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经济与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论文,创造性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去年以来，“知识经济”已成为我国学术界进行探讨的大热点问题之一，许多著名学者已为此发表了不少相关论著。我个人也于今年初结合专业特点写了一篇文章，（注：余绪缨：《简论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及其对现代管理会计的冲击》，《财会通讯》，1998年第4期。）谈谈自己的一些初步认识。
一、对知识经济的基本认识
（一）综述。
本文是以前文为基础，拟对知识经济的相关概念和范畴作进一步的陈述和展开，以期对知识经济这一新兴的社会经济形态有一个较全面理解和认识；进而对如何进行创造性人才的培养，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以期为我国跨世纪知识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保证。因为创造性人才是创造性知识的载体，因而从今天开始大力培养、造就大批创造性人才就可为我国下世纪迅速发展知识经济，以迎头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奠定牢固的基础。
回顾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从经济上看已经历了农业、工业经济阶段，现在有些经济发达国家已发展到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阶段。
知识经济是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其基本特点表现为它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广义地理解的知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从而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
正如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注：马克思曾称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的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的始祖”。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3页。）早在300多年前就说过一句至今仍是家喻户晓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在知识经济体系中，高知识转化为高智力。而高知识又是创造性思维的结晶。创造性思维与一般思维不同，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富有个性（独出心裁）、富于开拓精神、独创性与灵活性。（注：参见余绪缨：《论柔性管理的发展及其思想文化渊源》，《经济学家》（双月刊），1998年第1期。）这种创造性思维转化为独特的策略、构思，进而形成种种具有开拓性的设计和发明、创造等等，它们的定型化，就形成独特的专利权等无形资产。在知识经济体系中，无形资产将比传统的有形资产（原材料、厂房、设备等）发挥无可比拟的作用，从而使经济的发展不再属于资源依赖型，而转化为知识依赖型（依赖于人的知识的发展程度）。由于地球上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而人的头脑中的知识却可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来，因而知识经济，作为知识依赖型的经济，就可保持长期的持续发展。这是知识经济对比传统的工业经济的一大特点。
其次，知识经济既是以知识（广义地理解的知识）作为最关键的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它具有无形化的特点。由此而形成的无形资产是企业活力和竞争力的无穷尽的源泉，其作用远比传统的有形资产（原材料、厂房、设备等）重要得多。
再次，知识是无国界的，而且在当今的信息时代，先进信息技术可以近似于光速在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从而使经济活动突破国与国的界限而成为全球化的活动，因而使世界性的经济竞争达到前所未有的剧烈程度，企业的生存、发展自然也由此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面临着这一全球性的新形势，任何企业如果不能争分夺秒地进行各种形式的创新（包括体制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等），要取得“以智取胜”的效果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以上是我对知识经济基本特征的初步概括。
（二）关于知识与信息、知识经济与信息经济的关系。
就目前已接触到的有关知识经济的文献，似乎在两对关键性的概念之间存在着混淆不清的情况，如果这些概念得不到正确的澄清，对知识经济这一新兴的概念就难于得到全面而科学的认识。
这里所指的两对关键性的概念，就是指知识与信息的关系和知识经济与信息经济的关系。
关于第一个问题，在有的文献中，把这两个概念相混淆，有的甚至把二者等同起来，这显然是不对的。
关于知识（思维形成知识）与语言的关系，从原始的意义上说，语言是最初出现的信息技术，在这一点上，人和动物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动物也有思维，也各有特定的语言，用于表达它们的喜怒哀乐和行为导向等。“人之所以能成为万物之灵”，关键在于：人类能把只能用听觉掌握的语言（这是一种稍纵即逝、无法保留下来的语言）进一步符号化，形成可以用视觉掌握的文字，这是人类社会不同于其他动物社会的根本出发点。因为语言符号化了，形成了文字，人类才能突破时、空的限制，来保存、传递、交流思想内涵，形成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模式，并通过文化的积累，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中得以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因此可以说，语言的符号化形成文字，可以称之为人类信息技术的第一次革命。而印刷术和印刷机的发明，则可称之为人类信息技术的第二次革命，因为文字用手进行书写和用印刷机进行印刷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传播的久、远的程度上看，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形成的电子化信息技术的出现，更是人类信息技术上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对人类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更是过去历次信息技术革命无法比拟的。但尽管如此，“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外在表现形式）这一基本原理并未过时。用今天的话说，“知识经济中的知识通常是用信息表现出来”。（注：参见李义平：《关于知识经济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4.10。）由此可见，即使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知识和信息这两个概念仍然是不可以相混淆或等同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具有动态性，既互为条件、又相互转化。
从更深的层次看，知识还有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之分，前者可以用计算机进行存储，后者则否，因为它是深藏于人的头脑中根据经验和已有知识所进行的探索和取得的对于有关方面的规律性的认识。因而这是一处活的尚未物化的知识。（注：参见美国《福布斯》杂志(1998.4.22)：《迎接知识经济》，《参考消息》1998.4.26译载。）
这一层意思也可以用一种类似的语言来表达：“知识可以分为编码型知识和意会型知识。前者可以用计算机进行处理；后者是头脑中属于经验、诀窍、灵感的那部分知识，被称为隐含经验类知识，是难以编码化和度量的。”（注：参见缪其浩、姚诗煌：《知识革命，通向知识经济之道》，《文汇报》，1998.4.10。）
据此，知识与信息的关系问题，就可以更加明确而具体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关于知识经济与信息经济的关系问题。在相关文献上，信息经济一词的出现远早于知识经济。后者只是近年来才较频繁地出现在相关文献中。由于它们之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因而这二者之间也存在相互混淆甚至相互等同的情况，这种认识，在我看来，也是似是而非的。
严格说来，信息经济是指信息产业部门的经济，并不涉及同时存在的工、农等非信息产业部门，尽管信息技术作为一种公共的社会财富，在这些非信息产业部门也得到广泛的应用。
而知识经济则是一种继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它固然是以高度发展的信息产业作为社会的支柱产业，但它也力图以先进的知识“武装”同时存在的其他各产业部门，以求最终实现全社会各产业部门的知识化（“软化”），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形态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从这里可以看到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在广度上确有很大的不同，并非仅仅改一个较为新颖的名词而已。
再从深度上看，如前所说，即使是最现代化的先进信息技术也只能处理人类知识的一部分——即其中的显性知识部分；而人类知识中最精华、最具活力的部分——隐性知识部分，由于它难于进行编码和量化，从而使它超越于现代信息技术之外。但从知识经济的发展看，隐性知识却比显性知识重要得多，因为通过有效途径把它们尽量“释放”出来，就可成为知识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无穷尽创造力的源泉。
（三）理论认识与政策措施。
如前所说，知识经济的提出，认为知识已成为最关键的生产要素，知识在产品（服务）价值的形成和实现中已居于主导地位。这一点，已为国内、外许多有识之士，在理论上取得了共识。可喜的是，知识经济这一全新的经济形态在我国也很快得到了热烈的反应，并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上海）已开始进行策划，并拟尽快地付诸实施。这对我国21世纪经济的高速发展无疑是一件大好事！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是：理论认识必须同政策措施的具体落实正确结合起来。十五大既然提出了可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那么，知识作为知识经济中最核心的、起主导作用的生产要素，知识的载体——为企业的生产经营付出了艰辛的创造性劳动并取得了突出成果的知识分子，在生产成果（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就应取得尽可能大的份额，以实现财富的创造与分配的统一以及知识既是力量也是财富的统一。这样做，由于体现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就可自然而然地会激发无数志士仁人的拳拳报国之心，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呕心沥血，为祖国光辉灿烂的未来，作出有益的贡献！
当然，作为知识分子个人来说，单纯的财富追求并不足以构成其奋发有为的精神动力。但众多的正直之士对社会分配的公平性却怀有特殊的敏感性和深入的洞察力，如果社会上有多少不平事，常令他们扼腕而叹，又怎能期望他们会义无反顾地为这样一个社会而尽心竭力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呢？
在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指出的问题是：如今历史已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如果还拘泥于所谓“君子固穷”、“穷而后功”、“清贫自守”等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似乎就有点不合时宜了。苏东坡云：“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当然是对的。但在知识经济时代，“各尽所能，各取所值”是理所当然的。因而对苏东坡的话理直气壮地反其意而用之，认为“苟属吾之所有，虽百万而可取”，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这样做，并没有违背“君子生财，取之有道”的基本原则，于己可无愧于心，别人也无可非议。而且这样做的结果，还可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各显所能、奋勇争先的良好社会风尚，以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至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许多有识之士并不以对财富的追求作为主要精神动力，对财富的占有欲向来看得很淡，那么，他们也可将所得的合理、合法的高收入部分地用于适当的社会公益事业，取得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效果！可见促使中国知识分子中许多高洁之士实现这一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使之与当代的时代精神相适应，也是十分必要的。
二、知识经济中“知识”涵义的广义观
近年来，许多由自然科学家撰写的有关“知识经济”的文章，往往强调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是“知识经济”的基础，似乎同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以下简称社会科学）没有多大关系。这种根深蒂固的“重理轻文”的思想倾向，是长期形成的。今天，面对发展“知识经济”的新形势，这个问题似乎有提出来进行重新认识的必要。
（一）从宏观上看，一个社会的自然科学技术是不可能孤立地发展的，必须树立“大科学”的概念，重视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的整体功能。
如所周知，“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思维的发展史。思维是大脑的产物，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思维的每一次变化、发展和飞跃，都推动和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说，人在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都是思维的结晶，思维是劳动创造的源泉。”（注：阳春：《思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文汇报》，1987年，8月10日。）
一般认为，思维又可分为“理性思维”（或称逻辑思维、概念思维）与“非理性思维”（或称“形象思维”、“悟性思维”、“灵感思维”）。由于“理性思维”具有推理严谨、定量分析精密等特点，它同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有着直接的联系，由此而产生的理性至上的思潮使“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一直占统治地位。这一点，也许可以看作是我国长期以来“重理轻文”的历史由来。
但“理性思维”并不是万能的。“实际上，那些能一生保持其创造活力的科学家，都不仅具有发达的‘理性思维’，同时也具有发达的‘非理性思维’。”（注：王树人：《敝开思与思之路》，《人民政协报》，1997年6月16日。）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等都对此有深刻的感受。而“非理性思维”又同一个人的人文素质有着直接的联系。“人文素质也可称文化素质，它包括语言文字修养、文学艺术修养、伦理道德修养、文明礼仪修养、历史和哲学修养等。人文素质是一个人外在精神风貌和内在精神气质的综合表现，也是一个现代人文明程度的综合表现。”（注：杨德广：《人不见了看加强人文教育的重要性》，《文汇报》，1997年12月9日。）即使是自然科学家或工程师，他们的人文素质越高，必然思路越开阔、思想越活跃，感悟能力也越强，从而越能激发思维的创造能力，不断取得独创性的丰硕成果。由此可见，自然科学技术是不可能脱离社会科学而孤立地发展的，它需要从社会科学智慧的海洋中不断汲取文化营养和精神力量。
从另一方面看，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要十分重视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汲取思维的养料。“恩格斯说过：‘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众所周知，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进化论、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定律》）。对辩证唯物论的建立曾起过重要作用。（注：姚诗煌：《重视汲取现代科学的思维成果》，《文汇报》，1986年2月26日。）当然，这里所说的只是一个显例，社会科学其他各个门类亦莫不如是，它在管理科学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一个社会，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建造起高度的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科学建造起高度的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的同步发展，才能在整个社会构建起交相辉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摩天大厦，从根本上增强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整体优势与竞争能力。
由此可见，长期以来形成的“重理轻文”的错误倾向，完全不符合时代进步的历史潮流，必须改弦更张，坚决地采取有效措施，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尽快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二）从“知识经济”本身的形成、发展看，其中“知识”的涵义也应广义地理解，而不能局限于自然科学技术方面。
这是因为，“知识经济”作为继发达的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它是在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国际大市场的经济环境中进行运作的。如前所说，当代先进的信息技术又使世界性的经济竞争更趋剧化。而国际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又时刻影响着企业的前途和命运。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上的优势并不一定的能很快地转化为经济上的优势。由此可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从理论上看无疑是正确的，但严格说来，科学技术还只能看作是潜在的生产力，而不是现实的生产力。由前者转化为后者还有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并存在着众多的社会制约因素。这也就是说，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发出了一种新产品，并不意味着就形成了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只有将这种产品投入市场后，能为消费者所喜爱、所接受，并通过销售实现了产品的价值，即实现了商品到货币的关键的一跃，取得了相应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能把这种关系稳定下来，并继续保持下去，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才算完成。可见，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要实现技术与经济的统一，使技术上的优势能转化为经济上的优势，从而稳固地提高企业整体的竞争能力，没有卓越的智慧和高超的谋略显然是不行的。这就意味着：在现代化的国际市场体系中，要做一名称职的企业领导者和管理人员，就必须具有全球的战略眼光，善于创造性地综合运用所掌握的广博知识，具有高层建瓴式的综合观察、分析和判断能力，才有可能驾驶企业的航船跨越世界大市场的惊涛骇浪，顺利地达到成功的彼岸。显然，这也不是自然科学技术专家所能做到的。这也许就是国外大多数企业选用具有广博知识的“通才”（软人才），而不选用具有艰深知识的“专才”（硬人才）充当企业主要领导人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外部环境及人才的自我修炼
如前所说，“知识经济”是以人的创造性知识作为最核心的生产要素。而人是知识的载体，没有创造性人才，“知识经济”亦无从谈起。
那么，什么是创造性人才？
创造性人才就是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如前所说，创造性思维不同于一般思维，往往表现为具有超常性（不墨守成规）、富有个性（独出心裁）、开拓性、独创性和灵活性。一个人如果在思维上不具创造性，在行动上就会表现为四平八稳、随波逐流，只能在世上成为一个碌碌无为的“庸人”。这样的“庸人”在“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中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创造性人才既然具有上述特点，对他们的培养就必须打破常规，具有较大的宽容性。如果仍然要以常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们，要求他们“削足适履”，那么，创造性人才将根本培养不出来。
根据创造性人才的上述特点，对他们的培养，首先必须形成优良的外部环境，同时也必须要求他们自觉地加强自我修炼。
创造性人才的培养能否取得实效，首先与国家的政治大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真正要为创造性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良好的条件，就必须严格划清学术与政治的界限，真正实行“学术无禁区，政治有原则”的方针，在学术领域让人们有充分发挥首创精神的广阔空间。
孟子说过：“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人与禽兽的不同，不在于有没有思维（二者皆有），而在于有没有创造性思维（人有，禽兽没有）。创造性思维既是人类特有的，就应当充分激励，让它为社会造福，今天就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丘吉尔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带有预见性的话：“未来的帝国是头脑的帝国。”（注：转引自缪其诰，姚诗煌：《知识革命：通向知识经济之道》，《文汇报》，1998年4月10日。）意思是：一个国家中的每一个人如果都能善用头脑，进行独立思考，那么，这样的国家一定大有希望。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在全党造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求真务实的风气”，《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大家要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教育与科研战线上努力开创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的生机勃勃的新局面”，就是要为我国营造一个重视人才、重视知识的国家大环境。
关于学术环境，应当：
1.破官本位，立学术本位。
学术组织的领导者必须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带头人，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能以身作则，带动所属成员群策群力，在学科的前沿奋力攻关，不断取得开拓性的成果。
2.在组织内部形成民主、团结、宽松、和谐、求真、务实的良好气氛，能使每个成员对组织产生强烈的向心力与归属感，进而在工作中能充分发挥团队精神。
3.领导者善于识才、用才、知人善任，能把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样，既可使每个成员心情舒畅地开展工作，又能充分发挥智能互补的群体效应。
4.领导者能以诚待人，以德服人，善于经常同所属成员进行思想交流，并鼓励每个成员勇于发表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领导者又能虚怀若谷，从善如流。这样，就能及时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真正做到坦诚相处，引为知己，使每个成员不致产生“怀才不遇”之感。
5.在学术领域坚持真理前面人人平等，在学术观点上鼓励求同存异，学术成果的价值及其正确程度如何，要由实践、时间、历史去检验，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更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形式来裁决学术上的是非。
6.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促使每个成员充分发挥潜能，建功立业，奋勇争先！
人才的自我修炼是内因，十分重要。作为一个创造性人才，必须严以律己，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自觉地进行严格的自我修炼。特别要注意以下几点：
1.做人是立身之本。一个人如果品格低下，学问再好，也会被社会所遗弃。古今中外，莫不如是。在做人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光荣的历史传统。耿直、诚信可以说是做人的最起码的要求。趋炎附势、虚伪奸诈、损人利己，是最为人所不耻的。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则是士人所应追求的崇高思想境界。因此，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人不可“自傲”，但不能没有“自豪感”，否则就会失去继续前进的信心；人不可以有“傲气”（盛气凌人），但绝不能没有“傲骨”，否则就会失去做人的尊严。特别是在外国人面前，绝不可卑躬屈节，做出有损人格、国格的事。
2.在做学问方面，特别需要认真做到：
①博学思精，不迷信权威，敢于独辟蹊径，开拓新天地。但我们这里说不迷信权威，不等于说可以不尊重权威。我们的研究必须在前人达到的高度上继续攀登，在前人达到的终点上继续前进。
②戒浮燥和急功近利。浮燥与真正的学术无缘。一个有志于为学术而献身的学子必须加强自我修养，力求达“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的思想境界，才能以超然的态度，冷静地、客观地去思考、分析、研究问题，取得经得起实践、时间、历史检验的学术成果。
③勇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决不曲学媚俗，随波逐流，做学术上的风派。
1998.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