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结构逆向倾斜下的金融监管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监管论文,结构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金融结构逆向倾斜的长期趋势与波动
在复杂的金融结构变迁中，最核心和最稳定的结构变迁是“金融倾斜及其逆转”，它牵动其他结构并反映其他结构的变迁。如果将金融分为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两个部分，金融倾斜即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之间的不平衡或不均衡发展，直接金融市场份额增加、间接金融市场份额减少为逆向倾斜，反之为正向倾斜。金融倾斜反映了金融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
(一)金融逆向倾斜是现代金融结构的普遍趋势。
金融逆向倾斜的主要表现是“非银行化”，一方面非银行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放松管制、混业经营的推广，银行出现“非银行化”，即传统的银行存贷业务发展减缓，而投资业务和表外业务得到更快发展。如图1所示，1997～2006年，全球十大银行的投资占其资产的比率迅速攀升，2006年达到55％左右，即银行一半以上的资产是投资组合，而贷款比率和存款比率都逐年下降，贷款仅占资产的40％左右，存款仅占资产的35％左右。
图1 1997～2006年全球十大上市银行投资、贷款和存款比率
数据来源：IMF.Assesing Risks to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一些学者认为，逆向倾斜的金融结构不仅可以避免银行选择的片面性带来资金的低效率配置(Black&Moersc，1998)，而且可以避免银行与企业经营者的串谋(wanger&kaser，1998)，同时使市场信息更有效地向投资者传递(Allen&Gale，1999)。另有调查显示，在放松管制阶段投资银行的业务发展远快于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其结果是直接金融快速增长，而传统银行业务受到抑制，金融逆向倾斜的趋势在不同的发达国家同时显现，如图2所示。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倾斜度不断减小，直至为负，出现了明显的逆向倾斜趋势。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不仅经营直接金融工具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蓬勃发展，而且美国大银行几乎都拥有了持股公司，以持股公司的方式进入直接金融领域。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出台，使银行可以名正言顺地经营银行和非银行的全部金融活动。为此，美国的倾斜度降低幅度大大高于日、德两国。
图2 1966～1994年美、日、德金融倾斜度
注：金融倾斜度=间接金融现有市场份额÷间接金融基期市场的份额
数据来源：郭翠荣.发达国家金融倾斜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
(二)金融危机与金融倾斜度波动。
金融危机发生后，金融活动受到更多的管制，直接金融受到限制，使金融倾斜度出现波动，即金融逆向倾斜的趋势变小或是改变成正向倾斜。如图2所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的直接金融发展和间接金融发展基本平衡，在1966～1980年只出现过四次逆向倾斜趋势，但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的金融创新迅猛发展，金融产品交易活跃，逆向倾斜度到1991年达到最高峰。随着储贷协会(S&L)危机的发生，监管加强，直接金融萎缩，在1991年以后的几年中逆向倾斜幅度急剧减小。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泡沫经济迅猛发展，金融创新与金融市场空前繁荣，日本的金融逆向倾斜度明显加大，到高潮时日本的金融倾斜度突破了0，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经济萧条，金融机构的活动受到限制，金融逆向倾斜有所收窄；德国在1960年后致力于金融开放，特别是在1980年代后，德国加入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使得德国的金融得以长足发展。从图2中，德国一直稳步地向逆向倾斜发展。与其他两个国家不同，德国在这20多年中没有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或经济萧条，金融倾斜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小。
二、次贷危机发展轨迹显示金融结构的逆向倾斜特征
与以往全面爆发的危机不同，次贷危机呈现出现代金融逆向倾斜的特点：阶段性地在不同金融领域连环蔓延，危机更多地发生在直接金融的领域。
(一)风险与损失向直接金融产品倾斜。
次贷危机的开端是房价的下跌，房价下跌使次级贷款的风险加大，但是经营贷款的银行已经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大部分风险转移出去，美国银行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比率在2007年还只有1.1％，所以次级贷款的风险加大并没有引发银行监管者的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使风险进一步蔓延到市场。金融资产和金融衍生产品的派生关系是以房贷为基础产生了ABS产品(资产支持证券)；以ABS产品为基础衍生出ABS CDO产品(担保债务债券)；以ABS CDO产品为基础再次衍生出SIV产品(结构性投资工具)。当风险随着产品衍生路径传播时，市场监管者却对风险认识不清，无法监控风险，从而使风险在直接金融市场积聚。如图3所示，基础性的金融产品次级贷款损失较少，而ABSCDO产品损失巨大。在2008年3月以后各类金融产品的损失有所变化，随着美国房利美、房贷美两家公司陷入困境，ABS的损失有所放大，次级贷款上的损失仍没有放大。
2008年3月的估计损失(单位：10亿美元)
图3 危机在不同金融产品之间的传导
数据来源：IMF，《全球金融稳定报告》(2008年3月)。
(二)风险与损失向金融逆向倾斜的国家转移。
国际金融市场在风险跨国传递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金融结构逆向倾斜的发达国家广泛参与了国际金融市场的交易，交易驱使风险和损失向美国以外的国家蔓延。其中，欧洲所受的影响较大，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逆向倾斜度相对较小，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交易也不多，风险蔓延受到金融结构不相称的天然障碍，经济体系受到的总体冲击较小。
(三)风险与损失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倾斜。
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次贷危机中损失较大。由于风险和损失高度集中在证券化资产上，处于资产证券化衍生链条上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不可避免地承担了较多的风险和损失。据IMF估计，截至2008年3月末，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损失和银行的损失相当，这是和以前的历次金融危机不同的地方。
三、金融监管结构与金融逆向倾斜的错配
(一)金融监管长期倾向间接金融业务。
世界各国在多年历史中自然形成以间接金融为主的一种正向倾斜的监管结构。中央银行在传统的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中起着重要的监管作用，由发达国家央行制定的巴塞尔协议被各国金融当局高度重视。各国政府纷纷将这一软法“硬化”，写入本国的立法中，但是以资本充足率监管为核心的巴塞尔协议过于注重信贷风险，商业银行通过贷款证券化调整资产组合，在银行盈利能力增加、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逃避这一监管成为很多银行的共识。为此，当资本充足率成为主要监管手段的同时，银行的风险在增加。当监管机构意识到银行的风险加大时，虽然也改进了监管方式，特别是对表外业务的监管，但是，监管总是落后于银行业务的创新，银行领域的风险因此没有得到控制。
(二)监管本位主义使间接金融领域的风险转移到直接金融领域。
虽然越来越多的银行涉足各类金融市场，但是银行的监管机构不仅无法获得监管所需要的所有信息，而且其监管权力也不能覆盖被监管机构的所有业务，为了保证被监管机构的安全，往往以将风险赶出银行体系为导向，其结果是风险转移到了直接金融领域。资产证券化是银行将风险转移到体外的一种方式。巴塞尔委员会从1992年以来八次提出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报告，其原则就是控制资产证券化给银行带来的风险，只要证券化资产已经出售或风险已经转移，就不应在银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范围内。所以，次贷危机中倒闭与损失最大的是证券行业，而不是次级贷款发起的重要源头——商业银行；其次，金融监管机构努力做好自己的业绩而忽视系统性风险。早在2004年初，美联储已经注意到贷款机构放松贷款标准进行贷款活动的行为，但为了追求经济的发展、鼓励消费，美联储较为支持包括可调整利率房贷产品在内的另类贷款、次优贷款产品的开发与使用。
(三)直接金融是金融监管的薄弱环节。
长期以来，美国的自由市场理念使金融市场受到比较少的监管，特别是在抵押和信贷市场领域，监管存在空白。信用评级被认为是市场揭露风险的最好工具，无论是金融机构还是金融市场的监管都倚重于信用评级的基础。特别在美国监管薄弱的抵押贷款市场中，评级更是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信用评级体系存在较大弊端，尽管在安然事件后信用评级体系的问题已经引起重视，但始终没有彻底改革。信用评级机构是市场公信力的象征，但其运作的商业模式使它必然偏离市场准绳的职责。一方面，被评级机构是评级机构的客户，不仅购买其评级服务，而且还购买评级机构提供的附属服务，如咨询等，评级机构的商业利益使评级蒙受道德风险；另一方面，多个评级使评级变得不可靠。几乎所有的被评级债券都选择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评级公司进行评级，然后从中选择一个最佳的结果作为自己的评级。信用评级的失灵，使直接金融监管存在的基础动摇。
四、金融结构逆向倾斜下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
(一)监管重心移向直接金融。
直接金融在自由市场理念下，比银行等存款机构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所以当金融现代化法案出台大力推动直接金融的发展时，原有的监管结构并没有被认为存在问题。危机的出现改变了监管者的理念，政府干预与监管被认为是保证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手段。美国此次监管改革，改变原有的机构监管和功能性监管，以市场稳定和消费者保护为己任，以金融活动为监管结构导向，撤并金融监管机构，催生美国三大金融监管体：美联储担任“市场稳定监管者”角色，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成立“金融诚信监管者”，负责银行业的监管；成立“商业行为监管者”，负责规范商业活动并保护消费者利益。这种监管结构，形成一种大市场的概念，由监管机构来监管市场的稳定。所有的被监管对象都是这个市场的参与者，无论银行还是非银行金融机构都是金融活动的主体，他们的诚信和行为规范受到监管。这种结构被美国财政部认为是最佳的监管结构。
(二)调整直接金融的监管职能配置。
一方面，增加美联储监管直接金融的功能。《现代化金融监管结构蓝图》的主要内容是扩大美联储的权力，使其可以依法直接监管并干预直接金融领域。在蓝图的短期计划中明确美联储可以向非存款机构提供贴现，这是自1933年以来的首次突破。在蓝图的长期计划中，美联储改变传统中央银行的角色，成为以宏观经济稳定为目标，监管整个金融体系的超级监管机构。另一方面，增加直接金融的监管机构。由于次贷危机在2008年9月急剧升级为金融风暴，美联储批准美国仅剩的摩根士丹利和高盛集团从投行转型为传统的金融控股公司，这意味着他们不再只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监管，而是将受多家联邦监管机构更为严格的监管。除其母公司受联美储监管外，还将受到美国财政部金融局、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监管。
(三)再造直接金融的“最后贷款人”。
尽管直接金融体系的“最后贷款人”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但次贷危机发生后，美联储在没有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就联手政府向直接金融注资，成为直接金融的最后贷款人。由于以市场为导向的直接金融产生的危机方式不同于银行体系，为此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改变了传统“最后贷款人”的做法，以多种形式注入资金，除了借贷资金给陷入清偿危机的金融机构外，还通过帮助房主还贷、收购股票、安排其他金融机构注资等方式达到挽救濒危金融机构的目的。
五、我国金融监管与金融结构的调适
(一)监管的整体逆向倾斜尚早。
我国的金融增长主要是被动地适应经济市场化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来源于金融自由化。直接金融在我国迅猛发展但尚未占主导地位。间接融资增加额还大大超过直接金融，我国金融结构总体处于银行主导型的正向倾斜，根据James Barth(2008)的测算，中国的银行资产与股票市值加债券总值之间的比值为1.2，而美国是0.3。可见我国的金融逆向倾斜度不高。其原因是我国直接金融领域相对发展比较滞后，金融市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时期不长。而且在我国的金融体系中，国有银行占据最大的市场份额，我国企业习惯向银行融资，这些特点都决定了我国最近和未来几年的金融逆向倾斜不会突然加大。
(二)在局部地区的监管逆向倾斜。
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我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的程度最高，中部其次，西部最小。在某些地区集中了较多的金融资源，金融非常发达，形成了金融中心城市。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远远领先其他省市，同时由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国家战略，其发展与监管模式不宜在其他地区推广。对金融中心城市市场单独施行监管，必将是“块状”监管，即监管主体、对象、措施、手段不同于我国其他地区。金融市场的“块状”监管既有利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有利于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与整体的监管不同，金融中心城市的监管突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市场行为的监控以维持金融稳定。
(三)为逆向倾斜下的金融监管作准备。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全面开放，面临着外来金融机构的激烈竞争，我国目前的分业经营受到质疑，商业银行正尝试通过资产证券化等创新和改革进入直接金融领域。鼓励证券机构创新，使证券业有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可以预见直接金融在未来几年会有一个质的飞跃，需要从监管体制上为此做好准备。
一方面，改革联席会议制度，为联合监管做好准备。我国2000年建立了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的联席会议制度，但该制度一直没有真正得到执行。其主要原因是联席会议是论坛式的，组织松散，对于召开和出席联席会议的职责规定不明确，联席会议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为此应当改革该制度的运行方式，联合建立常设机构，为联席会议的制度化打好基础。通过该制度，监管者不仅可以得到很多信息、资源的共享，而且能为成立联合监管机构准备条件。此外，在加强联席会议制度的同时，通过立法赋予监管机构合作责任，并予以监督。即监管机构应当另有监督机构对其合作行为进行监督检查。人民银行有一定的超然地位，虽然人民银行没有权力强制三个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但是对人民银行可以从维持金融稳定或化解系统性风险出发，对监管机构的非合作行为进行监控，建议监管机构提出并上报国务院。
另一方面，培养直接金融的“最后贷款人”。监管分为预防性监管和补救性监管，虽然人民银行并不涉足对直接金融的预防性监管，即准入监管、业务监管，但是在2008年7月出台了《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明确了人民银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持金融稳定的职责，人民银行对直接金融有补救性监管的职责。“大而不倒”同样适用于直接金融领域，所以，当直接金融领域出现问题，出于稳定金融的责任，人民银行将充当“最后贷款人”。对于这一全新的责任，人民银行应尽快建立多层次的准备制度，在不同等级的危机出现时作出相应的反应，而不是一味地等待挽救垂危的问题金融机构。同时人民银行和直接金融监管机构既要分清责任，又要互相配合，成为合格的“最后贷款人”，为直接金融的金融安全网建设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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