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观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俗论文,观论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雅与俗是一组文化分类范畴，也是一组价值判断范畴。它标志着不同的文化品类、不同的褒贬态度及文化导向。它的消长和变化，标志着社会心理、民族文化、艺术形式、审美观念的发展趋势。
一
雅与俗早先并非同时出现的一组对位性术语。《论语》论及雅而不及俗，《老子》言及俗而无涉雅，便可证明。但是随着人们文化认识的发展和深入，它成为一组对位性术语，则又是必然的。
《论语·述而》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阳货》载，“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这里“雅乐”与“郑声”相对。“郑声淫，放郑声。”郑声是邪僻的、过度的，则雅乐是典正的、合度的。《毛诗序》载，“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郑注：“雅既以齐正为名，故云以为后世法。”以其为正，以其为化感四方之主导，正是雅的本义，也是它的本质特征。刘勰《文心雕龙·体性》也是以此来论述“典雅”的。其言曰“学有浅深，习有雅郑”，“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刘勰并且指出，“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雅与奇反”。一般说来，雅正的东西，总是具有庄严的、传统的、典范的特征。而邪僻的东西又常是荒诞的、诡怪的、无可稽考的。中国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典籍据《尚书·多士》所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故自此后，以传统的典籍为范本的文化，便被称为“典正”、“典雅”、“雅正”。如东汉马融《长笛赋》有“融既得博览典雅，精核数术”之语。这样，雅便由文化品类转而为审美标志，其中“正”是它的关键所在。
俗，最初只指民间习俗，许慎《说文解字》说，“俗，习也，从人谷声”。俗具有民间的、广泛的、习惯的特征，因此又引申而有一般的、众多的、平庸的含义，而与超拔的、独特的、高贵的相对待。《老子》二十章表示“我独异于人”，其原因在于“贵食母”，即得道、取之于道，而其具体表现则是“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
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这里俗人与我的不同行止情趣的表述已经明显表示出价值判断，即以俗为低，以我为高，否定低俗，肯定高雅。
以习俗、风俗来指称民间文化，其“俗”是个名词，而以低俗、庸俗来表达价值判断，它实际上成了一个形容词。这两种用法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甚多。作为名词如《孟子·告子》：“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庄子·胠箧》：“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天地》：“大圣之治天下也，摇荡民心，使之成教易俗。”《秋水》：“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作为形容词性质表示价值判断，如《孟子·尽心》：“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庄子·缮性》：“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
最早将雅俗对举并且表现出强烈崇雅抑俗倾向的是荀子。《荀子·王制》称，“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荀子将夷俗与淫邪相联系而与雅形成对立，他还指出“由礼则雅”（《修身》），“君子安雅”（《荣辱》），并且在《儒效》中明确提出“俗人”、“俗儒”、“雅儒”、“大儒”的概念。荀子说：“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谬学杂举，……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者，……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掩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张法而度之，则淹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俗人、俗儒与雅儒、大儒的对举，标志着雅俗作为价值观念评价标准的完全确立。此后，雅俗可以论人，如王充《论衡》：“雅俗异材，举措殊操”，《世说新语·品藻》称陈玄伯“通雅博畅，能以天下声教为己任者”。陶渊明诗自称“少无适俗韵”。它也可以论文，如曹丕《典论·论文》：“奏议宜雅”，刘勰《文心雕龙·通变》：“斟酌乎质文之间，而
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王国维则将二者联系起来，他在《古雅在美学上之位置》中说：“苟其人格诚高，学问诚博，则虽无艺术上之天才者，其制作亦不失为古雅。”可见人与文之与雅与俗的关系。
这样，雅就指称典正的、端庄的、高尚的、摆脱了低级趣味的、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引导道德文化水准健康向上的文化品味。而俗则指称邪僻的、诡谲的、平庸的、污浊的、低级趣味的、图谋个人私利的、引导社会道德水准下滑的文化品味。
二
作为名词性的俗，指民俗、风俗，来自民间，因此有了“俗文化”即民间文化和民间文学的名词概念，而与知识阶层的“雅文化”、“雅文学”相对待，形成不同的文化种类。郑振铎先生著有《中国俗文学史》，就是以此立意的。他在第一章论何谓“俗文学”时说：“‘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句话说，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
文人的雅好是琴棋书画，而一般民众的喜好则是踢毽子、放风筝、逛庙会、吃冰糖葫芦、听大鼓书等等。古代文人吃饭大多好清雅，“食不厌精”，浅斟低唱，而一般民众则喜酣畅，大碗酒肉，一醉方休。文人的雅文学是赋诗填词，而一般民众的俗文学则是小曲歌谣大鼓评书等讲唱文学。这是由城乡生活环境、经济条件、文化教育状况等原因所形成的不同审美趣味。从本质上讲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并无轩轾，也就是说它属主观的趣味好尚，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客观价值判断。在今天，由于历史发展和经济状况的巨大变化，农民照样可以欣赏交响乐、芭蕾舞，而知识分子同样可以欣赏京剧，品尝大排档的各色小吃。
俗文学的特质诚如郑振铎先生总结的那样鲜活生动丰富多彩，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第一它是大众的。它出于民间，因民众而存在，为民俗所写，写民间的英雄和民间的情感。第二它是无名的集体的创作，像话本、杂剧、弹词、鼓词，在流传之时不知经过多少转述和修改。第三它是口传的。口传久之，才被写录定形，一些秘传、秘本都是这一性质。第四它是新鲜的，但又是粗鄙的。它未经学士大人们研考，故其色彩鲜亮艳丽，但正因未经雕琢，有相当的粗鄙俗气。第五是它的想象奔放，激情热烈，不讲什么儒家诗教、中和之度，但民间某些不好的习惯和观念又掺杂其中，有时比正统文学还要封建迷信，还要保守。第六是它勇于引进新的东西，凡一切外来的歌调、外来的事物、外来的文体，文人学士不敢正眼窥测时，民间的作者都往往更早地采用了。郑振铎指出，俗文学有许多好处，也有许多缺点。它既不是至高无上的，无一而非杰作，也不是要不得的东西，一无可取。
一般说来，雅文化、雅文学也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并非天生就雅，而是由俗文化俗文学转化而成的。最初的十五国风大都是桑间濮上歌唱爱情和民间生活的民歌，属俗文化，而知识者、统治者加以纂集、整理、修改、阐释，使之符合传统的、正统的规范，于是它就成了雅文化的组成部分。词原先是流行于歌肆酒店的小夜曲，相当于宋朝的流行歌曲或曰靡靡之音，它的形成直接源于西域传入的燕乐曲子词。嗣后柳永一变小令为慢词，苏轼再变以诗为词，拓展了词的表现领域。陈师道《后山词话》称苏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但苏词毕竟以其“工”而成“雅”。元杂剧也是在鼓子词、参军戏、诸宫调等俗文化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它的唱词、衬字、道白、趣味、艺术思想都仍然保留着相当的俗文化的特点，当它经过知识分子的改造而登上大雅之堂，也就变为雅文化了。这有点象清末的京戏班子，在乡间演唱的则是民间文化，在京城大殿演唱的，则是庙堂文化。
如果说“俗文学”既有许多好处，也有许多缺点，并非至高无上，也并非一无可求，那么，由“俗文学”到“雅文学”的变造也同样。雅文学的这种变造，就其积极意义上讲，它去除了一些鄙俚荒唐，简单粗糙。如同园丁采摭山间花石草木，修剪整饬而成景致，在艺术的加工提炼升华方面做出了贡献，但它也滤除了俗文学原汁原味的许多清新鲜美的特色。与俗文学相对应，雅文学也可以表示其相应的特点：一、它是知识阶层的，它是由知识者创作，讲论国家社会之事，抒写自我的心志情绪。二、它是个人的创作，荣辱自负。它表述个人与时代社会和历史的联系，因此“立言”作为“三不朽”之一而被知识者重视。三、它是书写的，印刷的，因而是有规范的定本，并且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四、它是精制的，集中地体现着艺术美。五、它有强烈的内在个性特征，但又必须顺应于传统文化的规范，张扬有度，温和雅致，因而缺少大悲大喜的壮烈。它为大众说话，为天地立心，言天下之事，但又往往表现出知识分子阶层因其社会地位决定的固有的软弱性，其改革的愿望依赖上层集团的开明，从而不得不表现出某种保守性。第六、它的综合能力强，分析能力强，善于改造提高从而创新。雅文学是从俗文学中脱胎变造而成的，但雅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俗文学拉开较大距离，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趣味。尽管雅文学与俗文学相比也有许多不如处，但雅文学变造俗文学是一种进步，一种发展，它提升了文化的品位，至少开拓了另一种文化景观。
在这个意义上讲，雅文化与俗文化互有长短，各臻其美，不存在谁吃掉推的问题，正如花不能只有一种颜色一种姿态。春兰秋菊梅花牡丹都有它们各自的不可替代的美。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一定时代的文化，总是以统治阶级的趣味好尚为主导的，所以尚俗或尚雅也表现出不同时代的文化品味。
三
雅与俗的另一重区分是以新潮的流行的为雅，而以过时的朴质的为俗。李斯《谏逐客书》在批评驱逐客卿的政策时说：“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于秦而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所谓“随俗雅化”就是趋新的、时髦的、由质向文、朴素向华丽的发展变化，并且这种变化有着某种必然性，有着某种大众的基础。而与之相对应的“俗”，则是古旧的、原初的、生糙的自然状态。今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依然有这种用法，比如在着装选择方面。
但是，由于文化观念的不同，审美情趣的不同，这种“随俗雅化”的时髦和华丽恰又可被人称为俗，而古朴自然则被称为雅，表现出观念上的鲜明对立。如《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弹筝当为古乐，而所奏却是“新声”，所哀“高言”、“其真”、“含意”不过是如何谋得高官稻粱。“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则以反语的形式表达了对现实的愤慨和对自我耿介的肯定。诚如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所言，“‘令德’，曲之情；‘高言’，曲之文。以求富贵为‘令德高言’，愤谑已极，而意若庄，所以为妙。而布置章法，更深曲不测。言此心众所同愿，但未明言耳；今借令德高言以申，而所申乃如下所云云，令人失笑而复感叹，转若有味乎其言也。”显然诗人对那种随俗雅化的“新声”表示的是讽刺、否定的态度。《礼记·乐记》中载魏文侯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孟子·梁惠王下》载齐宣王言“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可与之相参。
在今天的文化界，一部分人以新潮观念新潮方法为雅，以传统的观念和方法为俗，另一部分人则反是，以古典的传统的为雅，以现代的新潮的为俗，就是不同的雅俗观在今天的具体表现。
四
雅与俗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它充满了辩证法。
当民俗保持着它的本色自然而发展强大，便可由大俗而达大雅，当求雅走入邪僻滑巧，则会显得俗不可耐，倒人胃口。以庸俗势利之心求雅，则是附庸风雅，是真正的俗态，而弃正心雅意来低附平庸以谋取私利，则是媚俗，那更是真正的俗物，为知识者所不齿。
京剧（包括其他地方戏剧）、民歌，既是俗文化、俗文学，也是雅文化、雅文学，是由大俗而至大雅的艺术。京剧色彩艳丽的化妆和着装、夸张别致的音乐和唱腔，表演动作虚拟程式的概括凝练，民间故事的丰富和优美，都标志着它是具有独特民族气派的俗文化的典范，所以能登上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大雅之堂。民歌也是如此，江南民歌的清新婉转，塞北民歌的高亢雄壮，新疆民歌的诙谐洒脱，东北民歌的火热粗犷，兰花花的缠绵哀怨，信天游的悠长旷远，采茶曲的明丽流畅，赶摆歌的欢快俏皮。它们来自地地道道的民间，是真正“情发于中而形之于外”的“天籁心声”，所以也是大俗然而大雅的文学艺术。
这里还存在一个关于“本色”的美学问题。“本色”当指艺术的基本素质，是不同体裁、风格之间相区别的艺术特征，比如喜剧与悲剧与正剧、诗与词与曲、民歌与打油诗。如果不同的艺术种类艺术风格模糊不清，可能会不伦不类，失却根本，所以“乱头粗服，不掩国色”令人叹赏，而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则令人鄙夷。李渔在《窥词管见》中就曾说过，“诗之腔调宜古雅，曲之腔调宜近俗，词之腔调则雅俗相和之间。”徐渭在论杂剧时也说，“语入要紧处，不可着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越警醒。”又说，“凡语入要紧处，……越俗越雅，越淡薄越滋味，越不扭捏动人越自动人。”尤其是戏剧道白，必须符合人物身份角色，剧作家如果自作聪明，装腔作势，搬弄词藻，则是娇冶作态，必定败人胃口（参见《又题昆仑奴杂剧后》）。他在《南词叙录》中还批评说，“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最为害事。夫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经、子之谈，以之为诗且不可，况此等耶？直以才情欠少，未免辏补成篇。吾意与其文而晦，曷若俗而鄙之易晓也。”鲁迅先生也说过：“风雅的定律，一个人离开‘本色’是就要‘俗’的。不识字人不算俗，他要掉文，又掉不对，就俗；富家儿郎也不算俗，他要做诗，又做不好，就俗了。”（《文坛三户》）
作为代表着时代精神高层次主流文化的雅文学，它在形式上代表着传统和正统，代表主导趣味，如诗、赋、词、曲、文人小说等，在内容上它则为社会立一高标，代表着时代的思想所能达到的高度。那么，当名为雅文学而雅得不够端正、不够彻底、不够标准时，它便会“掉了底儿”，让人感到俗不可耐。交响乐响而不交，诗歌缺少诗的味道，你能说它雅吗？
清代的王士祯主“神韵”之说，其实是提倡高雅。他指出竹枝词之类的民歌泛言风土人情，如果掺杂文人腔调，反而会失却本色。他说“乐府‘江陵去扬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所有二千在。’愈俚愈妙。”（《居易录》）又说：“此有何情景？而古雅隽永，味之不尽。凡作六朝乐府，当识此意。”（《古夫于亭杂录》）这首竹枝词的古雅恰在于它的俚俗，朴实，直白中包含着艰辛、希望乃至于欢欣、急切等等情绪，所以意味隽永。这是由俗而入雅。而文人咏雪，如果不能超拔出尘，则易坠入流俗。王士祯称赞陶渊明的“倾耳无希声，在月皓已洁。”王维的“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祖泳的“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等，认为这些咏雪诗属上乘。“至韩退之‘银杯、缟带’，苏子瞻之‘玉楼、银海’，已伧父矣。下至苏子美‘既以粉泽涂我面，又以珠玉缀我腮，’则下劣诗魔，适足喷饭耳。”（《居易录》）上乘者写形传神，下乘者有形无神，而下劣者庸俗累赘，令人失笑。雅与俗于此现矣。他还举例说：“恶诗相传，流为里谚，此真风雅之厄也。如‘世乱奴欺主，时衰鬼弄人’，唐杜荀鹤诗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当’，罗隐诗也。‘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五代冯道诗也。”（《香祖笔记》）这些句子作为熟语格言，尚有一定认识作用，但作为诗句则平俗油滑，轻熟诡怪，由旁门左道而流于低俗。这是由雅而坠俗。叶燮曾说，“平奇、浓淡、巧拙、清浊，无不可为诗，而无不可以为雅。诗无一格，而雅亦无一格，惟不可涉于俗，俗则与雅为对，其病沦于髓而不可救。去此病乃可以言诗。”（《汪秋原斋二集诗序》）
“雅与俗”表现为一种观念。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好恶去看同一事物，会得出完全不同的“雅俗”评价。鲁迅写过这样一个故事：“譬如罢，有两位知县在这里，他们自然都是整天的办公事，审案子的，但如果其中之一，能够偶然的去看梅花，那就要算是一位雅官，应该加以恭维，天地之间这才会有雅人，会有韵事。”在这个回合里，那个看梅花的知县是比另一俗官要雅的。“然而世间也偏有狂夫俗子；记得在一部中国的什么古‘幽默’书里，有一首‘轻薄子’咏知县老爷公余探梅的七绝——红帽哼兮黑帽呵，风流太守看梅花。梅花低首开言道：小底梅花接老爷。”这个回合里，看梅花的知县分明是附庸风雅，俗不可耐。倒是那不看梅花的知县还本分规矩些。（《见鲁迅《论俗人须避雅人》）鲁迅还写过另一件事：“记得十多年前，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土财主，不知怎么一来，他也忽然‘雅’起来了，买了一个鼎，据说是周鼎，真是土花斑驳，古色古香。而不料过不几天，他竟叫铜匠把它的土花和铜绿擦得一干二净，这才摆在客厅里，闪闪的发着铜光。这样的擦得精光的古铜器，我一生中还没有见过第二个。”这故事中的土财主真可以说是土得可以。我们接着看——“一切‘雅士’，听到的无不大笑，我在当时，也不禁由吃惊而失笑了，但接着就变成肃然，好像得了一种启示。这启示并非‘哲学的意蕴’，是觉得这才看见了近于真相的周鼎。鼎在周朝，恰如碗之在现代，我们的碗，无整年不洗之理，所以鼎在当时，一定是干干净净，金光灿烂的，换了术语来说，就是它并不‘静穆’，倒有些‘热烈’。”（见鲁迅《“题未定”草》）换一个角度看，把周鼎擦亮又不俗了，倒是讥笑的人显得泥古不化，迂腐得有些俗气。可见雅与俗于社会的一般观念之外，主观的视角亦是判断的重要凭据。
五
概括而言，雅与俗指向两个层面，一是知识阶层文化和民俗文化，二者是两种趣味、两种景致，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如啤酒与白酒、荤与素、浓与淡，各臻其妙。当然无论俗文化雅文化都有精华与糟粕，并且会因“本色”强化或弱化变异而形成雅与俗的转换。第二个层面，则是高雅与低俗的对立，是正与邪、高尚与卑下、追求真理与丧失良知的对立。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然应该崇雅抑俗，高扬理想与正义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