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理性发展的尺度——构建具有路标导向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标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标体系论文,路标论文,产业发展论文,中国文化论文,尺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14)04-082-06 一、2+3+5：一个概念性理论分析框架 2012年出版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CCIDI)(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取得的一项最核心的成果是第一次提出了“两大指标”、“三个梯队”、“五种类型”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分析的理论框架与测评模型，即所谓“2+3+5”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研究模型①。 文化产业是社会文化的生产系统和社会精神秩序的表达系统。它通过经济的载体建构时代的政治文明景观，通过人、社会、自然与国家的互动，提高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文明的全面进步。因此，就文化产业的生存系统与发展环境来说，它都同时受制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并且同时又影响这两个方面。那就是文化产业的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据此，我们提出文化产业两大最基本的指标体系：“表征”与“内涵”，建构了“双重复合指标体系”。国情可以不一样，传统也会存在很大差别。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和条件，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影响都必然地构成了它的外部关系。文化产业的某些行为和发展走向选择有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生态环境影响下生成的。长期的这类影响会建构文化产业的行为方式和习性养成，并进而影响和改变它的基因结构。这就会有关于GDP的指标和关于就业率的指标。因此，离开了对“表征”指数的建构，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测评是不完全的。但是，仅有“表征”是不行的。真正构成文化产业本质属性和主体功能，并最终决定其外部关系的，还是属于文化产业自身的内部联系，这就是“内涵”。任一产业形态都有它与其他方面的外部关系，但是，区别这种外部关系以及影响这种外部关系的是文化产业关于“内容——符号意义和价值”的生产与提供。如果说，其他产业的主体功能是满足于人的物质需求的话，那么，唯有文化产业的主体功能是为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而存在的。这是文化产业本性。因此，“内涵”指数的建立也就具有了生命主体价值。关于文化产业的认识及其“表征与内涵双重复合指数体系”正是据此建立。 中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段。这是认识和判断中国国情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当今中国一切理论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我们衡量和判断中国发展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然而，同为发展的初级阶段，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何其之大!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发展不平衡的初级阶段。比如，东部沿海地区是一种初级阶段形态，中部地区也是一种初级阶段的发展形态，西部地区也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发展形态。认识和判断中国的发展问题应当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离开了这个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一切所谓理论与政策也就脱离了中国实际。以此来观察和思考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大致可以将中国的文化产业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以农耕文明为基础，以手工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传统文化产业；以工业文明为基础，以大规模复制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现代文化产业；以信息文明为基础，以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新兴文化产业(后现代)。第一种类型集中分布于中国广大的西部地区，第二种类型集中分布于中东部地区，而第三种类型则主要集中分布于中国的东部地区。这大体上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由东往西依次递减的特征相一致。这在《2013：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的分析中已经得到了清晰描述与证明。这就使得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具有其他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所没有的文明复杂性，以及由这种复杂性而形成的矛盾与冲突：一方面中国的社会发展要完成从第一阶段文明(农耕文明)向第二阶段文明(工业文明)的转型，即现代化；同时又要完成从第二阶段文明(工业文明)向第三阶段文明(信息与生态文明、或曰后工业文明)转型，即后现代化；还要弘扬优秀传统文明(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中国化。 传统农耕文明——现代工业文明——信息生态文明(空间序列、秩序) 过去——现在——未来(时间序列、秩序) 自然主义价值观——社会主义价值观——人文主义价值观(表达序列、秩序) 这是当下中国发展面临的“三重关系”，以及由这“三重关系”规定的“三重秩序”。文明形态与发展阶段的“三重关系”和“三重秩序”历史地制约了现阶段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关系。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深刻反映了这种关系，并且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表征和内涵”两个方面表现出来。这就是“三个梯队”概念设计的理论来源。现实情况是复杂的，并不如“三个梯队”如此简单。不仅处在第一梯队的文化产业发展形态中融有农耕文明的内容，即便是处在第三梯队的也有后工业文明的要素，例如对于信息与生态文明成果的引进和应用。但是，这种状况都没有改变它所处阶段的“主体文明”特征及其在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秩序中的基本位置。“三个梯队”的划分是基于对我国文化国情分布结构与文化资源国土空间分布的基本分析与判断，这一格局将长期影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格局和发展态势，除了个别地区会出现所谓的“排名秩序”的前后调整，整体不会出现“秩序大调整”。 “五种类型”是对“三个梯队”的具体化，依然是基于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所处阶段的“初级阶段多层次化”和“初级阶段多阶段化”的思考。这样就可以更具体地描述我国文化产业整体发展在空间发展序列上的时间序列。在一个关于时空文化经济学思考的意义上可视化地揭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在时空汇聚意义上的微观结构。同时，也为分别处在不同梯队上的不同地区提供一个可竞争的时间表与路线图：你的位置在哪里?你与前者的差距在哪里?你的竞争目标是什么?如何才能和在什么时候才能实现长远目标下的阶段性目标?实际上我们是建立了一个“优先目标选择模型”，并且在不同的优先目标之间设立了“递进条件”。已有的条件是既定的，而条件是变化的，但都是基于对不同发展类型地区转型发展问题的思考。因此，“五种类型”既是对处在不同发展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状况主客观条件的描述，同时又暗含了：任何一个地区要想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第一梯队，就必须实现从一种文明序列向更高一级序列的文明发展转型。难以突破三个梯队格局，却可以改变发展类型身份。在这里，任何一个微观主体对现状的改变度构成战略意义。 二、文化产业发展观和文化产业认识论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产业发展观和文化产业认识论，这是当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论与政策问题。中国当前文化产业发展所遭遇到的一切问题，都是由这一对基本问题形成的。这个问题，不仅涉及以什么样的发展观来发展文化产业的问题，而且还涉及我们以什么样的价值观来评价和衡量文化产业发展的标准问题。 不同的文化产业认识论必然形成不同的文化产业发展观。那么，在今天，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产业发展观呢?这取决于我们的文化产业认识论。也就是说，我们如何理解与认识文化产业? 在学术界关于文化产业的认识，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种认识论把文化产业看作是经济，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因此，用经济发展的思维来发展文化产业，用一般经济发展模式来套用，就成为这一类型的文化产业发展观，GDP是它的价值观；另一种认识论是把文化产业首先看作是文化，其次才属于经济范畴。这一认识论主张用文化发展的方式来发展文化产业，把发展文化产业看作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方式。文化资源积累和增长是他的价值观。前一种文化产业发展观，可以称之为“项目型发展观”，后一种文化产业发展观，可以称之为“价值型发展观”。“项目型发展观”在文化产业发展方式上往往照搬经济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模式，“招商引资”是他的主要特征，现阶段为大家所批评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同质化”问题，就是这种发展观造成的；“价值型发展观”主张通过激活内源创新能力的方法发展文化产业，“自主创新”是他的主要特征，现阶段为大家所不满意的就是“创新不足”的问题。前者的好处是周期短、见效快，通过“文化地产”生产“GDP”，后者的不足是周期长、见效慢，很难马上产生GDP。在政绩考核和绩效主义环境下，经济指标成为衡量一个单位、一个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指标，文化指标则成为次要指标，甚至是不要的指标。 这种缺失是因为评价和衡量文化产业发展指标体系的缺失。 文化产业发展需要项目拉动，没有项目，价值就会失去载体，但是，没有价值，项目就会失去灵魂，失去精神。我们应该是项目和价值的结合论者，而不是单纯的“项目主义”。以价值为核心，以价值为主导，只有这样，中国的文化产业才能形成和拥有核心竞争力。没有电视机，我们可能缺少文化传播的手段，但是，没有价值观，有了电视机我们只能成为传播别人文化的工具。我们也可能在世界文明面前失去自我。 文化产业的一半依赖于社会的创造性思维，一半则源于人的存在与精神。人文底蕴是认识生命的开始，也是如何对待生命的尺度。文化产业是人的精神生命的延伸，是人的关于世界认识的表述，是人的价值世界的体现。发展什么样的文化产业，或者说把什么样的文化产业塑造成为我们精神生活和社会存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取决于我们的选择。认为我们应该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来重塑我们的精神世界，展现我们的心理景观和价值风貌，来推动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离开了文化这一价值尺度，文化产业没有意义，没有存在的价值与合理性。 文化是通过和借助于价值观和信念给经济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并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文化改造，提高和改善社会生产力，进而实现经济财富的社会增长。仅就文化本身的文化产品生产所创造和提供的直接的社会财富指标，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社会财富创造的主力，即便文化产业增加值已经发展到占GDP的6％，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支撑整个国民经济的94％，依然是由第一、第二以及其他第三产业创造的。因此，必须而且应当转变直接由文化产业创造经济财富的狭隘的文化产业发展观，建立以人的、社会的文化价值观、文化创造能力的培育为导向的科学的文化产业发展观。应当通过文化产业对人的文化生产力的转化，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构成的文化创造力含量来实现国民财富的提高。 三、文化产业理性发展的核心：人的、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发展 是理性发展?还是非理性发展?这是衡量文化产业发展方式性质关于“怎样发展”的首要问题。文化产业理性发展的核心应该是：文化内容的创新发展、发展方式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理念的协调发展、发展价值观的资源积累性发展和发展伦理的公正与和谐性发展。一切以文化的建设、发展、文化资源的积累、增长为核心，以满足人的、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发展为旨归。这就需要建立评价文化产业发展的标准，构建具有路标导向性质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标体系。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体系是一个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异性的文化产业发展体系。构建具有路标导向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标体系，是在中国文化产业经历了十年的快速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提出来的。经历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文化产业正面临着依靠什么来发展、依靠谁来发展和究竟发展什么样的文化产业的重大战略选择。构建具有路标导向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标体系，应当包括物本发展指标(GDP)、人本发展指标(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制度发展指标(文明进步)。我们建立的“2+3+5”分析模型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概念性理论框架。 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升级是当前中国转型发展面临的大问题与大趋势。推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人口红利尚未生成，文化体制改革红利尚在释放之中，国际化红利尚未兑现，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质量要求所涉及的技术含量、创新含量、结构优化含量(内在产业结构，外在制度结构)，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又恰恰是我国文化产业后发的软肋)，便又遭遇到全球经济和我国发展转型升级的战略转变。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进一步加深，经济发展转型进一步加快，各种倒逼机制进一步形成“核聚变”效应的情况下，如何科学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的生态化、可持续性发展，就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追求中国文化产业的“可积累性增长”与“可转换型增长”，在文化产业发展方式(怎样发展)、文化产业发展目标与任务(为谁发展)、文化产业发展主体(依靠谁发展)、文化产业发展成果的分配(谁来享受)等方面构成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价值体系。这既包含文化产业发展的外部性关系，也包括文化产业发展的内生关系。这就使得“表征”和“内涵”成为衡量和测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两个最重要的指标，使得建立“以表征与内涵双重复合指标体系”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理论成为可能。《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并且以此理论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进行发展指数测评研究的。 衡量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完全应该有多个指标体系，而不应该只有一种评价指标体系。但是，不论哪一种指标体系的建立，它都应该是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出发，根据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建立起来，用于指导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实践，而非削足适履套用某种现存的并非用来测评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模型来建立关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标体系，从而丧失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特殊性。事实上，仅就“五种类型”的划分而言，是否有可能建立更能反映我国不同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现实的其他类型分类仍值得深入研究。 统计数据的完整性与科学性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解决了这个问题，说他的数据完全科学而没有任何“估算”，即所谓的“水分”。但是，这并没有妨碍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建立各自的评价系统、指标体系和指数建构。那种以现在中国的文化产业统计数据有问题，建立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条件还不成熟的主张，是一种因噎废食主义。 建立这样的指标体系充分考虑和兼顾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区域非均衡性状况，从而使得任何一个地区在采用该指标体系的时候，都有可能在某一个指标上处于全国最优，而不是始终落后。 问题不在于现阶段中国文化产业数据发布是否达到了科学透明的理想状态，问题是在现有条件下怎么评价才公平公正。同一个标准下衡量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存在着公正性问题，因为对欠发达地区不公平，然而这样的不公平永远存在，问题是如何把这种不公平缩小到最小限度。如何做好关于文化产业利益格局的重新配置和改革与发展红利分配的顶层设计，克服微观层次(公民个人文化权益之间)、中观层次(城乡、地区和行业之间文化资源配置)、宏观层次(国家与社会文化产业分配)三大分配的失衡，这是中国文化产业在进入大转型时代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与当下中国面临的文明转型的“三大关系”密切相关的三大分配问题。 四、文化产业自觉：社会文化建制体系的生产与社会文化价值秩序的建构 中国文化产业是在许多方面都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被推入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大潮的：一方面，自身主体尚未发育成熟就面临谁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主体的战略选择问题；另一方面，市场化体制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便遭遇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式经济自由主义”和“中国式重商主义”的“文化产业发展陷阱”。如何克服文化产业的泛市场化和唯市场化导向，转向以文化和价值观建设为导向，在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不断提升文化产业的文明价值，在实现文化产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同时，实现文化产业发展的文明转型，是今天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深刻挑战。 文化产业发展需要一个健康的文化资本市场。这是从国家文化产业向社会文化产业发展转型的重要标识。发展文化资本市场的核心，是要为文化内容的战略性生产提供强大的金融资本支持，而不仅仅成为上市文化企业漂亮的账面盈利。如果文化资本市场不能或者不是为了文化内容生产提供支持，而仅仅是为了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资本盈利，那么，它就与一般的投资品没有本质的区别。资本市场只是一个机制，一种融资平台，一种文化金融手段，而不是目的。是要通过资本市场的融资机制和融资能力，克服和解决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融资难问题。如果把资本市场的手段当成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目的，那就本末倒置了。文化产业的GDP不是通过文化资本的“市场运作”生成的。一个国家的文化产业竞争力是靠文化产业自身的文化内容生产能力的提高和文化市场的文化产品占有率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资本”来实现的，本质上，它不是靠金融资本市场来实现的。这是一个根本的价值导向问题，离开了这一价值指标，它就不是文化产业而是其他什么产业了。 走出“投资驱动”的误区，大力推动“创造性驱动”，引导更大的文化消费需求，是克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投融资困境的主要办法。 目前，我们还处在文化资本市场的原始积累阶段，尚未进入文化产业自觉时期。文化产业自觉时期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文化的创造性驱动。资本是逐利的。为了利益，资本会抛弃价值。资本绑架价值，价值成为资本的奴婢。文化产业发展不是不要资本，也不是不讲利润。只讲投入不讲产出，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产业发展原则。但是，唯利是图不能建立文化软实力并增强竞争力。好莱坞、奥斯卡一定不是完全建立在唯利是图上的，尽管好莱坞是世界上最唯利是图的文化产业机器，但是，好莱坞创造和建立起来的美国文化影响力，恰恰是他最根本的价值目标，同时在经济和文化、价值和利润两个方面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文化产业园区本来是城市治理和城市文化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模式，既实现了城市工业文明的后现代转型，又保存了城市文化形态的文明风貌和人们关于城市文明和现代化进程的记忆。是一种极富创造性的城市创造力想象。然而，它突然之间变成了“文化地产”，不仅偷换了创意产业园区的概念，也羞辱了创意产业园区的原创精神，使得人们把过多的精力算计于“文化地产”的“房地产转向”和“土地财政转向”。于是本来是对工业文明缺陷的修补，转变成工业文明的土地扩张和土地变性。以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名义“圈地”，遭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质疑和批评也就不可避免了。文化产业理性的缺失直接导致了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与发展的非理性。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需要一次战略性整理。1999年以来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是一次“急行军”，使得我们没有时间稍微地整理一下在急行军过程中造成的凌乱行装。建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和指标体系就是一次“急行军”后的战略整理。我们提出的概念性分析框架和模型，并不就是一个正式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分析理论，而是希望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整理”提供一个参照，使之能够在大数据时代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到来的时候，看到中国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生态条件”。 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文化自觉和文化产业自觉的新阶段。文化产业自觉的核心，或者说最本质的方面，就是价值体系营造。自觉地承担起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生产与社会文化价值秩序的建构。构建具有路标导向性的指标体系也就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 注释： ①参见胡惠林、王婧：《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报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