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里程碑论文,中国论文,三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8-0120-07
我所说的中国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指的是李清照、王国维和吴世昌所创建的,可以用作里程标志的三种批评模式——“别是一家”说、境界说和词体结构论。三种批评模式,三个里程标志,三段里程。第一段,一千年,属于李清照地段;第二段,一百年,属于王国维地段;第三段,吴世昌地段,可能是今后的一千年。这就是中国词学史。
一、从三座里程碑的推举,看做学问的方法问题
做学问究竟有没有什么方法呢?陆机《文赋》论作文,就曾提出个方法来,叫“操斧伐柯”。以为作文之难,难在达意,希望操斧者,注重取则,讲究方法,以曲尽其妙。这是从《诗经》那里得到的启示。《诗经·豳风·伐柯》有云:“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我觏之子,笾豆有践。”以为伐柯要有斧头,娶妻要有媒人;经过砍伐,方才有所创获。这是先民的一个重要发现。如用之于做学问,我看就是那么一种砍伐与开辟。故《文赋》称:
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
谓砍与伐要有个法则,不能随意为之。做学问亦同此道理,须遵守法则,要有一定分寸。依照前人的说法,这分寸必取则于柯。柯,就是斧头柄。以其大小长短为标准,进行砍伐。这就是“操斧伐柯”。此砍与伐就是开与辟,是依照斧头柄的大小长短为法则所进行的一种开与辟。说得明确一点,此砍伐与开辟,就是一种分期与分类。我所要讲的做学问的方法,就是这么一种砍伐与开辟。
分期与分类,确实了不起。这是体现大胸襟、大气象的一种砍伐与开辟,未可等闲视之。以此为标准,看看过去一个世纪所做的学问,许多学问家,我以为,其中两位是不能不提及的。一位是王国维,一位是胡适。两位大学问家,在方法上,已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那就是分期与分类。
比如胡适,他的半部哲学史和半部文学史,现在可能已经被取代,但他的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却无人取代得了。所谓分期与分类,就是这么进行的。譬如,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划分,胡适将汉以后的中国文学,一刀劈为两段:一为死的文学,一为活的文学。谓“古文在汉武帝时已死了”,“从此以后,中国的文学便分出了两条路子:一条是那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文文学;一条是那自然的,活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这是分类,也是分期,因为有“以后”及“以前”。而对于中国词史,胡适则将其劈为三段,三个大时期:第一时期,自晚唐到元初(850-1250),为词的自然演变时期;第二时期,自元到明清之际(1250-1650),为曲子时期;第三时期,自清初到今日(1620-1900),为模仿填词时期。他认为:“第一个时期是词的‘本身’的历史。第二个时期是词的‘替身’的历史,也可说是他‘投胎再世’的历史。第三个时期是词的“鬼”的历史。”并将第一个大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歌者的词,诗人的词,词匠的词(以上见胡适的《词选·序》)。这是分期,也是分类,因为有各种不同类别的历史。
对于胡适的这一划分,人们也许并不完全赞同,但因其所用以划分的依据,前者为文字——文言文或白话文,是一种表达工具,后者为一种见解,一种对于词的发展、演变历史的见解,是对于词的整体把握,皆属于文学,而非别的什么东西,这是一种文学的划分。而且,如就学科建设角度看,胡适的这一划分,对于立说、立学,无疑已产生一种开山效应。此后凡欲构造中国文学史与中国词史者,都必须面对胡适所占据的山头。因此不能否认这是一种划时代的砍伐与开辟。这就是胡适对于中国文学史、中国词史研究所做的贡献。
至于王国维,他提出“词以境界为最上”,将词划分为两类:有境界之最上词与无境界之最下词。这种有与无有的划分,相对于此前通行之本色论以似与不似论词,明显具有一种里程标志。即此前与此后,一个为古词学或旧词学,一个为今词学或新词学,其间以境界说为分界线。王氏的划分,是分类,也是分期,这同样是一种划时代的砍伐与开辟。
王维国、胡适所具有的识见及其在砍伐、开辟上所体现的胸襟与气象,甚是令人钦佩。20世纪学界,恐怕很少有人可与之相比。我所说的三座里程碑,对千年词史、词学史进行分期与分类,既是一种实验,更重要的还在于推广,希望二氏之所创立,能够进一步得以发扬光大。
二、从三座里程碑的建造,看词学研究中所出现的问题
(一)正名问题——对于艳科与声学的理解及判断
为词正名,长期以来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实际上并不曾认真讨论过。譬如词为艳科,大家都这么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谁也不加追究。所以,宋人以词为艳科,或者过去的人将词当艳科看待,此等说法也就成了一副标签,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贴。到现在为止,似乎任何一本论词的书,只要涉及到这一问题,大都这么说,而且不必注明出处。这就是个问题。
词为艳科与宋人以词为艳科,或者过去的人将词当艳科看待,两个命题,究竟出自何典?是否都为今人所杜撰?目前似已有了定论。
谢桃坊《宋词辨》指出:“其实它并非古人说的一句话,从词学文献可以证实是现代词学家胡云翼先生于1926年出版的《宋词研究》中关于宋词基本内容所作的理论概括。”并且十分肯定地说:“这是中国词学史上第一次出现‘词为艳科’的观念。”
因而,可以推断,众多论著之所以振振有词,谓宋人如何如何,过去的人如何如何,恐怕都根源于此。但是,作为一种观念,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似乎仍有可探研之处。
《旧唐书·文苑传》称温庭筠:“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将“弦吹之音”与“侧艳之词”相提并论,实际上,已涉及声学与艳科问题。其中,词之所谓“侧”者,乃不正也。侧艳,可当邪艳解。这是对于温词的观感,亦为某种观念的体现。赵崇祚辑《花间集》,推举温为领衔作者,欧阳炯为撰叙,开篇二句云:“镂玉雕琼,拟化工而迥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同样亦涉及艳科问题,只是对于所谓“艳”者,另有解说罢了。因为“夺春艳以争鲜”,乃与春天比鲜艳,世间万事万物,以春天为最鲜艳,最富生命力,这是与邪艳不同的另一种艳,这种艳,乃无邪之艳,或可称作正艳。这是对花间词的观感,同样亦为某种观念的体现。两种观感,两种观念,虽未曾称之为科,未见“艳科”二字出现,但已有艳科意思在。这是宋前状况,大致从邪与正(无邪)两个不同角度立论。入宋之后,继往开来,对于歌词创作,同样以此为标准进行褒贬。例如,柳永词之“词语尘下”(李清照语)以及王安石、苏轼等人词之为诗之裔,就有明显的邪正(无邪)之分或者俗雅之别。这种分别,就观感或观念的意义上看,与宋前并无不同。宋前、宋后,一脉相承,都以“思无邪”这一传统诗教为依归。这是一种大趋势。就是说,宋人或者过去的人并非不曾将词当作艳科来看,只是未见明确标榜而已。
李清照著《词论》,尽管亦曾受过传统诗教的制约,有点看不起柳永,但其批评晏殊以及欧、苏,谓其作为小歌词,皆句读不葺之诗,又往往不协音律,却颇有点反潮流的意味。李清照并非人云亦云地跟着将词当艳科看待,或不愿将词当艳科看待而大作其句读不葺之诗(以表示改邪归正),而是勇于以乐府名家,无所顾忌地进行创作,并且以其所擅长,于词坛别树一帜。这就是“别是一家”说的创立。“别是一家”,说明至少有两家,正如《词论》开篇所云:“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其两家,即乐府与声诗,而李清照乃取乐府一家。这是有别于声诗的另一家。所谓乐府,用现代人的话讲,是一种音乐文学;用前人的话讲,就是声学。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谓:“乐歌,古以诗,近代以词。如《关雎》、《鹿鸣》,皆声出于言也;词则言出于声矣。故词,声学也。”将词当声学看待,相信李清照也是这一用意,所以即有“别是一家”说问世。
在中国词学史上,“别是一家”说之作为一个里程标志,除了方法上的意义外,对于词体演进,亦具重要意义。主要是对于声学的确认。这是有关言与声的问题。主艳科者(包括将词当艳科看待而不愿以之为艳科者),重言而轻声。一班名公巨卿之所以“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李清照语),大多如此。李清照主声学,一一加以指摘,《词论》中之所罗列,都具一定针对性。李清照的创立,既在于纠偏,亦在于正名。为一代乐歌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实践及理论的依据,这是第一座里程碑所产生的实际效用。
论说至此,似可进行如下推断:宋人或者过去的人,不仅以词为艳科(包括不愿以词为艳科,实际亦将词当艳科看待),而且以词为声学。艳科与声学,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可有所偏重而不可有所偏废。这就是因第一座里程碑的建造,为词所作之正名。
长期以来,因为用今人观念替代古人观念,以今逆古,艳科问题一直弄不清楚,词学研究不断出现问题。譬如李清照,你说词为艳科,就是邪艳之艳,就是像柳永一样,去写一些寻花问柳的事。那么,李清照当怎么办呢?没有理由谓柳永所写为艳科而李清照则不然。于是,某学者读李清照词,就读出这么个结果来。李清照《如梦令》曰: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这首词只是把当时的状态写出来,是一种感受,因春之归去所产生的一种失落感觉,不一定含有更深的意思。这位学者却以为其中另有文章,谓其所写非只早晨情事,而乃昨天晚上一夜经历。谓早晨倦卧未起,妻子便问正在卷帘的丈夫:“外面的春光怎么样了?”答语是海棠依旧盛开,并未被风雨摧损,但妻子却说:“不见得吧,应该是绿肥红瘦,叶茂花残,只怕青春即将消逝了。”这位学者指出,词中所写悉为闺房昵语。于是,这首词就变成为抒写秾丽艳冶之情的一首邪艳之词。另一位学者则以为须要三思、再三思,谓“赵君无嗣”,而且,明诚入仕后纳妾、冶游,他和李清照之间可能有性爱之名而无性爱之实,不一定像前一位学者解释的那样,一夜风雨。这是另一种解释。似乎很有点新意思,但说来说去,还是以词为艳科,硬将一个邪字往李清照头上栽。这么做之是否恰当,似乎更加值得三思、再三思。
所谓名之不正,则言不顺,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言传问题——对于方法与模式的运用及承传
以上正名,侧重从“破”的角度说明问题,以下说言传,则希望有所建立。
中国词学史上的三座里程碑,主要标志是批评模式,其区别体现于言传。为此,我曾以三种形式体现——似与不似、有与无有以及生与无生,描绘三种批评模式。
1.似与不似,这是以本色论词的标准及方法
似,本色;不似,非本色。就这么简单。例如,陈师道《后山诗话》云:
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人唯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
教坊雷大使之舞极天下之工,苏氏似之,却非本色,即非词之本色。判断标准,似与不似,如此而已,并不须要说出多少道理来。这就是以本色论词的一个典型。以本色论词,只须意会,不必言传。草创时期,大致如此,说明尚未有一定标准。
李清照著《词论》,重意会,并重言传。如云“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以及尚故实、主情致,强调典重、高雅、铺叙、浑成,等等,既说出一代乐歌——乐府与声诗的区别,亦为似与不似的分析和判断提供较为切实的依据。
这是有意识的标榜。而作为一位知音作者,李清照不仅注重言传,有《词论》一篇行世,而且注重身教,以一卷《漱玉》显现其本色。因此,体认似与不似这一标准及方法,尚须读其作品,将言传与身教合而观之,才能得其神髓。这就是说,一首词之似与不似,本色非本色,可以《漱玉词》为标准进行检验,看看所谓当行本色,或者当行出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当行本色,或者当行出色,这是前人赞扬李清照的话,但大多不曾说出个所以然来。是不是因为是女性写的,所以像词呢?因而也就当行本色,或者当行出色?我看不能这么下结论。从具体作品看,我认为,这应当就是一种白描功夫。在诗六艺中,白描属于赋,而不是比兴。如《一剪梅》下半云:“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如果说“花自飘零水自流”,用的是比兴,那么以下说愁,即纯是白描。因为白描只是直说,所以能写出本色来。所谓当行本色,或者当行出色,奥秘就在这里。
从陈师道到李清照,以本色论词经历了一个重要过程,乃无有定准到有了定准的过程。于是,以本色论词,似与不似,也就有了依据。中国词学史上之第一座里程碑,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
2.有与无有,这是以境界论词的标准及方法
王国维《人间词话》手订稿64则先后于1908-1909年间发表,词界出现另一批评模式——境界说。以境界说词,谓“词以境界为最上”,有最上者,就有最下,一切以境界为标准。有,就是好词;无有,就不是好的词。以前说似与不似,除了通过一定标准进行判断,尚须依赖于感悟,因而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现在说有与无有,则可以某种手段加以测量,相对较为确定。因为有境界,就有一个空间在那里,有长、高、宽,有深浅与厚薄,可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加以测量,用现代科学语言进行表述。例如“诗之景阔,词之言长”,其阔大与深长就可以测量。比起似与不似,以境界说词应更有定准。这是第二座里程碑。同时,王国维亦十分自信,必欲凭借为数并不太多的哲理词,为其学说张目,并与古之词人相抗衡。
但是,到了20世纪20、30年代,境界说被胡适、胡云翼推衍为风格论,“词以境界为最上”,变成以意境为最上,以豪放为最上。这就并非夫子之本意了。50年代,中国词学研究进入蜕变期。境界说主要在美学界与哲学界通行,词学界讲风格。哲学、美学以意境替代境界,强调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讲风格者亦以此为理论基础,鼓吹以苏、辛为主干的豪放词。60年代初,豪放与婉约之二派说,发展、演变为豪放、婉约“二分法”;以意境为最上,以豪放为最上,变成以爱国主义为最上。“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一切翻转过来。重豪放、轻婉约,变成重婉约、轻豪放,所奉行的也还是风格论。80年代以后,风格论面临着绝境。人们改弦易辙,大搞美学阐释、文化阐释,算是对于境界说的回归。几十年过去,境界说被异化,现在又返回原来的位置。
在中国词学史上,境界被用作一把可以当法则、法律运用的尺子而加以标榜,这是王国维的一种创立。运用过程中,情况起变化,应当非其所愿,非其意料中事。但这一过程中,有位人物却值得一提,那就是胡适。在政治上,胡适曾被当作反动派,但他的学术观点却非常革命。30年代,胡云翼演绎风格论,承袭胡氏衣钵。50、60年代,直至改革、开放以后,大陆学界许多“左”的观点都是从胡适那里来的,现在依然如此。这可能是境界说之被异化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感于境界说之被异化,我曾撰写《论“意+境=意境”》一文(载北京《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大胆进行判断。谓:人与事合为意,时与地(空)合为境,二者相加,就是意境。我将境当作负载意的一种容器或载体,试图以最简单的公式,概括较为复杂的理论问题,从而在哲学层面上重新解读境界说。我认为,只有正确解读,端正认识,有与无有,才能把握得好。
3.生与无生,这是以结构论词的标准及方法
以结构论词,指的是吴世昌的结构分析法以及由此所创立的词体结构论。吴世昌所具代表性的著述有20世纪40年代所刊发系列文章——《论词的读法》四章以及80年代所刊发《周邦彦及其被错解的词》一文。吴世昌以“以小词说故事”、通过故事所构成有句有篇的词章为典型事例,进行结构分析,归纳、概括出这么一条法则:
在情景之外,渗入故事:使无生变为有生,有生者另有新境。
这是吴世昌“读原料书”、直接与作者交涉的一个重要发明。吴世昌将北宋词的发展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直接说情,为“花间”与“尊前”的继续;第二阶段,说情、布景,互相配合,柳永与张先的开拓;第三阶段,在情景之外,渗入故事,周邦彦的特别贡献。吴世昌指出:柳永、张先分笔写江山之胜、游宦之情,真能双管其下,但其缺点是情景二者之间无“事”可以联系,情景并列如单页画幅,未能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使得万象皆活。故此,吴世昌说:
救之之道,即在抒情写景之际,渗入一个第三因素,即述事。必有故事,则所写之景有所附丽,所抒之情有其来源。使这三者重新组合,造成另一境,以达到美学上的最高要求。
这就是从无生到有生的转变。吴世昌的结构分析法,就以此为出发点。
我将吴世昌的结构分析法当作一种批评模式,一种里程标志,主要是看其效用,即生与无生这一言传形式对于词学传承所产生的效用。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吴世昌的发明是值得推广的。至于理论建造,亦即词体结构论的创立,我看亦当实事求是地给个说法。固然,吴世昌读书著文,并不特别标榜什么“论”,但这并不等于说吴世昌就没有理论。从结构分析法到词体结构论,二者之间确实有着一段距离,但在结构分析过程中,吴世昌对于词体结构论所当具备诸要素(条件),包括标准、方法及具体运用,都曾作过精辟论断。结构分析法与词体结构论,二者之间,实际上只剩下个包装问题,也就是理论说明问题。
依据吴世昌的论断,“以小词说故事”关键在于第三因素的渗入,这就是“情”和“景”之外的“事”。吴世昌认为,渗入此因素,万象皆活,这是其结构分析定律。如在一般层面上将其加以推演,这一定律也就是二元对立定律,或者二元对立关系。结构分析,讲究第三因素;二元对立,讲究中介。第三因素就是中介。有此中介或因素,两个互相对立、互相依赖的单元,可以化合,也可以分解;有此中介或因素,原来没有联系(无生)的“情”和“景”,将另出“新境”(有生)。这一中介或因素,可以看作是催化剂,至关紧要。二元对立关系,乃人类心灵的基本运作模式,吴世昌的结构分析法,当亦依此模式动作。这就是我所说的吴世昌与词体结构论。
以下通过对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的具体分析,以证其效用。词云: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首词说一次醉酒的经历,将此身与江海联系在一起,颇富哲理意味。以本色论衡量,看其似与不似,李清照可能不太认同,以为是一首诗;用境界说解读,看其有与无有,不知道该怎么测量。不过,如果用结构论分析,也许可以说出一点道理来。结构论讲究二元对立,两个互相对立、互相依赖的单元,中间必有个“事”联系。这首词,就上下片题材的分配及组合看,其用以联系的“事”就是“倚杖听江声”。以此为中介,对于进(醒)与退(醉)以及短暂(此身)与久长(江海)、有限(人生)与无限(宇宙)一类问题进行思考,因有“小舟从此逝”之奇想。这就是另出之新境。
三、关于三座里程碑的评价问题
这是一种历史的考察,准备以过去、现在、将来三个时段,对之进行评估。
(一)历史功绩:三种形式体现,三个里程标志
批评模式之作为一种言传形式,无论似与不似之言传与意会,或者有与无有之深浅与厚薄,以及生与无生之化合与分解,说到底,都是个形式问题,其流行与不流行,主要看其对于内容究竟适应或者不适应,亦即看其对于词学传承所起的作用。具有较大的适应性,能够促进承传,自然行之久远;否则,自然被淘汰。中国词学史上三种批评模式之所以能够成为三个里程标志,就是由这种适应性所决定的。
就批评模式自身看,流行过程是对其适应性的一个调节过程:不断调节,不断适应,不断完善。历代词家、词论家都为此做了许多工作。而就不同批评模式看,流行过程也是个互补互救的过程。不同批评模式,各有不同的长短利弊,并无高下之分与优劣之别。批评模式与批评模式之间不存在互相取代的问题,这就是说,三种批评模式对于词学传承的适应性是各不相同的。比如说,用现代的观点看,本色论比起境界说来,似乎较为朦胧,既缺乏清晰性、系统性、科学性,学习、掌握和运用亦比较困难;而境界说则有一定之数,似乎具备了某种准确性和科学性。照理说,本色论这一传统批评模式,似当被境界说所取代,而实际却不然。三段里程,三种模式,各依循一定的路向,改造、充实,以臻于完善;三段里程,三种模式,各有自己的地盘,各有自己的建树,不必要刻意进行褒贬。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同中之异。
但是,随着社会发展、词业发展以及观念、方法的不断变换与更新,模式本身也面临着一个变换与更新的问题。批评模式与批评模式之间,存在着旧与新之分以及古与今之别,不能不分别看待。这一变换与更新,应当就是异中之同。
这是对于三座里程碑的基本评估。
(二)目前状况:词学的误区及误区的词学
目前状况,主要看词学界对于三种批评模式的认同程度,属于接受者的状况。上文所说境界说之被异化,体现一种认同程度;异化之继续以及由异化而回归,也是认同程度的一种体现。因有认同不认同,自觉或者不自觉,于是乎词学界有所谓误区出现。这是从另一角度对三座里程碑所进行的评估。
异化,也就是变种,与词学界长期流行的一种错解密切相关,这种错解,就是对于概念与模式的混淆。比如,只是将境界说当境界看待,而非当一种批评模式看待。褒之者谓其融汇、注入西方的新观念,令旧概念耳目一新;贬之者以为“境界”一词(概念)古已有之,并非什么新鲜货色。这一错解,致使境界说这一批评模式迟迟未能充分发挥效用,而其变种——风格论,则大行其道。我所说的误区,是有一定针对性的。
数年前,结撰《吴世昌与词体结构论》,我曾揭示这一现象。谓:此“区”之所谓“误”者,可归结为两个方面的问题:“词学”与“学词”问题以及批评模式问题。前者说学风,后者说方法。当时所指主要是风格论,认为以风格论词,强调意而忽视境,只是注重于豪放或婉约之风格评赏,于外部进行感发联想,造成许多困惑。而就目前状况看,种种困惑,其所造成,除了风格论外,可能还与词学界普遍存在自觉性的欠缺相关。只知道做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或者既有意无意接受某种观念、方法与模式的规范,却仍然不自知。种种困惑之所呈现,构成误区中的词学。这一切,在另一意义上证实了作为里程标志的三种批评模式的存在价值。
(三)发展前景:有法之法与无法之法
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已进入数码时代。无论宇宙空间,或者人体基因,一切都已经数码化。未来词学研究相信亦不能免。如何迎接挑战,将数字译码列入课题,已不是十分遥远的事情。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性和自觉性都将有较大辐度的调整,作为里程标志的三种批评模式——“别是一家”说、境界说、词体结构论,必将各自显示出各自特有的效用。尤其是词体结构论,化合、分解,生与无生,似当更加有其用武之地。上文所说吴世昌地段,正是寄望于此。当然,所谓无法至法,在某种情况下,往往无有一定之法比有一定之法为好。未来世界,随着智能化之推进,其趋势应是取消数码。人类社会必将从数码时代,进入不要数码的时代。这一点,相信现代人已经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了。不过,到了那个时候,说不定本色论之所谓似与不似的批评方法,反倒大派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