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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痛下决心，改变现行的政策和体制，尤其是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不如此，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根本无法实现
由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和国家宏观政策的变化，当前浙江企业经营遭遇较大困难，经济增长有放缓趋势，需要各级政府和企业界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共渡难关。目前的困局提醒我们，在看到改革以来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浙江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本轮经济波动中浙江企业之所以面临深幅调整，原因就是微观上浙江企业整体竞争力相对较弱，宏观上经济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必须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实现浙江产业升级和发展转型。
发展方式粗放是当前面临巨大困难的主要原因
2007年底以来，美元持续贬值、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原材料价格上涨、资金成本上升和劳动力成本增加，多种因素的叠加使得浙江经济的发展面临严峻的考验。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6月，浙江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5.5个百分点；1-5月，企业利润总额增幅同比回落17.8个百分点；1-5月浙江规模以上亏损企业有1.07万家，亏损面达19.6％。上半年，浙江原材料购进价格同比增长11.7％，但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增长仅为4.9％。可以看出，浙江企业的成本传导能力不强，整体竞争力相对较弱。从宏观上看，长期来经济发展方式上的粗放，是这次内外因素合力作用下浙江经济遭遇深刻调整的主要原因。
第一，浙江经济增长过于倚重投资和出口，生产效率不高。在投资方面，2001-200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份额平均达到了47.8％，同期GDP年均增长13.3％，增量资本产出率大致为3.6(47.8/13.3)，也就是说每增长1亿元GDP所需的投资为3.6亿元。在同样以高储蓄、高投资著称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如日本的20世纪60年代、韩国的80年代、台湾的80年代，增量资本产出率分别为3.2、3.2、2.7，而目前印度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仅为2左右。按当年价计算(不扣除价格上涨因素)，2000年至2007年，浙江GDP增长了2.1倍，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却增加了2.6倍。在出口方面，浙江经济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越来越高，2001-2007年，出口总额与GDP之比由27.6％上升至50.3％。但是出口企业的经济效益并不高，大多数仅依靠压低价格赢得生存空间，许多出口商品在国外市场的批零价格甚至低于国内市场。与持续旺盛的投资和出口相比，居民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始终没有明显的起色，2000年至2007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上依然呈现下降趋势，目前大致为35％，远低于发达国家类似发展阶段平均60％-70％的水平。
第二，投入资源的使用效率比较低。(1)在土地资源方面，浙江经济增长明显依赖耕地占用，土地利用效率不高，粗放特征比较明显。改革开放30年，浙江的经济增长率与耕地占用增幅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单位GDP增长所消耗的土地资源量呈上升趋势，造成大量的土地浪费。2001-2006年这六年里，全省耕地面积减少257.2万亩，年均减少42.9万亩。虽然通过开荒和围垦海涂等途径每年也能增加一些可耕地，但是耕地总量依然呈现十分明显的下降趋势。(2)在金融资源方面，浙江存在比较明显的粗放利用现象。2000-2007年，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GDP的比例由88.3％增加到133.8％，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增幅远高于GDP增幅，单位GDP使用的信贷资源呈递增之势，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金融资源，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偏低。(3)在能源方面，粗放利用的特征同样十分明显。以电力为例，在西方国家类似阶段，GDP增长率应该与电力消耗增长率大致相当，然而，2000-2006年，浙江电力消费量年均增长17％，高于同期GDP年均13.1％的增长率。
第三，经济增长尚没有同步惠及人民群众。(1)劳动力工资涨幅有限，劳动者报酬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节节下降。按当年价计算，2000-2006年，浙江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15.5％，而同期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为14.2％，其中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仅为10.7％，农村工业企业的工资增幅更加有限。分行业看，收入高低与所在行业的垄断程度、靠近政府的程度有关。多年来浙江职工平均工资较高的行业一直是金融业、烟草业、电力业、石油石化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垄断部门或政府部门，批发零售业、居民服务业等竞争性行业的平均工资较低，而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家具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塑料制品业等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更低。平均工资涨幅低于GDP增长速度的结果就是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持续下降，这也是消费始终无法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的重要原因。(2)资源利用粗放，生态环境破坏严重。2006年，全省的废水排放、工业废气排放、工业废水排放、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分别比2000年增长55.4％、1.3倍、47.1％和1.2倍；每产出亿元生产总值的废水排放量为21万吨，产出每亿元工业增加值的固体废弃物为0.41万吨，废气排放量为1.94亿标立方米，这些指标均高出发达国家标准几倍甚至十几倍。
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反映在微观领域，就是浙江的产业层次不高，企业竞争力不强，一旦生产成本出现集中、大幅上扬，企业就难以消化。目前浙江企业之所以还有一定的竞争力，不仅依靠廉价劳动力，而且还依靠较低的能源价格、水价格、土地价格，以及很低的环保标准、劳动标准等等。根据统计资料估算，全省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长期低于GDP的增速。在如今浙江经济规模已经较大的情况下，继续沿用旧的发展模式，无论从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压力角度看，还是从缺乏内需角度看，都缺乏可持续性，已难以为继了。
政府改革滞后是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根本原因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有诸多原因，包括发展起点比较低、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研发投入有限等等，但主要原因是体制改革的滞后。一方面，与我国其他地区一样，浙江的各级地方政府不仅控制着庞大的经济资源体系，而且具有强烈的GDP增长冲动，因而热衷于组织经济资源直接投入经济活动之中，制造出大量的低效率生产能力，同时基于GDP增长的考虑，容忍并支持低效率生产能力的存在。另一方面，政府自身的改革严重滞后，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没有厘清，各级政府仍然积极干预经济活动，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损害效率与公平，无法为产业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正确的激励。
(一)各级政府掌握大量资源，具有极强的发展冲动
一方面，各级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各地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各级政府仍然牢牢控制着在经济活动中占有绝对重要地位的大多数生产要素资源以及能源、电信、基础设施等具有全局控制力的关键领域。而且随着金融等新兴部门的快速发展和财政实力的迅速膨胀，政府部门控制和整合辖区内各种资源的能力得到了明显的加强。浙江是我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但是浙江各级政府同样控制了土地、金融等生产要素市场以及能源、电信、媒体、基础设施诸领域，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受到较大限制。浙江粗放型发展模式的长期延续，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部门控制了过多的资源有关。在土地资源方面，城镇土地在性质上属于国有，各级政府部门可以为实现公益目的而实施强制拆迁，对于农村集体土地，各级政府则可以凭借公共利益的名义低价征用，而对于何谓“公益”，解释权在政府手里，因而土地资源实际上是完全掌握在各级政府的手里，土地的供应远未市场化。在金融资源方面，由于金融改革滞后，银行改革没有到位，因而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源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当地党政领导的影响，某些地方性商业银行的信贷流向直接由党政领导决定，地方政府虽然不能控制中央级商业银行的信贷流分配，但是能够通过行政权力施以很大影响。这些都为各级政府官员在管辖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动员经济资源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与保障。
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具有极强烈的经济增长冲动。首先，由于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各级政府推动GDP增长的激励很强。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率逐渐成为考核各级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地方官员能否升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任期内辖区GDP增长率的高低，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地方官员便竭力追求经济高增长。为了GDP高增长，各级政府往往会通过强制城市拆迁和农村征地，降低环保标准，压低劳动力、能源、水资源等价格，提供税收优惠，动员金融系统为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等手段，来吸引和鼓励投资，积极发展当地经济。政府部门强力推动的结果，往往就是新增大量的低效率生产能力，旧有的低效率生产能力无法得以淘汰。根据初步估计，2001-2007年，浙江工业用地产出率不到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5％。其次，各级政府官员具有强烈的实现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冲动。我国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分权式的改革，将以前计划经济时代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的管理和组织经济活动的权力逐级下放，分散给各级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逐步形成了从中央政府直到乡镇政府的逐级财政包干的体制，财政包干使各级地方政府成了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由于目前我国有一半左右的税收来自生产型增值税，而后者跟GDP直接相关，因此，为了扩充地方的财政实力，各级地方政府往往会想方设法做大GDP，至于劳动者工资是否提高、环境污染是否严重等问题则是第二位的，这也使得各级地方政府能够容忍甚至纵容外延扩张的生产能力和发展道路，直接导致粗放型发展模式的存续。
地方政府强烈的发展冲动，直接导致粗放型发展模式的存续
(二)政府直接参与经济，阻碍了发展方式转型
在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浙江各级地方政府素以开明著称，深得“无为而治”的奥妙，这使得浙江的企业拥有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但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较，浙江各级政府仍然拥有过多的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和对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权。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既损害效率又破坏公平，间接导致了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长期延续。
首先，政府直接投身经济活动会扭曲资源的配置，阻滞发展方式的转变。近年来，浙江各地逐渐加强了政府对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领导，许多地方党政干部利用自己掌握的土地资源和银行信贷资源来经营城市，按照自己制定的产业规划来发展支柱产业。实际上，政府充当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者，或者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从根本上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会造成资源的错误配置和效率损失。以地方政府确定某个或数个支柱产业实施重点投资为例，事实上，这种产业政策很难取得预期效果，因为：(1)由于市场瞬息万变，政府无法实时捕捉企业和市场信息，因而政策制定者在支柱产业的选择和确定上经常出现偏差，这就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2)这种政策的执行需要强行改变特定行业的资金、技术和成本水平，以政府行为代替市场行为，从而会扭曲市场价格的调节机制。(3)产业政策的实施往往会忽视政策本身的机会成本，即为了重点发展支柱产业而放弃发展其他产业或提供公共产品上可能得到的收益。严格来讲，产业升级是一个试错的过程，需要企业自己去闯，政府强制执行产业政策的结果往往是产生大量的低效率生产能力。
其次，政府直接参与经济会损害社会公平，也不利于发展方式的转变。政府直接投身经济建设，很容易造成裁判员和运动员合一，损害社会公平。市场交易之所以能够产生合作剩余，正是因为市场交易是在自由平等的主体之间自愿发生的，一旦交易中失去这种自愿性，就可能成为某种形式的剥夺。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城市拆迁本来是土地需求方与土地占有者(被拆迁者)之间的交易。只有当拆迁价格让双方都有利可图之时，拆迁才会发生。然而，政府的介入使一桩本来应该在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自愿交易行为在瞬间变成了权力对无权者的强制。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对农村土地的征用，则是另一个例证。农民是农村土地的实际拥有者，本应成为土地转让价格的主要决定者。然而，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以公共利益的名义用极低的(按农业用途评估的)价格从农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后又以极高的(按商业或工业用途评估)价格转让，或者干脆出于政绩和私利将土地白白送给投资方，农民的权益就遭到严重侵害，就会被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这会使弱势群体更加弱势，社会购买力难以提升，使消费需求无法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再次，政府管制过度，挤压了民间经济的发展空间，也阻碍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服务业为例，除了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少数行业，均处于政府管制之下。从金融、电信、交通运输，到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娱乐，几乎所有重要的服务业都是准入壁垒高耸、行业审批拦路，民间资本很难进入，能够拿到经营许可证的大多为国有单位。对服务业的过度管制，迫使民营资本只能继续涌入制造业，而且由于位于产业链上游的制造业也均为国有部门，民营资本大多不得不充斥于产业链下游。民营经济在发展空间上受到严重限制，不利于发展方式的转型。这种局面对浙江而言尤为不利。由于浙江缺乏大型垄断国有企业，经济的主体是民营企业，大多只能处于制造业的产业链下游，其产品大多直接面对消费者，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成本传导能力比较弱，因此，一旦宏观环境发生变化，生产成本出现集中、大幅的上涨，企业就容易陷入被动。
加快政府自身改革，转变发展方式
2007年开始的通货膨胀，一定程度上是长期被压抑的要素、资源、环境等价格出现触底反弹的结果，是生产成本的正常回归。从资源环境、劳动者权利等角度看，我国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很可能正在逐步迎来高成本增长的时代，因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迫在眉睫。在现有的体制下，转变发展方式具有相当的难度，因为现有的体制给地方政府官员带来了非常强的激励机制，这个机制不是政策层面上的，而是融入到体制血液内的。但无论如何，必须痛下决心，改变现行的政策和体制，尤其是加快政府自身的改革，不如此，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根本无法实现。
建立科学的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各级地方政府之所以有强烈的动机来开展投资，来推进外延式经济增长，原因主要就是GDP增长成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政绩并作为官员升迁标准的重要指标。由于各级政府掌握了辖区内的大量经济资源，对管辖范围内各种资源具有极强的整合和控制能力，因此，如果仍然或明或暗地沿用GDP增长率这个考核指标，根本无法遏制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及过去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改变激励机制必须有体制的变化。鉴于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笔者建议使用各地的民生改善程度作为考核各级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指标。当然，与绿色GDP一样，民生改善程度的考核指标很难具体确定，因此指标的设定和确立，应该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并经由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只有这样，浙江才能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逐渐摆脱长期依赖低成本、低工资、低档次的发展模式，走向科学发展之路。
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各级政府之所以能够强烈推动地方经济的外延式扩张，主要是因为它们掌握着大量的经济资源，控制着除劳动力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因此，要防止粗放发展模式的扩张，必须深化体制改革，各级政府应该继续释放手中控制的经济资源，逐步缩小经济资源的控制范围，促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应该积极推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进程，使要素价格能够真实反映其稀缺状况，提高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对于目前浙江各级政府来说，比较迫切的是合理分配耕地“农转非”过程中的增值收益。目前按照农业用途计算的补偿标准，对农民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农民无法从土地增值中受益。只有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将土地增值的大部分收益给予农民，才能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农民才有机会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中受益，从而逐步扭转城乡二元结构，促使浙江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转型。
厘清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能。政府的职能就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目前浙江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能错位问题比较突出，许多地方政府越俎代庖地直接参与到经济建设之中，却没有履行好本该承担的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应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防止政府对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让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在市场上通过竞争决定它们自己的命运，政府只做裁判员而不做运动员。对于浙江各级政府而言，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点：一是尽可能地放松对某些服务业的管制。此举既能够给予民间资金更多的出路，也可以为服务业引入更有力的竞争机制，从而提高服务业的整体效率。二是切实保护好知识产权。只有切实保护好知识产权，使创新者得到应得的利益，才能为创新行为提供正确的激励，从而加速企业的技术开发。三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只有严格生态环境执法，才能督促企业将环境成本纳入企业生产成本或服务价格，实现环境污染外部成本内部化、社会成本企业化，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