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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成立，在社科情报界，这无疑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件。即使对于整个图书馆学情报学，甚至对于中国社会科学，这一事件的意义也不可小觑。但是，由于世界性社科情报事业发展轨迹的改变，中国社科情报学会成立的意义被人们严重低估了。图书情报界对这一学会的知晓度不高，社科情报界内部也未能很好地揭示这一事件的意义。
中国社科情报学会成立的宗旨，是组织各系统的社会科学情报工作者，共同研究与推动社科情报事业。学会的成立的确也起到了这一作用。广大图书情报工作者看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情报资料工作》成为了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的会刊，会刊的存在，使处于低迷状况的社科情报理论至少还有一个阵地，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能在此积聚、交流，这对社科情报事业就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另外一件大事是推动了国家社科基金设立“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很好地纪念20年前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的成立。
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在1980年代的出现，不是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情报学内部学科分化的产物。中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发展的最重要的背景，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的变革。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科学，有太多的经院式研究特征。理论研究者无法参与社会发展的决策，只能在“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的框架中做学问。而这种经院式研究对信息的需求，一般属于比较“软”的或可有可无的需求。中国社会科学的变革使得研究者更加面向应用，面向社会与经济发展。而应用型、面向决策的研究，其信息需求更加接近自然科学，是一种“硬”的需求。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的成立，是中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形成规模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对学科信息的需求达到一个新高度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的成立，也是社会科学界的一个重要事件。
对社会科学领域的情报学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在我国出现得很晚。1957年国内刊物上曾有人撰文介绍前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基础图书馆的情况，这也许可算是最早介绍国外社科情报机构的文章。1979年，介绍国外社科情报理论的文章开始发表。1980年起，立足国内研究社科情报问题的文章出现了，如《关于开展国外社会科学情报研究工作的一些意见》[1]、《对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几点看法》[2]，等等。这批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我国社科情报理论已开始出现。1980年代是中国社科情报理论步入健康发展道路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刊物《资料工作通讯》更名《情报资料工作》后，社科情报理论研究正式有了自己的阵地。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纷纷效仿中国社科院成立情报所，扩大了社科情报事业的影响，同时也吸引着更多的人投身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社科院情报所系统的许多情报刊物，如《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国外社会科学快报》、《国外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情报资料》、《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都刊载过许多社科情报理论方面的译文和论文。中国社科院情报所和地方社科院情报所的理论工作者结合实际的社科情报服务研究社科情报理论，他们在1980年代早期成为中国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主力军。在1980年代中期，高校图书馆学情报学师生开始关注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中国人民大学的赵惠丰、梁邻德，华东师范大学的陈誉、宓浩，以及他们的学生，成为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活跃分子。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社科情报专业，华东师大设立社科情报的硕士研究生，作为该系的特色专业。1983年以后，社科情报学术论文数量迅速增长，教材、专著不断出现，研究的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了。如宓浩、黄纯元合作的《试论我国社会科学情报工作的发展道路》[3]、《发展战略和突破口》[4]等论文，将社科情报理论带入宏观的事业研究层面。1989年陈誉、范并思的《中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的历史方位》[5]一文，标志着社科情报理论进入到研究社会科学自身交流问题的层次。1986年中国社科情报学会成立后，中国社科情报理论界有了更大的动作，即申报了三项国家社科基金“七五”重大课题。其中由中国社科院情报研究所的易克信、赵国琦主持的“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吸收了当时国内社科情报所和高校的大部分理论中坚，有20多人实质性地参与了这一课题的研究。经过4年左右的努力，课题组对社科情报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进行了一次最为系统的研究。这一研究的成果《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6]，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理论基础的坚实性超过了当时国外同类著作。由于这批国家社科情报重大课题的推动，在1988年—1992年间，中国的社会科学情报理论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90年代初，武汉大学获得情报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后，彭斐章教授开始指导社科情报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在更高的层次上探讨社科情报的理论与方法。武汉大学师生在1990年代出版了《书目情报需求与服务研究》[7]、《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8]等一系列研究“书目情报”的专著，拓展了社科情报研究的领域。
中国社科情报学会成立后，虽然在几大国家课题的推动下，社科情报理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隐含的危机也悄然来临。有两个原因直接导致社科情报学科建设的下滑：
(1)从全球范围看，早期社科情报理论崛起的基础是情报学对社会科学情报需求的特殊性的严重忽略。在前苏联东欧国家，以维诺格拉多夫为代表的社科情报学家就认为，由于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的深刻联系，社科情报也就有了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苏联社科情报工作各个方面的基本原则。此类代表作有《意识形态斗争和社会科学情报的发展问题》[9]。西方国家，美国心理协会、美国经济协会、英国巴思大学等分别开展的社会科学情报调研，都是以研究社会科学信息需求的特殊性为由的，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也是围绕社会科学情报的特殊性展开的。德哈尔特的《社会科学情报的特点》[10]集中表现了这批成果。但进入1990年代后，一方面前苏联东欧的剧变使社会科学领域的意识形态对立趋缓，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完全改变了社会科学信息用户在现代信息服务中的被动位置。计算机支持的大型全文数据库具有包括全文检索、引文检索在内的各种检索方法，很好地解决以往社会科学家对信息服务的各种抱怨。特定学科对检索的特殊要求在功能强大的计算机检索系统前面已经变得微不足道。在此背景下，社会科学情报需求的特殊性这一社科情报研究的重要根基不复存在，人们对社科情报理论的兴趣逐步下降也就是必然了。
(2)在国内，我们还面临各地方社科情报所的发展方向问题。我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在1980年代的发展高峰与各地建立社会科学情报所相关，1986年成立社科情报学会，虽然号称“五大系统”，但主体无疑是社会科学院系统。社会科学情报所的建立为社科情报理论提供了研究的大本营，许多课题、讨论都出自这些部门，此外，也有一大批社科情报的研究者出自社科情报所。但我国的地方社科情报所自成立开始就存在着如何“定位”的问题：如果社科情报所偏重文献信息服务等基础性工作，它们的工作很容易与图书馆重叠；如果社科情报所侧重于情报研究，特别是具有本地区特点的情报研究，它们的工作很容易与专门性研究所重叠。这种重叠的结果，就是在社科院进行机构调整或机构精简过程中，社科情报所很难获得生存的理由。因此在1980年代后期开始，各地社科情报所纷纷进入“关停并转”的阶段，有些被并入图书馆，有些被改为专门性研究所。不论如何变动，都对专门社科情报机构产生实质性冲击，并影响到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进行。
与图书馆学和科技情报学相比，社会科学情报学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学科。理论研究起步晚，研究队伍力量薄弱，刊物数量少，其国家级学会也是直到1986年才成立，较其它学科晚了很多年。而学会成立后，还没有来得及更多地组织学科理论建设方面的工作，就因社科情报事业发展的困难，使理论探索停了下来。时至今日，在图书情报学科发展趋势非常好的大背景下，社科情报的研究成果已经极难得见到了。
那么，在今天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发展社科情报学的理论，推动这一学科的学科建设呢？
(1)应该改变那种将社科情报局限于社科院系统的想法，在整个图书情报档案领域开展社科情报研究。1986年中国社科情报学会的成立，打出的口号就是组织“五大系统”的力量共同发展社科情报事业。这一思路是非常正确的。但从当今社科信息服务的现实看，局限于若干个大系统的思路仍有一定局限性。在学科交叉发展的今天，可以说包括科技情报所在内的所有信息服务机构，都具备了一定社会科学信息服务的资源与服务能力。除了传统图书情报机构外，新兴的数据库提供商、网络信息提供商等，也已成为社会科学信息的重要提供者。中国社科情报学会应该要有将这些力量组织起来的愿望与能力。
(2)完善组织结构，努力形成更大的研究队伍。中国社科情报学会成立20年了，还有许多省市区没有成立省级分会。学会应该将成立省级分会作为完善组织结构的第一步。成立中国社科情报学会的省级分会，也应打破陈规，如果有的省市社科院情报力量过于薄弱，可以考虑将托管单位设在省图书馆、甚至省科技情报所或重点大学图书馆。只有组织结构完善了，学会对学科的组织工作的优势才可能发挥出来。
(3)改善社科情报理论研究的组织与管理。尽管当前社科情报理论研究极为不景气，但值得探讨的问题应该说还是相当丰富的。如何利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个大课题，我们所研究的最多只是皮毛。现在的问题是因为缺少有效的组织与管理，社科情报研究平台无法形成，研究力量无法聚积。因此，学会有必要认真研究对策。例如，一年一度的学会“年会”应该更好的组织与宣传，会议主题选题更加有针对性，会议议程更好地策划。又例如，学会可发挥其影响力，在一年一度的国家社科基金指南中增加明确的“社科情报”类题目，以鼓励更多的研究者投身社科情报研究。
收稿日期：2006-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