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职业道德建设与“双效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益论文,职业道德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出版职业道德是衡量“双效益”的天平。出版职业道德建设是市场经济转型与出版机制改革过程中重新提出来的老问题。只有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坚持出版物的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的“双效益”原则，才能使出版从业人员在“义”与“利”冲突的时候，勇于舍小利取大义，在经营中善于积小义（利）为大义（利），化无义（利）为有义（利）。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思考，而且更需要出版界同仁同心协力地进行实践上的探索。
关键词 出版职业道德 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业衡量图书这一特殊商品价值的整体标准。
如何在图书策划、编辑乃至出版、发行的过程中，都坚持以“双效益”，即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的标准作为每个环节的目标规范和成果考量？这是我国出版业同仁们正努力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寻求解决的重大课题。
天平的运作也许能启迪我们的新思路：如果我们将“双效益”视作天平两端上的秤盘，将出版职业道德建设作为连结天平两端的中轴，或许我们能较为容易地取得均衡的“双效益”，避免畸轻畸重的失误。
商潮汹涌，“下海”者获利丰厚，经济大潮造成的贫富反差，猛烈冲击着曾经长期无须忧虑经济效益的出版业。在一些同行心目当中，原来只向社会效益倾斜的天平，忽喇一声倒了个，变成只向经济效益倾斜，从“向前看”转为“向钱看”了。他们认为，既然出版社是企业，图书是商品，经营者追逐经济利益，天经地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成为出版职业道德观念淡薄者舍“义”取“利”的遁词。而这种价值取向正是低劣图书屡禁不绝的根源。为了追逐经济利益，他们不安心本职工作，置传播精神文明使者的职责不顾，俨然以一个书商的身份往来奔走于各出版社之间，进行不合法交易；为了追逐巨额利润，他们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热衷于出版猎奇揭秘、曝光内幕、封建迷信等所谓黄色、黑色、灰色的低品位图书，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这种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社会效益的作法，有违出版职业道德。对于这种不良倾向，纠正的办法，除严明出版纪律之外，还必须加强出版职业道德建设，使出版工作者自觉以宣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宣传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为己任，坚持出版物的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的“双效益”原则，为广大人民提供更多的优质精神食粮。
见利忘义的错误倾向理应及时纠正，不讲求经济效益的保守经营也已不可取。金钱绝对不是万能的，可是在商品经济浪潮席卷全国的新形势下，出版社如果不在实现经济效益方面更上一层楼，不仅不可能出版更多更好的书，创造更多更好的社会效益，而且难以遏止优秀人才的流失。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只讲义、不讲利的职业道德教育往往由于跟不上新形势的发展，而变得苍白无力。
这是否意味职业道德建设在出版业改革中失去应有的作用？不，这只意味着它也需要随着出版业的改革更新观念、更新内容、更新形式。
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同时，必须注重经济效益；在“双效益”的天平上，努力寻求二者兼顾、“义”“利”双收的均衡点，这应该成为出版职业道德建设的一项新观念和新内容。而变无形为有形，将迄今仅仅停留在口头感化上的职业道德建设，扩展为操作性极强的出版管理条例，使其法制化；在出版业厉行倡廉肃贪，则是出版职业道德建设的新形式。
不言“利”者不一定就是“君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首先指的是道义规范，其次也包括经营谋略。古往今来，遵循合法、合情、合理之“道”，“义”“利”兼收的儒商不胜枚举。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新三字经》就是最好的例子：首次印行达3000多万册，国内20多个省市争相前往租版印刷，好评如潮，海外传媒亦有口碑。《新三字经》社会效益卓著，经济效益丰厚，成为近年“双效书”出版的范例。它雄辩地证明，基于良好的出版职业道德，完全可以实现“双效益”。
毕竟，像《新三字经》这样大义厚利的“双效书”不多，在纷杂繁扰的编辑生涯中，人们最常见而又最难处理的倒是诸如大义小利（或无利乃至大亏）、小义大利（或无义）、乃至小义小利、无利无义之类选题造成的矛盾。——有“利”损“义”的选题我们理应毫不犹豫地摒弃，在此毋庸赘评。处理这些矛盾，既需要有“慧眼识英雄”的水平和眼光，辩证地鉴别其间的真正价值；更需要有“君子取之有道”的道德规范和统筹兼顾的经营谋略。在“义”与“利”冲突的时候，勇于舍小利取大义；在经营中善于积小义（利）为大义（利），化无义（利）为有义（利）。
出版社负有弘扬民族文化，礼赞真善美，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提供优秀食粮的光荣使命。这就要求出版从业人员具备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念和良好的业务素质。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念，有助于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矛盾统一体中，作出二者兼顾的最佳选择，或者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恰当取舍。良好的业务素质，则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实现和提升“双效益”。因此，搞好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的建设，已经成为当前出版社进行政治思想与业务水平建设的两大首要工作。下面仅就进一步搞好出版职业道德建设提出两点建议，与出版界同仁共勉。
（一）出版社领导应当切实坚持出版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的政治方向，准确把握出版物的属性，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当前，各出版社都在进行改革内部运作机制的尝试，改革的目标是为了搞好双效益。可是，如果对社会效益只泛泛而论，权当软目标、虚目标；却对经济效益锱铢必较，加码苛求，务要当作不如期完成任务则扣罚的硬目标、死目标，这种“改革”的尝试最终往往导向见利忘义的邪路。许多牺牲图书出版质量和社会效益而育目追求经济效益的事例，就是在这种错误导向下产生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图书虽然具有一般商品的属性，但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图书还具有意识形态方面的特殊属性。因此，图书出版体制固然应当向企业管理体制逐渐转化，但是确保图书产品的正确或者至少无害的意识形态特性，却始终是出版经营不同于企业经营的最大区别之一。在两个效益的关系问题上，出版社领导应当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在此前提下，重视并带头争取良好的经济效益，成为实现优良双效益的模范，以此带动全社员工的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的建设。
（二）出版从业人员、尤其是直接审定图书质量与水平的编辑人员，需要继续加强思想政治修养、基础理论修养和语言文字修养，树立多出精品、正品，不出次品、劣品的职业道德。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又是艰苦细致的创造性劳动。在近年出版机制的改革探索中，编辑还前所未有地肩负起完成相当数额的利润指标的新任务。对所编图书的政治标准的考量、业务知识的鉴定和利润指标的实现，成为新形势下编辑工作的三位一体的主干内容。在这种情况下，编辑自身的思想政治修养、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便与所编图书的质量、水平和双效益密切相关。编辑人员只有不断优化政治思想修养和职业道德，才能把握时代脉搏，强化超前意识，通过编辑诸环节中的严谨求实，在编辑工作中充分发挥实践性、导向性、服务性的功能，实现编辑的价值。
出版职业道德建设是在市场经济转型与出版机制改革过程中重新提出来的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思考，而且需要实践上的探索。让我们同心协力，双管齐下，促进出版职业道德建设，出版更多、更好的“双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