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型三重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态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机制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已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开始转为中高速增长，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化解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必经阶段。经济降速发展，由要素资源驱动模式转变为集约的创新驱动模式，将成为未来经济的“新常态”。对于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的中国来说，良好的动力机制应该是利于增长潜力的释放，破解阻碍潜力释放的矛盾和约束因素；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平衡性发展；利于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的实现，改善民生，使民众福利增加。经济增长速度的调整，一方面是受世界经济的影响，中国主要出口经济体复苏进程迟缓，使经济饱受困难与下行压力。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结构原因，经济体自身的资源禀赋条件等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结构效应所致，这正是中国经济增速进入“新常态”的内在根源。要系统认识“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型，必须全面把握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特征，即结构性供给不足、政府在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与微观领域的双轨制。本文将结合这些特征，从三个层面系统分析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转型。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背景 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型的研究需要在“中国模式”经济特征的大框架内进行探讨，因其核心就是增长的动力机制。林毅夫(1994)从中国发展和转型的经验视角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在这之后的数年，国内外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美国学者雷默在他撰写的《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提出“北京共识”。在此基础上，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等说法。2009年，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再次风行，其主要特征：与更为自由的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相比，政府管制和推动下的混合经济增长更为稳定和可持续，也更适合发展中国家。 尽管有许多学者如田国强(2011)黄亚生(2011)等学者不认为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他们认为中国和其他成功的国家所采用的办法是基本一样，并不具备所谓的“中国模式”。从社会投资到经济改革，这是市场化的成效，并且和别的国家没有太大区别，政府管制放松得越多，私人空间越多，经济活力越大。人的自由、私有产权，加上市场经济和法治，这是人类共有的模式，不是什么“中国模式”。但是有更多的学者对存在所谓“中国模式”表示认可，俞可平(2006)认为在所有制、资源配置、政治、意识形态上，“中国模式”与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区别也是极其明显的。郑永年(2009)认为由于改革(对内)和开放(对外)的高度依存，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对于发展中国家，其是一种经验，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更多是一种价值。姚洋(2011)认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确实存在一些可以总结的经验，或许可以用“中国模式”来概括。这些经验主要包括四个要素，一是社会平等，二是贤能体制，三是制度有效性先于制度纯洁性，第四点是中性政府。丁学良(2008)认为“中国模式”既不同于老牌的西方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也不同于二战以后日本、韩国等走过的道路，有较大的独特性。郑永年(2010)指出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只能导致对这个模式尚有的不足忽视或者漠视。只有承认了“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才能对这个模式加以认真地研究，找到其不足的地方，加以改进。而事实上，如何改进“中国模式”，是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经济转型的主要议题。2008年金融危机后，特别是四万亿投资以来，又出现了许多问题，需要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机制进行了更深入的认识。 “中国模式”的重要体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随着发展的外部环境与自身的要素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变化，发展的动力机制面临转型与重构。郑秉文(2011)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历和即将经历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四个阶段，以及三次跨越，目前刚进入效率驱动阶段，“十四五”规划之后，中国将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将会是一个技术创新驱动增长的阶段。黄泰岩(2014)则结合中国30多年的改革，从总供给—总需求的角度，结合经济周期，认为中国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的根本原因不是扩大内需的政策和措施不到位，而是需要更换新引擎，实施第三次动力转型。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驱动要素和动力机制，调整驱动力着力点和突破约束机制，会促进经济发展调整和转型。秦晓(2011)则把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起飞和崛起的基础和特征可以归结为“规模红利”。但正在消失。到了目前阶段，中国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未来的动力机制应该来自于提高效率。 Song(2011)从国营与私营部门的博弈来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认为私营企业尽管有着很高的生产率，但是它面对的是一个很难进入国有银行所控制的融资市场，而国有企业则相反，它对应着较低的生产率，但是却能便利地进入融资市场，获得廉价资本，私营企业成为劳力密集型的，而国有企业慢慢变成资本密集型的，在这一过程当中总和的投资回报率上升。随着政府对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的优化，民间被压抑的营商禀赋得以被激发，民营经济因此获得了快速发展。加上外资企业的效率辐射和竞争下，国有企业本身经营效率的不断增进，共同构成了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动力。更多的经济学家如蔡昉(2012)等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促进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的制度设计。一方面为农村大量的潜在失业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显著提升了劳动参与率；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和非农部门之间巨大的生产率差距，劳动力在部门间的重新配置，大大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武鹏(2013)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拉动特征非常明显，TFP改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降低，2002年以后持续呈现负值，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由改革最初的资本、劳动和TFP三驾马车式的平衡拉动，转换成现阶段的资本投入与TFP反向角力态势。 动力机制的转变就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系统转型或主要驱动要素的转变。一是动力系统的变化。刘瑞翔(2011)在考察需求对于中国经济的诱发结构后可以发现，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需求对于经济的拉动效应呈现出递减的现象，在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中，出口的拉动效果最低且下降趋势最为明显。传统需求对于国民经济各部门呈现出不同的诱发特征，诱发效果重心从农业、服务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在工业部门内部又迅速地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转移，既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时也导致经济粗放型增长和过于依赖出口的特点。所以需要放弃或弱化需求拉动的动力系统，寻找新的动力之源。 二是驱动要素的变化。中国近些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技术进步以及制度供给。要素的高投入所起的作用较大，但是技术进步和制度供给今后将越来越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要素投入的增加只有在技术进步和良好的制度环境下才能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注重“创新驱动”与“制度变迁”为主导的与物质资本的融合，是今后经济持续增长的保证。 三是结构的变化。投入结构优化是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甚至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平衡与协调发展关键。以市场化为导向，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所有制结构优化，减少政府产业投资冲动，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逐步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市场退出的机制。优化结构，提高投入效率，合理配置生产性投资与研发投资、模仿投资与创新投资都是今后微观动力机制转型的着力点。 三、宏观层面：“新常态”下需求拉动与供给推动动力转换 (一)供给的结构矛盾越来越突出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产品供给结构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尽管国内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措施，以提高内需，但是消费驱动经济发展的方式却一直难有起色，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长从2012年的14.3%，下降到2013年的13.1%，2014年的10.9%，有一个加速下行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出境旅游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出境旅游规模达到1.14亿人次，出境旅游花费超过1400亿美元，主要用来购物，远远超过最大经济体美国在国外的消费。①中国物价和美国相比，不仅奢侈品价格较高，而且诸如汽车、电子产品、肉类、汽油，甚至住房、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已经超过了美国，中国的产品供给结构与质量很难满足中国民众的需要。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服务业供给结构的矛盾越来越突出。2014年，中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国际服务贸易收入累计1853亿美元，服务贸易支出累计3833亿美元，逆差累计1980亿美元。②比如，最近两年每年出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约为50万人，且成一种上升的趋势，存量在160万左右，与此相对的是国内的大学招生，尤其一般院校的招生，越来越困难。民众越来越看重国外的教育、咨询、家政、医疗、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及一些体验式服务，尤其一些中高端人群逐渐将消费中心转向国外，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服务业在“质”“量”上都存在巨大差距，服务结构不能跟上民众需要。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社会保障供给结构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目前中国法定的五项社保缴费之和已达工资的40%以上，几乎是世界上占比是最高的国家，远高于被称为福利国家的北欧五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数倍。这限制了民众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影响了消费和生活的改善。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约40%左右，低于发达国家约30个百分点，中国老百姓的收入仍然较低，政府税收增长过快，老百姓收入占比在不断下降，影响了消费能力。社会保障在城乡、区域、群体之间存在较大待遇差距，最终影响了民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释放。不够完善与公平的社会保障供给结构，改变了民众对未来预期，最终影响了对物质文化需求的释放。 (二)供给约束将得以强化 中国今后最大的约束并非需求约束而是供给约束，即各生产要素红利消失、生产成本上升、全要素生产率滞后、促进制度供给的改革变得困难等带来的问题。环境承载力已逼近上限，严重影响人民生活，联系到其他环境安全问题频发，环境质量问题已经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程度。 劳动力等各生产要素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土地成本上升的趋势会在较长时间内存在，生产要素约束的日益明显，导致中国企业的低成本优势越来越弱，甚至逐渐消失，需要转变思路才能继续保持和进一步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技术创新往往以跟踪模仿为主，创新能力较弱，不仅科学原创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少，而且缺乏自主设计创造引领世界的产品、技术装备和经营服务模式，导致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缓慢。 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制度供给越来越困难。“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引致矛盾越来越多，制度供给的难度越来越大。如何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这是“新常态”下中国全社会具有高度共识的一个时代命题，也是中国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以后需要努力破解的战略课题。 四、中观层面：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地方特征 (一)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中国模式” 地方政府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经济竞争被认为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地方政府在财权和事权划分上进一步与中央政府保持相对独立，经济自主性地位不断提高，上级政府通过“晋升锦标赛”调动地方官员的积极性，快速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资源集中和高效行动，有力地推动了市场的发育；另一方面，作为市场主体，直接参与了投资和经营，这造就了强势和“权威型”政府。 (二)经济成功的边际因素正发生深刻变化 许多经济学家如Acemoglu(2005)等的研究表明，在落后国家和地区，一个强势的政府制定发展战略和干预经济发展是完全必要的，在经济起步腾飞阶段必须依靠非常强势的政府推动，东亚的成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阶段，特别是初级阶段上，地方政府参与市场的竞争，极大带动市场的发展。在短缺经济时代，这种地方政府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的竞争，无疑是外延型扩张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追赶效应越来越小，尤其由于内在原因进入“新常态”以后，政府参与市场竞争的弊端越来越突出，从早期的市场推动者演变成阻碍市场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致使“包容型政治制度”发展一直滞后。 地方软约束下的宏观经济波动。无论是经营企业或是经营土地都加剧了地方政府软约束，加之地方官的任期限制，极易选择能够带来短期超额收益的外延型增长模式，出现投资过热。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甚至地方政府对企业施行投资软约束管理并采取各种优惠措施，容易导致中国的地域分割与经济过热。一旦过热，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措施，这又会引起经济的紧缩，就会导致中国的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地方保护主义与重复建设。经济的地域分割容易形成所谓的“诸侯经济”，并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多年来，中央政府应对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招数不断变换，包括宏观调控、产业政策，以及行业禁入、项目限批、融资限制等，但是收效不大。许多省份都有各自的汽车、钢铁、化工等产业，国内市场被严重分割，缺少分工合作，很难形成协同效应，使得资源不能最有效率地实现配置，形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问题也由此被放大。 五、微观层面：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微观基础 (一)中国企业生态特征 中国企业属性主要为国有、民营、外资等类型，形成三元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就国内企业来说，主要特征是微观领域双轨制，就是国企和民企共生，但在市场中地位不同，国有经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全国存在着体量巨大的国有垄断企业，各个省市也存在一定的区域垄断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往往是区域性的，发展壮大往往受所有制和行政区域等因素的制约。由于国有企业的强势不是从市场公平当中获得，而是得益于政策、要素价格上的保护和补贴，存在低效率及与腐败等问题，所以必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截至2013年年末，中国90%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民营经济资产总额占56%，外资经济占21%，国有经济占23%。③尽管国有经济比重在降低，但是仍然有决定性的“控制力、影响力”，2014年财富中国500强企业排行榜中，前十名均为国企。 (二)微观基础活力增强的内生障碍 在要素投入市场，劳动力、土地、资本、资源等市场，价格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政府干预，致使市场分割，压低成本，补贴了企业，特别是补贴了国有企业。要素价格不能反映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造成资源配置效率降低，Hsieh(2009)研究表明假如以美国为参照进行要素资源的分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提高30%-50%。从另一个方面看是市场机制仍不完善，市场的竞争规则不明晰，存在不平等竞争，使得市场很难发挥提高效率的作用。中国国有企业缺乏足够的市场压力，利润的获得主要得益于垄断，研发投入不足，且长期行为较弱，企业之间存在主要管理人员流动——相当于窜谋的存在，降低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容易形成合谋，加强垄断，减弱了创新。 政商关系下的企业家精神缺失。Truex(2013)研究显示拥有中国全国人大代表的企业在2005-2010的业绩比没有代表的企业在边际营业利润高出约4%。私营企业主里面的共产党员、各级人大代表，在获得银行贷款和土地资源与普通企业家之间资源配置扭曲具有上升趋势。企业家精神是一个经济体持续创新发展的关键，契约与法制经济是企业家精神成长的根本环境保证，而严重的暗地的政商勾结与串谋，严重威胁了优秀企业家群体的成长。 六、“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型的战略选择 (一)“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应强化供给管理 需要确立有别于以往的偏重需求管理的宏观治理框架，着眼于强化供给管理，特别是在改革红利中寻求经济增长。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随发展阶段而不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对应着差异的最优经济结构。如果经济体要升级其产业，需要从供给端先升级其要素禀赋结构。一是由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与积累，优化教育经费的支出结构，加大技工培训、职业教育投入力度。加大对低收入群体教育的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就业、创业的能力，使之能够适应未来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化“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使经济增长具有包容性，能为全体公民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二是进行资本与资源市场化改革。通过利率市场化改革、能源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三是重视市场主体激励，优化税收结构与减少行政审批。现行的税负结构存在诸多不合理，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市场主体的活力。以结构性减税为切入点，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扩大就业与再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结合减少行政审批，进而达成实质性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减少政府行政干预，促进行政许可的制度改进，营造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降低交易成本，达到鼓励创业、创新，提高效率的目的。 (二)“新常态”下地方政府激励转型 当前，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创新，在切实关注法治和善治，Eun(2014)在考察了行政诉讼与官员晋升之间的关系后，得出结论：人均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越多的省份，其省委书记就越有可能获得升迁。但是现阶段地方政府“增长锦标赛”的特点依然严重，对更加注重民生，真正改变官员绩效考核机制，恢复政府的本来角色，仍然很长的路要走，“新常态”下加强这方面的改革和制度供给是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源泉。这就要求政府戒除土地财政，合理分配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保证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统一和平衡。公开政府财政支出，尤其是预算外收入的支出，削减不合理开支，从而有效控制地方政府盲目卖地冲动。 纠正评价主体单一，评价内容、范围的局限，以上级满意度为评判的标准等评价方式。用民众生活质量指数和满意指数来取代简单的经济增长指数，应更多考虑政府公信度或人民满意度、信息公开化的程度、地政府财政供给结构、治理水平，甚至包括中产阶层比例、国有资产改革等评价因素，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和考评办法。激励地方政府改革，真正从增长锦标赛到改革锦标赛转变。 (三)“新常态”下经济增长微观基础的重构 微观市场基础的重构必须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的角色应随着市场化进程调整，这也是“中国模式”之所以成功的核心。中国已经形成非常成熟的市场，甚至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认可，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是政府参与市场一些行为甚至政商勾结现象非常严重，政府仍然以各种形式在资源的配置中出现。应该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政府仅在加强市场活动监管，优化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致力于市场环境的完善上有作为。在现阶段必须处理好国有与民营的关系，一方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消除行政壁垒，破除垄断，公平参与竞争，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使其资产保值增值、提高企业效率；另一方面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废除对民营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使民营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 去除“依附”式的政商关系，培养企业家精神。从制度上明晰官员的权利边界，从法律上构建规范的政商关系。通过司法解决政商关系难题，离不开公众的参与，公众的参与是制度变迁不再往复形成“棘轮效应”的必备条件，要理清“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充分借助信息公开促进各项工作的进展，并最终营造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和企业家成长的良好环境氛围，培养激发个性、想象力、理解力和自我实现的文化。 ①数据来自各年度统计公报与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4。 ②数据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 ③数据来源：混合所有制“合”出新天地[N].人民日报，2013-12-02(1)。标签：中国模式论文; 新常态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供给和需求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中国动力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企业特征论文; 要素驱动论文; 要素市场论文; 创新驱动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