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价值观角度看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效率范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角度看论文,范畴论文,价值观论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2)03-0078-006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行为的终极目的潜藏其后，人们感受到的是直接目的——求利。求利途径是竞争。竞争的最终判定标准是效率。由此看，效率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本文试图从经济价值观角度剖析这一范畴，以期得出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一、效率的界说和定位
保罗·A·萨缪尔森说：“效率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也许是唯一的中心问题）。”[1-p45]他的话道出了事实。由于效率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它加以界说和定位便成了必做的工作。
阿瑟·奥肯对效率的界说简单而直观：“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犹如工程师一样，效率意味着从既定的投入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如果一个社会能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寻求到一种能生产出更多产品的新方法并且不减少其他产品，那么它的效率就有所提高。”“效率这个概念意味着越多越好。”[2-p5]他的界说方法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较，这种方法掩盖了隐含在比较中的诸多问题，最明显者是效率与效益二者之间的冲突。效率和效益二者有时统一，既有效率又有效益。有时矛盾，此种情况下，效率会对自身与效益二者之间的冲突起掩饰作用。这有三种情况：一是个人或企业的经济活动确有效率，但效率与对他人的妨害同时并存，如噪音、空气或水资源的污染；二是个人或企业的效率以对他人的直接伤害或剥夺为前提，如资本主义早期的血汗工厂；三是产品以积压品的形式存在，生产越有效率，对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都是害处越大。
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说效率的第二种方式是从效用角度看问题：“当不可能通过重新组织生产使每一个人——穷人、富人、小麦生产者和鞋子的生产者，等等——的情况变为更好，配置就是有效率的。在实现了效率的情况下，只有减少另一个人的效用才能增加一个人的效用。”[1-p798]这种界说把人的生活与资源配置方式结合在一起，它能够避免第一种界说中的缺陷，同时又产生另一种缺陷。表面看，此界说的逻辑非常严密，它把资源配置与经济行为的终极目的直接挂钩，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非如此运行，在资源配置与其终极目的之间有一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求利，少了求利的经济运行过程，就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第二种界说缺少的恰是可以度量的求利及其结果。况且，从全称意义上界说效率，实际得到的是特称意义上关于效率的判断，因为这一界说与产品生产情况相符，与商品生产情况不相符，所以，它在逻辑上说不通。由此看，正像效率与效益不能划等号一样，效率和效用也不是一回事。这二者之间最明显的区别是：效用不能用基数表示和衡量。
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萨缪尔森等人的效率定义，既设有意识陷阱，又内含逻辑矛盾。这一定义把富人和穷人并列，给人的印象是生产出的物品对穷人和富人是一样的。但“穷人”穷到什么程度？假如穷到对物品没有支付能力的地步，对穷人的效用就不是效用，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是有支付能力的效用。假如穷人穷到只能维持生存的程度，穷人与富人支付能力上的差别暂且不说，同样的货币支付单位，在穷人与富人那里获得的效用不同。由此看，这个定义犯了两个错误：没有严格区分支付能力带来的效用与无支付能力因而不会有效用的情况；没有严格区分同一货币支付单位对不同人带来的不同效用。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界说效率的第三种方式较为独特，这里没有可度量的硬性指标，而是用人的主观倾向——同意作为根本性标准。布坎南认为，“凡是高效率的东西也就是所有潜在有关各方对它同意的东西，不管是公然的还是含蓄的同意。”[3-p108]具体说，“如果没有判断资源使用的客观标准用来衡量结果并作为间接检验交换过程功效的方法，那么只要交换保持公开，只要看不到强迫和欺诈，在这种情况中达到的同意，根据定义可以归类为高效率的。”[3-p97]布坎南的界说给人以摸不着头绪之感，因为他完全偏离了可用数据衡量的投入——产出模式。事实是，他在讲美国宪法改革时从制度角度界说效率的含义。这里的效率指称范围还是经济，在宏观层面上，什么样的制度使投入——产出过程更有效率？布坎南的效率实际是制度效率。
对效率在资本主义社会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最重要估价者，首推路德维希·艾哈德。在他看来，经济上的成就是一切的基础[4-p64]，一切社会政策决不能损害效率，间接损害也不行[4-p179]。艾哈德不仅把效率视为整个社会的基础，还把效率视为社会制度及社会制度变革成败得失的判断标准。他引证了瓦尔特·奥肯的一段话：“如果说先有东西生产才能从事分配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社会改革家首先注意的应该是效率最高的经济制度。只有在有了这种制度以后，才说得上其他问题。”[4-p157]基于这样的思想前提，艾哈德明确表示，他最关心的是效率问题而不是分配问题。
实际上，从社会生活和社会制度两个层面着眼，把效率看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命线，不只艾哈德一人。道格拉斯·C·诺思把有效率的组织看作是西欧在近代兴起的根本原因，[5]而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则是把效率与存在等同，在适者生存竞争中，有效率者得以存在，无效率者死路一条[6-p252]。
二、影响经济效率的因素分析
影响经济效率的因素有如下几类：分工、工资、生活水平、竞争、人力资本投资（即教育）、创新、管理、制度、平等、价值观（或叫意识形态）、歧视。在有限的篇幅内，如此多的因素分析实难一一论述，现实的办法是择其要者论之。
1.人力资本投资对效率的影响。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起始阶段，分工和工资高低对效率的影响是经济学家分析的重点，马歇尔继承亚当·斯密的思想，反对李嘉图等人高工资由于影响利润而有损于效率的观点：“高工资不仅能提高工资领受者的效率，而且能提高他们子孙的效率，……报酬优厚的劳动一般是有效率的劳动，因此，不是昂贵的劳动。”[7-p180]马歇尔还率先从更高层次上探讨劳动报酬对效率的影响问题，即人力资本投资对效率的影响，这一思想衍续到后来，便是人力资本经济学的产生。马歇尔认为，普通教育对工业效率的影响比表面看起来要大。甚至，美术教育都是工业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从这一角度看问题，他说：“一切资本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投在人身上面的资本。”[8-p232]人力资本投资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获取效率的能力，在人力资本投资与效率二者之间既有现在与未来的时间差，又有投资者与效率获得者分离的现象。这两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投资者往往是选择眼前利益而放弃未来的、与自己的利害没有直接关联的利益。
2.平等因素对效率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对效率有重要影响。在平等与效率关系范围内如何看待平等问题，不仅能直接表现经济学本质，更能集中反映经济价值观特点。从现实层面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命线是效率，它只服从效率的权威，绝难让平等占有一席之地，可在社会生活范围内，效率毕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效率与平等这对矛盾时时困扰着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它创造出了有效率的经济。但是，这种对效率的追求必然会带来不平等。因而，摆在社会面前的便是在平等与效率之间作出权衡。”[2-p4]事实上，“我们难以在享受市场经济效率的同时兼得平等。”[2-p5]
尽管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在平等与效率二者孰轻孰重问题上给人以举棋不定印象，在实际生活及对实际生活的理论阐释中，他们还是选择效率而牺牲平等。值得深思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把平等与效率对立起来，似乎，作为整个社会的选择，要平等就不能要效率，要效率就不能顾及平等：“权利的领域里满目皆是对孜孜以求经济效率的背离。我们的权利可以视为是反效率的，因为它排斥价格，所以放弃了对权利的节俭；拒绝选择，于是排除了优劣比较；鄙视刺激，就压制了社会创造的动力；弃绝交换因而将买卖双方潜在的利益化为乌有。”[2-p13]这位经济学家的道理说得透彻，语言对仗优美，但在“透彻”和“优美”背后，能够发现不平衡的逻辑：平等与效率对立的两级中，效率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唯一选择，平等则是任凭主观好恶取舍的权宜之计。实际上，平等和效率二者都不是社会选择的最终目的，在此意义上说，它们都是权宜之计，至于社会到底选择效率或是平等，这与特定的社会情势和选择者的诸多考虑有直接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平等与效率是对立的两极，所以，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天然合理的理由压过自己的对立面而成为唯一的被选对象。
3.制度对效率的影响。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是否定所有制度，他们同样充分认识与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相适应的制度必不可少。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时兴和对国家经济政策影响了几十年后，制度对效率的影响问题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谈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它们的兴奋点不是制度对效率是否有影响，而是似乎又回到了亚当·斯密的起点上：什么样的制度对效率有好影响，什么样的制度对效率有坏影响。布坎南认为，经济运行过程的高效率，有赖于特定的制度结构，“没有合适的法律和制度，不会有市场的高效率。我说市场是一种制度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个人彼此相互作用，目的在追逐他们各自个别的不论哪一种目的，没有合适的法律和制度，市场就不会产生体现任何价值最大化意义上的‘效率’，如果我们真的能谈到‘市场’的话；因为法律和制度包括明确受尊重和／或强制执行的私有财产权和保证实行契约的程序。”“只有这些制度限制成功地运用，从市场过程形成的自发秩序才能使各别想象的个人价值最大化。”[3-p89]布坎南的论证向我们传达了基本明确的制度思想：为了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制度是必要的，它的功用在于限制不利于市场经济运作和个人价值最大化的行为与因素，以使个人取得效率的最大值。
诺思则把制度、国家安全、效率和群众的民主权利结合在一起看待制度对效率的影响问题：“在与更有效率的邻邦相处的情况下，相对无效率的产权将威胁到一个国家的生存，统治者面临着或者灭亡或者修改基本的所有权结构以使社会降低交易费用来提高增长率的选择。”[5-p29]这不仅仅是理论，更是近代以来世界几百年历史的经验总结。大凡一国被另一国欺凌，如西方国家对亚洲国家的欺凌，或是一国国内爆发旧式政权垮台的革命，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甚至一个庞大无比的政权的突然倒台，如前苏联的解体，其原因可以找出许多，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制度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不顺畅，不是制度保证和促进效率的提高，而是阻碍和破坏效率的保持与提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把制度与效率的关系放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诺思可算是第一人，这使人想起重商主义，或者说，这是重商主义的现代回归。诺思不仅把制度与效率的关系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认识，还把这一关系与选民的民主权利有机结合在一起。他把西方人对人类的一大思想贡献——政治权力之间相互制衡的思想运用于分析制度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结论是：越是民主的制度，选民的民主权利也就越充分和越有保障，而选民的经济效益也就越大。诺思还把“经济人”思想运用于分析制度的设立者和维护者——统治者的个人利害考虑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统治者作为人，必然具有经济人的属性，在自身利益受到来自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的威胁时，统治者未必都只顾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拒绝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但其中一大部分会是宁要低效率以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会牺牲自己的既得利益以采纳高效率的组织形式。
总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制度与经济效率的关系的思想，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布坎南的有关思想相对于我们而言可能只具有思想史的价值，诺思的思想则除了思想史的价值外，还有分析框架的意义。
4.意识形态对效率的影响。在最近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有一引人注目的变化，这就是把意识形态作为影响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加以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此为亚当·斯密经济学传统的回归。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中，除了经济学原理的说明和论证以外，还有大量的纯粹是伦理道德性的因素，有时还有对宗教的经济性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概念，含义非常宽泛，凡是对经济效率产生有益或有害性影响、带有价值判断倾向的主观性因素，都被看作是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例如，信誉，诚实、合作倾向等。合作与信任是影响效率的企业内部的意识形态因素。事实是，企业外部的意识形态因素——信誉，已被人们公认为是难以估价的无形资产，这种作为无形资产的意识形态对企业的效率具有重大作用，阿罗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信誉及类似的价值观，忠诚、讲真话等等，都是商品，它们具有真正实际的经济价值，它们提高制度的运行效率，从而使人们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或任何人所重视的东西。”[9-p405]
如果说阿罗对意识形态和经济效率关系的认识只是就意识形态中的个别因素发表看法，还带有自发性的话，诺思则是自觉把意识形态整体与经济效率联系起来研究，在模式的层次上论述意识形态对经济效率的影响：(1)“意识形态是种节约机制，通过它，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环境，并被一种‘世界观’导引，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单明了”。(2)“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与个人在观察世界时对公正所持的道德、伦理评价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形明显意味着有一种关于可能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观念——即在相互对立的理性和意识形态中选择。”(3)“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意识观点。实际上，他们试图去发展一套更‘适合’于其经验的新的理性。”[5-p53～54,59]诺思提炼出来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效率关系模式，其内容已远远超出了静态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效率的关系范围，但其内在实质还是集中在意识形态对经济效率的巨大作用和意义上。
三、效率第一主义的功与过
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影响经济效率因素的分析，给人以“价值无涉”的印象，在表明对效率的态度时，情况与此相反，他们的态度不仅给人以价值倾向的明白宣示，而且，这种价值倾向直接跳入前台，向人们推销特定的价值判断。由内在倾向变为外显的经济价值判断，形成了表面是劝导性实质是强迫性的经济价值律令：效率第一，否则你无法生存。我们把这种经济价值律令称为效率崇拜或效率第一主义。
当我们用效率崇拜或效率第一主义概摄西方主流经济学对效率的特定态度时，其中包括比较的意味。经济生活中，效率不是孤立存在的现象，而是与社会生活中诸多因素如平等权利、自然环境后果、外部影响等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效率是相对于人而言富有价值和意义的效率，但相对于人而言具有价值和意义的事物除了效率以外还有其他。只要在经济活动中追求效率，就必然面临选择问题：效率、自然环境的保护、人的平等权利、有害外部影响的避免或消除，在这些同时并存的诸多因素中，到底选择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选择了效率。在他们看来，效率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基础，因此，与其他社会因素相比，效率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路德维希·艾哈德用形象生动的比喻说明这一点：“必须使蛋糕增大”[4-p158]阿瑟·奥肯说，美国经济制度的核心是效率，[2-p3～4]诺思则说，美国的法律制度以效率为标准。[5-p213]看来，效率崇拜或效率第一主义不仅是盛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中具有强劲势头的经济价值判断，而且还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依据，它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实践。理论、制度和实践三者有机统一，构成了既与它以前的社会生活相区别、又与东方社会生活不同的独特人文景观。
西方主流经济学把效率放到独一无二的地位，只不过是效率第一主义表现的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表现于对具体问题的经济学论证和阐释过程中。
表现之一。在当代经济活动中，经济效率有时与环境保护发生冲突。这种种突给经济政策和法规的制定，尤其是给经济学家提出了二者必择其一的难题：要经济效率还是要环境保护？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选择了经济效率。科思在《社会成本问题》[9]一文中认为要求工厂对排放烟尘造成的损害负责赔偿或责令该厂搬出居民区的“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这里的“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在讲到河流污染导致鱼类死亡时他还说，要决定的问题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在谈到由于污染引起的经济诉讼问题时，科思更明确地表示，“经济问题是如何使产值最大化。”科思经济效率第一主义的态度很明确，但明确的态度涉及到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什么是“较严重的损害”？按照投入——产出的效率标准，工厂的停产、转产或减产造成的经济损害可以计算出来，但污染造成的当下和未来损害怎么能计算出来呢？
对上述问题，科思或是没有考虑到，假如真是如此，他的经济效率第一主义的结论就是建立在片面性事实的基础上；或是考虑到了，但为了经济效率，即使污染也在所不惜，假如真是如此，科思的观点就不仅仅是效率第一主义，而且还是不顾情由的效率崇拜。科思之所以会处于两难境地，根本原因是他把效率作为独一无二的选择，使效率成了与其他价值目标相比是最终的选择标准。
表现之二。在同一论文中，科思把企业的起源解释为是出于因节约交易费用而来的对效率的考虑。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的产生确实与效率有关，但这里的效率，不是由节约交易费用而来，而是由增加人手和流动资金而来，这里的效率是规模性的。使科思歪曲历史事实的根本原因是效率在他的思想中占有的地位太突出和太重要，他以为效率可以解释一切问题，当然企业的起源问题也不能例外。在这个思想前提支配下，他便用主观想象代替历史研究，用效率第一主义的武断结论冒充有事实根据的科学分析。
表现之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是个大问题，工业革命以后，消费问题更显突出和重要。在这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同样面临两难择一的矛盾境地。鼓励消费，他们认为会对效率产生有害影响，实质是怕影响到资本家的利润。鼓励节俭，势必会以抑制生产的形式破坏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均衡。消费的主力军是劳动阶级，因为他们除人数众多外，还由于支付能力有限而只能消费成批量生产的工业品，这恰是资本家利润的主要源泉。马歇尔把人的生活资料分为三类：必需品、舒适品和奢侈品。必需品又可分为三类：绝对必需品，即维持生存的必需品；常规必需品，即习俗性必需品，以及维持效率的必需品。在这个前提下，马歇尔提出了他对工资的看法：劳动者收入增加，劳动效率就会成比例的增加，在保持和提高效率的限度内，增加工资是有益的，否则，便是不经济的[8]。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效率第一主义的表现绝对不仅仅是上述三方面，但这三个方面已能让我们得出结论：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存在效率第一主义的线索是铁定事实。这一事实带来了一系列不容忽视的弊端：社会不平等，人、社会和自然环境为效率而付出巨大代价，转嫁由追求效率而来的巨大压力造成了其他社会罪恶——早期是扩张、侵略和掠夺，现在则是以跨国公司的形式与第三世界国家争夺原料、商品和资本市场，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上述弊害性后果直接导源于效率第一主义的内在矛盾之中。效率被放到合理的层面和环境中便显示出中性品质，但如果被放到独一无二的地位，则会明显地带上价值倾向性，这种倾向性波及效率追逐者和其他人，效率的内在矛盾性便以分配实际利害的形式充分表现出来：(1)效率是经济人追逐的直接目标，这种目标有时变为具有独立个性的力量失去人为控制和直接危害他人，莫尔和马克思对“羊吃人”的揭露便是证明。(2)在效率第一主义的人文环境中，人同样有各种各样的需要，但这些需要以对效率的追逐为前提。无效率者、失去或无追逐效率的能力者，满足生存需要的要求便失去了道义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在实际社会后果上，则是使资产阶级旗帜上大写的“天赋人权”变成了一幅绝妙的讽刺画而使人的存在的正当权利和尊严扭曲变形。(3)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是效益而不是效率，但在效率第一主义的气氛中，只有可以用数字计量的效率是实实在在的。
以上论述和分析试图说明，任何社会，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和提高经济效率是必要而又合情合理的，舍弃它，社会难以正常运转，更难持续发展。但是，如果把追求和提高效率变为效率第一主义，理论上的弊漏明显可见，实践上的弊害既危及个人，又坑害社会。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认真对待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关于效率的经济价值观。这一经济价值观的具体内容由三个核心要素构成：效率的界定、影响效率因素的分析和对效率的评价。这三个要素中，影响效率因素的分析客观性最强，对我们的启发和教益也最大。我们自己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面临同样的课题：探讨提高效率的途径和方法。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有关分析在两个方面可以供我们借鉴。第一，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效率经济价值观中，关涉平等的效率，实际是效率内容的特定层面而不是效率内容的全部。这种分析效率的层次和角度可以改变我们仅从效率与平等这一特定层面看问题的缺陷，使我们看待效率问题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深入的层次。第二，在一些具体因素的分析中，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同样给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模式和思路。例如关于人力资本投资对效率的影响，意识形态对效率的影响等等。
［收稿日期］20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