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川藏毗连藏区多民族族际共生关系的演变及其调适———个演化博弈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多民族论文,川藏论文,藏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15)01-0047-08 一、引言 族际关系最直接的理解就是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是各民族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进行的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过程。罗康隆研究员提出：“族际关系指的是人类社会针对特定的需要构建起来的个人行为系统，即也是这种不同的系统之间的界面互动与调适的复杂依存与制约关系的总和。”[1]纵观我国多民族格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民族关系就是各民族之间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争取更多的资源而开展激烈的争斗和不断调适的过程。从整个形成过程看，民族之间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形态是我国族际关系的核心。 族际之间共生关系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被学界关注，2008年之后逐渐成为民族学、社会学关注的热点，且在族群关系的研究中族际共生关系的研究得到广泛的关注，并表现出从定性研究向定量化研究的趋势。我国学者早期对于民族共生关系的研究是从族群关系中的“共生效应”和“共生态”来探讨的[2-3]，有的学者根据特殊区域的族群共生现象展开了分析。大量的论述从2009年开始，学者袁年兴和许宪隆对民族共生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从共生理论的框架构建、形成原理和运作机制、评价模型及量化标准、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共生关系的逻辑结构展开开创性的研究[4-8]。这一时期，学者开始呼吁加大民族共生关系研究的量化力度以摆脱以往定性研究的窠臼，有的学者也提出了相关的民族共生关系评估指标体系构想并论证其科学性和可行性[9-11]。这些研究从理论和评价体系上对民族共生关系的评价及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研究主要从文化融合、经济交流和民族融合等方面展开。本文认为，族群之间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并不单纯局限于民族之间关系的变动，而是自然资源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之间交织演进的动态过程，族群间共生关系格局的形成也不仅仅取决于政治、经济、文化中的某个单一要素，而是在特定空间尺度中多界面关系系统性综合作用并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当前对演化博弈的研究大多应用于城市经济、政治经济、区域合作、环境保护等领域，我们将演化博弈的分析理论创新性引入到民族地理研究中，试图提供一种族群关系研究的新视角。本文选取多民族共生比较典型的滇川藏毗连藏区作为研究区域，通过藏族与其他民族族际共生关系的探讨，试图揭示这一区域多民族共生关系演化和形成的过程，深入了解藏区多民族聚居区的族际共生关系形成机理及其调适特征。 二、滇川藏毗连藏区族际关系的演进 本文所指的滇川藏毗连藏区是指云南、四川、西藏三省区跨界毗连的藏区，主要包括：滇西北迪庆藏族自治州，川西南的甘孜藏族自治州，西藏自治区东南部的昌都和林芝地区构成的区域。这一地区地形复杂多样，高山峡谷纵横交错，气候复杂多变，气候的垂直地带性极其明显，除了藏族这个主体民族外，还共居着汉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白族等多个民族。这些民族进入这一区域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首先是藏族在这里聚居，随着多民族交流的增强和族际之间资源和空间的竞争，纳西族不断在这里渗透，此后，傈僳族、汉族、回族、彝族、白族先后在这里定居。在此过程中，各民族最初通过民间商贸，以茶马古道为主要纽带、以民间商人为载体不断形成共生杂居的雏形，族际间在不断的武力争夺和合作中逐渐找到平衡点，中央王朝和地方自治势力的管制促使这种关系稳定并形成。首先是木氏土司的治理使得这一区域整体化发展得到认同，明朝的改土归流让滇川藏毗连藏区的共生形式逐步稳定，清末民初的治理以及抗战到解放时期民间商贸的蓬勃兴盛促进了该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和多民族共生格局的成熟，解放后自治区的建立加快了区域的发展和民族间的认同。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各民族的博弈过程在历代中央王朝和地方政府的影响之下加快了博弈的频率和速度，推动了博弈主体向更优化的方向发展，加之多样性地理环境格局的影响，各民族在长期的争斗和调适过程中最终形成如今的山地坝区之间交错聚居的空间格局和族际之间共生的形态。 共生是我国各族群族际关系的集中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但滇川藏毗连地区的共生与我国以汉族为主其他民族散居杂居的族际共生关系有极大的区别，后者之间的共生关系主要是现实意义的政治关系、物资交流、文化融合等方面的共生关系，而前者更多地表现为地理上的相互依存、资源上的共享、物资的必不可少的交流以及在文化上表现出融合中的独立性。滇川藏毗连藏区受地理环境影响和制约其族际共生关系中的政治关系不是太明显，物资交流主要通过山坝间的物资交换和民间贸易来实现，市场的调节作用在该地区作用相对较小，产生这种差异是区内多民族族际关系长期作用的结果。在滇川藏族际共生关系的形成过程中，族际关系当事各方都有可能对对方施加作用，同时又不得不接受对方做出的反馈作用，族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作用与反馈中达成动态的平衡[12]。这种动态平衡过程，其实质是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对资源和生存环境的争夺，以及争夺过程中彼此渗透、排挤、共居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在滇川藏地区比较明显，在整个云南和广大横断山区也普遍存在，无论是曾经很强大的傣族，还是曾建立地方民族政权并拥有大片土地的白族，他们都是在与其他民族的作用与反馈中不断调适自己的行动，都是在满足自身利益优化的条件下达成共识，并形成各民族特有的生存空间和生产、生活范围。这也是多民族聚居区复杂生存环境中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的形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族际关系不断演化与调适，最终形成多民族共生的格局。 滇川藏毗连藏区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共生关系在直观的宗教景观中极其明显，从高海拔地区到低海拔地区依次为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信仰东巴教、藏传佛教的纳西族，信仰汉传佛教、本祖崇拜和多神崇拜的白族，而在他们之间又穿插着信仰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的其他少数民族。同样在经济上，山区、半山区、坝区之间互相依赖、互通有无，高海拔地区的藏族需要低海拔地区的茶和盐，低海拔地区的少数民族需要高海拔地区的药材、木材、皮毛、山货[13]。滇川藏毗连地区各民族在宗教、经济、文化、政治上的互相依赖最终形成山坝间立体的空间居住格局，用当地形象的说法就是“彝族住山头，藏族住坝头，纳西住沟头、傈僳住林头，汉族住街头”。 滇川藏毗连藏区多民族间族际共生的格局是通过各民族之间互相学习和渗透，在矛盾中求合作、冲突之中求缓和、斗争之中求妥协，在不断的求同存异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中得以体现。历史以来，这种矛盾与合作、冲突与缓和、斗争与妥协的过程是在各民族不断试错和调适中逐步深化和反复重构中不断演变的，这种族际间不断作用与反馈，在反馈基础上调适之后再行动的过程与演化博弈中博弈主体的竞合过程极其相近。因此，我们撇开其他细节，从各民族在族际关系形成中的作用与反馈机制入手，以族际关系中各民族根据自身需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展开讨论，借用演化博弈的相关理论对滇川藏地区族际共生关系展开理论探讨。 三、族际关系演化博弈模型 (一)博弈假设 1.在滇川藏毗连藏区，主要有藏族、白族、纳西族、普米族等少数民族，为了便于分析藏族与其他民族的族际关系演变过程，本文将白族、纳西族、普米族等统称为其他民族，那么博弈主体就是藏族与其他民族，各民族在族际交往中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在既有的条件限制下和与其他民族的作用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这里各民族族际关系的演变不仅仅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等，还表现为生存空间的优劣、资源占有条件和资源的需求等各个方面，假定这些因素均可以度量并最终以各民族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形式体现。 2.族际关系演变是一种合作与竞争的不断试错过程，藏族与其他民族在族际交往中的行为策略有合作、竞争和不作为三种，为简化研究，本文将不作为视为竞争，因此博弈主体的行为策略就是合作与竞争。 3.存在“以民族合作为主，违背合作将受到惩罚”(这种“惩罚”不一定是直接的经济或者制度上的惩罚措施，有可能是长期博弈过程中不合作带来的利益损失，或者也有可能是在试错过程中因一方的违背而带来的与另一方的冲突所造成的对本民族利益的损失)制度。当一方选择合作策略而另一方选择竞争策略时，选择竞争策略方将被判定为违背约定制度，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在一方选择合作而另一方选择竞争时，竞争方将会获取更大的利益，而合作方为合作还付出了一定的成本，因此竞争方将受到惩罚，并将惩罚中的一部分用于对合作方的补偿。 (二)建立博弈模型 令M、N分别为藏族和其他民族选择竞争策略时获得的总体利益，A、B①分别为藏族和其他民族同时选择合作策略较选择竞争策略的净增加利益，C、D分别为藏族和其他民族选择合作策略时的成本，P为藏族选择合作策略而其他民族选择竞争策略时其他民族受到的惩罚额，α为从P中补偿藏族因选择合作策略而损失的比例，Q为其他民族选择合作策略而藏族选择竞争策略时藏族受到的惩罚额，β为从Q中补偿其他民族因选择合作策略而损失的比例，且α、β∈(0，1)。 根据博弈假设得到各博弈主体在族际关系演变中的整体利益。对藏族而言，当其他民族选择合作策略时，藏族选择合作策略的收益为M+A，选择竞争策略的收益为M-Q；当其他民族选择竞争策略时，藏族选择合作策略的收益为M-C+αP，选择竞争策略的收益为M。对其他民族而言，当藏族选择合作策略时，其他民族选择合作策略的收益为N+B，选择竞争策略的收益为N-P；当藏族选择竞争策略时，其他民族选择合作策略的收益为N-D+βQ，选择竞争策略的收益为N。藏族与其他民族的博弈收益矩阵如表1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