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启蒙哲学与新人的发现——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思想合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康有为论文,哲学论文,新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00）03—0001—05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状况各方面都有重大变化，中国该向何处去？这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时代课题。为了拯救国家，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发起了变法维新运动。他们为了给变法维新寻求理论上的支持，一方面致力于中国传统思想的重铸与改造，另一方面第一次吸收西方的人道主义、天赋人权论、进化论等思想。在与守旧派的斗争中，维新派的启蒙思想家们认识到社会的改造首先是对人的改造，只有首先深刻地理解人的本质，了解新时代所需要的新人格，才能更好地推动变法维新，推动中国的进步。因而，此时的思想焦点就集中在批判旧的人学观、对人的重新发现上面，于是建立新的人学观成为哲学变革的主调。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启蒙思想家把握住时代的脉博，对人学观念的变革都各自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的思想前后相继，构成近代新人学观发展的基本线索。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儒家人学向来偏重于人伦而忽视个人，尤其是到了汉代大儒董仲舒那里，随着三纲五常的确立，君权、父权、夫权的无上权力被合法化，人也被异化成纲常伦理之网上的纽结。中国传统人学注重群体，忽视个人；注重义务，忽视权力；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强调弱者对强者的依附，强者对弱者的支配；在封建伦理的大网上，人实际上变成了种种社会关系的附属品。然而，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之后，国门大开，中西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人们的观念也在不断革新，这种旧的人学观显然已经过时。此时维新派思想家们顺应时代的要求，对旧的人学观发起了理论上的挑战，开始思索时代所需要的人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近代哲学革新意义的所在。正是由于重新发现了人，意识到人应有的价值和尊严，中国哲学史才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一、康有为的博爱哲学
康有为是19世纪末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也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他学贯古今，揉合中西，率先开启建构新人学的风气。他提出的博爱哲学就是一种新的人生哲学。
康有为的哲学是从传统元气说开始的。他提出：“天地之始，易所谓乾元统天者也。天地阴阳四时鬼神，皆元之分转变化，万物资始也。”（康有为：《礼运注》）“孔子之道运本于元，以统天地，故谓为万物本。”（康有为：《春秋董氏学》）接着，他将“元为本”归为“仁为本”，以“不忍人之心”——“仁”作为宇宙之本，从而建立起他的“重仁而爱人”的博爱哲学。正如他的学生梁启超所说：“先生之哲学，博爱派哲学也，先生之伦理的‘仁’字为唯一宗有，以为世界之所以立，众生之所以出，家园之所以存，礼义之所以起，无一不本于仁，苟无爱力，则乾坤应时而灭矣。……故先生之论政论学，皆发于不忍人之心。人人有不忍人之心，则其救国救天下也，故已不能自己。……其哲学之大本，盖在于是。”（《康南海传》，转引自《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康有为的博爱哲学对于人的观念的更新，具有以下几点意义。
首先，突破旧的人学观念，找到了人本学的新视角。他不再将人视为封建伦理大网上的纽结，而是视为有个性的具体存在。他突破了传统儒家的人伦观念，对“爱有差等”的思想做了改造，这是他的博爱哲学的亮点。他说：“仁者，博爱。”（康有为：《孟子微》）并说：“仁，从二人，人道相遇，有吸引之意，即爱力也。而道本于身，施由亲始，故爱亲最大焉。……盖仁者无所不爱，而行之不能无断限”（康有为：《中庸注》）他承认爱有差等，但是他以历史进化论的观点看待社会的发展，认为随着社会发展，“爱有差等”会为“爱无差等”所代替。他强调，人类社会是按照据乱之世、升平之世、太平之世的级次发展进化的。“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世，大同之世，远近大小若一，文教全备也。”（《春秋董氏学》）“据乱世”是“亲亲”的时代，人们之间不平等；到了“升平世”，进入“仁民”的时代，人们之间逐渐平等；到了“太平世”，一切平等，贬及天子，无王可言。”也就真正实现了爱无差等，实现了仁的目标。“至太平则人人平等，人人自立，远近大小若一，仁之至也。”（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卷一）康有为的“爱无差等”说其实就是近代的平等、博爱思想。由此可见，他的三世说是针对封建主义的等级观念而发的。
其次，康有为摒弃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靠拢。他提出：“圣人不以天为主，而以人为主”（《康先生口说》）因为“人为万物之先”，“超然贵于万物”，“可以参赞天地”（康有为：《礼运注》）“人禀阴阳之气而生也。能食味、别声、被色，质为之也。”（《内外篇·爱恶篇》，转引自《康有为早期遗稿述评》）他直接了当地肯定人欲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向存理禁欲的理欲观提出了挑战。他说：“夫天生人必有情欲，今人只有顺之而不绝之。”人欲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几乎涵盖了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口之欲美饮食也，居之欲美宫室也，身之欲美衣服也，……用之欲美机器也，知识之欲美学问图书也，……情义妙道之欲入干心耳也……”[1]等等。总之， 这种种欲望正如康有为所说：“普天之下，有生这徒，皆以求乐免苦而已，无他道矣。……”[1]正是由于人生而有欲，要不断地“求乐免苦”， 不断地为满足欲望而努力奋斗，社会历史才得以前进，“不得则忧，得之则乐”，所以人类“日益思为求乐免苦之计，是为进化”。[1]同时，他提出， 礼乐伦理等正是“圣人因人情之所欲悉代宣达之”“其术不过为人增益其乐而已”。这样，伦理道德就不应是压制人们个性天性的工具，而是“为人谋免苦求乐之具”。不仅仅伦理道德是这样，“一切政教，无非力求乐利生人之事。”[1]可见，他将人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大力倡导具有现实色彩的新人格，而不再推崇传统儒学中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君子”。
再次，康有为立足于人类学的新高度，展望人类社会的未来，企慕理想的大同之世。在他看来，现实世界尤其是他所处的黑暗时代，充满了种种痛苦。那么，人间苦难的根源何在？“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1]所谓九界，是指国界、级界、种界、形界等等。 “吾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1]只有破除九界，才能建立起一个“至平、 至公、至仁、治之至”的大同世界。通过对这个理想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方面的具体描述，他构想出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私人财产，只有平等和富裕的乌托邦。这个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对立的大同社会，其实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虽然这只是康有为的空想，但是它体现了康有为一贯提倡的仁爱、平等的新观念，反映出他对人生目标的追求。由此看来，康有为的大同学也是对传统人学观的猛烈冲击，具有时代的进步性，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开新人学之先河，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二、谭嗣同的冲决网罗说
谭嗣同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也是戊戌维新运动中著名的激进派。他寻求新学，试图把西学同中国的传统思想加以融合。他的代表作《仁学》，猛烈抨击封建纲常礼教，发出了“冲决网罗”的时代最强音。
谭嗣同的《仁学》以仁为核心，以“仁—通—平等”为基本框架。他吸收西方最新科学知识，提出“以太”这一哲学范畴。他说：“遍流界，虚空界，众生界，有至大至精微，无所不胶粘、不贯洽、不管络而充满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声，口鼻不得而臭味，无以名之，名之曰以太。其显于用也，孔谓之仁，谓之元，谓之性；墨谓之兼爱；佛谓之性海，谓之慈悲；耶谓之灵魂，谓之爱人如己、视敌如友；格致家谓之爱力、吸力，咸是物也。法界由是生，虚空由是立，众生由是出。”[2]可见他力求从哲学的高度寻找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他训“仁”为“从二，从人，相偶之义也”，这就不同于“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的儒家思想，而是将着重点置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凸显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的交往关系。其实，他所讲的“仁”（有时亦称“以太”），只是近代博爱、平等、自由精神的变相，故称“天地间亦仁而已矣”，“仁为天地万物之源”。[2]义、礼、智、 信等种种品格皆从属于仁，有了仁就能成人成物。所以，不仅性善，而且情亦善；不仅天理为善，而且人欲亦善。“言性善，斯情亦善”；“天理，善也；人欲，亦善也。”[2] 谭嗣同的这种看法与道学家的“存理灭欲”说是针锋相对的。
谭嗣同指出：“仁的通为第一义”，即“仁”的根本属性是通，而通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能够自由交往，平等相待，互相沟通。他进一步提出了“四通说”：“通有四义，中外通，多取其义于《春秋》，以太平世远近大小若一故也；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多取其义于《易》，以阳下阴吉，阴下阳吝，泰否之类故也；人我通，多取其义于佛经，以‘无人相，无我相’故也。”[2]他主张取消封建纲常、 中外关系甚至自然界的一切等级、差别对立，要求达到完全的平等，故称“通之象为平等”。在他眼里，“仁—通—平等”就是宇宙的普遍规则，就是社会的终极标准。
基于“以太—仁—通—平等”的思想体系，谭嗣同喊出了“冲决名教之网罗”的口号。他认为三纲五常阻塞了“四通”渠道，造成“君以名桎臣，官以名扼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的不人道局面。要改变这种局面，唯一的办法就是冲决网罗：“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2]
谭嗣同把批判的锋芒首先直指封建君主，他说：“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方愈剧矣。”[2] 他否定“君权神授”说，以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解释国家君主起源从及君、臣、民的关系，提出“君末民本”、“君者，公位也”的进步思想。在父子关系上、夫妇关系上，他认为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存在着“强遏自然之天乐，尽失自主之权利”的缺欠。照他看来，五伦之中只有朋友一伦有益，因为它体现了“仁—通—平等”的自由平等原则；应以其“为四伦圭臬”，其余四伦“咸从朋友之道贯之”，从而建立起新型的人际关系。在中国建立这种新的人际关系，必须向西方人学习。他指出，“西人最讲伦常”，而且较中国“更精而更实”。在西方，“君臣，朋友也；父子异宫、异财，父子朋友也；夫妇择偶，判妻，皆由两情相愿，而成婚于教堂，夫妇朋友也；至于兄弟，更无论矣。”[2]由此可见， 在谭嗣同“冲决重重网罗”的呼喊中，洋溢着反对封建纲常名教的批判精神。他引进近代的平等、博爱等观念，赋予“仁”的新规定，还在当时起到了解放思想、鼓舞精神的作用。
三、严复的进化人学观
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适应近代中国变革的需要，较系统地向国人介绍西方近代的进化论、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论等学说，成为近代中国传播西学成绩最大的思想家。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公允地指出，传播西学方面，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并加以注解阐释，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待人，看待伦理，建立了动态的人学观。
首先，严复用进化论的观点考察社会历史问题，肯定人类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他在《救亡决论》中明确反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认为“吾党生于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而己。至极盛之秋，当见何象千世之后，有能言者，犹旦暮遇之也。”[3] 物竞天择的原理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动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动物之类也。”[3]同样，人性、人伦等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在进化中发展的。在严复看来，社会历史的进化固然是一个客观的过程，但人为的努力起着重要作用，因而他反对斯宾塞的“任天为治”说，而赞同赫胥黎的“任人为治”说。他说：“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3]在当时的特定的历史时代， 为了“自强保护”，严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创造性，突出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把救亡和启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其次，严复认为在社会进化中人类的“能群”有着重要作用。他指出，英国之所以变得强大，“此不仅习海擅商，狡黠坚毅为之也，亦其民能自制治，知合群之道胜耳。”[3]而中国之所以落后， 就因为“其群将涣”。要使国民合群，自由是至为关键的保证。他以西方国家为例说，“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商贾章程明备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有失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3]西方国家之所以如此强盛， 正是因为“以自由为体，从民主为用”。[3]所谓自由， 意思就是“不为外物拘牵”，“自主而无杖碍”。这种自由乃是天赋人权，“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当然，这种天赋人权并不是毫无节制，“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由于对自由观念认同的程度不同，造成了中国和西方在政治、经济、道德等诸多方面的不同。“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3] 严复在字里行间流露的是对“西人”的赞赏。他所说的“西人”其实未必是西方现实社会中的人，而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
最后，严复看到了要救亡图存，必须走教育治国之路。他说：“是故居今之日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3]他主张向人民灌输近代的民主、自由、 平等、博爱等观念，以提高人民的素质，塑造新人格。“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3]这力、智、德所指， “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之莫视于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3]在这三者之中，“开民智”最急， 而“新民德”最重要并且最困难。因为当时中国“民力已苶，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所以必须大力培养人民的爱国心和公德心，讲民主，讲自由，克服国民的“奴性”，振奋民族精神，从而使中国的改革事业得以顺利进行。
四、梁启超的新民说
梁启超是康有为最得意的弟子，也是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启蒙家、宣传家，曾因办《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虽然他与康有为、严复等人一样，“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但正如郭沫若在《少年时代》中所说，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在不在章太炎辈之下。诚然，梁启超在哲学上的造诣与贡献皆不如康、严等人，但是其《新民说》标志着启蒙思潮在他这里到达巅峰。他对“新人”的思考探索亦集前人之大成，趋于成熟、完善。
首先，梁启超指出“新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依据西方资产阶级的“公民有机体论”指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滇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4]可见， 中国的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素质低下，“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4]同时， 从解决当时的“内治”和“外交”问题的需要来讲，变旧人为新人是根本之路，因而，“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新民丛报章程》）。
其次，梁启超从几个方面具体阐述了新人格的品格：其一，新人应有独立自主的主体意识。梁启超说：“一身自由云者，我之自由也。虽然，人莫不有两我焉：其一，与众生相对待之我，昂昂七尺立于人间者是也；其二，则与七尺对待之我，莹莹一点存于灵台者是也。”[4] 也就是说，他强调的是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自由，具体地说，自由就是“排除他力之妨碍，从得己之所欲”。因而，鉴于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有感于中国国民根深蒂固的奴性，他特地有书“弟子之言自由者，非对于压力而言之，对于奴隶性而言之。压力属于施者，奴隶性属于受者。”[5]奴隶性是妨碍新人格的建立的最大障碍， “若有欲求其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的奴隶始”[5]。而所谓的奴隶心，如其所述， 即“勿为古人之奴隶也”，“勿为世俗之奴隶也”，“勿为境遇之奴隶也”和“勿为情欲之奴隶也”。梁启超针对时弊，要求人们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追求个性的独立和解放。
其二，新人格应具有利群爱国的公德意识。梁启超认为“合群人性”是天赋予人的本性。“群者，天下之公理也”，一方面，“处竞争之世，惟群之大且固者，则优胜而独适于生存”；另一方面，“以物竞天择之公理衡之，则其合群之力愈坚而大者，愈能占优胜权于世界上，此稍学哲理者所能知也。”[5]因此“非得群则不能利己”。 “求如何而后能真利己，如何而后能保己之利使永不失，则非养成国家思想不能为功也。”[4]只要国民坚持“先利其群”的原则， “以一身对于一群常肯挺身而就群；从小群对于大群，常肯小群而就大群”[5]。这样， 国 民自然就会推己及人，爱集体、爱民族、爱国家，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梁启超呼吁人们应当树立“国家思想”，培养爱国意识，而“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这是由于“我国国民，习为奴隶于专制政体之下，视国家为帝王之私产，非吾侪所与有，故于国家之盛衰兴败，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少动于心。”（梁启超：《论中国国民之品格》）可见，只有兴民权，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体，才能培养出利群爱国的公德。
其三，新人应有冒险精神，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他指出：“天下无中立之事，不猛进斯倒退矣。”[4]中国人应当向西方学习， “欧洲民族所以优强于中国者，原因非一，而其富于进取冒险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4]因此，中国人要敢于冒险，积极进取， 勇于克服重重障碍，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
最后，关于如何造就新民，梁启超提出自己的构想。他在《新民说》的开始就提出：“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又说：“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吾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4]应当“纵观宇内之大势，静察吾族之所宜，而发明一种新道德， 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4]而且， 他强调“新民”是一种自新。“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己。”[4]他主张通过启蒙教育， 使人们自觉地树立起新的行为准则和道德风尚，从而成为独立自主、利群爱国、富于进取冒险精神的一代新人。
综上所述，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几位启蒙思想家在中西之学、新旧之学交汇之际，为了回答历史的课题，将理论思考的重点放在“人”的观念的革新上。他们利用从西方拿来的思想武器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纲常伦理，批判旧人格，建立新的价值尺度，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人格，传达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在当时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其中，康有为为近代启蒙思潮打开了第一个缺口，为新人学开辟了道路；谭嗣同身体力行，向封建制度公开挑战；严复不懈地寻求西学，对思想变革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梁启超疾呼呐喊，倡导启蒙教育，呼唤新民早日问世：他们前后相继、一脉相承，为开拓近代中国新人学思想发展之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诚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思想显得庞杂混乱，很多观点颇为幼稚，多是“纸上谈兵”，对于当时救亡图存的紧迫性而言，其新人学颇有“远水不解近渴”之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思想多日趋保守落后，他们在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地位也渐为更加激进的革命派所代替。但是，他们作为近代中国“新人”的最早的发现者，则是不容置疑的。他们用新人学代替了腐朽的旧人学，使传统的理想人格让位于具有近代意识的新国民形象，从而宣告旧时代行将结束，新时代已经到来。
收稿日期：2000—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