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分解——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分解论文,变动论文,要素论文,效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206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在资源相对匮乏、能源效率不高以及生态环境压力等多重约束下，依靠技术进步提高能源效率显得尤为重要。而能源资源由效率低的地区向效率高的地区流动，也拉大了地区之间能源效率的差距。从能源消费的空间差异看，1985～2007年东部地区平均能源效率为0.15万元／吨标准煤（以1978年为100计算），不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13万元／吨标准煤），而且也高于中部（0.10万元／吨标准煤）和西部（0.09万元／吨标准煤）。按照“十一五”规划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约束性目标，年均节能率必须达到4.4%，2006年全国31个省市区中，以单位GDP消耗万吨标准煤衡量，只有北京为5.25%，比上年下降超过4.4%，其余省份大部分低于3.5%，有的甚至不降反升。2007年全国单位ODP能耗降低3.27%，距离年均完成4.4%的节能目标还有差距。2008年上半年与2007年同期相比，单位GDP能耗只降低了2.88%。由此可见，在制定节能降耗战略目标时，如果把各地区看作同质总体而将节能指标按相同比例分摊，势必会影响节能降耗目标的实现。基于此，本文从省际能源效率差异的事实出发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以便于为根据地区实际有针对性地制定节能降低的战略目标提供依据。
一、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中国能源效率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齐绍洲、罗威(2007)将中国划分为东西两个区域，认为随着人均GDP的收敛，西部与东部地区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也是收敛的，但收敛的速度慢于人均GDP的收敛速度。吴巧生、成金华(2006)运用Laspeyres指数及其分解模型对1980～2003年总体能源强度及三次产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贸易业能源消费强度进行分解，其结论认为，中国能源强度下降主要是各部门能源使用效率提高的结果。周勇、李廉水(2006)运用因素分析法，研究了1980～2003年间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商业和服务业在内的六大产业能源强度，发现不同时段结构调整对能源强度的影响不同。高振宇、王益(2006)采用聚类分析法将中国各省划分为能源高效区、中效区和低效区三类，并利用各省1995～2003年的面板数据从总体上研究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投资情况以及能源价格等因素对能源生产率的影响。尹宗成等(2008)利用我国1985～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和科技研发投资、产业结构对提高能源效率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和科技研发投资对提高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产业比重上升对提高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史丹(1999、2002、2003、2006)运用因素分解法、结构指数法等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效率的改进是非常显著的，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是影响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Hu和Wang(2006)最早采用规模报酬不变(CRS)的DEA模型，研究了中国省际间1995～2002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随后，魏楚和沈满洪(2007)、杨红亮和史丹(2008)、李世祥和成金华(2008)在此基础上采用DEA方法研究了中国各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结果表明，全要素能源效率在揭示一个地区要素禀赋结构对能效的影响方面有着单要素方法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在实践中，使用传统的DEA模型的研究结果有时会出现多个决策单元能效指数都等于1的情况，从而无法按能效值的高低对各个决策单元进行排序和评价，难以比较地区能效水平的差异。
与以上研究不同的是，本文介绍了一种新的测算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方法——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这种方法的优点表现在：一是不需要假设具体的函数形式，避免函数形式设计出现错误；二是这种方法可以对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分解，研究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的源泉。根据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可以将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变动（提高或降低）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变化又可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三是按此计算出来的能效指数可能大于1，基本上能实现对所有决策单元能效指数的排序，便于进行地区间的比较和分析。本文也是首次运用超效率的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研究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探索之作，为继续进行此方面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平台和研究方法。
二、研究方法、模型及数据
1.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从要素投入角度研究中国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根据Fare等(1994)的定义和方法，我们以每个省份作为一个决策单元，构造每一时期中国能源效率的最佳实践前沿面，把每个省份能源效率同最佳实践前沿面进行比较，以此对各决策单元效
技术效率变化是规模报酬不变且要素强可处置条件下的相对效率变化指数，它测度了从t到t+1期每个观察对象到最佳实践的追赶程度。这个指标值可能大于1、小于1和等于1，分别表示技术效率提高、技术效率降低和技术效率无变化。技术进步是技术进步指数，它测度了技术边界从t到t+1期的移动，该指数大于1表示技术进步，等于1表示技术无变化，小于1表示技术退步。
2.数据选取及来源
本文测算全要素能源效率时，选取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数据不全，不包括在分析范围之内）的投入与产出要素。
(1)实际GDP。选取各省GDP作为产出指标，以1990年为基期换算为实际值。
(3)劳动力。严格地讲，劳动力投入应当用从业人员的有效劳动时间衡量，但由于缺乏此方面研究的统计数据，故本文采用各省份从业人员指标代替。
(4)能源投入。该指标以各省份每年能源消耗量表示，即将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等四种主要一次性能源消费量按相应比例折算成统一单位（标准煤），然后加总计算。
本文分析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各省市自治区地方统计年鉴相关年份。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根据相关研究（魏楚、沈满洪，2007；师博、沈坤荣，2008），2000年前后是中国能源效率发生变化的转折点，结合目前中国工业化水平和市场化进程的现实，本文实证分析部分在时间段上分为两个时期：1990～1999年、2000～2006年，以体现能源效率随时间推移的动态演变过程；在空间上，按照东、中、西三大地区划分（本文的三大地区按传统的区域划分方法），以便于研究能源效率的区域差异。
1.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分解
(1)1990～2006年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及分解。根据表1，1990～2006年全国平均全要素能源效率为0.9946，未达到效率前沿面，其平均增长率为-0.54%（根据Fare等，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数减去1就是增长率）。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出现了下降，其增长率为-1.6%，构成技术效率的两个成分均出现了下降，其中纯技术效率增长率为-1.25%，规模效率增长率为-0.36%，而技术进步率为1.08%。但在某种程度上，技术效率下降的速度快于技术进步提高的速度，使得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提升的作用被技术效率下降所抵消，全国平均全要素能源效率并未达到效率前沿，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较大。
从各省份看，上海(1.0697)、广东(1.0627)、新疆(1.0548)、福建(1.0538)、北京(1.0412)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最高，增长率分别为6.97%、6.27%、5.48%、5.38%、4.12%，技术进步是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最高(1.0261)，已达到效率前沿面，其次为中部(0.9806)、西部(0.9740)，均未达到效率前沿面。东部11省市中除辽宁(0.9913)、山东(0.9937)、海南(0.9976)外，其余8省市均在效率前沿面上；中部8省除湖北(1.0228)外，其余7省均不在效率前沿面上；西部11省市除新疆(1.0548)外，其余省市均不在效率前沿面上。全国30个省市中有10个省市全要素能源效率处于前沿面上，表现出了能源利用的高效。全要素能源效率最高的是广东(1.0627)、上海(1.0697)，技术效率包括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指数一直为1）没有变化，技术进步速度较快（上海为6.97%，广东为6.27%），其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于能源领域技术进步的作用。全要素能源效率不在前沿面的省份，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及其构成部分（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贡献为负。
综合来看，由经济改革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效率释放效应和规模效率效应，由东部沿海省份向中西部地区依次减弱。能源资源禀赋较高的山西、贵州、陕西等省份，其较低的能源利用效率和东部沿海地区资源贫乏但能源利用的高效形成强烈反差。一方面，由于市场分割的分权体制扭曲了能源资源的有效配置使能源效率受损；另一方面，由于能源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能源领域技术效率的释放效应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表现为能源利用的低效。
观察各地区要素投入与产出效应可知，东部地区表现为低投入—高效率或高投入—高效率模式，中西部地区则表现为高投入—低效率或低投入—低效率模式。高投入—低效率的要素配置模式造成能源资源的巨大浪费及规模效率的下降。这些地区同时也是进一步节能降耗的重点，其节能潜力较大。
(2)1990～1999年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及分解。表2表明，1990～1999年全国范围内平均全要素能源效率为0.9960，未达到效率前沿面，其增长率为-0.4%，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增长率为0.64%，构成技术效率的两个成分中，规模效率增长率为0.21%，但纯技术效率增长率下降较快，为-1.25%。规模效率的增长被纯技术效率的下降所抵消，使得技术效率增长率为-1.04%，阻碍了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这一阶段，处于全要素能源效率前沿面的省份有13个，东部地区除河北(0.9909)、海南(0.9983)外，其余9省市均在效率前沿面上。中部地区除河南(1.0019)、湖北(1.0336)、黑龙江(1.0018)外，其余5个省份均不在前沿面上。西部地区除新疆(1.0309)外，其余10个省市均不在前沿面上。福建(1.0984)、广东(1.0693)、上海(1.0593)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最高，增长率在6%以上，这三个省市的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指数一直为1）没有变化，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几乎全部来自于技术进步的贡献。贵州(0.9371)、云南(0.9382)、广西(0.9491)为全要素能源效率最低的省份，全要素能源效率增长率几乎都在-6%以下，其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远离前沿面，出现技术效率降低、技术退步现象，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贡献为负。
分地区看，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分别为1.0304、0.9893、0.9674，中部和西部均未达到效率前沿面，并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9960)，地区之间全要素能源效率表现为东—中—西的演变格局。三个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04%、-1.07%、-3.26%。东部地区技术进步（增长率3.5%）是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主要原因，中西部地区规模效率几乎未变，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改革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东部地区由于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吸引了大量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大大促进了自身的技术进步。中西部地区由于比较封闭的地理位置、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格局，难以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中获取更多的技术与管理等方面的经验，其能源领域难以取得突破性的技术进展。另一方面，“六五”、“七五”时期，由于中国经济采取了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中西部大量的生产要素开始向东部地区转移，使得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整个“八五”时期及“九五”前期，中西部地区的生产技术出现普遍下降。为了缓解能源和交通运输紧张的状况，国家要求有计划地将原材料、能源消耗量大的高耗能产业向中西部资源富裕的地区转移，国家产业布局的改变及东、中、西部地区本身能源效率的差异，使得地区之间能源效率的差异不降反升。
(3)2000～2006年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分解。从表3可以看出，2000年后全国平均全要素能源效率为0.9877，未达到效率前沿面。全要素能源效率平均增长率为-1.23%，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平均增长率为1.46%。但纯技术效率增长率为-2.19%，规模效率增长率为-0.48%，使得技术效率增长率为-2.66%，阻碍了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从全国范围看，仍然存在着要素配置结构的不合理，结构调整还有一定的潜力可挖。
从各省份看，这一时期能源效率前沿省份由前一时期的13个减为9个，东部地区除辽宁(0.9401)、山东(0.9434)、海南(0.9877)外，其余8省市均在效率前沿面上；中部8省均不在前沿面上；西部地区除新疆外，其余10省市均不在前沿面上。北京(1.0827)、上海(1.0775)、广东(1.0556)、新疆(1.0635)为全要素能源效率最高的省市，平均增长率都在6%以上。全要素能源效率低的省市都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部的江西、安徽、湖南，西部的青海、宁夏、云南、贵州、内蒙古为全要素能源效率最低的省份，其原因主要在于技术水平落后、技术效率下降及要素配置结构的不合理。
从地区之间的差距看，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分别为1.0114、0.9607、0.9842，东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在前沿面上，表明其能源利用的高效；中、西部地区均未在前沿面上，但中部能源效率低于西部被西部反超，地区之间能源效率演变为东—西—中的发展格局。东、中、西三大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14%、-3.93%、-1.58%，东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的贡献，其增长率为3.32%，而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缓慢，中部在这一时期已落后于西部，能源使用的技术无效使得其能源效率处于较低的水平。自1999年8月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在吸引、利用外资的过程中，西部地区引进、利用外资的机会逐渐增多，在吸引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其技术进步的速度快于中部，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贡献也在不断增大。
2.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差异与收敛
(1)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时空演变。根据Malmquist生产率指数，1990～2006年全国平均全要素能源效率为0.9946，并未达到效率前沿面。东、中、西三大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东部最高，为1.0216；中部次之，为0.9806；西部最低，为0.9740。分时期看，2000年以前，东、中、西三大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分别为：东部1.0304、中部0.9893、西部0.9674，呈现出东—中—西的演变格局（见图1）。2000年以后，三大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分别为：东部1.0114、中部0.9607、西部0.9842，呈现出东—西—中的演变格局，即2000年以后中部地区能源效率被西部反超（见图2)。这一结论与魏楚、沈满洪(2007)，师博、沈坤荣(2008)等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其原因可归结为2000年以后西部大开发战略导致西部地区能源效率提高得更快。
(2)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收敛。如果后进地区有机会、有能力吸收先进地区的技术而从中受益，则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技术扩散效应的存在，落后地区在其发展过程中能源效率是否会向效率前沿地区趋同，中国地区间能源效率差异是否会呈现出逐步缩小的态势？本文将利用绝对β收敛模型进行研究。
根据Barro和Sala-i-Martin(1992)的研究，人均收敛可分为β收敛和σ收敛，其中β收敛指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快于发达地区的发展速度。本文考察2000年前后两个不同时期我国各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变化情况，β收敛模型如下：
本文采用30个省际面板数据估计，用Husman检验判断，应该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1990～1999年中国地区间全要素能源效率呈现出显著的收敛性，β估计值为负(-0.4639)并在1%水平上显著。即全要素能源效率低的地区能源效率增长率大于全要素能源效率高的地区，说明中国地区间存在着显著的能源使用技术扩散现象，大大促进了地区间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收敛。2000年后，β估计值为负(-0.3044)，但统计检验不显著，说明2000年后地区之间全要素能源效率收敛的趋势并不明显。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是由于2000年后中国各地区工业化进程加快及工业化的区域差异对能源效率产生影响；二是近年来一些高耗能行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转移，也对中西部地区降低能源强度形成巨大的压力。因此，要缩小能源效率的地区差异，除加大能源领域有关技术研发与引进力度外，还必须加强地区之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促进能源使用技术的扩散与外溢。结合本文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分解因素（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可以得出加快技术进步是促使地区间能源效率趋同的必要充分条件。
四、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1.Tobit模型
本文以全国30个省市全要素能源效率为被解释变量，以影响能源效率的诸因素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由于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数值最低为0，数据被截断，若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会带来参数的有偏和不一致。Tobit模型属于因变量受到限制的一种回归分析法，当因变量为受限值或截断值时，采用Tobit模型回归比较合适。建立Tobit模型如下：
2.影响因素选择
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很多，鉴于目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型、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历史时期，故选取相应变量如下：
(1)经济结构（
）。用各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表示，实际GDP以1990年为100换算（以下同）。
(2)工业化水平（
）。用各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
(3)市场化程度（
）。表示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程度，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衡量。
(4)技术进步（
）。改革开放后，中国各地区通过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利用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设厂，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等，对促进本地区技术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故本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外商直接投资之和占GDP比重表示技术进步。
(5)能源价格（
）。以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表示，基期换算为1990年为100。
3.回归结果及分析
由于数据所限，本文回归区间为1998～2006年，回归结果见表5。
(1)从表5可以看出，产业结构调整（）对全国及三大地区提高能源效率均有积极作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提高1%，全要素能源效率将提高0.64%，东部地区能源效率提高的幅度(0.7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西部地区系数检验不显著，表明结构调整对中西部地区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并不明显。中西部地区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工业尤其是以重化工业为主的高耗能行业发展迅速且能耗强度难以降低。虽然第三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逐年增加，但由于结构调整进程缓慢、滞后，其对能源效率提升的贡献远远小于东部。
(2)工业化水平（）提高对全国及东部、西部地区提升能源效率均有积极作用，但对中部地区影响为负。从全国看，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提高1%，能源效率提高0.57%。东部（提高幅度为0.6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提高幅度为0.3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中部则为显著的负向影响（系数为-0.3059）。2000年以后，借助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拥有较大国有比重的西部地区借此机会，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第二产业自身能源效率水平。从技术进步的角度看，西部地区技术进步速度较快并且已远远超过中部，而中部地区在此发展过程中，其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西部，出现了“中部塌陷”的局面，反映在能源领域则为能源使用技术的落后及无效。这一结果和第三部分实证结果基本一致，即2000年后中部能源效率被西部反超，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及发展速度的缓慢。
(3)市场化进程（）表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从全国平均看，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力度与能源效率成反比（系数为-1.0064），但系数检验不显著，表明政府干预对能源效率的负面影响虽然存在但影响力度逐渐减弱。政府干预与东、中、西三个地区能源效率均成反比，但影响力度由东向西逐渐增大。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其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对能源经济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而中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滞后，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国家财政的扶持和支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越大，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就越低，尤其在能源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
(4)技术进步（）对全国及三大地区提高能源效率均有积极作用，并且系数检验显著，但影响力度不一。东部最大，依次为中、西部地区，影响系数分别为1.1335、1.0572、1.0567。相关研究证明，地区人力资本投入及R&D的增加，新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及吸引外来技术、知识及管理经验，都有可能使本地区提高技术进步成为必然，但由于我国各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地区之间技术进步的差距依然存在，技术进步对提高能源效率的作用由东向西依次减弱。
(5)能源价格（）提高对全国及三大地区能源效率提升作用显著，能源价格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东、中、西部三大地区能源效率分别提高0.0091、0.0017、0.0007，东部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0115)，中西部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我国在能源领域的改革已初见成效，政府对能源价格的管制已逐渐放开，部分能源领域已建立了一定的市场机制。但由于我国地区之间市场化进程的不同步以及能源资源禀赋的差异，能源资源贫乏的东部地区更加重视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当能源价格提高时，这些地区可以通过市场配置资源、通过技术进步的替代效应，提高能源效率，而中西部地区同样因素的影响则较小。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采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基于全国30个省市1990～2006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中国各省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及其成因，基本结论如下。
(1)在样本考察期，中国平均全要素能源效率并未达到效率前沿面，说明从总体来看，中国经济仍然以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为主。分地区看，东、中、西三大地区能源效率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一直处于前沿面上，表现出能源利用的高效，中、西部地区均未达到效率前沿，存在着能源使用的无效与损失。2000年前地区间全要素能源效率呈现出“东—中—西”的演变格局，2000年后中部能源效率被西部反超，呈现出“东—西—中”的演变格局。广东、上海、福建、北京等省市全要素能源效率一直处于前沿面上，而中西部地区大多数省市全要素能源效率均远离前沿面。
(2)从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的因素分解看，能源效率达到前沿面的省市或地区，其能源效率的提高几乎都是由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而能源效率远离前沿面的省市或地区，其能源利用效率低下几乎都是由于技术退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下降引起的。
(3)由β收敛性检验可知，2000年前中国各省市全要素能源效率表现出非常显著的收敛趋势，表明能源效率较低的地区能源效率增长率大大高于能源效率较高的地区；2000年后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收敛趋势并不明显。
(4)Tobit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结构调整、技术进步、能源价格提高均对全国及三大地区提高能源效率有促进作用。工业化水平对全国及东、西部地区提高能源效率有促进作用，对中部正好相反。市场化进程对全国及三大地区提高能源效率有抑制作用，但对东部影响较小，对西部影响较大。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进一步提高中国各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除了保持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外，还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考虑：
(1)根据总体由部分构成的道理，提高国家总体能源效率，必须把能源利用效率低且改进余地大的中西部省市作为重点对象。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能源使用技术落后且改进缓慢，这些地区经济增长表现为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格局，而东部地区从技术进步中获取的收益较多。中西部地区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更应该重视能源科技投入的结构、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及使用效率等问题，重视技术进步及管理知识、技能的提高与运用，最大限度地提高科技投入在改进能源效率中的作用。
(2)加大能源领域技术研发与引进力度，促进地区之间的技术交流与合作。重视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积极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对于促进能源领域的技术扩散、改进能源资源配置效率，逐步实现各地区能源利用效率的趋同，将会有积极作用。针对目前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趋势，中西部地区除考虑本地区的资源优势外，在承接外部产业转移时，应尽量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向本地区转移，避免由此造成本地区资源、环境压力过大，单位产值能耗难以降低的恶性循环。
(3)在深化能源价格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能源领域政府的干预力度，将会对地区之间实行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能源效率起到积极作用。东部沿海地区市场化程度高，可以有效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减少资源使用的无效。因此，只有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改革，尽量减少政府对能源市场的干预，在能源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使能源资源配置达到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