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音乐与人际关系：乐器学研究的发展与现今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乐器论文,现今论文,人际关系论文,趋势论文,音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石声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听磬声，则思死封疆之臣。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竹声滥，滥以立会，会以聚众。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则思畜聚之臣。鼓鼙之声
，以立动，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乐记》
如果在古代，特定乐器及其音色能令人产生某种特定的联想——音乐背后的社稷伦常，那么今日，当我们面对着一批批收藏在不同学术单位及博物馆中的乐器收藏，或是一件件在田野采风时所见之原生态乐器时，又能令我们唤起什么呢？是那世代交替，逐渐淡忘的过去；还是那世代相传，历久不衰的上古传说？其实，乐器学所关注的焦点，不外乎是如何透过对乐器的研究，来探索蕴藏在乐器本身以外，更多元、更丰富的音乐(与其文化)信息。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借助于对中西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学界在乐器学领域研究成果的回顾，来反思此一学科在当下及其未来发展可能的研究趋势。
一、乐器与乐器学
乐器，作为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之一，其本身总是无法脱离音乐演奏的主要功能，同时，也无法抹去其作为物质文化的产物[1]①。正是因为乐器反映其原本文化中的乐音观及物质观，因此，我们在以乐器为研究对象时，必须考虑兼具听觉与视觉的双重评价和标准。特别是在近期乐器的相关讨论或学术研究中，总是在这两者间寻求一个最理想的平衡点。另一方面，在以往音乐学(musicology)研究的学术范畴里，乐器向来是重要的探索对象之一，亦是我们了解乐音、社群、文化彼此间关系的重要途径。无论谈及中西音乐，对于乐器的变革与发展的探讨总是伴随着中西音乐学科史的发展。这类以乐器为主要探讨对象，在西方音乐学或民族音乐学领域被称为乐器学(organology)。
从中文字面上去解释，很容易明白乐器学是一种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研究乐器的学问。而其英文构词法更可令我们明白其发展的源流：organology一词由前缀organ和词根-logy所组成。依照牛津英文字典网络版(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line)的解释：早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各自的著作《法律篇》(Laws)和《政治学》(Politics)中都以organon一词泛指一般的工具或器具。而柏拉图在其《共和国》(Republic)一书中以及其后的哲学家或作家们亦以此词代表任何(或所有)的乐器或工具。在古典及教会拉丁文的用法中则特指“乐器”[2]②。
-logy来自古希腊文，有“科学及部门名称”的用法。前缀与字根的结合，则成为音乐学中“一门以乐器为研究核心的学科”。而1618年米歇尔·普里托里乌斯(Michael Praetorius)更首先以“乐器学”一名称来专指“有关乐器的科学”(the science of musical instruments)[3]。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Oxford Music Online(含学界常用的第二版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中，除了对早期乐器研究文献及历史发展做了全面地回顾外，也对于乐器学做了简略的定义：此为一门致力于“研究乐器的历史和社会功能、设计、建制和演奏彼此间关系”的学科。而形成此一学科的主要原因及其历史背景，是19世纪欧洲及美国因殖民与传教所带回大量非西欧乐器，在博物馆收藏及展示所引发的问题与研究工作[3]。
在海峡两岸许多音乐院校的课表中，乐器学往往是必修或选修的科目之一。但是在一般情况下，这些课程实质内容更接近“乐器介绍”或“乐器发展史”，这和西方乐器学的涵盖范畴和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以下，笔者将借此机会首先针对此学科的内容与其方法在西方民族音乐学界的发展③，做一较完整的介绍④。而后，将对乐器学与中国音乐研究、乐器学研究的新视角等议题进行探讨。
二、乐器学与民族音乐学
虽然乐器学在历史音乐学和系统音乐学(systematic musicology)及声学(acoustics)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此学科和民族音乐学却有着很深的历史发展关系。而且，随着民族音乐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乐器学的讨论也反映出不同的研究重心和分析方法⑤。一般而言，在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及之前的时期，乐器的“本身”是主要的研究对象，而研究的中心问题则被放在“传播”及“进化”的理论框架中加以探讨。但自20世纪50年代民族音乐学时期起，乐器也被放在不同的视角之下来检验，特别是将其置于原本文化脉络下加以考虑与理解。乐器及其文化和社会间不同面向之关系亦成为研究的重点，形式、材质、装饰、功能及文化或社会象征意涵等都是学者讨论的范围。以下，我将借助于民族音乐学前辈学者们的著作，简单地回顾乐器学既有的理论和方法与目前的研究现况。对于乐器学研究的过去与近况的认识，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此学科的重要性及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性。
若我们把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早期的航海人员、探险家、殖民官及传教士视为民族音乐学前学科时期的先驱，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写作中存有大量乐器的描述内容，特别是透过对于乐器的文字描写及绘图摹本呈现他们对于他者的音乐文化的理解(请参考哈里森[Harrison][4]1973)。在录音录像器材尚未发明之前，早期对于乐器的绘图加文字说明和简介及将这些乐器的“标本”携带回国，则成为再现非西欧音乐文化的重要方式。而这些早期有关乐器的插画、侧写与乐器实物本身，也成为今日撰述民族音乐学学科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比较音乐学时期，随着工业革命后的帝国主义及接踵而至更大规模的殖民及传教，大量从异乡被带回西欧的录音与乐器收藏，使得此时对于乐器的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巅峰时期。乐器及其所衍生出的相关问题则与博物馆收藏、收藏行为、分类工作与文化再现(cultural representation)等题旨息息相关。同时，也因为诸多问题不在既有音乐学的讨论范畴，因而使乐器学成为一门重要的子学科研究。
在众多博物馆与它们所拥有的乐器收藏当中，英国牛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xford)的皮特·里弗斯(Pitt Rivers)人类学与考古学博物馆是很典型的例子之一。在皮特·里弗斯博物馆的收藏品中，乐器不仅占有着很重的收藏分量及比重，这批收藏品也在当时被视为是人类进化、迁徙过程的一个重要证据。这类博物馆在当时由于收藏了大量来自不同文化的乐器而引发一项很实际的问题：西方乐器分类法无法对来自不同音乐文化的乐器进行系统化的分类。因此，如何整理这些乐器则成为首要课题，而乐器分类法的探讨及修订也成为乐器学中一个热门的议题。许多比较音乐学学者都曾以所谓“科学”的角度进行乐器分类法的探讨与研究，而其中埃里克·冯·霍思博斯特尔(Erich von Hornbostel)及库尔特·萨克斯(Curt Sachs)在前人分类思想及研究探讨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目前多数博物馆及学者采用的分类法[5](1992[1914])。随着人类学研究典范的转移，比较音乐学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被以单一文化为研究重心的民族音乐学所取代。乐器的记录、研究及收集成为学者们在从事田野工作时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课题。
在目前所谓“民族音乐学的必读教科书”中，大多会论及早期学者们对乐器学领域的见解与其和民族音乐学间的关系。其中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梅里亚姆(Alan P.Merriam)曾在其重要著作《音乐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里提到许多有关乐器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及为何要研究乐器的原因。他同时提出民族音乐学家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对乐器进行以下记述：“形体丈量、外貌描述、记下音域或测音、主要的构成原理、材料的使用、装饰的图案、演奏的方法及技术(巧)、音乐的范畴、形成的音色、理论的音阶、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除此之外，梅里亚姆特别提醒我们注意人和乐器的关系：“乐器可能被视为富裕的对象，可能为个人所拥有，其个别的拥有权可能被认可，但乐器的实际使用却被忽视”；他同时也提及乐器与文化区域间的可能相互影响：“乐器的分布在传播研究、文化史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有时甚至可能透过乐器的研究来提议或进一步确立人类的迁徙”[6](1964：45)。
强调乐器研究的重要性，似乎是早期民族音乐学家们不约而同的信念。如，基·曼特尔·胡德(Ki Mantle Hood)除了提出他个人研发的图例式表述乐器分类法外，更认为乐器是其他音乐素材所无法取代的特殊研究材料[7](1971：123)⑥。布鲁诺·奈特尔(Bruno Nettl)在其书中也特别把乐器(及乐器学)独立一章加以讨论，而其内容主要含括了乐器的象征主义、分类法、博物馆及目录学[8](1964)。英国民族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John Blacking)则提出：“乐曲旋律走向可能因乐器本身构造或外形而受限”；他更进一步提醒我们“音乐演奏往往包含受到乐器表面结构影响下的规律性动作”[9](1992：309)⑦。
而考古学及图像学也在乐器学研究理论和方法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梅高[Megaw][11]1981；库特纳[Kuttner][12]1989；奥尔森[Olsen][13]1990；法尔肯豪森[Falkenhausen][14]1993；巴克利[Buckley][15]1998；韦德[Wade][16]1998)。例如在《倾听过去》(Hearing the Past：Essays in Historical Ethnomusicology and the Archaeology of Sound)中，不同的作者以乐器考古学(及图像学)的方法与理论探讨音乐的物质及精神力量的表现、文化间交流的证据、音乐与性别、物理状态等议题[15](p.9)；而伯尼·韦德(Bonnie C.Wade)则用乐器图像学方法及文学的角度再现过去印度莫卧儿(Mughal)时期的音乐及乐器文化[16]。
随着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更多不同的研究方法及视角也开始被运用在与乐器相关的研究上，而民族音乐学家也因而更致力深入探讨音乐、器物、人类间的关系；如保罗·保利纳(Paul F.Berliner)的书中讨论了非洲姆勃拉琴(mbira)在其音乐结构、乐器本身、及演奏间的关系及影响[17](1978：1)。肯尼思·德沃斯金(Kenneth J.DeWoskin)借用人类学家阿尔琼·阿帕杜拉伊(Arjun Appadurai)在《器物的社会生活》(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18](1986)一书中所提出的研究途径，选择中国古代乐器，探究它们本身可能所透露出的“声音”，且试图推论这些乐器在当时社会(阶级)文化体系中所曾经扮演的角色[19](1998)。玛格丽特·克脱密(Margaret Kartomi)特别论及不同文化的乐器分类法，且从这些不同的乐器分类法出发，探讨分类法及其文化本身逻辑间的关系[20](1990)。虽然在她的著作中未能清晰地区隔开乐器分类法与其实际使用上的问题，此著作却影响了许多后来学者的观点⑧。在戴蒙德(Diamond)，克朗克(Cronk)和罗森(Rosen)的《声音的想象》(Visions of Sound)[25](1994)一书中，作者们也再次强调乐器如何可以在音乐与其族群相互关系的探讨上成为一项有效及必要的研究途径。
近二十年来，虽然乐器学的研究开始运用其他学科中提出的新方法和观念，但相较于过去，此学科在民族音乐学的主流讨论中则有减少的趋势。许多学者常引用梅里亚姆音乐研究的模式(概念、行为及声响[concept，behavior，and sound])[6](1964：32-35)或是赖斯(Timothy Rice)的改良模式(个人创作、社会维系及历史建构[individual creation and experience，social maintenance，and historical construction])[26](1987)进行音乐研究，却很少提及这些研究模式在乐器研究上引用的可能性。很有意思的是，梅里亚姆的研究模式仍是借用人类学家科尔内留斯·奥斯古德(Cornelius Osgood)对于物质文化与人类关系的研究理论。相对于早期的讨论，近年来有关乐器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工作进展极为有限，即便是先前声称乐器研究极为重要的学者，如奈特尔[27](1983)或布莱金[28](1995)等人较晚期的著作，也相对较少着眼于乐器学研究的讨论。再者，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期刊里有关乐器的论著中也仅有两篇，而关注的焦点则放在对乐器、表演、声响及性别与权力彼此关系的探讨(拉西[Racy][29]1994；道布尔迪[Doubleday][30]1999)。但近年来学界似乎重新注意到乐器学研究新视角的可能性。而近年来，中国学者在乐器与乐器学研究上也有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视角与成果。
三、乐器学与中国音乐研究
乐器学之理论性探讨，在中国音乐学者之间向来得到的关注并不太多，但是以乐器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在中国音乐学界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一、二十年来西方乐器学理论及其方法的介绍或讨论，也开始得到中国学者们的重视(刘莎[31]2002，[32]2002)。
随着近年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引介，我们可以见到部分学者致力将西方乐器学研究的范畴及方法介绍给华文学界。如在台湾，郑德渊[33](1993)曾把澳洲学者玛格丽特·克脱密[20]对不同文化所拥有之不同乐器分类法的讨论介绍给中文的读者。无独有偶地，上海的汤亚汀则参考了杜尔农(Dournon)[23](1992)《乐器学》(Organology)一文，将文中重要的理念重新整理并加以介绍，而写成《西方民族音乐学之乐器学》[34](2000)。除此之外，应有勤则选择翻译日本《音乐大事典》中由学者杉田佳千与山口修共同执笔的词条“乐器学”一文[35][36][37]。
除了引介外国的研究成果，近五年来台湾及上海也都举行过乐器学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如2005年台湾国家图书馆举行“2005传统乐器学术研讨会”⑨，2006年上海音乐学院举办“乐器学研究的挑战与转机——乐器学国际研讨会”⑩。其他乐器学研究的专文则有更多元化的趋势，如中国大陆开始有学者将乐器学研究观点运用在古籍文献中的乐器研究(刘莎[40]2004，[41]2004)、或和乐器相关的原始传说(高敏[42]2004)、或与乐器及其文化关系之探讨(何丽丽[43]2009)(11)、或探索人体发声与乐器研究之间的关系(应有勤[44]1996)。
由于缺乏音响实例的局限，以乐史为主导的中国音乐学界文献数据往往成为主要的撰写依据。而近二三十年来，以出土乐器实物为考查对象的音乐考古学开始得到重视，相关研究也不断地完成。例如王子初的《中国音乐考古学》[45](2002)或《音乐考古》[46](2006)、李纯一的《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47](1996)和方建军的《商周乐器文化结构与社会功能研究》[48](2006)。近年来逐渐获得青睐的跨学科研究途径，例如与艺术史学相关的乐器图像学(12)、与物理学相关的乐器音响学或声学(13)，以及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14)等学科影响，以乐器为主要论述焦点的研究，已渐渐成为中国音乐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除了跨学科研究，早期学者(或民俗学家)所留下的大量资料，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参考之处。虽然在今天的学术观点之下，我们很难把一本本已完成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1988-2009)视为可靠的研究成果或有效的研究材料，但如果我们能在这批广大的数据中寻找些可用的部份，这将对我们的研究产生莫大的帮助(琼斯[Jones][53]2003)。例如，收录在《集成》中的相关乐器，是一项值得我们“再研究”(restudy)的学术课题。我们可以藉由新的乐器学视角、理论和方法，重新检阅这批早期有关中国民间乐器的一手资料，再佐以现今的实地考查，也许我们将会有第二次重大的成果。
另一方面，近年针对某一特定乐器的深度探讨及研究有着令人欣慰的成果。以我个人最熟悉的古琴研究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在大量以历史发展为研究主轴的书籍与文章中，开始有学者提出新的历史论点及新的分析视角或方法。
此外，博物馆或个人收藏的重要历代古琴，开始以特刊发行的《古琴图鉴》与学者或同好们共享。这批以古琴为主的图鉴资料，也衍生出更多新的研究成果，例如，郑珉中先生主编的《故宫古琴》[54](2006)。此书收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之古琴、观赏琴、琴谱、琴箱、琴桌、琴囊、琴弦之珍贵精美相片及相关考查研究。而其中二十张古琴更附上了琴线图与CT平扫图(X射线断层成像图)。虽然作者尚未进一步针对这批测绘图做更多的讨论，但这批数据对于无法亲炙这些藏琴的学者、琴家及斲琴家们，则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近年来以古琴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已多得不胜枚举，而这些会议或多或少都对古琴的研究注入不同的关注角度。更有意思的是，当中有许多不是过去熟悉的学术举办单位，而是具官方色彩之地方政府及民间身份之琴社团体。所谓古琴学术发言权，不再完全掌握在学者手里，这个发展很值得我们长期观察。而这些会议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是有助于我们在数据讯息的流通，特别是那些较少为人所知的博物院及个人古琴收藏。对于许多对乐器学有兴趣的学者而言，可能更关心地是此学科的未来发展，以下，我将例举一些近期的文章来加以讨论。
四、乐器学研究的新视角
在今日学界，了解乐器学研究的新视角(15)将有助于我们在探讨与分析乐器及其音乐文化或历史脉络时，能更有效地掌握其特点。这些我所理解的新视角与过去的研究相较，最大的不同在于今日的关切点，更强调乐器及其音乐是如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群或国家、人与跨国社群或全球化的关系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这类笔者所谓的“关系”则包含着关系的形成、维系与结束)。以下，将以近期民族音乐学者、人类学家及我个人的研究来呈现及佐证上述的关怀重点。
乐器的本身 在著名人类学家阿帕杜拉伊的《器物的社会生活》[18]一书的影响下，乐器生命史开始受到关注，其探讨的重点在于了解特定种类的乐器如何从生产、使用到博物馆收藏等不同阶段，被附加不同的意义。如笔者曾受到阿帕杜拉伊和其他学者提出之“事物社会生命史”视角的启发，进而以汉传佛教仪式中使用的乐器(佛教界人士称为法器)为讨论对象撰写专文《“世俗中的神圣”或“神圣中的世俗”？中国汉传佛教中的仪式化音乐与音乐化仪式：以法器为例》[57](2008)，论证这些器物如何在不同阶段被赋予不同的名称、功能及意义，并重新检核学界早期对于音乐与仪式、神圣与世俗等观点，进一步分析这些看似不同却有着相互依存关系的概念。
乐器与个人 在珍尼特·霍斯金斯(Janet Hoskins)的《物品的传记》(Biographical Objects：How Things Tell the Stories of People's Lives)[58](1998)一书中提出了(特定)物质文化与个人的生命史有着相互投射的作用，而围绕在这些重要器物的故事，往往反映出更多和其拥有者自身的生命经验和隐而不现的深层思想。对于访查者(特别是民族音乐学家)而言，此一方法针对乐器所引导出受访者真切的经历或不易表述的观点，更是难得且重要的研究途径。笔者以台湾琴人张清治教授个人收藏之古琴为例，撰写《人与乐器间不可分割的关系：琴的个案研究》[59](2004)一文，也是在这个方法的启发之下所书写的具体例子。
另一个相关的讨论是环绕音乐展演的议题，特别是深入探索乐器如何能有效地串联或进一步意识到音乐本身以及其演奏者的性别、身体的认同，如德博拉·王(Deborah Wong)曾以北美的日本太鼓为例写专文《太鼓与亚洲/美洲躯体》(Taiko and the Asian/American Body)[60](2000)。而乐器、音乐与感官(music and senses)的关系是笔者近期研究中非常感兴趣的一项议题。在2009年中美洲墨西哥城举行的第54届民族音乐学会(Society for Ethnomusicology)的年会中，笔者和中大其他三位同事共同组成小组，对此议题开始了初步的探讨(17)。我们对于中国的古琴及胡琴、法国的管风琴，以及多种土耳其的苏非教派乐器的探讨，揭示了乐器的材质、改革及被赋予的意涵，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对音乐的感官与认知，而不同文化所产生的各式乐器也呈现了各个族群对音乐(及其伴随的视觉)美感的追求与认识。
乐器与社群、国家 乐器在原生文化(无论是社群或国家)的认同与诠释一直是乐器学研究的主要焦点之一；但今日更多的学者开始强调同文化下的差异研究。其中，通过同乐器的各种形式、装饰、表演实践的比较，我们看到这个视角比乐曲本身更能突出流派认同(与理解)上的差异。如亨利·约翰逊(Henry Johnson)对日本筝的研究《日本筝与一种不同的文化》(The Koto and a Culture of Difference)[61](2004)，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再者，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无形(或非物质)文化遗产”(UNESCO'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门焦点。其中一些与乐器有关而引发出与其社群、国家的探讨，值得我们注意。虽然这一类的议题是在全球化的思考下孕育出的保护策略，但此策略对各国文化所产生的连锁效应，远大于对其他国家所产生的影响。例如笔者在去年发表的《七弦琴实践中的“传统”与时间概念》[62](2009)一文，便是在“无形(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下所引申的思考，特别是以乐器的物质层面为思索焦点，探讨“传统”与“时间”在古琴实践中的概念，及其与“内部争议”、“无形文化遗产”等议题之间的关系。
此外，如克里斯·戈斯登(Chris Gosden)和弗朗西斯·拉森(Frances Larson)共同写作的《理解器物》(Knowing Things：Exploring the Collections at the Pitt Rivers Museum 1884-1945)[63](2007)，这类以器物在博物馆中的陈列、文化再现与其历史关系的再探索，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近期出版的《追忆淡忘中的音乐往昔——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中国乐器收藏图录》(蔡灿煌[64]2010)也是在这样思考脉络下进行的。本书除了前言外，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选录了音乐系自成立以来由师生、系友及其他各地热心乐师、乐友共同为本系之中国音乐数据馆而收集的各地中国乐器，并进行介绍(18)。其被选录的原因除了一些具历史文物价值的乐器外，乐器发展及改革的实例及其所反映出的历史价值、仿制乐器的古代音乐文化价值，均为选录的依据。而本书分类的方法则沿用过去中大乐器收藏一贯的分类法(即吹、拉、弹、打)。
本书的第二部分收录了三位研究生的学期研究报告。不论是郭欣欣的《寄情于琴：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收藏之李锐祖所赠扬琴及其文化意涵》、李环的《百年沧桑：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蔡福记”乐器的收藏看“蔡福记”乐器厂的经营变化(1904-2009)》，还是陈子晋的《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数据馆的馆藏看中国笛子的改革》，都是奠基在这批收藏或以其为主要对象加以展开的研究。借助34件同属“蔡福记”乐器厂生产(或收藏)的不同乐器种类收藏的资料与直接的实地考察，李环整理了“蔡福记”乐器厂百余年来的经营变化，从中西乐器到专营古琴，这不仅和中大的收藏吻合，更反映出了香港在乐器制造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情况。从一张李锐祖赠与中大音乐系的扬琴，郭欣欣进一步探索一件乐器本身的故事如何记述着一段乐器改革的过去、对一件好乐器(无论是听觉或视觉上)的要求、昔日艺术家间交往的情况，以及今人缅怀那段粤乐(曲)巅峰的过往。第三篇文章是陈子晋从这批收藏中的各式不同形制的中国笛子的讨论及访谈，令我们清晰地再次回顾近代中国乐器改革的足迹。他们的报告不断地提醒我们这批收藏的历史价值(无论是对中文大学或甚至对香港而言)，仍有待我们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书中的第三部分则陈列出中大音乐系中乐及世界乐器收藏的目录，以提供未来有兴趣的学者、同好进一步研究之参考。
乐器与跨国社群、全球化 乐器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和不同文化的接触，因而有了不同的理解和发展。这种在多元文化冲击下的不同实践、认同和诠释，可追溯到早期因人类移居而产生的文化传播。到了17、18世纪的传教活动与帝国主义(殖民)时期，对同样事物(或表面上相同的事物)不同理由的好恶，在东西社会中各自存在着。然而，这种文化交流(或冲突)的现象经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全球化影响，有了两种不同的结果。一方面，我们对于异文化下的事物的脉络有了更深层且更有意义的了解，但是，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人有意识地淡化原有文化意涵，而强调个人的实用性与偏好。蒂莫西·布鲁克(Timothy Brook)在《弗美尔的帽子》(Vermeer's Hat：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65](2007)一书中提醒我们，早在17世纪，经由贸易而形成了牵动东西方社会彼此生活的无形网络。而尼古拉斯·托马斯(Nicholas Thomas)则在他的著作《纠缠的事物》(Entangled Object：Exchange，Material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in the Pacific)[66](1991)中提出来自西方及非西方不同历史观点的共存性。同样地，在文化旅游的冲击之下，乐器不再仅是其音乐文化下的代表物或生产品，它也成为今日旅游商品不可缺乏的要件之一。如北爱尔兰学者菲奥娜·马高恩(Fiona Magowan)在《有意义的演奏》(Playing with Meaning：Perspectives on Culture，Commodification and Contestation around the Didjeridu)[67](2005)一文中，透过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乐器迪杰里都(Didjeridu)展示了在全球化及旅游文化影响下，乐器是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不同社群重新理解、认同及诠释。
五、结语：乐器、音乐与人际关系
乐器本身是极为重要的教材，它们不仅具备听觉的独特性，是其它物质文化少有的，也是任何文献(或图像)所无法取代的。许多乐器更在视觉的美感上极为考究，是视觉与听觉互相联系、合而为一的重要例证。乐器呈现或再现着不同文化的特殊性、历史的存在性、科技的发展性和美学的变异性。有时亦可令我们回忆起早已不复存在的音乐文化，与曾历经的音乐经验。而其原生态的乐器分类思想及方式，更可令我们窥得音乐与其主体文化之其它面向、或与异文化间的共通性。
无论中西，对乐器的研究虽可追溯到音乐学科发展的初期，但是，以此为主要对象的研究，却在我们的学术出版著作里，渐渐失去其昔日的关注地位。若追究其缘故，缺乏新的研究议题与视角是主要的原因。然而，发展乐器学新的研究议题与视角则是我们共有的责任，而鼓励更多学者投入乐器学的研究，亦是本文出版的主要动机。
作者附言：此文是在《追忆淡忘中的音乐往昔：前言》[64]一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而重新修订的原因仍是考虑台湾所发行的出版物在大陆不易取得，而文中介绍的西方乐器学研究可能有助于对乐器及乐器学研究有兴趣的广大中文读者群。
注释：
①本文第一、二部分(乐器与乐器学、乐器学与民族音乐学)的内容以笔者过去发表的论文《音乐物质文化研究(乐器学)的新途径》[1]为基础，加以补充及修改而成。
②但早期的古希腊文学家并未用organon来指管风琴类乐器。
③西方历史音乐学(historical musicology)与乐器学的历史发展过程更是相辅相成，由于此讨论与本文及中国乐器研究的关系较远，将不在此展开讨论。
④各个学者对乐器学于民族音乐学领域的发展介绍，有不同的切入点。笔者将以学科的发展史做为论述的主轴。
⑤我们往往会将民族音乐学学科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前学科(1885年以前之发展)、比较音乐学(1885年至1950年间之发展)及民族音乐学(1950年后之发展)。
⑥胡德所提出的图例式表述乐器分类法虽有其理想，但是很可惜地，由于大量相似的图例反而不符合博物馆实践中所强调的实用性及记忆性，因此未能得到后人的支持及运用。
⑦其实布莱金已在他早期著作里提出音乐的旋律和乐器构造间有很密切的关系[10](1973)。
⑧乐器分类法曾在民族音乐学领域有一番热烈地讨论，而这些讨论过程中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论点：一为学者们理论性的探讨，如胡德[7](1971)；克脱密[20](1990)[21](2001)；德瓦尔(Devale)[22](1990)；二为博物馆相关馆务人员在Hornbostel-Sachs乐器分类法上增订的成果，如杜尔农(Dournon)[23](1992)[24](2000)。
⑨会后曾出版论文集。
⑩可自行参考黄婉[38](2006)、陈婷婷[39](2007)等人的报导。
(11)本文从地域、代表、认同层面来探讨乐器的文化因素。
(12)如吴钊《追寻逝去的音乐足迹：图说中国音乐史》[49](1999)和张金石的《乐器上的图像和图像中的乐器》等[50](2009)。
(13)如庄元的《当代中国音乐声学研究述要》[51](2005)。
(14)如刘桂腾的《满族萨满乐器研究》[52](1999)。
(15)对于此学科的新视角，学者间也有不同的看法。读者若有意深入了解，可参考凯文·道(Kevin Dawe)[55](2001：219-232)及亨利·约翰逊(Henry Johnson)[56](2004：7-38)等人的著作。
(16)其他三位同事分别为迈克尔·麦克莱伦(Michael McClellan)，余少华(Yu Siu Wah)和维克多·维桑特(Victor Vicente)。请参考大会网页：http://www.indianaedu/～semhome/2009/pdf/SEM_2009_Program.pdf；2010年1月20日。
(17)由于篇幅的关系，书中无法呈现中大音乐系其他不同民族乐器收藏品。中大音乐系乐器收藏之完整内容请参考网络数据库：http://137.189.159.126/cuhk_instruments/home.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