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浪漫主义精神的异同比较——论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对当代中国文人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爱默生论文,中美论文,异同论文,文人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谈到美国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人们熟知的是惠特曼、海明威、福克纳、克鲁亚克这些名字，以及由这些名字体现出来的“恢弘胸襟”、“硬汉子精神”、“家园意识”和“在路上”的浪漫情怀。相比之下，爱默生、梭罗的名字似乎较少为人提及。如果说，中国作家受外国文学影响常常是有选择的，常常受到时代精神的制约（例如，在张扬个性的年代，海明威的“硬汉子精神”当然会流行开来；在寻根的思潮中，福克纳的“家园意识”自然就成了重返家园的指南；而在追求行动和浪漫的年代，克鲁亚克的“在路上”状态显然就能引起强烈的共鸣），那么，爱默生、梭罗的作品在当代中国受到的冷遇，是否意味着他们所代表的古典浪漫主义精神已经湮没在了时间的忘川里？
而在美国文学史上，爱默生却有“圣贤”之称。普遍受到几代中国诗人（从郭沫若、艾青到顾城）推崇的惠特曼就深受爱默生的影响。因此，少数以独到的目光发现了爱默生、梭罗作品的作家便显示出了他们独特的个性。而在他们喜欢爱默生、梭罗的深处，又蕴涵了怎样的时代精神与人文玄机呢？
（一）爱默生与中国文学
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又译爱默森）是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有“圣贤”之称。“爱默生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发展与阐述以下的信念：人通过直觉所体验到生活的内在、道德及神启示的法则都可在通过感觉观察到的自然界法则的多种形式的表现中一点一点地找到对应”①。这样的世界观产生于特定的时代，对于渴望从加尔文主义的精神重负中解放出来的青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他的热情和朴素直接影响了伟大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惠特曼是以他为楷模的②。而他也对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熟悉孔子，曾经在自己的日记和文章中抄录过孔子的语录，并这么赞扬孔子：“作为万世师表，在基督降生前的大批哲学家中堪称第一。”③ 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宇宙的整体性、精神的超越性、思维的直觉性的思想正好与他的超验主义世界观不谋而合。因此，尽管他的思想“不适合于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④，他仍然在美国的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由此可见，在美国哲人与中国哲人之间，在基督教精神与儒家精神之间，存在着“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契合。
晚年的张爱玲翻译了《爱默森文选》。在“译者序”中，张爱玲写道：“爱默森的作品即使在今日看来，也仍旧没有失去时效，这一点最使我们感到惊异。他有许多见解都适用于当前的政局，或是对于我们个人有切身之感。他不是单纯的急进派，更不是单纯的保守主义者；而同时他绝不是一个冲淡、中庸、妥协性的人。他有强烈的爱憎，对于现社会的罪恶感到极度愤怒，但是他相信过去是未来的母亲，是未来的基础；要改造必须先了解。而他深信改造应当从个人着手。”在这篇文章中，张爱玲引用了英国作家麦修·亚诺德（Matthew Arnold）的话：在19世纪，没有任何散文比爱默森的影响更大⑤。对于张爱玲这样一位饱经沧桑、看破了世事的作家，翻译《爱默森文选》本身就折射出了她在绝望中渴望超越的微妙心态。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陈染有一部中篇小说《凡墙都是门》，题目就得自爱默生。小说是一位女作家在经过了“激烈躁动，情天义海”的少女时代和“愤世嫉俗，压抑绝望”的青年时代以后，忽然“心平气和地看世界”的蓦然感悟。作品中写道：“爱默生有一次曾经提到，‘所有的墙壁都是门。’我想，如果我们把生活看成是一堵巨大无边的墙壁，那么，我们不要到墙壁之外去寻找出口吧……”小说主人公有“人不老心老”的感慨，时而努力使自己相信：“一切都合理，一切都很好”，时而又“发现自己真的像个局外人”，“对自己失望”。最后，他在虚构的写作中找到了一些安慰，并且认定，“放弃意义，将是我来生唯一的意义”。这样的心潮起伏无疑具有相当普遍的典型意味，同时也显示了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在经历了徒劳的抗争以后渐渐认同现实的心路历程。只是这样多少带有无奈意味的认同，似乎与爱默生那种对自然、精神的豪迈信念在色调上已经相去甚远。
与爱默生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梭罗。
（二）梭罗与海子、苇岸
《瓦尔登湖》的作者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是爱默生的追随者。而他也被爱默生称为“真正的美国人”，因为“他为目前而生活”，他“以全部的爱情将他的天才贡献给他故乡的田野与山水”，“他决定研究自然史，纯是出于天性”，“他自己是绝对正直的”⑥。但比起爱默生，梭罗这位“神秘主义者、超验主义者”、“自然哲学家”⑦，在亲近自然方面显然走得更远。他在爱默生的一小块土地上建起了小屋。小屋离他的家不远，可以步行走到。“建造小屋以及在那里度过的春夏秋冬是一种试验而不是选中的生活方式”。而梭罗本人则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一点：“如果人信心百倍地沿着自己梦想的方向前进，尽全力按自己想象的方式生活，他定能取得平凡生活中意想不到的成就”。而他不同于中国古代隐士之处也在于，他不想“仅为那一种生活消耗更多的时间”。“他四十五年的生涯里只有两年多是在那里度过”⑧。
早在1949年，诗人徐迟就翻译出版了《瓦尔登湖》。这本书的翻译、出版纯属偶然，但冥冥中又何尝没有折射出徐迟的心曲。因为，那是一个暴风骤雨、天翻地覆的革命年代。而《瓦尔登湖》的宁静与超然风格，显然是与革命格格不入的。对此，徐迟本人后来也有过这样的回忆：“这个中译本的第一版是1949年在上海出版的。那时正好举国上下，热气腾腾。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战争取得了辉煌胜利，因此注意这本书的人很少。”就连徐迟本人，不是也满腔热忱地投入到了革命与建设的浪潮中了么？在20世纪50年代，他两上朝鲜战场，四次奔赴鞍钢，六次到长江大桥工地“深入生活”，写出了诗集《美丽·神奇·丰富》、《战争·和平·进步》和《共和国之歌》，特写集《我们这时代的人》、《庆功宴》，论文集《诗与生活》等作品。1960年以后，又写出了报告文学《火中的凤凰》、《祁连山下》、《牡丹》等作品。1976年以后，徐迟的报告文学名篇《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生命之树常绿》、《在湍流的涡漩中》都曾经以饱满的政治激情、华美的诗情画意激励过整整一代有志青年，去学科学、追赶现代化。然而，到了暮年，他又想起了《瓦尔登湖》。他说过，“这本《瓦尔登湖》（Walden）是本静静的书，极静极静的书，并不是一本热热闹闹的书。它是一本寂寞的书，一本孤独的书。它只是一本一个人的书。如果你的心没有安静下来。恐怕你很难进入到这本书里去……在你的心静下来以后，你就会思考一些什么……思考一下自己，更思考一下更高的原则。”这本书对于“分析生活，批判习俗，有独到处”⑨。徐迟与《瓦尔登湖》的两度邂逅，耐人寻味。其中体现了时代精神变迁的轨迹，又何尝不是诗人在时代大潮中载沉载浮、上下求索心态的显现！
已故青年诗人海子在1986年读到了梭罗的名著《瓦尔登湖》，十分推崇，称之为“1986年读的最好的书”、“闪耀着人类自古不熄的英雄主义之光的书”⑩。他为此写了《梭罗这人有脑子》一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梭罗这人就是／我的云彩，四方／邻国的云彩，安静／在豆田之西／我的草帽上”。在1986年，他写了许多讴歌自然的诗作——从《村庄》、《感动》、《海子小夜曲》、《我感到魅惑》、《北斗七星 七座村庄》，表达了对梭罗的认同。在1986年那个“反传统”的喧闹声持续升温的年代，海子却对淡泊的梭罗情有独钟，显得相当特别。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梭罗给了海子巨大的影响，尽管在死前不久，他还写了有名的诗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他终于以令人遗憾的方式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根据他的朋友苇岸的回忆，海子生前“每日大量饮酒”，曾经在餐馆喝酒时与人发生冲突，脸上留下了血痕。奇怪的是，“伤反而使感觉舒畅一些，他仿佛从某种极端状态中得到了解脱”(11)。由此可见，他的心中也被莫名的烦躁所苦。在死前不久，他甚至“发誓从今以后不再喝酒”，他似乎已经意识到“酒铸成了你（海子）的大错”。但他对于死亡的迷恋（他以为“这样做是为了重生，为了变成你希望变成的东西：树或花，星辰或太阳”(12)）仍然使他误入了不归路。海子的另一位好友骆一禾也谈到海子“后来喝酒太凶，已近于酗酒”的危机，还告诉我们海子“生前有吐血迹象、幻听及思维混乱、头痛征兆。故他会感到这对他的宏大构思是致命的”(13)。这样的回忆足以触动如下的猜测：海子的死很可能与疾病有关。而他死时随身带的四本书中，仍然有梭罗的《瓦尔登湖》。
苇岸对梭罗的推崇则显示了另一番气象。他曾经这么写道：“最终导致我从诗歌转向散文的，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当我初读这本举世无双的书时，我对它的喜爱，超过了任何诗歌。”在谈到“我喜爱的、对我影响较大的、确立了我的信仰、塑造了我写作面貌的作家和诗人”时，梭罗占了第一的位置(14)。苇岸还写了《我与梭罗》一文，其中写道：“《瓦尔登湖》是我唯一从版本上多重收藏的书籍，以纪念这部瑰伟的富于思想的散文著作对我的写作和人生的‘奠基’意义。”他欣赏梭罗，一是因为“梭罗是一个复合型作家：非概念化、体系化的思想家（他是自视为哲学家的），优美的、睿智的散文作家，富于同情心的、广学的博物学家（梭罗的生物知识特别是植物知识是惊人的，他采集并收藏了数百枚植物标本），乐观的、手巧的旅行家”。二是因为梭罗的一生是“解放自己”的一生。他“不争第一”的人生姿态“与那个时代业已开始的以竞争为机制和本质的现代社会显然背道而驰”，“梭罗的这种源于生命的非实用主义或反物质文明倾向，以及他的审美地看待世界的目光、诗意的生活态度”，使苇岸一见倾心(15)。这样，苇岸也就表达了对现代化的批判态度。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了梭罗的思想对于“今天的人类和全球生态的意义”(16)——“梭罗的本质主要的还不在其对‘返归自然’的倡导，而在其对‘人的完整性’的崇尚。梭罗到瓦尔登湖去，并非想去做永久‘返归自然’的隐士，而仅是他崇尚‘人的完整性’的表现之一”。而这才是苇岸“喜欢梭罗的最大原因”(17)。
苇岸喜欢梭罗已经到了言必称梭罗的程度。他也注意到梭罗对于中国、印度、波斯的古代智者简朴生活方式的继承(18)，这正好与爱默生喜欢中国古代哲学如出一辙。但耐人寻味的是，苇岸特别说明，“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一直未能进入我的视野”，因为，“在中国文学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切：聪明、智慧、美景、意境、技艺、个人恩怨、明哲保身等等，惟独不见一个作家应有的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他并且引用了海子的话：“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把一切都变成趣味。”(19)这种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是否有失偏颇？因为，中国士大夫中从来就不缺少“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从陶渊明、杜甫到苏东坡、范仲淹、曹雪芹……苇岸似乎没有意识到，在他崇尚梭罗的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同时，他忽略了梭罗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苇岸的生活方式也像梭罗一样：他住在北京郊区，“很少进城”，“以自然和书本为伴”，“每天清晨，带上望远镜，在离楼群不远的田地里，一边散步，一边观察树上的鸟儿和地里的庄稼。有时，也能看到早起觅食的野兔”(20)。“他吃素食，粗茶淡饭，朋友也不多”(21)。“每逢假期他都要自费乘火车或汽车远行……他已走过黄河以北中国所有省区”。他“漫游四方，守望大地，沉思默想。他本质上是个行吟诗人和浪漫主义思想家。他属于19世纪”(22)。
因为崇敬梭罗，苇岸自然会不时提到爱默生。他知道，梭罗与爱默生“在心灵上、思想上存在一种先天的契合和呼应”(23)，但他进一步指出：“爱默生更学者化、理论化些，梭罗则诗人化、实践化些。”(24) 这样的认识表明，苇岸是更看重诗化的生活的。在这一点上，苇岸也鲜明地体现出了某种时代的精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思故我在”的活法显然太累。而“诗意地栖居”才更令人神往。
（三）苇岸、顾城与惠特曼
因为熟悉爱默生和梭罗，苇岸必然会熟悉惠特曼。在他的作品中，多处闪烁着惠特曼精神的光辉。《本土歌手》开篇就以惠特曼的话为引言：“作为一个诗人或导师就是作一位认识者，首先是要成为一个本地的代言人。”(25) 《没有门户的宝库》这篇读书笔记中，专门有一节论惠特曼，称他为“在最高尚的意义上崇尚精神的伟大诗人”，“大自然终生的热爱者和赞美者”，欣赏“他带着他强大个人的法理和规范，成为不受这个世界既定秩序约束的人”的气概(26)。在《诗人是世界之光》中，他以惠特曼的一句话形容海子给他的印象：“我想凡是我在路上遇见的我都喜欢，无论谁看到了我，也将爱我。”(27) 在《作家生涯》中，也谈到了对惠特曼的新认识：“惠特曼是诗人，但他写他同大自然的接触时便使用散文。他说：‘我不知不觉地按这同样的标准对待其他的自然力量——避免追求用诗去写它们；太伟大，不宜按一定的格式去处理。’”(28) 在《在散文的道路上》中，他还以惠特曼的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散文美学追求：“艺术的艺术，表现手法的卓越和文字光彩的焕发，全在于质朴。”(29) 在这些议论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苇岸对惠特曼的认同。
而惠特曼其实是对20世纪的中国诗人影响最大的美国诗人。20世纪初，郭沫若就激赏惠特曼的风格：“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在他的影响之下，我便做出了《立在地球边上怒号》、《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晨安》、《凤凰涅槃》、《天狗》、《心灯》、《炉中煤》、《巨炮的教训》等那些男性的粗暴的诗来”(30)。在抗日战争和革命的烽火中，艾青也推崇惠特曼：“我们喜欢惠特曼，凡尔哈仑，和其他许多现代诗人……最大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把诗带到更新的领域，更高的境地。”(31) 他的《向太阳》、《给太阳》、《野火》、《黎明的通知》都以乐观、雄浑、硬朗的气质体现了诗人对惠特曼诗风的继承与弘扬。蔡其矫也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发现了惠特曼的，并说：“第一位引我走进诗歌王国的大师就是惠特曼。”一直到世纪末，他还在与北岛、江河、杨炼一起旅行中发现，“每人的行包中竟都有一个惠特曼！都有一本《草叶集》！”“只不过，磨损的程度有别”(32)。诗人马佳在回忆下放白洋淀的岁月时也说过“大家都仿惠特曼”的话(33)。诗人于坚在谈到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诗人时，第一个提到的名字也是惠特曼(34)。诗人王寅还写过一首《华尔特·惠特曼》的诗，最后那句“我们都眯起眼睛看他”生动地表现了“60年代出生的诗人”对惠特曼的崇敬之情。伟大的惠特曼，就这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诗人。不管文化思潮怎么变，不论是革命岁月，还是和平年代，他从不过时，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的奇迹。岁月在流逝，时代在巨变，可惠特曼的影响不变——他的平民气质、自由胸怀，他的大地关怀、草叶情怀，他的浩荡激情、流浪心态……
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顾城，他也十分推崇惠特曼。在他看来，惠特曼“是开放型的，是广大博爱的诗人，他无所不在，所以不会在狭窄的道路上与人决斗。他怪样地看着人类，轻微地诅咒而更加巨大地爱着人类。他的诅咒和热爱如同阳光。”“惠特曼是个超验的人，他直接到达了本体，到达了那种‘哲学不愿超过、也不能超过的境界’。他留给人类的不是一本诗，而是一个燃烧着无尽核能的爱的太阳。”他甚至在读了惠特曼以后，有了自卑的感觉：“在诗的世界里，有许多不同的种族，许多伟大的行星和恒星，有不同的波，有不同的火焰。因为宿命，我们不能接近他们。”(35) 我们不难在顾城早期的诗歌《生命幻想曲》中读到一些气象恢弘的句子，像“我行走着／赤着双脚／我把我的足迹／像图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溶进了我的生命”，“我要唱／一支人类的歌曲／千百年后／在宇宙中共鸣”，但那句“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还是将他与伟大、自信的惠特曼区别了开来。顾城崇敬惠特曼的博大，但他的气量却常常显得狭小；他的诗风常常显得精致而虚幻，这与他对惠特曼的崇敬显得有点错位。除惠特曼之外，顾城还十分崇敬童话作家安徒生（Andersen），他曾经写过一首诗《给我的尊师安徒生》，表达了对超凡脱俗的童话世界的向往：“你运载着一个天国／运载着花和梦的气球／所有纯美的童心／都是你的港口”，“我愿在这里安歇／在花朵和露水中间／我将重新找到／儿时丢失的情感。”也正因为如此，在当代诗坛上，他有“童话诗人”的美称。由此可见，顾城的诗歌理想是分裂的：他崇敬惠特曼和安徒生，而他的诗歌创作则基本上是接近安徒生风格的。这意味着，一个人的理想是一回事，心理素质和才分则是另一回事。
惠特曼深受爱默生的影响，是爱默生的《美国学者》点燃了他的热情，他以爱默生作为楷模。但是，“惠特曼决心要表达得自然，因此他不像爱默生那样用的是布道者的语言……”(36)“朴野的生活使他着迷”，他也写出了“一种适合满手老茧、身穿蓝色工装裤、嚼着烟草、随意说话的人们的诗”，成为“普通人的赞美者”。同时，他也就“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学，属于全美所有种族，所有信仰，所有州，所有阶级的文学”(37)。是平民的，同时也是全人类的；是朴素的、粗犷的，同时又十分雄浑、十分豪迈，惠特曼的诗歌因此而不朽。
另一方面，苇岸风格的简略，顾城风格的精美与朦胧，又使他们的作品在气度上先逊色了一些。在苇岸的笔下，有对大地和自然的热爱，有对草木和节气的精细观察，却缺少惠特曼《转动着的大地之歌》中的博大气象：“大地并不争论，／并不感伤，亦没有一定的安排，／它从不叫喊、匆忙、说服、压迫、许诺，／对一切都一视同仁，永没有可能想象的失败，／不闭拒任何物，也不摈弃任何物，／它揭示出一切力量、物体、状态，不遗漏半点”，“无论你是谁，是男是女，大地是为你而有陆有水，／太阳和月亮是为你而悬在天空上，／现在和过去首先为的是你，／不朽的也首先为的是你。”如果说在苇岸笔下，大地与自然都是十分美好的，那么，在惠特曼这里，大地与自然还充满了伟大的气概。还有顾城，虽然也写过《生命幻想曲》那样富有想象力的佳作和《北方的孤独者之歌》那样的力作，但他“要把世界轻轻推开的”的想法和“恨自己小小的可怜的躯壳”的叹息(38)，也立刻就显出了感伤的软弱来。他显然没有惠特曼在《自己之歌》中表现的那么自如、自信：“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和我在一处呆过一日一夜，你就会有了一切诗歌的源泉，／你将会得到大地和太阳的一切美善”，“不管任何人的拉扯，我站立着，／快乐，自足，慈悲，悠闲，昂然地独立着”，“我是人们的朋友和伴侣，一切都如我一样不朽而且无穷。”的确，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诗人与诗人也不一样。相通的诗心不一定意味着相同的才华和相似的境界。而苇岸和顾城在崇敬惠特曼的同时没能进入惠特曼的阔大境界，除了才华方面的原因以外，是否还有时代的原因？“文革”浩劫像中国历史上有过的许多次灾难一样，极大地摧毁了许多文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使他们变得格外伤感起来。人们习惯于“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活法，习惯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情绪。在这样的情绪笼罩下，是很难写出大气磅礴之作的。中国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伤感和叹息为主旋律，其实是有着深厚的传统文人心态作基础的。而惠特曼作为“美国文学的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他的豪迈、恢弘，则代表着“美国崛起的光荣”(39)。在中国诗人普遍敬仰惠特曼这一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诗心的相通；而在中国诗人常常没有能够写出可与惠特曼诗歌相媲美的作品这一事实中（甚至郭沫若，这位20世纪中国诗坛上最具有浪漫主义激情的诗人，他的早期作品颇得惠特曼的神韵，却终究不似惠特曼那么博大、深沉、从容），我们也不难看出中国的新诗与世界诗歌经典之间的明显距离。
（四）关于隐士文化的遐想
中国自古多隐士。从伯夷、叔齐到嵇康、阮籍，从严子陵、陶渊明到王船山，或为了不事二君，或为了追求自在，他们远离尘嚣，在简朴的生活中自得其乐。连积极人世的孔子也发出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悲鸣，甚至乐天的苏东坡也有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的念头，可见残酷的现实逼人逍遥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于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个性追求形成了一种传统，那便是逍遥的传统，在田园或市井生活中打发光阴的传统（“诗意地栖居”于田园）。在那逍遥中，又有一份清高和孤傲，一脉感伤和狂放。顾城不是也在“文革”中写下了这样的《铭言》么：“且把搁浅当做宝贵的小憩，／也不要去随浪逐波。”他在成名以后忽然隐居于异国的孤岛上，可见时代虽变，诗人的遁世情怀不变。无论世界怎么变迁，都不改逍遥之心，珍爱生命，珍爱个性，这就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伟大传统。虽然逍遥的生活态度似乎常常与消极的活法联系在一起，但当我们注意到有许多最优秀的中国人（从老子、庄子到“竹林七贤”，从禅宗祖师到苏东坡，从林语堂到沈从文）都在这样的逍遥中度过了“诗意地栖居”的一生时，我们不能不感叹逍遥境界的强大吸引力，感慨我们民族的文化精英对于自由、高蹈境界不约而同的神往！而这又岂止那些中国的先贤！放眼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逍遥的西方哲人——从斯宾诺莎到海德格尔，从华兹华斯到赫尔曼·黑塞，从叶赛宁到塞林格……胸怀宁静的哲人以对于大自然和内心生活的美好发现，保留了人类对于逍遥情怀的美好记忆，也显示了人类抗拒异化的可贵毅力。就像梭罗说过的那样：“逍遥是一门了不得的艺术。”(40)
在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激烈的生存竞争、喧哗的世俗化浪潮已经成为生活的主旋律。在这样的年代，还有隐士的生存空间吗？文坛上，不时传来张炜“融入野地”、韩少功“归隐乡野”的消息，但他们经常发表的作品仍然表明，他们并没有完全地“隐”去。对于他们，“归隐”的生活是与对社会发言的姿态互为补充的。“归隐”实际上成了他们批判现实的一种立场。何况在庞大的作家阵营中，他们的“归隐”显得实在“另类”。此外，许多新生代诗人在追求“另类”的生存状态和“边缘化”文学风格的同时，既向往着自由的生活又不甘寂寞，渴望在世俗化浪潮中获得名利双收的成功，也显得与“归隐”的姿态相去甚远。在这样的时代，对爱默生、梭罗的喜爱，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了衡量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尺度：那些性情浮躁的人，那些耽于狂欢化生活方式的人，多半是不会喜欢爱默生和梭罗的。而像海子那样喜欢梭罗的人，最终仍然投入了死神的怀抱，至少可以表明：梭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救海子的灵魂！以这样的眼光看去，爱默生和梭罗在当代的不那么“走红”，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这个时代的情绪——浮躁和狂欢。至于惠特曼，他的坦荡、豪放仍然为一部分热衷于狂欢化生活的青年诗人所喜爱，这堪称文学的奇迹。例如“非非主义”诗人杨黎就在《灿烂》一书中回忆了自己在诗人骆耕野家中第一次看到一本发黄的《草叶集》，而且“一下读了进去”，甚至产生了“我非常想换他的这本书”的冲动，他由此开始写诗。他还记得，杭州“极端主义”诗人梁晓明也说过：“他之所以写诗，主要就是看了《草叶集》的原因。《草叶集》对他诗歌的影响，直到今天都依然存在。”惠特曼的率真是十分有感染力的。他可以率真到袒露自己的性兴趣，并写下了《一个女人等着我》那样的“性文学”作品。他这样的率真也许对于一部分青年诗人后来写自己的性体验、“下半身”，并在当代诗坛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粗鄙的诗风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剩下的问题是：人类真的再难重返“诗意地栖居”的家园了吗？既然现代化进程注定与浮躁和狂欢如影随形，既然绝大多数人都注定难以摆脱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与裹胁，如果整个人类做不到，那么作为个人的文人呢？时代的浪潮是一回事，个性的选择是另一回事，有时，二者可以水乳交融；而另一些时候，二者则可能分道扬镳。
注释：
① Robert E.Spiller：《美国文学的周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② Grant C.Knight,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Inc.,1972,p.276.
③ 转引自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63页。
④ Grant C.Knigh,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Inc.,1972,p.190.
⑤ 《爱默森文选》译者序，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3页。
⑥ 《爱默森文选》，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94、196、198、202、207页。
⑦ 《梭罗日记》（1853年3月5日），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⑧ Robert E.Spiller：《美国文学的周期》，第50页。
⑨ 《瓦尔登湖·译序》，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15页。
⑩ 转引自苇岸《诗人是世界之光》，《大地上的事情》，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123页。
(11) 苇岸：《海子死了》，《大地上的事情》，第125页。
(12) 苇岸：《海子死了》，《大地上的事情》，第118～119页。
(13) 骆一禾：《致万夏》（1989年4月15日），转引自杨黎《灿烂》，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8页。
(14) 苇岸：《一个人的道路》，《大地上的事情》，第161页。
(15) 苇岸：《我与梭罗》，《上帝之子》，湖北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127、129～130页。
(16) 苇岸：《梭罗意味什么》，《上帝之子》，第100页。
(17) 苇岸：《艺术家的倾向》，《上帝之子》，第103页。
(18) 苇岸：《人必须忠于自己》，《上帝之子》，第120页。
(19) 苇岸：《一个人的道路》，《大地上的事情》，第162页。
(20) 林莽：《告别苇岸》，《上帝之子》，第179、182、185页。
(21) 祝勇：《与大地相同的心灵》，《上帝之子》，第200页。
(22) 宁肯：《大地守望者》，《上帝之子》，第212页。
(23) 苇岸：《我与梭罗》，《上帝之子》，第128～129页。
(24) 苇岸：《梭罗意味什么》，《上帝之子》第98页。
(25) 苇岸：《本土歌手》，《大地上的事情》，第80页。
(26) 苇岸：《没有门户的宝库》，《大地上的事情》，第109页。
(27) 苇岸：《诗人是世界之光》，《大地上的事情》，第121页。
(28) 苇岸：《作家生涯》，《大地上的事情》，第186页。
(29) 苇岸：《在散文的道路上》，《上帝之子》，第142页。
(30)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6页。
(31) 海涛、金汉编：《艾青专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3页。
(32) 转引自王炳根《少女万岁》，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94页。
(33) 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
(34) 于坚：《拒绝隐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页。
(35) 顾城：《黑眼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204页。
(36) Robert E.Spiller：《美国文学的周期》，第83页。
(37) Grant C.Knight,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Inc.,1972,p.274,280.
(38) 顾城：《青鸟》，《作家》1987年第3期。
(39) Grant C.Knight,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Inc.,1972,p.285.
(40) 《梭罗日记》（1841年4月26日），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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