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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
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调控是有成效的
就整体情势来观察，1999年的经济运行与前两年大致相仿，依然是需求不足， 增长滑坡， 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 但从年度分析来看， 1999年的经济运行表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
1.企业经济效益出现转机。总的说，1999年企业利润增加、亏损减少、产销率上升。1—10月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盈亏相抵后）1533 亿元，增长64.7%，企业亏损比上一年度减少12%。就月份来看，工业效益综合指数呈上升的态势。但其中有些因素是不可比的，如银行降息和债转股，使企业财务费用减少，而相应增加了利润；再如工业库存向商业库存转移，看起来工业产销率提高了，但商业存货上升（比上年高10个百分点）。
2.出口状况明显好转。 受1997 年下半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 1998年我国出口几乎是零增长（仅仅增长0.4%），到1999 年上半年出口负增长，情势一度非常严重。到6月份，出口止跌回升， 外贸形势好转。1—11月份，外贸出口累积增长6.6%，进口增长20%多，实现贸易顺差26亿美元。预计全年超目标完成任务不成问题。
3.居民边际消费有扩大的迹象。从5月份开始， 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稳步增长，5—10月份分别增长5.3%、5.4%、5.6%、6%、6.6 %和8.2%，11月份虽然有所回落，但居民消费的总态势趋旺。
4.物价降幅趋缓。从1998年5月到1999年上半年， 物价水平呈加速下跌之势。但从下半年开始，降幅回落。这与居民消费的稳步回升在时间上是一致的。
上述变化表明，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调控是有成效的。尽管对这种成效我们还不能作过于乐观的估价，但也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问题是以怎样的方式发挥作用。
1999年宏观经济政策的简要评析
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比过去有所改善
1.宏观经济政策的力度、手段以及协调配合等方面出现了新变化。在1998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的基础上，1999年年中再次增发600 亿元国债，更进一步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国债投资除了继续用于天然林保护、江河湖泊治理、生态环境建设、交通设施等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以外，还拿出90亿元用于国有企业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支持对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进行系统的技术改造。
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构筑“三条保障线”是1999年财政政策最突出的特点。一是为行政事业单位普遍增加工资，二是对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补助、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这次向低收入阶层倾斜的分配政策，使8400万人受益，提高了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同时也改善了居民的收入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低迷的消费需求。
另外，在税收政策方面也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首先是进一步提高了出口退税率，使综合退税率达到15%， 大大促进了出口。 其次是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减半征收，到2000年彻底停征。同时，实行投资抵免政策。这对刺激民间投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这些措施的推行，不仅加大了财政政策的力度，也丰富了财政政策手段，使财政政策的效应能更快、更好地传递到国民经济运行的各个方面以及各个环节。
从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来看，比过去有所改善。在目前的宏观经济调控中，财政政策唱主角，但与货币政策基本上是协同考虑的。如向银行增发国债，既是财政政策的实施，也是对银行的支持，有利于银行降低成本，提高资产质量，降低了金融风险；再如银行降低利率，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国债投资配套等货币政策措施，与财政政策同向运行，形成一股扩大内需的合力，或者至少说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仅仅从扩大内需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投资、制定投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
2.政策效果显现，但不尽人意。从前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宏观经济政策的出台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企业效益、外贸出口、居民消费等都有起色。但经济增长仍处于下滑的趋势，政策效果不尽人意。
首先，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果不明显。投资需求的扩大主要是财政在孤军奋战，而民间投资基本上按兵不动。从1999年前三季度来看，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人）增幅逐季下降，前三季度累积增长6.8%，比年初预计低了5个多百分点。联系前几年的情况来看，这个投资增长率明显偏低。投资不仅作为社会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起拉动作用，而且也是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的主要推动力。由此看出，投资无论是对眼前的经济增长，还是对现在的结构升级（即未来的经济增长）都十分重要。如果投资意愿低下的状况持续下去，且不说增长状况如何，结构优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从而对我国经济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这样看来，仅仅从扩大内需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投资、制定投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居民消费依然不旺。通过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对刺激居民消费产生了一定效果，但作用十分有限。如果说投资低迷还可以通过政府投资来启动，那么，消费的相对萎缩则无法通过政府消费来直接拉动。比较而言，政府对消费更难拿出有效的办法来。居民消费更大程度上与心理预期有关，而心理预期的形成则与社会经济大环境密切联系在一起。在目前环境下，居民支出增长的预期值远远大于收入增长的预期值，故消费倾向是下降的。除了通过调整分配结构（如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来提高总体的消费倾向以外，在近期关键是要调整和改善居民收入、支出预期，而寄希望于居民消费观念、消费习惯的突然改变是不现实的。
3.结构问题再次被高度重视，并有所动作，但仍没有摆脱传统的思路和做法。结构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顽症。目前出现的“过剩”现象，实质上是结构扭曲所致。在1999年下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结构问题被提到了战略的高度， 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被列入2000年及以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主要着力点。1999年工业整体调整和改组的力度加大，纺织、煤炭、建材、石化、电力、冶金、烟草等行业实行总量控制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的工作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伴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社会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生态环境建设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加强。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的经济结构。但仍是按照传统的路子走：一是没有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而是把城市和农村分开来进行各自的结构调整。二是在具体做法上仍是行政办法为主，“硬压”、“硬拉”，今天多了，压下去；明天少了，再拉上来，缺乏一个科学的长远的产业政策规划。三是没有从机制上来考虑如何防止今后结构的再度扭曲。不言而喻，现行的结构政策是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
4.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及其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有待进一步完善。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正确的，但实施程序缺乏科学性，尤其是国债投资方面，项目储备不足，即使有项目，也缺乏充分的可行性研究，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时间来进行可行性研究（年中增发债，年底花钱），盲目花钱的现象相当普遍。计委分钱、点项目，目的就是把钱尽快花出去，致于效果如何则考虑不多。这势必影响国债投资效益，留下后患。
货币政策主观上想“积极”起来，但两道障碍使其难以作到：其一是对非国有经济有意无意的制度歧视，导致融资渠道不畅通。虽然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依然存有障碍，如在贷款责任上，对国有和非国有实质上是不同的，这使贷款自然倾向国有单位。其二是对风险的过分强调，不到有十足的把握不敢放款，使融资渠道越来越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一个极端（乱贷款）走向另一个极端，使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难以发挥作用。
此外，扩大内需的各项政策在操作程序上不明晰，协调配合性差，且视野较窄，主要着眼于城市工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缺乏可行的具体措施。城乡之间的资源流动（包括资金、人力、技术等）受到许多有形无形的限制，实际上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使扩大内需处于割裂状态而难以整体化和一体化。这对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国民经济的全面启动是很不利的。
对2000年及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几点思考
当前的“过剩”现象主要表现在城市工业方面，对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并非全面过剩。但由于经济运行是一体化的和有机的，局部的问题往往会反映为整体的“不适”，就像人体血液运行，某个地方出现了“栓塞”现象，都会表现为全身性的不适。就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一般认为是工业化中期）阶段而言，是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的，就像一个年轻人不应该出现血栓现象一样。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不能因为生活好了，出现血栓的年龄提前而庆贺；同样，不能因为东西多起来了，不再短缺了，以致“过剩”现象提前出现而高兴。我也并不认为这是经济周期规律作用的结果，现在采取的扩大内需的政策与其说是反周期的政策，到不如说是因经济运行中出现了“血栓”而采取了扩张血管的措施，以缓解病情。显然，这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尽管就目前来说很有必要，但仅仅满足于此是不行的。2000年是扩大内需的第三个年头，不能只是一味地想着扩张“血管”，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消除经济运行中的血栓，并防止其复发。这就需要有新的思路。
政府的主要职责应逐步向经济增长的环境和社会发展方面转变
1.重新审视“经济增长”。发展是硬道理，但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经济发展。现在的感觉是对经济增长看得过重，以致于把增长当成了发展，把GDP的数量扩张当成了社会的全面进步。正因为这一点， 扩大内需就成了我们的首要政策。1999年不再把GDP 增长作为指定性任务来“确保”，而只是作为预测性指标对待，反映出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但要真正把经济增长从目标变为手段，并成为政府的一种决策指导思想，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走向市场经济以后，政府的主要职责应逐步向经济增长的环境和社会发展方面转变，如制度建设、市场规则、公共秩序、社会公德、基础教育、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以及生态环境等都是政府应当关注的。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在次要的位置而只是注重抓GDP的增加， 那么经济增长也不可能持续下去。
如果农村居民的购买力不能有切实的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将是十分脆弱的
2.要突破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的传统思路，在制定各项政策的过程中应始终把二者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考虑。我国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区域基本上处于割裂状态。80年代初期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至今怎样呢？可以说变化不大。这些年乡镇企业有了很大发展，但也是放在“农村”这个范围里面，基本上是处于放任自流，自生自灭的状态。乡镇企业发展很快，而小城镇建设却严重滞后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城市和农村在各自的范围里发展，其结果是城市生产能力过剩，而占人口总数3／4的农村居民却有许多工业品还买不起。这是导致我国经济滑坡的根本原因。
因此，扩大内需的真正含义应该是扩大农村居民的购买力，而非含混的投资和消费概念。现行一些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政策实际上仍是主要着眼于城市，如降息、消费信贷、教育产业化等等，寄希望于相对（于农村）富裕一些的城市居民把钱掏出来。可问题是，相对有钱的反而不愿花钱，而愿意花钱的却是没有钱。正是这种矛盾，迫使政府只好一而再地增发国债，自己来花钱，以扩大内需。从这里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农村居民的购买力不能有切实的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将是十分脆弱的。
那么，如何提高呢？基本的对策是城乡一体化发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还要积极参与，那为什么我国的农村就不能与城市一体化发展呢？我国的城市像一个堡垒，周围有许多无形的栅栏，与广阔的农村基本隔离了。为此，首要的问题是突破传统观念，消除对农村的歧视，逐步撤除各种政策上的篱笆，加强城乡之间的人力、技术、资金等等要素的流动，在流动中逐步缩小差距，优化区域结构。惟有如此，我国经济才可能健康发展。
重建社会信用规范比扩大内需还要迫切
3.从整顿经济秩序入手，重建社会信用规范。现在的经济几乎快成了一种“赖账经济”，这说明我国信用规范已近崩溃的边缘。“欠账还钱”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公理，也是一种道德规范，人们自觉遵守，无须外在的强制力。但在今天，这一道德规范被破坏了，即使借助于法律的强制力，往往也是劳而无功。这对正走向市场化的我国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毒瘤，非下重药不可。目前妨碍我国经济顺畅运行的大、小“三角债”，与此都有密切关联。大“三角债”是指企业、银行和财政之间的债务链条；小“三角债”是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条。这种“三角债”链条不仅缠死了企业，也缠死了整个经济。过去一度曾由政府出面全面清理过一次，有所缓解。而今却是愈演愈烈，其规模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其中不乏客观原因引起的拖欠，但无故拖欠也为数不少。这是一种道德风险。这种风险若再进一步蔓延，我看比任何一种风险产生的危害都要大，甚至可以导致整个经济崩溃。就此而言，重建社会信用规范比扩大内需还要迫切。
4.要重视扩大内需中的风险。从近两年的情况来看，扩大内需隐藏着不小的风险。如中央发债转贷给地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按照规定，地方是必须归还的，但由于操作程序上的原因，保证性很差，实际上全部风险是由中央承担的。另外，为启动民间投资，各个地方都由政府出面为中小企业融资设立了担保机构，实际上是政府担保，其风险着实令人担忧。这不由得令人想起现在正使各地方政府焦头烂额的农村互助合作基金会。当时基金会的建立也是由政府出面的，由于管理混乱，许多基金会濒于破产，为社会稳定起见，只好由政府兜下来，使困难的财政雪上加霜。前车之鉴，应未雨绸缪，以免重蹈覆辙。再如，风险投资，本应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各地争先恐后，不管有条件没条件，政府直接介入，霸王硬上弓。如此做法，后患无穷。这引出了一个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很多的，现在是该反思检讨、进行总结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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