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三种力量理论及对我国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配置论文,三种论文,高等教育论文,现实意义论文,力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549（2008）06－0019－05
一、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三种力量理论
20世纪80年代，克拉克（Clark，1983）曾经对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在政府权力、学术权威和市场三种势力间的分布做过描述，利用这一分析框架，我们认为，高等教育微观主体行为具有制衡作用的三种力量（即市场、政府和学术①）不仅影响资源进入高等教育机构，而且影响资源的转换使用和产出方式。这三种力量的关系和制约方式可由下图表示：
图1 三种力量制衡示意图
二、不同体制下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计划与市场
（一）计划体制下的教育资源配置及其效率
“三圈”模型建立在市场经济制度之上，能够解释一般状态下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现象，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只存在一个主要配置力量（即政府力量），使得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具有高度计划性，主要表现在：（1）高等教育的供需均受控制和约束，导致外部资源配置失衡；（2）缺乏激励和竞争机制，成本最大化，人才培养窄口径，导致内部资源配置失衡；（3）内外资源配置失衡的结果是导致高等教育规模不经济，配置高度计划性，效率低下，人才垄断壁垒高。计划体制下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与约束分析模型可由下图表示：
图2 计划体制下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与约束分析模型
资料来源：康宁：《中国经济转型中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制度创新》，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二）市场体制下的教育资源配置及其效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由深受政府影响到逐渐以市场力量为核心，是一个资源配置优化的现象，它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综合绩效。在市场条件下，市场力量内生于大学组织和运作过程之中，对主体行为产生影响，而政府力量则表现为依法对行为主体与大学组织进行调控，从而确保有效率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以市场力量为核心进行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并不是要完全摒弃政府的作用，而只是改变了政府作用于资源配置的方式。应该看到，高等教育完全依靠市场提供不可能很好地平衡供求关系，而市场对教育的介入也并不意味着削弱了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监控功能。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和边际成本为零的物品，需要由政府集中决定它们的供给，或者由政府协助组织它们的供给，自由放任的、分散的供给方式是无效的。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和其主旨就在于弥补市场的不完善，矫正市场失灵。事实上，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市场和政府都会有失灵的情况，因此二者应当是一种相互补充和交替发挥作用的关系。政府的监控是需要成本的，只有政府干预的成本小于自由市场交易的成本，并且也小于由干预所带来的社会收益时，政府的干预才是有效的。
市场体制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与约束分析模型可由下图表示：
图3 市场条件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激励与约束分析模型
资料来源：康宁：《中国经济转型中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制度创新》，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三）从政府主导走向市场调节：转型期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
当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发生改变时，与之相关的社会资源的配置也将面临重新选择。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高校教育资源配置主体系统的形成完善也是一个渐进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是一个社会与学校力量的不断回归替代政府控制的资源配置的过程。通过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微观层面——大学存在的三种力量（学术、市场和政府）的考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转换过程，实质是配置力量不断调整与选择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是原有政府管制的资源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让渡给其他配置主体，如被市场机制替代的资源、回归学术力量的资源、新规制下的政府对那些难以内部化的外部性因素进行干预的资源等②。
当经济体处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时，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会随着政府以及市场力量之间的对比而不断变化。一般而言，随着政府主导力量逐渐被市场主导力量所取代，市场手段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转变不仅凸显了市场力量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转型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对效率的追求。
当然，由于转型期并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而渐进转轨的长期性和过渡性特征决定了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在转型期中可能存在某些“真空”。从根本上说，这些“真空”的存在，绝大部分时候与产权边界的缺失密切相关③。例如，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主体系统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高等教育投资主体的缺位④、学校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失位⑤ 和政府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系统中的错位⑥ 等。
三、“三种力量”与“相对均衡”：基于中国国情的解读
克拉克建构的高等教育发展的“三角协调模式”无疑向我们展示了一种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可资借鉴的思路，但是每个国家国情不同，社会文化的特有禀赋不同，这就决定了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下的现实选择可能存在某些差异性。实际上，在克拉克的高等教育“三角协调模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各有不同的偏向和价值取向：前苏联偏向政府权力，美国偏向市场机制，意大利偏向学术权威，还有一些国家则处于这三股势力之间。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等教育“三角协调模式”中，究竟哪一点代表着最优的组合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在美国，与自由市场理念相适应的是市场权威；在前苏联，与中央集权相适应的是政治权威；在意大利，与大学自主理念相适应的是学术权威。
图4 高等教育“三角协调模式”及国别差异
对于处于转轨经济过程中的中国而言，在考虑“三种力量”的合理组合时，必须考虑到转轨经济中所具有的特殊国情，政府、市场、大学三者之间的权利平衡并非简单的平均分配，而是要根据中国当前特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禀赋以及中国当前所处的特殊历史进程，来客观地选择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组合模式，最终实现良性制衡与互动发展（陈雨露，2007）。由于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是典型的“后外发型”，这种教育的现代化并不是直接由传统教育的内部需求自然演变而来，而是在外力的压迫下强行生成，因此，在这一进程中，“学习西方”与“自我回归”是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两大突出特点。这就决定了在考量政府、市场与高校之间的关系时，不能简单地照搬某个发达国家的现成模式，而应该结合中国国情，走有中国特色、最能够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的发展道路。在国际经验借鉴和中国国情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发现以下两个方面对寻求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市场化趋势，但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历程来看，国家很少把高等教育完全交给市场，实行自由放任的高等教育发展思路。政府过多的干预固然给大学的发展带来障碍，但是面对市场机制所固有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将高等教育完全交由市场同样是不可取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危险的。因此，就高等教育而言，纯粹的市场既非理想的状态，亦非现实的存在，真正运作的是一种准市场的机制。
在我国，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自此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逐步扩大。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高等教育与生产、市场的隔离状态逐步被打破，高等教育中纳入了越来越多的市场化内容，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市场调节特征。当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近代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迈进，高等教育运行过程中市场力量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调节作用，这一方面缓和了政府控制与大学自治之间的紧张关系，政府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利用市场手段间接地影响大学，把高等教育某些基本方面交还给市场调节，使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效率安排有了微观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面对市场机制所固有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政府通过宏观调控以确保社会基本目标的实现。这二者相互影响和制约，就形成了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与大学关系的三个基本特征：院校自主、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
第二，在政府、市场和高等教育三者之间，政府扮演着关键角色，因为政府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大学自主与市场力量的发挥程度。弗兰斯·范富格特认为：政府介入大学运行之中，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起促进作用的国家”和“起干预作用的国家”；“合理的政府调控行为”可分为三种类型：纠正市场失灵、促进资源分配和刺激社会文化生成。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表明，各国政府在高等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已逐步由以往的计划控制转向引导监督，由以往对高等教育系统的支持转变为对消费者的支持。同时，政府作为国家意志的代表，直接或间接地对培养高级人才的大学施加影响，也有利于全面贯彻国家的宏观发展战略意图。
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从原来的被领导与领导的关系逐步转变为不同的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政府是大学最主要的支持者和指导者，大学则在政府监督、引导和支持下发挥相应职能。因此，政府应根据社会全面持续发展的目标，协调同大学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宏观调控促进高校资源优化配置。同时，政府在财力范围内，应该进一步维持在高等教育资金供给中的主导地位，缓解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阶段的资金压力。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寻求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最优解”并不能照搬某些国家的经验，试图在三种力量之间寻找一个绝对的平均数，而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所处的历史阶段，客观评价不同力量所能发挥作用的时间和空间，在时间上是适应历史的发展，在空间上是适应国情，从而在不同力量的“相对均衡”中实现高等教育的合理配置。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相对均衡”具体表现为：院校自主是立足点，市场调节是基础，政府调控是关键。我们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由深受政府影响到逐渐以市场力量为核心，是一个资源配置优化的现象，这并不是要摒弃政府的作用，而只是改变了政府作用于资源配置的方式，即政府力量表现为依法对市场机制和大学组织进行调控，从而确保有效率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因此，政府的调控和引导功能通过市场机制的延伸并不是弱化了，而是强化了，而且这种强化完全区别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直接控制，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有效率的强化。以高等教育财政为例，政府拨款是直接的支持，而在政府引导下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的建立则是间接的支持，前者是经济的供给，后者是制度的供给，二者相得益彰，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和大学学术独立的前提下，实现了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
收稿日期：2008－4－6
注释：
① 政府力量是指政府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上的基本方式和表现形式，学术力量是指内置于高等教育微观组织中对人力资本投资具有特殊影响的治理方式，而市场力量是指与学术力量和政府力量相对应的直接对大学组织内部结构发生关系的配置力量，它是作为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制度在大学组织层面上的直接体现，同时它作为无所不在的基础性力量对政府力量和学术力量起到广泛的制约作用。
② 这个过程一直没有停止，主要是外部使然，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尚未完成，在市场上形成的一系列制度结构还未完善，政府作为配置资源的主体之一的新角色还未到位。
③ 不同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主体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且有其相对独立存在的条件，有其明确的作用边界，这种作用的边界是由高等教育资源的产权边界决定的。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中，确立在法律制度框架下的行为重构，是学校、政府和社会三种配置力量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相对优化的基本条件，也是约束条件。
④ 当前，我国社会参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缺位主要表现在缺乏强制企业参与高等教育投入的有效机制，使得企业参与高校社会化服务的力度欠缺。一是缺乏强制企业参与高等教育投入的有效机制，二是企业参与高校社会化服务的力度还不够。
⑤ 在传统计划体制下，中国高校的地位只是国家行政机关上的一种附属物和资源的消极接受者，不能成为资源的配置主体。随着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深入，虽然高校已经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主体，但从当前我国高校在资源配置的作用来看，高校在资源配置中还存在失位现象：首先，高校自身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大大弱化了其作为一个独立主体在高等教育配置主体系统中的地位；其次，高校不能有效利用其资源参与社会交换，获得增值。
⑥ 政府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的错位现象表现在：政府超越了自身的作用范围，不仅充当了高等教育管理者的角色，还充当了高校办学者角色，涉足到了本来应该属于企业和高校的范围。而且，政府的角色错位弱化了其对资源配置的力度，也压抑了高校的办学活力，阻碍了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和高校管理的积极性，延缓了社会各种教育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成长，也使得高校的资源分配难以按照市场规则进行正常配置和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