇宙的。因此，实践导向和未来导向是人类世界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它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整体根源于人类对未来的自觉筹划。所以，对于未来的指向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独特本质。人类生存的未来指向性和历史形而上学的追求是正相反对的。
在历史目的论所设定的形而上学的历史终点，未来的指向性也将终结；方法论形而上学则意味着人类的历史不过是广阔宇宙中的迷航，因为人类的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无力自觉地筹划自己的未来。然而，未来的指向性本身就意味着历史的整体性和历史整体的开放性。实际上，人类的世界和人类的生存是由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循环所构成的。人是历史性的存在，因为人类世界过去的存在条件规定了我们今天存在的可能性，并通过我们先辈们的实践逐渐构成了今天人类生存的条件、首先是人类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得以存在的条件。正是在这些条件之下，我们进行着创造性的指向未来的实践活动。同时，未来也不仅仅是被动的等待我们去实现的东西，相反，未来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实践活动，规定着我们当下的存在，规定着我们以何种方式进入历史。
未来的向度是人类的存在向度，是历史性的世界整体的存在向度，这具有两个方面的根本意义：一方面，要维持人类的存在特性，我们就必须对未来保持开放，也就是对可能的新生事物保持开放，这就要求我们自觉地提供和维护具有创始意义的实践活动所必须的存在条件，自觉地改变实践活动的总体性前提；另一方面，我们是随着世界整体一起进入未来的，因此，我们又必须自觉地维护和创造世界作为整体进入未来的存在条件，特别是要维护世界作为整体得以存在的界限。总之，未来主义的历史观要求我们自觉地筹划作为整体的世界存在的未来。
第三，要形成一种自觉探寻人类生存的具体条件和界限的理性观，即界限主义的理性观。人类作为以未来为指向的生成的整体，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选择认识论的怀疑主义，从而放弃对于人类的世界和历史作科学和理性的思考。实际上，正因为人类的世界是一个以未来为指向的整体，才使得我们可以摆脱抽象形而上学的理性观，形成一种具体的辩证的理性观。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世界和指向未来的人类实践活动都是在特定的条件和界限中运行的，打破和超出这些条件和界限，就是危及人类世界得以存续和人类实践活动得以进行的条件，从而危及人类自身的存在。所以，人类理性的任务就是要不断地探求和发现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世界存在和人类存在的条件和界限，这样的理性就是具体的、辩证的理性；由这样的理性为指导，就可以做到从总体上把握和筹划人类的存在。
第四，创立一种积极探索人类持久合作条件的和谐主义的社会观。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他们是在一种交互建构的实践活动中创造彼此的存在的，交互建构是人类的存在条件。不过，人们的多样性使他们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不可避免，因此，人类必须创造某种社会结构作为合作的基础并调整彼此的矛盾，从而实现共同发展。但是，这个世界又是通过人的实践不断自我创生的世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必然经常改变具体的社会结构状况。所以，我们的社会观必须是一种以未来为导向的社会观，从而使我们的社会能够在结构变迁的过程中，维持一种动态的和谐。
第五，建构一种以风险分担和整体责任为基本内容的风险主义的正义观。全球时代是持续创新的时代，内在于创造性活动中的不确定性，使风险成为生活中的常态。此外，由于人类实践能力的增强，人类生存的界限经常会受到人类自身力量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从未来导向的视角反观我们的实践活动，正视世界总体所面临的风险，承担起对于整体的责任；同时合理地分担内在于人类实践活动中的风险；反对转嫁风险和逃避对于世界整体风险的责任，形成风险时代的正义观。
最后，倡导一种协调个人全面发展和社会永续发展的、可持续主义的价值观。世界作为一个有界限的整体，其资源在任何特定时期都是有限的。因此，在价值取向上必须协调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永续发展。社会的永续发展是现在和未来所有个人发展的条件，反过来，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个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应该从未来主义的视角审视社会永续发展的条件，同时也应该从未来主义的视角反观社会的发展是否真正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形成一种辩证的、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精神条件的价值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哲学未来学的视角来看，个人的全面发展首先是人作为一种独特的能够进行具有创始性意义的实践活动的存在，社会的永续发展首先是作为历史性整体的世界的存续。所以对个人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价值是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得以进行的存在条件的维护和形成，对社会来说，最重要的价值是世界整体的存在条件和存在界限的维护和创造。因此，在哲学未来学看来，客观的、理性的价值观依然是可能的。我们依然有理性的价值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
收稿日期：2009-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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