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文学批评的整合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思维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整合思维是我国传统思维方法的一种，整合思维的文学批评使古代批评家对文学本质、艺术规律等问题具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与西方文论相迥异的理论观点和批评风格。整合思维虽是人类思维初始阶段的产物，但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系统综合思维，却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展现了其特有的魅力。
关键词：文学批评 整合思维 系统综合思维
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作品和对文学理论的论述，其实质是对文学的认识和把握。因此，思维方法对文学批评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我国传统思维方法之一的整合思维，使古代批评家对文学本质、艺术规律等问题具有独到的见解，形成了与西方文论相迥异的理论观点和批评风格。
整合思维是指人类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哲学思想已经产生之后，古代哲学家把客观世界看成是一个有联系的、不断运动和变化的统一整体来观察和思考，这种思维方法就是一种整合思维方法。从已经发现的史料来看，哲学思想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由于青铜器和铁耕器的出现，为了适应日益扩大的生产劳动的需要，人们力图揭示各种认识对象的相互联系和统一，并希望在一个总观念之下把已有的各种知识总括起来，以构造成一个世界总的图景。在这种刚刚萌发的哲学意识中，一切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天上的星辰、日月和地上的人类、动植物，无不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后来古代社会所出现的直观的辩证的整合思维方法的原初萌发形态。
在人类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整合思维是继原始思维之后出现的一种思维形态，而后整合思维又被科学分解思维所替代。因此，整合思维在人类思维发展中属初始阶段的一种思维形态。然而，整合思维在我国古代却始终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的形成根源于我国古代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理解。以农耕为特征的我国古代生产方式决定了我国古人把人和自然看作是和谐的统一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他具有自然的一切特性，人在本质上与自然是同一的。我国古代哲学的这种本体论决定了古人自发地采用涵天盖地、兼容并包的有机整体的运思方法，以复杂的整合思维来认识和解释宇宙和人生，其中也包括对文学的认识。
我国古代批评家在认识文学时，运用整合思维方法，把文学放在同宇宙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类的整个精神世界的广泛联系中进行考察。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最早将文学艺术的产生同宇宙自然联系起来的，是刘安的《淮南子》。《淮南子·原道训》篇继承老庄的“自然”之道，认为“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焉”，文艺是从“道”中衍化出来的。《淮南子》的作者企图把文艺摆到宇宙运动变化的大系统中去作考察，但《淮南子》仅点到此而已，没有作进一步的阐发。后来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文学的产生。刘勰认为，自然界宇宙万物都有其表现形态，“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名胜；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有道就有文，从天地万物皆有“文”这一观点上，刘勰推论出，从天地中产生的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因此，“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刘勰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把文学艺术的产生同宇宙自然联系起来。
古代文学批评在把文学的产生同宇宙自然联系起来考察时，又提出了“物感”的理论。较早的《乐记·乐本》篇指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乐”产生于人的感情，而人的感情是由客观事物所引发的。文因情生，情因物感，这是“物感”说的基本内容。“物感”说的“物”，既是指四季自然景物，“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1）]，同时它又包含着社会事物，“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言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2）]文学艺术不仅同一个时代的政治兴衰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同这个时代的时俗风尚、学术思想和君主提倡等等联系在一起。关于这一点，在刘勰的《文心雕龙·时序》篇中多有阐述，《时序》“赞曰”总结说：“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质文沿时，崇替在选。”时代生活影响着文学的内容和风格，也决定了文学的发展和变化。
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引起人情感波动而触发了作家的创作。于是，文学创作一方面是作家思想情感的外泄，“诗赋者，所以颂丑美之德，泄哀乐之情也”，[（3）]“诗也者，联属天地万物而畅吾之精神意志者”。[（4）]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言志”说等，“缘情”说和“主情”说，都强调了文学创作中作家情感的表达。而另一方面，以抒发情感为特点的文学，同样也是以情感去感化人和教育人的。从先秦荀子的《乐论》篇指出：“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为之文。……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以礼乐而民和睦”，到明代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序》中说：“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它们都强调了以情感人的文学对人的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的重要影响。由上可见，古代批评家们在文学批评中，并不是把文学同周围世界割裂开来，而是在一个广袤的宇宙和复杂的社会中来研究和认识文学，这正是批评家们运用整合思维方法而产生的思维结果。
整合思维的文学批评不仅把文学放在同周围世界的普遍联系中加以考察，而且还将文学包容在大文化中进行研究。我国古代历来文、史、哲浑然一体。先秦时，所谓“文”，或“文章”，或“文学”，是文化学术的总称，具体就是《诗》、《书》、《礼》、《乐》等著作。两汉时，也基本如此，但逐渐倾向于把学术著作或儒家著作称之为“文学”，而“文章”则是指具有文学性质的作品。魏晋南北朝时，开始有“文笔”之分，批评家们从押韵、声律、文采等方面来区分文学与非文学。随着文学的独立和发展，人们对文学的性质和特点的认识，愈来愈明晰，“诗缘情而绮靡”[（5）]的提出，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尽管如此，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也仍然没有从文、史、哲中分离出来而进行所谓纯文学研究。对文学有着深刻认识的刘勰，著《文心雕龙》也将文学与非文学统而论之。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如章太炎给文学下定义时说：“文学者，以有文字箸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彣。”[（6）]将凡“箸于竹帛”的文字都归之于“文学”，这种看法并不科学，却是对“文学”传统看法的反映和概括。把文学包容在大文化中研究，这说明了批评家们的思维方法是一种整合思维。
古代文学批评在研究文学本身时，又把文学视为一个活的有机体，追求艺术的完整和谐与不可分割性。整合思维的文学批评把文学视为一个活的有机体，这首先渊源于古代哲学的关于“气”的理论。古代哲学认为“气”是根本的元素，是一种具有运动化生、虚空弥漫、阴阳动静等本然性质和状态的物质。“气”作为哲学范畴被引进文学批评领域，于是便有了曹丕的“文气”说。由“文气”衍生了诸多的如气韵、气象、气骨等概念。“文气”说中的“气”，离不开人的知、情、意，但又不囿于心理、精神层次，它还有一种更为内在的生命本体活动，是一种潜在的生命本体物质和动力。宋濂《文说赠王生黼》曰：“文者果何繇而发乎？发乎心也。心乌在？主乎身也。……气充，欲其文之不昌，不可遏也。”东方树《昭昧詹言》亦云：“凡诗、文、书、画，以精神为主。精神者，气之华也。”气的大化流行、不可肢解的特性，决定了由气所灌注的文学必然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活的有机体。姜夔《白石诗话》论诗曰：“大凡诗自有气象、体面、血脉、韵度。气象欲其浑厚，其失也俗；体面欲其宏大，其失也狂；血脉欲其贯穿，其失也露；韵度欲其飘逸，其失也轻。”姜夔把诗看作是由多种因素交织、复合而成的，是一个气象雄浑、体面宏大、血脉贯通、韵度飘逸的活的生命单位。有的批评家甚至把诗直接譬之于人，如归庄《五山诗集序》说：“余尝论诗，气、格、声、华，四者缺一不可。譬之于人，气犹人之气，人所以赖生者也，一肢不贯，则成死肌，全体不贯，形神离矣；格如人五官四体，有定位，不可易，易位则非人矣；声如人之音吐及珩璜琚瑀之节；华如人之感仪及衣裳冠履之饰。”这样，诗的各个要素就组建为一个多层次的生理机制，互相发挥着特定的功效。每一部分都是按一定的规则排列组合，任何一个部分的欠缺，都将损害整体的完整性。
当批评家们把文学视作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时，那么，它必然具有内在规律性和一致性的内容，这就要求文学的艺术表现也必然具备一种完整统一性。例如，关于艺术结构的完整，其最主要的外在体现是头、身、尾的组合和呼应。元代戏曲家乔吉对戏曲结构提出：“作乐府亦有法，曰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概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尤贵在首尾贯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可以言乐府矣。”[（7）]结构要完整，首尾要相应，这在创作构思上向作家提出了统观全局、瞻前顾后的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谈到创作构思时指出，要“规略文统，宜宏大体”，[（8）]从全局出发，抓住枢纽。刘勰具体提出三个准则：“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9）]构思完毕，然后铺排华采，写出文章，去芜存精，于是文章首尾照应，条理清晰。此外，批评家们对语言表达、艺术风格、人物形象等等的完整统一性的问题，也多有论述。
当作家最后创作出内容和形式完美统一的作品时，它给人的审美感受更是完整的。严羽在《沦浪诗话》中说：“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认为，盛唐诗人作诗，仅从一时的审美感受出发，也仅以给人以审美感受为目的。审美感受作为一种情景相遇、浮想联翩的心理状态，与理性认识完全不同。它恍惚而来，不思而至，令人心动神摇而又难于言状。所谓“莹彻玲珑，不可凑泊”，正是说诗是一个浑融完美的整体，而不是一些条目的机械组合，因而难于进行逻辑的分析。只有从整体上去把握批评对象，才能真正得其“意”，如果将其分解为各个部分进行分析、概括的认识，反不得其要领，是一种牵强附会。这样，当批评家把文学视为一个活的有机体时，那么，构成文学的各个部分就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批评家们强调艺术的完整和谐，也强调艺术鉴赏和批评的不可分割性。
整体思维方法使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具有了与西方文学思想相迥异的特点。首先，中西方文学思想的主导倾向不同。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在探讨艺术的性质时，虽然也有道德上和功利上的考虑，“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两人关于美的艺术性质的整个精神，都背着道德主义考虑的包袱”，[（10）]但是，西方以主客体对立为前提的认识论，力图寻求超越现象的形而上意义的本质的思维方法，使西方文论家认识到了文学艺术的美的本质，因而“唯美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相当流行于西方的文学艺术界。例如，西方唯美主义的重要代表、英国文艺理论家佩特提出，艺术美是脱离社会现实的、孤立的、独特的；艺术批评探讨艺术表达的方式；艺术欣赏强调刹那间的美感；而人生意义就在于充实刹那间的美感享受。在他看来，艺术生命开始于感觉、印象的生动丰富，而归结为无关现实的形式美或纯美。[（11）]
与此相反，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从总体上综合地把握文学，认识到文学与社会生活、现实人生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文学具有以情感人、以德化人的特殊功能，因此，以情感为中介，文学就能对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时俗风尚等发生深刻的。正因为如此，古代文学批评一向重视文学创作紧密联系社会现实，“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的观念，支配整个文坛达两千年之久。文学有助于人伦教化的思想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从先秦孔子以“兴观群怨”论诗，到清代沈德潜论诗仍主张诗必益于教化，他说：“天壤间诗家不一，谐协音律、稳称体势、缀饰辞华皆诗也。然求工于诗而无关轻重，则其诗可以不作。惟夫笃于性情、高乎学识而后写其中之所欲言，于以厚人伦、明得失、昭法戒，若一言出而实可措诸家国天下之间，则其言不虚立，而其人不得第以诗人目之。”[（12）]而在散文创作方面，荀子最早提倡“明道”，强调“致用”，中经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的发展，到清初顾炎武明确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他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13）]把文学创作同社会生活、现实人生紧紧联系起来，反对嘲弄风月、无病呻吟之作，批判绮丽淫靡的形式主义文风，这就是我国古代文学思想的主导倾向。
其次，中西方艺术表现理论也有差异。强调艺术的完整统一，这是中西方文学理论大体一致的。例如，亚里斯多德也非常重视文学创作的整体性。他认为，象悲剧、史诗那样的摹仿艺术，它们如同现实生活中美的事物和活的东西一样，是一个由某些部分组成之物。他说：“按照我们的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完整而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14）]摹仿者应掌握艺术形式的整体性，合理安排艺术整体中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亚里斯多德这些关于艺术整体美的思想对西方文论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一点中西方批评家们的认识基本是相同的。
对艺术整体美，中西方批评家认识上的差异表现在，西方文学理论强调的是真实全面，而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则主张以虚出实，以个别显示全体。赵执信《谈龙录》中的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他说：“钱塘洪昉思久于就城之门矣。与余友。一日，并在司寇宅论诗。昉思嫉时俗之无章也，曰：‘诗如龙然，首尾爪角鳞鬣，一不具，非龙也。’司寇哂之曰：‘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是雕塑绘画者耳。’余曰：‘神龙者屈伸变化，固无定体，恍惚望见者，第指一鳞一爪，而龙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于所见，以为龙具在是，雕绘者反有辞矣。’昉思乃服。”洪升所言是“全体”，而王士禛看重“一鳞一爪”，赵执信则进一步指出，这一鳞一爪必须能显示出龙的“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这说明，古代文学批评的整合思维，要求在能显示全体的前提下，隐去全龙，而只露一鳞一爪。它体现在艺术表现上，就并非是十全十美的完满，而是意境深邃的空灵。从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开始，影响到文学批评以“但见情性，不睹文字”[（15）]、“不着一字，尽得风流”[（16）]、“羚羊挂角，无迹可求”[（17）]的艺术空间，去涵盖艺术的完整性。这种艺术空间表达出一个艺术整体的蓬勃的生命力，以及各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这一点与西方文论所强调的艺术整体性显然是不同的。
再次，中西方文学批评的鉴赏和评论的方法也是不同的。对一部完整的艺术作品，西方批评家们一般习惯于用演绎的、分解的方法加以评论，从时代、作家、作品、内容、形式等方面进行分析。而我国古代批评家们则以为，对于一部完整的艺术作品来说，只能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来鉴赏、评论，而不能随意肢解。薛雪在《一瓢诗话》中论及杜甫诗的研究，就提出了这样的批评方法。他说：“杜少陵诗，止可读，不可解。何也？公诗如溟渤，无流不纳；如日月，无幽不烛；如大圆镜，无物不现，如何可解？小而言之，如《阴符》、《道德》，兵家读之为兵，道家读之为道，治天下国家者读之为政，无往不可。所以解之者不下数百余家，总无全璧。杨诚斋云：‘可以意解，而不可以辞解。必不得已而解之，可以一句一首解，而不可以全帙解。全帙解，必有牵强不通处，反为作者之累。’余又谓：可读，不可解。夫读之既熟，思之既久，神将通之，不落言诠，自明妙理，何必龈龈然论今道古耶？”薛雪的这一段话正说明了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反对对作品进行肢解，而主张以“意会”的方法来保持作品原有的完整性。这种方法一直为我国历代批评家所提倡，如袁宏道《叙陈正甫会心集》说道：“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虽善说者不能下一语，唯会心者知之。”
最后，我国古代整合思维的文学批评所产生的概念同西方文论中的概念也有很大的差异。概念作为人类对客观事物的共性的抽象和概括，它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西方文学理论中如摹仿、典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都是具有明确内涵和严格规定性的概念。而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却产生了诸如“风骨”，“神韵”等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如曲论中的“本色”、“当行”被曲论家认为是最高的艺术标准，但对这一标准的理解却各有不同。如王骥德强调语言，“作剧戏，亦须令老妪解得，方入众耳，此即本色之说”。[（18）]顾瑛认为是声律，“深加锻炼，字字敲打得响，歌诵妥溜，方为本色语”。[（19）]徐渭指的是人物，“本色犹言正身”。[（20）]沈自晋着眼于结构，“必于斗笋合缝之无隙，过腔按脉之有伦，当称当行手笔”。[（21）]凌蒙初则偏重情理，“于情近，于事谐，故是当行”。[（22）]这些曲论家都各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本色”、“当行”，但“本色”、“当行”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似乎还是藏晋叔真正领会了其旨趣，他说：“行家者，随所妆演，无不摹拟曲尽，宛若身当其处，而几忘其事之乌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是惟优孟衣冠，然后可与于此，故称曲上乘首曰当行。”[（23）]这里的“当行”，就不只是指语言、声律、人物、结构或情理，而是一种完整的艺术境界，一种综合的艺术效果。显然，整合思维方法也造成了我国古代文学批评概念的多义性和丰富性，它们并没有明确的内涵和严格的规定，他们往往强调的是一种艺术总体的、综合的效果。
整合思维的文学批评把文学放在宇宙自然、社会人生和人的精神世界中进行研究和考察，认识到了文学同周围世界的普遍联系，也看到了文学作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具有其完整和谐和不可分割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文学的本质、规律和特点。整合思维使我国古代文学批评具有了与西方文学理论不同的独具特色的理论形态。
然而，这种思维方法的不足之处又是显而易见的。整合思维方法把客观世界的千差万别的事物作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运动整体，从事物的联系性与整体性上来把握对象，但这种思维方法对事物间的各种联系的细节、运动的机制等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说明。运用这种思维方法，对事物总体的一般性质的认识应该说是正确的，但认识程度还不够精确和严密，在很大程度上，它带有思维主体的主观猜测的成分。关于这一点，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在希腊人那里——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的解剖、分析——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这种联系对希腊人来说是直接的直观的结果。这里就存在着希腊哲学的缺陷。由于这些缺陷，它在以后就必须屈服于另一种观点”。[（24）]由于整合思维存在着这样一些缺陷，因此，它被后来的科学分解的思维方法所代替。整合思维方法的这一局限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也是非常明显的。古代批评家们看到了文学同周围世界的普遍联系，却又往往忽略了文学自身的艺术美的特性。当批评家们重视对文学作品作整体把握时，却又对其构成的各个部分的特点认识不清，文学批评产生了诸多的概念和范畴，而其内涵又往往交叉多义，诸如此类，这些不能不说是批评家们整合思维方法所致。这也说明了整合思维还是一种停留在一个较低认识水平上的思维方法。
尽管如此，还应该指出的是，整合思维对当今人们的一般思维和艺术思维仍然在发生着影响。整合思维作为人类思维发展阶段中的一种思维，它既属于过去的那个时代，又对当今人们的思维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古代整合思维由于没有自然科学的实验基础，在细节上是模糊不清的，所以后来被科学分解思维所代替，科学分解思维又复归到辩证思维。二十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开始跨入大经济、大科学、大工程时代，相应地出现了横断性的新学科——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这三论运用到思维科学，于是又形成了一种系统综合的思维方法。系统综合的思维是整合思维在更高形态上的复归。系统综合思维克服了整合思维的细节认识模糊不清的缺陷，又吸取整合思维对事物作整体把握的特点，因而系统综合思维是在精确定量分析基础上进行精密系统综合的思维，它实现了人们思维方式的现代化。系统综合思维与古代整合思维的这种继承发展的关系，使得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各种新流派，如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符号论美学、心理分析派、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等，这些流派所阐发的理论都同中国传统思维包括整合思维的文学批评及中国传统艺术有着某种联系。例如，美国诗人、文艺批评家庞德认为，诗应该描绘“意象”，即“一种在一刹那间表现出来的理性和感情的集合体”，他说：“意象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一个思想，它是一团，或一堆相交融的思想，具有活力。”[（25）]庞德曾经翻译过我国旧体诗，他的“意象”理论显然是受到中国传统艺术和传统思维的影响。这样，在开放性思想的影响之下，一股有更多参照系参与的综合性研究风潮，便在不知不觉中使我国传统整合思维得到了新生，中国传统思维在二十世纪展现了其特有的魅力，古代整合思维的文学批评也因此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注释：
（1）（5）陆机《文赋》。
（2）《乐记·乐本》。
（3）王符《潜夫论》。
（4）黄宗羲《陆轸佚诗序》。
（6）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总论》。
（7）乔吉《作今乐府法》。
（8）（9）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熔裁》。
（10）[英]鲍桑葵《美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7页。
（11）（25）参阅《现代西方文论选》，伍蠡甫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9页，第251～274页。
（12）沈德潜《高文良公诗序》。
（13）顾炎武《日知录集释》。
（14）亚里斯多德《诗学》。
（15）皎然《诗式》。
（16）司空图《诗品》。
（17）严羽《沧浪诗话》。
（18）王骥德《曲律》。
（19）顾瑛《制曲十六观》。
（20）徐渭《西厢序》。
（21）沈自晋《重定南词全谱凡例·采新声》。
（22）《凌蒙初批点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析批语。
（23）藏晋叔《元曲选·序》。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第3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