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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愤而辞去彭泽县令的16年后，57岁的陶渊明写成了他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桃花源诗并记》。有趣的是，以田园隐逸诗的杰出成就而被唐宋文人推崇备至的陶渊明，这次却做了件傻事儿：160字的诗，竟然配置了320字的记。偏偏这记，具有夺目的绝世风采，让太多的人，见了它便心满意足，不再有心思去关注诗歌本身了。
此种“喧宾夺主”行为，当然是陶渊明故意为之。因为，诗歌语言的跳跃性、情感的自我化和内容的诗意化，往往给读者留下了太大的二次创作空间，这就势必削减了作者意义的传递。而叙事性的文字，则写实性较强，有利于相对完善地表达作者的真实创作意图。陶渊明需要用这则序言，完整传递出归隐田园16年间有关家国民生的深度思考。毕竟，16年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田园生活中，陶渊明没有也不可能把自己完全等同于邻家老农，仅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一己之乐。在他的灵魂深处，经世济民的儒家思想，如同那菜园子里的韭菜，割了一茬，还会生长出另一茬。他要用这样的叙述性文字，向世人展示一幅他心目中的理想的社会生活画卷。而这样的展示，其实又隐藏了一份特殊的期待：希望刘宋王朝的统治者以及后世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能够从桃花源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生活情境里，解读出黎庶的生活期待和王朝的统治之道。
一、《桃花源记》的作者意义
16年的时光，足够消磨掉一个人身上的所有锋芒，却无法熄灭思想者心头的理想之火。如果说16年前已过不惑之年的陶渊明尚且还属于率性而为、敢打敢冲的理想政治的践行者，那么，写作《桃花源记》时的陶渊明，无疑已修炼成为外柔内刚、绵里藏针的顶级“美政设计师”。这个设计师，不再满足于“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的豪情，不再迷失于“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的自信，也不再沉醉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而是以16年的田园生活感悟为蓝本，开始为天下苍生设计应有的理想大厦。
陶渊明的理想大厦里，都准备了些什么呢？
1.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桃花源记）中，桃源中人与外世隔绝数百年。几百年间，桃源人的一切生活资源，全部来自自己的劳作。人们用这样的劳动，不但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还营造出一个“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心灵乐土。在这片乐土上，没有“三岁贯女，莫我肯顾”的官府硕鼠的掠夺，没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悬殊。有的只是自在自得的劳作，是家家可以有酒食招待客人的殷实。
2.自管自治的政治结构。有人存在的地方，就有秩序。好的秩序，让人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却又处处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其乐融融的桃花源，离不开一定的秩序支撑。只是，桃花源的秩序，更多体现为生产、生活的有序与和谐。那平坦肥沃的土地、规划齐整的房舍、四通八达的道路，那精心挖掘的池塘沟渠、用心种植的绿桑翠竹，那或自在往来或辛勤劳作的农人，无不以一种极为写意的方式，彰显出一幅自管自治的松散式社会结构的美好图景。这幅图景中，没有军队，没有警察局，没有政府办公大楼，没有门类庞多的部委局办，人与人之间似乎也全无等级尊卑。但这里又绝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集散地，不是人人都可以随心所欲、无法无天的放纵之所。这里的人，遵守了一些共有的价值约束，并让这样的价值约束，成为每个人心中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只有如此，桃花源才会数百年欣欣向荣。
3.友善互信的伦理框架。误入桃花源的渔人，在桃源中享受的，无疑是超级贵宾的待遇。其到来，只经历了最初的简单询问，便再没有人怀疑他是否另有目的；其离开，也只承载了几句“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叮嘱。人们虽担心他会泄露了桃花源中的秘密，却并不将他强留在桃花源内，让这秘密永不会外传。人们从最善良的心地出发，愿意相信渔人的承诺，就像他们彼此间的相互信任。
而渔人在桃花源中的数日时光，似乎也没有受到过任何的约束。除了每天接受宴请，更多的时间，想来便是在这桃花源中自由自在地观光。桃花源中的人，用最大的友善与信任，坦然地款待这贸然到来的陌生人，光明磊落，不瞒不欺。相比之下，出了桃花源，便急不可待地“诣太守，说如此”的渔人，人格的卑劣便无法与桃源中人同日而语了。
4.和平安宁的价值诉求。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内容是，既然桃源中人都知晓祖先“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那么，为什么数百年间，桃源人从没想过走出这片闭塞的土地，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答案或许只有一个：“此间乐！”在桃源百姓数辈人的口口相传中，外界世界的凶险，不知被放大了多少倍。与其因为好奇心而走出去冒险，不如守着这桃源中的安稳平和，波澜不惊地度过一生。故而，即便是从渔人口中了解了外面世界的变化，桃源中人也不愿意跟渔人一起走出这闭塞却自足的自由王国，更不愿外面的人大量闯进来，破坏了他们既有的和平安宁。在桃花源人们的心目中，和平安宁，才是最值得珍惜的财富。
上述四方面的瑰丽图景，支撑起了《桃花源记》中最绚烂的理想生活模式。此种模式中，人们经济上独立，政治上自由，人与人之间友善相处，没有兵荒马乱，不需要背井离乡，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体现了农耕文明中最惬意的生存态势。
我以为，这四方面内容，就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最渴望表达出的作者意义。
这样的作者意义，其实并非陶渊明的首创。《孟子见梁惠王》中，孟子的那段“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主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表述的就是类似的意义。孟子认为：“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以孟子的思想来检测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自然能够称得上王道乐土。陶渊明就是要将这样一片乐土展示给世人，尤其是展示给刘宋王朝。他把这样的美政蓝图详细地设计出来，送给统治者作为治国的准则。
二、《桃花源记》的读者意义
宋武帝刘裕是否有兴趣阅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无法知晓。在南北朝的飘摇风雨中，我相信，他更乐意于凭借手中的利刃，砍杀出一张自以为安稳舒适的龙椅；后世的统治者是否乐意于将《桃花源记》当做美政教科书来践行，同样难以考证。因为，真正愿意把民生疾苦放在个人享乐之上的帝王，毕竟风毛麟角。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桃花源记》从其问世之日起，便为后世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黎庶虚拟出一方和平、纯净、安宁的生命栖居地，更为渴望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目标的文人们创设了一处寄存理想、搁置苦痛的精神诊疗所。人们从这里读出了高蹈的理想，感受到了悲悯的情怀，体察到了生活的意义，也便能够在濒于绝望之时，重燃生活与生命的火焰，为了这或许存在的美好世界而开始自己的寻找历程。
这样的寻找，在唐宋时期达到巅峰。唐宋诗歌中，为数众多的诗人，以不同的思想、心态和价值诉求，为《桃花源记》附着了不同的读者意义。诗仙李白的《桃源》，以“昔日狂秦事可嗟，直驱鸡犬入桃花。至今不出烟溪口，万古潺湲二水斜”的因果归纳，抨击了暴政之下民不聊生的痛楚。诗佛王维的《桃源行》，以“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的写意，将原本以虚写实的《桃花源记》，故意解读成了更为虚空的游仙诗。更用“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的无奈，抒写出仙境难寻的惆怅。刘禹锡的《桃源行》，以“渔人振衣起出户，满庭无路花纷纷。翻然恐失乡县处，一息不肯桃源住。桃花满溪水似镜，尘心如垢洗不去”的独特视角，表达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诗豪本色。王安石的《桃源行》，更是另辟蹊径，既借“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勾勒理想政治模式下朴素的平等意识与民主观念，又借“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感叹虞舜那样为民造福的君主领袖已经不可再得，而像嬴秦一样的暴君虐政仍然层出不穷的惨痛史实，以此抒发革新政治、救民水火的执政信念。这些诗作，看似歌咏桃源，实则独抒个性感悟，完全是有个性、有理想的解读者的灵魂自诉。
把《桃花源记》视作写实之作，当然是虚妄；将桃花源等同于神仙境界，也属于梦呓。虽然每一个读者的心目中都有一片只属于自己的桃花源，但是，这片桃花源中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活，却更多只应该让我们联想起农耕文明时代丰衣足食的尘俗理想生活。这样的生活，应该有着浓郁的人间烟火气息，有着寻常百姓的平凡且切近的幸福感受，有着“喂马，劈柴”，“关心粮食和蔬菜”的真实劳作和真实心理。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近代学者梁启超解读《桃花源诗并记》时，便既反对唐人的“神仙说”，也反对宋人的“隐居说”。梁启超将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和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进行了互文性阐释，提出了“乌托邦说”。梁启超认为：“这篇文的内容，我想起他一个名叫做东方的Utopia（乌托邦）。所描写的是一个极自由极平等之爱的社会。荀子所谓‘美善相乐’，惟此足以当之。……后人或拿来的附会神仙，或讨论他的地方年代，真是痴人前说不得梦。”在梁启超看来，《桃花源记》的真实意义，不过是塑造一个“极自由极平等之爱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现实生活中虽不存在，却是人们追求的目标。
著名学者陈寅恪对《桃花源记》的解读，则持“耻事二姓说”。陈寅恪说：“有一事特可注意者，即渊明理想中之社会无君臣官长尊卑名分之制度，王介甫《桃源行》‘虽有父子无君臣’之句深得其旨，盖此文乃是自然而非名教之作品，藉以表示其不与刘寄奴新政权合作之意也。”陈寅恪从桃源人的避世行为中，读出了陶渊明耻于跟刘裕政权合作的人格诉求。
“人教版”语文八年级上册《教师教学用书》中，教材编写者对《桃花源记》的主题意义作了这样的阐述：“作者虚构这个故事是有寄托的。他生活在东晋末期战乱纷呈的环境里，中年以后他长期隐居农村，对农村的现实有更深的了解，对人民的愿望更有了切身体会，于是构想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但作者又十分清楚地看到，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理想社会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这篇文章里，他既通过渔人的眼睛把这个理想的社会标本展示出来，又以渔人的复寻而迷失否定了它的存在——至少是不在这个现实世界之中。要寻找它就只能飘然高举，《桃花源诗》最后说的‘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就是这个意思。不过这也仅仅是意愿而已，谁办得到呢？由此看来，刘子骥之后而无人‘问津’，似乎也表达了作者无可奈何的叹惋之情。读这篇课文，既要看到作者的美好理想，又要看出他的无法克服的思想矛盾，才能深刻理解它的内容和写法。”
三、《桃花源记》的教材意义与学生的成长需要
对于学生而言，《桃花源记》首先是一篇美文。《桃花源记》的美，不但体现在桃源内外美好的环境、桃源内部美好的生活上，而且体现在精心设计的故事情节、整散结合的叙述语言上。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桃花源记》时，除了积累最基本的文言词汇，了解文言作品的相关知识，还要通过精巧的教学设计，带领学生品读作品的语言之美，感悟作品的情节之美，鉴赏作品的思想之美。可以说，这三方面的美，便是教材编写者希望学生们从《桃花源记》中获取的读者意义。此种意义，可以称为作品的教材意义。
三种美中，前两者不会形成歧义。立足于反复的诵读、精致的问题情境以及适度的点拨，学生们不难理解。作品的思想之美，则因为千余年来不同解读者附加在《桃花源记》中的不同读者意义而难以形成统一性认知。事实上，也正是在这个环节的教学中，才最能体现教师的个体学养和教学能力。是只依照《教师教学用书》中提供的观点，把单一性的答案传递给学生，还是尽可能多地呈现不同观点，然后组织学生紧扣文本内容和自己的理解而斟酌筛选。将成为区分课堂效益的一个重要标尺。毕竟，教师的教学职能，不在于告知固定的答案，而在于引领学生从未知走向已知，然后再走向更大范围内的未知。这样，学生的视野才会越来越开阔，综合技能才会有长足的提升。
对于当下的中学生而言，《桃花源记》有什么样的文化价值、精神价值和心灵价值呢？
首先，“世外桃源”的文化符号，标示了一种平等、和谐、安宁、自足的生存态势。生活于象牙塔中的中学生，人与人之间本无必然的矛盾冲突，共同的理想追求和大体相同的情趣爱好，很容易形成强烈的集体价值认同。将这样的价值认同，和桃花源中的自管自治的政治结构、友善互信的伦理框架、和平安宁的价值诉求相结合，便能够形成既宽松自由又张弛有度的班集体秩序。在这样的秩序中，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对个性的良好发展和能力的个性化提升，均有积极的建设意义。
其次，人人心中均应有一片只属于自己的桃花源。这样的桃花源，将和梭罗的瓦尔登湖、沈从文的边城一样，成为心灵诗意栖居的一方圣土。当代中学生心中的桃花源，当然不会再局限于男耕女织、丰衣足食的农耕文明小天地中，但桃花源所象征的平等、和谐、安宁、自足，却是值得每个人追求一生的生活财富。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建一座自己的桃花源，则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之中，都能时刻给灵魂以足够的慰藉。这样的慰藉，将让人生感受到更多的美好，从而激发出更大的生活热情。
第三，桃花源内的美好生活，昭示的是一个颠覆不破的真理：和平养无限生机。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催生了怡然自得的美好生活，而个体内心中的平和淡定，同样能够孕育出丰富多彩的人生。形成这样的认知，对于成长中的青少年学生，或许还并无太大意义。但当他们步入成年人的社会之后，面对了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其价值便能够彰显出来。
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本质上说，正是陶渊明的人生观、价值观在特定岁月中的真实写照。我们阅读《桃花源记》，当然离不开对陶渊明的认知与理解。但我们又不能仅只将我们的理解停留在对陶渊明的认识上，而是要将《桃花源记》的作者意义、读者意义、教材意义结合起来，并使其和我们的时代特征相联系，如此，《桃花源记》才能在当下的语文学习中焕发出新的光芒，桃花源也才能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扎下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