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理论中的“军阀”概念之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阀论文,中共论文,概念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2)01－0063－11
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大量外来语亦随之而入并逐渐中国化，从概念史角度对其形成与变迁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学界分析历史现象的重要方法之一，“军阀”一词也不例外。对于“军阀”这一概念内涵的变化，已有许多学者做过考释①，很值得参考。然而，同一个概念，除了在不同历史语境所指不同外，在不同个体或团体的话语系统中，亦往往有着独特的内容，并且承载着相应的观念变迁。例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共理论中，“军阀”一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概念，在不同历史背景之下，其意义有何变化，对此学界甚少论及。因此，在中共理论范围内，这个概念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分析中共理论中“军阀”概念的演变，既可为“军阀”一词提供另一角度的理解，也可从特殊面相观察中共理论概念的变化历史。
一、近代“军阀”概念的形成
“阀”字在古代汉语中指有功劳或有权势的家庭，而“军阀”一词汉籍古语中亦已有之。从语义学的角度看，“军阀”一词的意蕴在唐朝即已出现，《新唐书》载：“郭虔瓘，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迁累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金山道副大总管。”②《玉海》记载更为详细：“郭瓘，开元初录军阀(二年四月庚申)，累迁左骁卫将军兼北庭都赐衣一袭薛讷，破吐蕃于武阶(开元二年十月甲子)帝命紫舍人倪若水即军陟功狀拜讷左(一作右)羽林大将军(一云十月癸未)”③。两则史料的记载稍有出入，但均显示唐人所谓的“军阀”是从军事角度出发的，意思为军功，但与社会的上层地位有很大的关系。这显然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有关。唐代由于采用科举政策，世族和庶族的社会地位有可能发生变化。实际上，科举制度仅是为庶族开通了一条通向上层的道路，而世族凭借门第、文化传统的优势、长期以来所建立的关系网，依靠科举世族跻身于政治上层的机会远大于庶族④。所以，社会上的门阀观念并没有因此消亡，反而延续了下来。而主要依靠世族不屑一顾的军功跻身于社会上层的庶族为了提高名望和政治地位，也热衷于修著谱牒，以便得到特权阶层的认可。可以说，唐代的“军阀”在直接含义上，是军事意义的，间接含义上才是政治意义的，但无论如何，“军阀”是唐代时人成为特殊阶层的一个条件，这也是“军阀”一词的含义后来演变成凭借权势造成特殊地位的军人或军人集团的原因。
近代“军阀”一词与古代“军阀”一词形同意异，但其意蕴在古代亦有，只不过不是以“军阀”这样一种字面表达方式，而是以“藩镇”“群雄”“阀阅”等字形的面貌出现。在“军阀”一词从日本引进之前，近代大都是以“都督”一词来表达的，其观念演变上的指涉，是在“文人当政”和“武人当政”、“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关系中定位的。例如，李大钊在1913年分析当时的形势时就说：“共和后，又有所谓建国之勋者矣。其今日一榜，明日一榜，得勋位、嘉木、上将、中将者，要以武人为多，而尤以都督为横，以其坐拥重兵，有恃无恐，上可以抗中央，下可以胁人民。……革命之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⑤“都督”——民初“军阀”的早期雏形，它的社会身份此时定位在拥有一定地盘、相当大的军权、占据一定政治地位的个人。这种以个人姿态出场的“都督”，尚未被人看成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阶层，也就是说，它还不是阶级意义上的概念。但是，对都督和其行为的修饰词语，已表明了社会上对都督这种军事势力和军人专政的不满，“都督”也就由一个中性词变成了蕴含贬义色彩的词语。
从“都督”到“军阀”的演变具有一定的过程。古代早已出现过的“军阀”一词，在近代重新被拾起并赋予新的含义、加以新的运用，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
近代意义上的“军阀”一词，是由梁启超从日本翻译而来的。据康有为的学生任启圣记载：“某年徐(徐勤——引者按)在沪请天游同学三数人晚餐，余亦在座。余偶提军阀二字，徐高声说：‘军阀’二字，由梁任公翻译而来。日本军人可称阀，概皆幕府子弟。若中国军人都是穷光蛋，何阀之有？只可称军人，不能称军阀也。”⑥日语中“军阀”一词写作“軍閥”，实际上，其概念早在幕府军人与政党势力争斗时已有贬义。梁启超曾记载一个日本人的话，对“军阀”一词具有贬义色彩的原因作如是分析：“某君曰，我日本之有政党，本起于维新时代，萨长土肥四藩及东北人士咸有功于王室，而萨长二藩，凭藉尤厚，遂据要津，行藩阀专政政治，盖武门秉政，实我日本八百年来历史之遗传性。旦夕未能骤革也。于是士佐及东北人士咸怀不平，思起而抗之，此政党所由起也。”⑦据徐勇研究，“阀”字本身在19世纪末期的日本成了专制垄断和压迫的代表词，其组合的“阀”语族也含有强烈的贬义色彩；在日本大正时代初期(1912～1925)，日本报刊中有不少抨击军阀横暴和专政的文章，多与军人与政党之间的争斗有关⑧。尽管日文中“军阀”一词已从中国古代的褒义词扩展到贬义词，但前引徐勤的话表明，其社会身份的定位仍然依据的是社会财产和社会地位，这就和中国古义的“阀”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仅从这方面看，并不具有贬义色彩。只不过，由于近代民主观念的兴盛，以日本的军人势力为主要代表的专政制度和专制势力，也就成为该国民众着力抨击的对象，“军阀”一词被抹上贬义的色彩也就不足为怪了。
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在西方冲击下开始被迫向现代转型，然而，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辛亥革命后，并未建立起一个民主的现代国家，反而面临着李大钊所担心的中央衰落、军人专政的封建局面。这种情况在一些国家中都曾经历过，尤其是封建色彩极其浓厚的日本，中国此时的情景与日本的幕府军人专政有相似之处。庚子之役后，中国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日本，深受日本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梁启超将日本的“军阀”一词翻译过来，并借此来抨击中国军人专政的政局，似乎合于国人的心理期待，虽说这种语际跨越已使“军阀”概念所指的具体对象、涵义有了很大变化⑨。
然而，在五四运动之前，“军阀”一词并没有被广泛地使用，检索《孙中山文集》、《李大钊选集》、《陈独秀选集》、《恽代英文集》等资料，使用“军阀”的次数分别为0、3、0、0次⑩。五四运动以后，“军阀”一词的使用次数开始增加，但直至中共二大前，也并不是那么显著。根据同样的文献检索，恽代英使用了6次，陈独秀使用了26次，李大钊使用了12次，这与中共二大后对“军阀”一词的高频率使用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反映出一个旧词新意的概念被当时的社会接受和推广需要一个过程，亦表明了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民主革命潮流的高涨，民族和民主主义情绪开始聚集，国人对于政治局势和政治事件已不是冷漠处之(11)，“军阀”问题已成为政党政治普遍关注的对象了。
美国学者曾经说过，一个概念在穿过种种语境压力，来到一个新的时空中，“它的新用途、新位置使之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12)。综合时人的表述，在20世纪初，“军阀”一词大致有几种含义。一是指与民主对立的专制势力，是一种政治概念。例如，孙中山在《致芮恩施电》一文中说：“在中国，是民主制还是军阀制获胜，主要依靠阁下在这阶段对我们无援百姓的道义上的支持”(13)；“袁世凯现在虽然死了，北方政府仍然在北洋军阀、官僚、政客的手里。所以我非在广东组织护法政府，重新革命，不能挽救中华民国”(14)(实际上，国共合作后，孙中山也一直持这种认识)。二是以个人姿态出现的、并不具有阶级色彩的人物。1918年底，陈独秀就曾将军阀定义为：“毫无知识、毫无功能、专门关于政治、破坏国法、马贼式的恶丐式的”人物(15)。三是帝国主义的强权势力。陈独秀抨击西方势力侵略时说：“……所以对于世界上各种民族，都应该表示友爱互助的情谊，但是对于侵略主义、占有主义的军阀、财阀，不得不以敌意相待。”(16)在当时，这三种对“军阀”的认识最为常见。“军阀”一词逐渐蕴含着阶级色彩出现，是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程有关。1918年李大钊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仅将“军阀”作为民众的对立面来阐述，(17)但已蕴含着阶级对立的含义。1919年元旦《新纪元》一文中，他便将“军阀”一词与阶级联系起来：“从前的战争靠着单纯腕力，所以皇家、贵族、军阀、地主、资本家，可以拿他们的不正势力，驱使几个好身手的武士，作他们的爪牙，造出一个特别阶级，压服那些庶民，庶民也没法子可以制裁他们，只有受他们的蹂躏，”(18)李大钊所谓“阶级”制造者之一的说法，开了“军阀”与“阶级”联系之先河。直接把“军阀”作为一个阶级的是谭平山，1920年1月，他在《军阀亡国论》中写道：“军人在社会上，握了一种特殊的势力，成了一种特别的阶级，组织了一种特别的系统，这就是叫做‘军阀’”(19)，虽然这种表述没有进一步将“军阀”的概念说清楚，但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念，已开始影响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国人对“军阀”的观察。
二、中共早期理论对“军阀”概念的定位
既然“军阀”是一种特殊的阶级，那么，何种人、集团势力或社会阶层可以拥有“军阀”身份？或者说，“军阀”是何种阶级的代表？在中共的正式文件中，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首先，可被称为“军阀”的，是民初政坛上的部分军事长官，即“督军”或类似官衔的人物(20)，但将二者联系起来，却有一定的过程。
尽管“军阀”一词在五四运动之后使用的频率开始增加，然而，对于当时的政界或军界人物，时人更习惯于用“将军”或“督军”等词来称呼之。如1922年5月李大钊主张将纪念五四的标语内容之一写为“否认督军制”(21)。在1921年7月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上，萨发洛夫在论及中共的首要任务时，这样表述：“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土地收归国有。”(22)这次会议对中国青年运动提出要求时，亦有类似的说法：“在中国——进行反封建主义残余的斗争，也就是进行反对督军和主要反对奴役中国的外国资本，为中国摆脱国际帝国主义获得真正独立并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斗争”(23)。大会指责这些督军是“横暴的诸侯”，“吮吸劳动群众的血液”。(24)共产国际和当时的中共代表虽然此时尚未明确地将“督军”列入“军阀”的范畴，但督军和“横暴”、“吸血”等修饰语连在了一起，一种原本毫无贬义色彩的军事长官的名称，此时已经完全成为贬义词。根据这次大会的精神于不久之后召开的中共二大，则明确认同远东人民大会上给中共制定的任务，其中之一就表述为：“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25)。几则史料相互对照，可以发现，中共用“军阀”一词代替“督军”一词，或者说，“督军”概念被转换为“军阀”概念这样一个范畴，是在中共二大前后不太长的时间内。
这种对“军阀”的理解显然出自中共自己对革命策略的思考。二大前后，中共频频使用“军阀”一词，如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文中使用“军阀”达50多次(26)。而大致在同一时段的早先，“军阀”一词在共产国际使华者的信中，主要是转述中国人自己的用法，如有一份向莫斯科(共产国际)汇报1921年广州革命政府情况的报告，其中转述了孙中山等人，曾决定向北京政府提出从“政府中清除所有封建军阀”的要求(27)。但共产国际及其使华者，对“军阀”一词的使用频率还较低，他们对中国的军事长官仍以“督军”或“将军”称之(28)，这种现象直至莫斯科决定和孙中山合作后的1923年才得以改观。之所以如此，与莫斯科希望利用中国“军阀”派系间的斗争以抗衡日本列强的策略有关，因为苏联担心张作霖和日本合作会损害苏在东北的利益。
有论者说：“只要某种观念真的普遍存在过，由于观念的表达和传播离不开语言词汇，我们总是可以在文献中找到该普遍观念存在的语言证据，并可用文献多少和表达该观念的关键词使用情况来判断其普遍性和影响力。”(29)中共选择“军阀”一词来命名某种军事势力的代表人物，它在中共理论或政策的表述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与普遍性，这既表明了“军阀”一词更能恰如其分的表述当时中共所面临的新问题；亦表明了中共在处理中国实际问题时，在侧重点上与共产国际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虽无绝对的冲突，但却是一种不能不注意的现象。此后，“军阀”一词作为中共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使用概念，开始有了一套新的阐释方式。
尽管国民党出于政治或军事策略考虑，也使用“军阀”一词，但与中共相较，显然更有选择性，况且国民党本身与某些被称为“军阀”的军事势力，存在着公开或暧昧的关系，因此，将中共视为“军阀”论述的主体者，较符合实际。在中共早期理论中，首先是将“军阀”看作是与自身对立的敌人，是一个阻碍中国实现独立自主富强民主、可谓罪魁祸首的特殊阶级。然而，据以上史料，中共早期的“军阀”概念中，含有“督军”即某些军事长官的成分，二者有微妙的混交关系。虽然“督军”有时指的是具体的个人，但在民初政治军事的割据时代，把“督军”一词套在某个人头上，很难做到恰如其分，因而中共曾经把凡是“争夺督军总司令”(如巡阅使、督军、督理、师旅长)的军事长官都叫做“军阀”。所以，一些地方独立势力如“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广东督军陈炳煜，广西督军谭浩明，云南督军唐继尧，湖南督军谭廷闿，四川督军熊克武，贵州督军刘显世”等，亦被定为“小军阀”(30)。即使如此，这亦未能囊括“军阀”的完整含义，“军阀”一词还具有更广的范围。
中共不久便对“军阀”作出界定，认为凡是具有下列特征的即可作为“军阀”：“(一)作帝国主义的工具，为帝国主义之代办人，拥护帝国主义之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利，将本国一切重要权利和财源奉送给帝国主义，压迫反帝国主义之一切爱国运动……(二)尽力压迫一切民众运动，剥夺民众一切应享的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生命”(31)。这和国民党以民族主义立场来定义“军阀”有同工之妙。国民党人曾认为“军阀”具有三个特点：(一)不顾国家利益，而且勾结帝国主义，依附于帝国主义；(二)不顾民众利益，自筹军饷，而且剥削人民以自肥；(三)不知有主义和党，不服从最高行政负责人或负责的政治机构，以致军队的指挥和管理系统不统一(32)。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是“军阀”的最大特征，这是国共两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共识。在这样的定义之下，中共认为，不仅前清遗留下来的北洋派的嫡系直奉皖系为“军阀”，即使已经脱离了北洋军阀势力范围，具有地方性特征的新派军人如滇、川、湘、粤等军事势力也被列入“军阀”之列(33)。其中，前者比后者被认为是更具反动性，因为前者是“卖国殃民”的罪恶势力，是“阻止中国进步之恶魔”(34)。
中共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除了以民族主义的标准来定义“军阀”外，还有另一个标准，即阶级标准，这是国民党取决于自身的特性而极不愿意采用的标准。
北洋军阀之所以最反动，是与其所代表的阶级性质相关的。在中共看来，北洋军阀是封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35)，其阶级基础是地主阶级和“大地主阶级”(36)，其同盟者是买办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封建资产阶级)(37)，且得到了英美资本主义的支持(38)。这种从阶级角度来定义“军阀”的性质，是中共独有的现象，与此同时的其他党派，大都不采用这种方法，如国民党的孙中山就认为，张作霖只是个军人，不是哪个阶级的代表。
中共坚持这种“军阀”阶级概念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共产国际的判断。在共产国际看来，中国当时需要解决的问题类似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即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而“督军政权”或“军阀统治”，是“国家封建制度的残余——国家封建制度是封建诸侯的形式”(39)，“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又得到地主阶级援助的”(40)，“扮演着18世纪西欧专制君主的角色”(41)，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自不待言，“军阀”是被革命的对象。共产国际这一判断，深刻地影响了中共党人。1922年1月，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又提出了各国的首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北洋军阀亦成为中共的首要革命任务。
尽管共产国际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对与苏俄有接触的并有“亲俄”意向的吴佩孚抱有好感，并试图推动孙吴合作，而中共对此亦曾进行了积极宣传(42)。可是不久即发生的二七大屠杀，使中共完全断绝了对吴佩孚的幻想，对其反动性则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进一步加深了“军阀”“是始终摧残革命派的”(43)这样一种印象，以致北洋派系即使有一些爱国的举动，均被讽刺为“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行为；对“国民党的领袖只管军事并为军务同北方的封建军阀建立联系”的行为也严加抨击(44)；国共合作后对于孙中山主张和北洋军阀召开的国民会议，中共曾经一度是最坚决的反对派。这些行为与中共对北洋“军阀”深恶痛绝的看法是分不开的。
但是，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其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所以早在1923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中共三大发出的指示即要求“共产党必须不断地推动国民党支持土地革命……必须实行有利于贫苦农民的没收土地政策”(45)，以彻底消除“军阀”存在的经济基础。但是，接到指示的中共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该问题并没有进行宣传，或者说，中共的“军阀”概念在宣传上主要停留在政治层面。何以至此？
虽然封建土地制度是制约中国现代化最根本的经济原因，但如何实现耕者有其田，国共两党有着各自不同的方案。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认为应采用温和的赎买政策，中共则主张采用激进的革命政策。然而，苏联认为中共力量弱小，需要和国民党合作以壮大力量，苏方代表和孙中山谈判时双方在土地问题上达成了妥协：在北伐时期实行减租减息。作为共产国际支部成员的中共在宣传上没有进一步对“军阀”概念作出阐释，显然与此有关，或者说与革命策略有关(46)。
对于西南的军阀，中共亦有自己的分析：他们虽然经历了“民主革命”(47)，但“拥兵聚敛压抑民权”、政治上的封建性，“无异于北洋军阀”(48)，所以根本上是反革命的。针对国民党试图联合新“军阀”的革命策略，中共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党中有此反革命的分子”，革命的面目必然被腐蚀掉(49)。所以，南方的“小军阀”或者说“新军阀”亦是革命的对象。但该势力与北洋军阀并非完全相同，中共认为：“新军阀”不像奉直皖各系军阀与帝国主义结了深固的关系，也不像他们那样压迫民众运动，所以当时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是北洋军阀。尽管在中共的理论形态中，“军阀”的罪恶有轻重之别，但总体上已为“军阀”勾画出了一幅祸国殃民的丑恶形象。
在对“军阀”的这种认识基础上，中共对“打倒军阀”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从而使“军阀”概念实现了社会化，成为了普遍观念。中共三大召开之际，“打倒军阀”已“得到中国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响应”(50)。所以，某种势力一旦被称为“军阀”，即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即使是军阀自己也常将对手扣上“军阀”二字以显示己方行为的合法性(51)。弗耶利曾经这样描述观念社会化和社会行动的关系：“每个观念不仅涵盖一种智力行为，而且涵盖知觉和意志的某种特定的方向。因此，对于社会亦如对于个体一样，每个观念均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愈加趋向于实现其自身的目的”(52)，如火如荼的大革命与“军阀”观念的社会化是分不开的。
三、“军阀”概念的变化和国民党“新军阀”
“军阀”内涵的确定通常随着政治语境的不同而变化。大革命洪流中，政局的变幻莫测、“军阀”体系内新旧力量的递嬗为中共考察“军阀”提供了一个窗口。北京政变后，新崛起的冯玉祥企望依靠苏联以改善战略弱势的局面，而苏俄也希望借冯玉祥之力以抗衡和抑制势力不断坐大的奉系，双方暂时达成了协议。在此背景下，冯玉祥有了较进步的表现：“比较容许民众自由”。对民众的态度是中共分析各势力团体进步与否的基本准则之一，冯的新动向引起了中共的关注。1924年底，中共北京区委分析了政治形势，确立了争取冯玉祥、打击段祺瑞和张作霖的策略。在中共的宣传中，冯玉祥也从“反动军阀”变成了“较为进步，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是从旧军阀分化出来的左派”，这种判断是根据冯玉祥“在近数个月中的事实上，已颇表现其反帝国主义反对反动军阀之倾向，并能相当接近民众”(53)。不仅仅是冯玉祥，凡是反对奉系和帝国主义、稍容许民众自由的“军阀”均被中共划入“军阀”左派之列。例如，“郭松龄是比较开明的军人——即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军阀中的左派”(54)，“唐生智在长沙掌权虽不及四十天，尚能容许民众相当的自由，对工农组织工会农会及经济斗争，尚能不加压迫”(55)，等等。可以说，复杂的政局使中共对“军阀”这种特殊势力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尽管中共承认了左派“军阀”进步的一面，而且随着他们加入国民军或与国民党合作，中共在宣传中已逐渐将其从“军阀”这种敌者阵营中剥离出来归入了“我者”的行列。如彭述之的《民众应急起向吴佩孚下总攻击》一文以自己人的口吻为受到其他派系攻击的冯玉祥国民军给予了强烈辩护(56)，在公开场合对“进步的军阀”给予了肯定。然而，中共对其始终抱着很强的戒心，并不信任。在彭述之看来，“冯玉祥本来不是什么革命者，本来怕革命”，之所以有进步的表现，“不过因为他的地位站在反动军阀张吴的敌面，同时又因为年来民众革命潮流的高涨，革命势力的扩大，逼着他不能不接近革命的势力，接近广州革命政府和国民党左派领袖，接受革命的口号(自然是小限度)，去抵抗反动军阀与帝国主义，”因而，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冯玉祥之态度与趋向，完全视环境为转移，如果民众革命势力高涨，冯玉祥可以左倾，如果反动的空气浓厚，冯玉祥遂要右倾而消极(但是同时革命若发展到某一高度时，冯玉祥也许右倾而反动)”(57)。即使对已被改编了的“军阀”军队中共亦是抱着下列态度：“北伐军大部分是由小军阀的军队投诚改名或改编的，如唐生智彭汉章王天培等，这些军队及其军事领袖投诚国民政府固然于革命有重大的影响，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他们昨天确还是军阀的军队，还是小军阀，他们跑到革命的门里来还没有几个钟头，不用说他们不是革命群众自己的武装，并且他们对于革命群众还有多少的怀疑与忧虑，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58)。中共对进步“军阀”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其的策略。
中共在对原有“军阀”分析的同时，又加入了新的理论分析手段，这就是阶级斗争理论。
阶级和阶级分析理论是马列主义分析形势和确定任务的一个最基本武器。虽然中国的资产阶级有革命的一面，但也有反革命的一面：为了避免后者发生，1924年5月，在维经斯基传达共产国际的命令后，中共决定将阶级斗争的策略引入国民党，即根据国民党人对中共的态度，将其分为左、中、右三派，并相应地实施“打击、孤立右派，争取拉拢中派，团结和扩大左派”的政策。1925年发生了廖仲恺案件，中共将廖之死归因于“死在国民党中的右派——国民党中之反动军阀，失意的政客和香港政府的手里”(59)。据史料显示，这可能是中共首次将“国民党右派”定为“军阀”，其主要指的是以冯自由为首的老国民党员。这些老党员主要是一批海外华侨和国内知识精英，他们的家庭出身和切身经验使他们很难接受共产党人的阶级革命理念，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发展壮大深感忧虑，因此不断地反对国共合作。可以说，政治理念的不同是他们反对国共合作的重要原因。中共从阶级角度出发，根据这些老国民党员的出身和表现，将他们定性为“代表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奸商买办阶级利益”(60)的资产阶级(原因是“起源于买办，现在它还没有摆脱这种性质”(61))，这种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们的反动行为，不但“口头上不反对帝国主义与军阀”，而且事实上“勾结香港政府及段祺瑞援助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魏邦平，以反对共产党为名，攻打广州国民政府，又请求吴佩孚出兵讨伐赤化的国民军，又纠合所有的反动分子组织反赤大联合，目的在藉用帝国主义及军阀的力量，扑灭他们的仇敌——全中国各种革命的势力”(62)。正是出于这种阶级观，从国共合作开始，中共对其即抱着戒备，时刻准备与之斗争。随着国共冲突的加剧，不断出现的反共力量逐渐成为中共新的斗争对象。
1925年，国共两党间爆发了一场意识形态的争论——戴季陶主义和反戴季陶主义。事件爆发后，中共将以戴季陶为代表的国民党人定为国民党新右派，他们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又异于旧右派：其“反对军阀，并且要反对帝国主义”，“不主张根本上反俄反共”，只是要求修正“联俄联共政策”。所以，新右派尚未成为“军阀”(63)。实际上，由于该阶级本身的性质，离“军阀”已不远了。国民党右派和新右派概念的提出，已隐约地表明中共“军阀”概念的阶级基础在逐步扩大。显然，“军阀”的成分亦有了一定的转移，由对军人政治家的贬称扩展到了对未握有军权的政治家的称呼；同时也可看出，中共“军阀”概念的变化与革命形势、斗争策略密不可分。国共冲突的进一步加剧必然会促使中共“军阀”概念的进一步演变。
依照中共的阶级分析理论，工农群众及革命化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军阀官僚买办地主土豪劣绅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则介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只能拉他们倾向革命(64)。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了中共对其政策的双重性，具体政策则依当时的斗争形势而定。
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愈演愈烈，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共产国际将之一切归于阶级斗争的表现，所以给中共中央的指示特别强调，要加强左派，反对右派，孤立中派并使之左倾。其中的中派有两种人组成，一方面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另一方面是国民党中派分子(65)，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领导者是势力日大的蒋介石。为了抑制蒋介石的权力，鲍罗廷采取了扶汪抑蒋的策略，结果使蒋介石忧虑鲍罗廷、中共和国民党左翼势力对其权位的颠覆，最终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不久发生的“七一五”分共，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失败。对于国民党领袖的叛变，中共将其归因于“他们甘心代表封建资产阶级，以及市侩的小资产阶级，这些市侩豪绅的代表，遇见革命的决死争斗，正是开始的时候，革命的劳动民众，正在奋起与封建势力搏战——他们却怕丧失了自己的政权，对于民众运动的广大发展异常惊惶，因此宁可背叛革命与而封建势力妥协”(66)，这些都是阶级斗争激化的必然结果。
所以，在大革命失败的前后，中共“军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扩大。1927年4月6日，《向导》周报中的“读者之声”有这么一个提法：“国民党里许多新兴的军阀”，所指的就是指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冯玉祥、唐生智、白崇禧等国民党军事领袖均成了“新军阀”。伴随着国民党各军事将领的叛变，国民党也就变成了“新军阀”党，“军阀”的党化是此前所没有提及过的。
国民党之所以成为“新军阀”，原因是其抛弃了过去的革命政策，屠杀民众，摧残人民的自由，同时依赖帝国主义进行内部私斗(67)，因此与旧“军阀”总体上没有两样。但是，国民党“新军阀”毕竟还有自己的特色，即阶级基础发生了变化。中共认为，北洋军阀代表的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北方官僚贵族买办大地主(即商业资本与重利资本及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而国民党“新军阀”的阶级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豪绅地主(重利盘剥者)(68)，在对封建势力的政治进攻中，除了依靠自己“收买的军阀制度外，还需要群众的拥护”(69)，非常善于“冒革命的招牌”(70)以迷惑群众，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这种阐释既揭示了“新军阀”的反动性，也解释了“新军阀”某些改良措施为何能够得到一些民众支持这样一种矛盾，从而为中共推翻国民党“新军阀”提供了法理依据。
在大革命失败的历史语境下，中共对“军阀”的认知发生了重大变化，曾经是同盟的国民党变成了“新军阀”，相应的，作为国民党阶级基础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亦成为了“新军阀”的阶级基础。所以，不仅“新军阀”是中国革命的新对象，而且整个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对象。用共产国际的话说就是：“所有全国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都应当扑灭净尽，应当铲除蒋介石主义的发源地”(71)，而要彻底摧毁以国民党“新军阀”为政治代表的阶级基础，最根本的是铲除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制度：“没收大地主田地”，“彻底改变现存的土地制度”(72)。可以说，中共对“军阀”性质定位的变化，是与中共的革命任务、对象、方式的变化相联系的。
四、“军阀”概念的泛化
在中共政治思想史上，对“军阀”概念的认知过程，是与各个历史阶段的语境相联系的，它经历了政治与经济意义上的阐释之后，其文化意义形态也逐渐显示出来，在这个层面上，“军阀”概念呈现出泛化的解释趋势。
当“军阀”被赋予具有“腐化堕落”的特征，或者成为其它以思想为特性的负面修饰语、并且反过来用以解释“军阀”的表现时，“军阀”也就逐渐被纳入了文化解读的范畴，常常具有泛化的意义特征。在中共文献中，最初在针对中共内部问题时，曾有过“全军无论上下都还有国民党军阀的残余观念”(73)这样的表述。中共正式文件中将“军阀”完整地表述为“军阀思想”的，主要反映在1931年11月的《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之中。《决议案》称：“(红军一三集团军——引者按)同时要反对不尊重苏维埃政权、不爱护战斗员和其他一切军阀思想与行动的残余”(74)。此时“军阀”既然是一种“思想”，其涉指对象已经不是别人，而是中共党内、军中的人了。也就是说，在中共的“军阀”概念中，“军阀”这种原本属于党外指称的概念，现在被置换成了“自称”的概念。为此，中共文件中曾列出了种种“军阀”思想的表现，如“指挥员对战斗员和军队对工农群众的恶关系，以及不尊重苏维埃政权的恶习惯”(75)、“对政治委员(党代表)制度缺乏认识”(76)、在管理教育上“还不能完全站在阶级路线上及实际要求上去实施，还带着形式主义(如打骂责罚的态度等)”、在党及地方政治机关的关系上，“有些还充分表示像国民党军队对国民党政府一样的态度，以为红军是政府的创造者，政府机关应小于红军，没有认清红军是苏维埃政府一部分，政权机关是工农专政的工具”(77)等等。可以说，凡是与中共建党建军思想不相符的言论和行为，均可能成为“军阀思想”的表现，这实际上是将“军阀”一词的使用泛化了。
为何会导致“军阀”这个原本属于政治性概念的泛化呢？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八七会议上，临时中央指责前中央放弃了“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78)；在总结教训时说：“军阀如今很容易的利用雇用军队来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因此“创造新的革命军队(工农的革命军——引者按)”，需要军队之中建立“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79)，军队“工农化”思想是一种与大革命时期完全不同的建军思想。由于中共最初的军队来源成分较为复杂，尤其是其成员思想的庞杂，因此在国民党“新军阀”成为全党公敌的背景下，军中存在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地被冠上“军阀残余”或“军阀思想”的称谓，而这种称呼在另一层面上，可以为中共解决党内军内的思想统一性问题提供方便。
“军阀”概念使用的泛化，也与中共注重无产阶级意识，强调清除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阶级观有关。在中共看来，军队中工农意识或者说无产阶级思想的强弱是军队能否具有信念和战斗力强弱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对“军阀”思想的危害性，中共给予了相当多的注意。为了肃清“军阀”思想、加强无产阶级思想，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中共此后曾在多种会议上，特别强调要在中共建军思想上反对“军阀思想”、“军阀作风”。显然，将“思想”、“作风”等因素带入“军阀”范畴之中，“军阀”概念在思想层面上的泛化就产生了。这种演变过程显示，“军阀”从原来的政治性概念，逐渐转换为思想意识的分析概念。随着抗战的到来，“军阀”这个概念从中共早期理论的专门指称，逐渐转向对“军阀思想”的批判，成为中共内部批判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目的性对象。
结语
“军阀”一词在近代中国，本是对某个军事集团及其首领的贬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共逐渐赋予它阶级的含义，从而使“军阀”与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观念——“阶级”联系了起来。在变幻莫测的政治格局中，中共利用阶级理论对各个政治集团势力或政治派系进行阶级分析，并且根据他们与中共的关系将其定位为同盟者或敌人，而一旦成为敌人，则往往是与“军阀”相联系的，而“军阀”概念的外延，也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扩大。在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的历史语境下，中共的“军阀”概念由一个政治性概念进入了一个范围更广的文化阐释空间，具有某种泛化的特征。中共早期理论中的“军阀”概念的嬗变，反映了其独特的阶级观和对中国革命的认知过程。
注释：
①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三联书店1980年版；谢文孙：《一个军阀的思想和行动：陈炯明1928－193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9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译者的话》，齐锡生、杨云若、萧延中：《中国的军阀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徐勇：《近现代军阀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兼考军阀观念输入中国之成因》，《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徐勇：《“军阀”治下之“军阀”学理研讨——以北伐战争前夕一场政治与学术论战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7期。
②《郭虔瓘传》，《新唐书》卷133，台湾《二十四史》电子版。
③《唐开元录军阀》，《玉海》卷135。
④例如，唐朝10位著名的宰相中，只有2名出身于庶族。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⑤《大哀篇——(一)哀吾民之失所也》(1913年4月1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⑥任启圣：《康有为晚年讲学及其逝世之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46页。
⑦《饮冰室专辑之二》，《饮冰室合集》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2页。
⑧《近现代军阀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兼考军阀观念输入中国之成因》，《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第63页。
⑨参见《近现代军阀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兼考军阀观念输入中国之成因》，《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第67页。
⑩本文数字根据相应的资料统计而来，虽不能证明时人没有关于“军阀”的言论，但仍可反映出该词语在当时的使用状况。
(11)《北京共产主义的报告》(1921年7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12)爱德华·W·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27页。
(13)《致芮恩施电》(1919年11月19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4页。
(14)《与留法学生的谈话》(1919年11月中旬)，《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65页。
(15)《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1918年12月29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8页。
(16)《新青年宣言》，胡明选编：《陈独秀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
(17)原文是“原来这次战局终结的真因，不是联合国的兵力战胜德国的兵力，乃是德国的社会主义战胜德国的军国主义。不是德国的国民降服在联合国武力的面前，乃是德国的皇帝、军阀、军国主义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2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页。
(18)《新纪元》(1919年元旦)，《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267页。
(19)鸣谦：《军阀亡国论》(1920年1月12日)，《谭平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20)辛亥革命时，各省行政军事长官多称都督，另设民政官，都督专管军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改都督为某将军督理某省军务。1916年，袁世凯死后，改成都督。1922年改为督理，或督办。1924年，为军务督办或督办。后直系吴佩孚再起，发表任命均用督理之名，北京用督办名，直至北洋军阀失败。
(21)《五一纪念日于现在中国劳动界的意义》(1922年5月1日)，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
(22)萨发洛夫：《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在远东民族大会的演说》(1922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页。
(23)《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关于远东青年运动任务的提纲》，《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册，第291页。
(24)《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宣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册，第295页。
(25)《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33页。
(26)《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2年6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88～98页。
(27)《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
(28)《越飞给吴佩孚将军的信》(1922年8月1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册，第99页。
(29)金观涛、刘青：《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07页。
(30)独秀：《西南团结与国民革命》，《向导》第2集，第84期，1924年9月24日，向导周报社1927年印行，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版，第679页(连续编码，下同)。
(31)述之：《民众应急起向吴佩孚下总攻击》，《向导》第3集，第144期，1926年2月3日，第1313页。
(32)《汪精卫集》第3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第138、190页，转引《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3页。
(33)何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第1集，第2期，1922年9月20日，第14页。
(34)《寸铁》，《向导》第5集，第187期，1927年2月7日，第2013页。
(35)何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第1集，第2期，1922年9月20日，第14页。
(36)《谭平山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书面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0页。
(37)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1集，第22期，1923年4月25日，第164页。
(38)一言：《无产阶级与北洋军阀》，《向导》第1集，第35期，1923年8月8日，第268页。
(39)《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1929年6月2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9页。
(40)《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案》，转载《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第3页。
(41)《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晚于1922年12月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册，第162页。
(42)和森：《近日政潮的内幕》，《向导》第1集，第12期，1922年12月6日，第93页。
(43)为人：《军阀的统一运动》，《向导》第2集，第55期，1924年2月20日，第424页。
(44)《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3年6月2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册，第480页。
(45)《布哈林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草案的修正案——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不晚于1923年5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册，第255页。
(46)《鲍罗廷的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册，第467页。
(47)何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第1集，第2期，1922年9月20日，第14页。
(48)《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之主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77页。
(49)述之：《我们为什么反对国民党之军事行动》，《向导》第2集，第85期，1924年10月1日，第694页。
(50)《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2册，第487页。
(51)一直被革命党人与社会各界视为“军阀”的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后发表通电反对“军阀”，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的关注。冯玉祥：《冯玉祥自传》，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7～78页。
(52)伯瑞：《进步的观念》，范祥焘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
(53)《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
(54)硕夫：《郭松龄失败之重大意义》，《向导》第3集，第140期，1925年12月30日，第1273页。
(55)葛特：《北伐声中之湖南人》，《向导》第4集，第162期，1926年7月4日，第1608页。
(56)述之：《民众应急起向吴佩孚下总攻击》，《向导》第3集，第144期，1926年2月3日，第1313页。
(57)述之：《国民军失败后民众应有之觉悟与责任》，《向导》第3集，第147期，1926年3月27日，第1364页。
(58)述之：《我们的北伐观》，《向导》第4集，第170期，1926年9月10日，第1723页。
(59)亦农：《廖仲恺遇刺前后的广州政局》，《向导》第3集，第130期，1925年9月18日，第1192页。
(60)独秀：《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向导》第3集，第148期，1926年4月3日，第1378页。
(61)《鲍罗廷的书面报告〈孙逸仙之死与国民党〉》(1925年4月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册，第600页。
(62)独秀：《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向导》第3集，第148期，1926年4月3日，第1378页。
(63)独秀：《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向导》第3集，第148期，1926年4月3日，第1378页。
(64)独秀：《列宁逝世3周年纪念之中国革命运动》，《向导》第5集，第184期，1927年1月21日，第1946页。
(65)《鲍罗廷的书面报告〈孙逸仙之死与国民党〉》(1925年4月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册，第599页。
(66)《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1927年7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28页。
(67)《中国共产党为宁汉妥协告民众书》(1927年8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17、321页。
(68)《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期，第462～463页。
(69)《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军阀战争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1929年3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64页。
(70)《中央致两湖省委信——两湖军阀混战形势下党的任务》(192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520页。
(71)《第三国际代表团为帝国主义威吓武汉及蒋介石背叛宣言》，《向导》第5集，第194期，1927年5月1日，第2105页。
(72)秋白：《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向导》第5集，第195期，1927年5月8日，第2123、2122页。
(73)《徐向前、曾中生关于鄂豫皖苏区红四军情况向中央军委等的报告》(1931年8月2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19页。
(74)《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31年1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622页。
(75)《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31年1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617页。
(76)《徐向前、曾中生关于鄂豫皖苏区红四军情况向中央军委等的报告》(1931年8月2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519页。
(77)《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1931年11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642～643页。
(78)《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287页。
(79)《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1927年8月21日中央常委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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