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183;三都赋》旧注底本问题试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底本论文,文选论文,三都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9)04-0105-09
现在能够看到的《文选》注本，于《蜀都赋》、《吴都赋》下题“刘渊林注”，而《魏都赋》下未题旧注者名。刻本《文选》将“刘渊林注”题于《三都赋序》“左太冲”下[1][2][3][4]，遂使后人误以为《三都赋序》旧注为刘逵注。因此，自李善与五臣合刻以后，校刻者亦误《魏都赋》旧注者为刘逵，依其书例在旧注前冠以“刘曰”二字①。今检之《集注》本，其“刘渊林注”三字题于《蜀都赋一首》后[5]，此刻本误题旧注者证据之一。
清代“选学”家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胡克家覆刻宋尤袤淳熙本《文选》，附《文选考异》10卷，以为《魏都赋》旧注当为张载所作：
茶陵本此下有“刘渊林注”四字，袁本无。案：各本皆非也，当有“张载注”三字。何云：前注“张载为注魏都”。陈云：赋末善曰“张以愯先陇反”云云，则知卷首本题张孟阳注，与前合。后来误作刘渊林耳。所说是也。袁、茶陵赋中每节注首“刘曰”皆非。盖合并六家时，已误其题矣。[6]卷一
高步瀛在《文选李注义疏》一书中也对此问题作了总结：
胡克家曰：……梁章钜曰：《三都赋序》注云：张载为注《魏都》，刘逵为注《吴》、《蜀》。今此赋后“
焉相顾”句李注云：“张以愯先陇反。”今本并为“”。又潘正叔诗注引张孟阳《魏都赋》注曰“听政殿左崇礼门”，与今注合，皆足证此为张注误题刘渊林耳。许巽行说同。许又曰：案《霍光传》师古引此赋指为刘注，又《西京赋》“设在兰锜”引刘逵《魏都赋注》云：受他兵曰兰，受弩曰锜。今赋中无此注，岂张、刘各自有注邪？所未详矣。曹子建《赠徐干诗》注：刘渊林《魏都赋》注(按当为刘渊林《魏都赋注》)曰：文昌，正殿名也。亦误刘。步瀛案：从诸家说，则此篇注当为张孟阳撰无疑。《隋书·经籍志·总集》称梁有张载及晋侍中刘逵、晋怀令卫权注左思《三都赋》三卷，而未析言之。然观《汉书·霍光传》颜注及本书《西京赋》李注，则张、刘皆有《魏都赋》注也。曹子建《赠徐干》诗注引刘渊林注，与此赋注合。疑张、刘注偶尔相同。
《赠徐干》诗与《西京赋》注皆引刘注，非必误也。[7]1260-1261
黄侃先生在《文选平点》中亦说：
据赋末善注愯字之文，题下当有“张载注”三字。[8]66
游国恩在《居学偶记》“三都赋序注”条也讨论了这个问题：
依李注，《文选·魏都赋》下，当有张载注三字。按《魏都赋》末有：“吴、蜀二客，焉相顾”，善注云：“张以‘懼’‘先陇’反。”张即指张载。知唐时李氏所见《文选·魏都赋》注为张孟阳，而正文“”原作“懼”也。又考《文选》潘正叔(尼)《赠侍御史王元贶》诗云：“王侯餍崇礼。”善注云：“张孟阳《魏都赋》注曰：‘听政殿左崇礼门’。”与今本《魏都赋》亦合。《魏都赋》云：“于前则宣明显阳，顺德崇礼。”注云：“听政殿，听政门前升贤门，升贤门左崇礼门。”此唐以前《文选·魏都赋》注本题张载之又一证也。[9]566
前人推论皆有其理，然缺乏文献明证。从后来发现的《集注》本来看，这种判断基本上能够成立。今不揣谫陋，对《文选·三都赋》旧注底本问题作一试探，以求方家指正。
一、《文选》李善注引《三都赋》旧注考辨
李善注《文选》，依尤刻本为例，其中引《三都赋》旧注达24条。
《蜀都赋》6条：
(1)卷四张平子《南都赋》“布绿叶之萋萋，敷华蘂之蓑蓑”句，李善注曰：刘渊林《蜀都赋注》曰：蘂，一曰花头点也。
(2)卷十二郭景纯《江赋》“桃枝篔筜，实繁有丛”句，李善注曰：刘渊林《蜀都赋注》曰：桃枝，竹属也，可为杖。
(3)卷三四曹子建《七启》“符采照烂，流景扬辉”句，李善注曰：刘渊林《蜀都赋注》曰：符采，玉之横文也。
(4)卷四一陈孔璋《为曹洪与魏文帝书》“若乃距阳平，据石门”句，李善注曰：刘渊林《蜀都赋注》曰：石门在汉中之西。
(5)卷四九干令升《晋纪总论》“泛舟三峡，介马桂阳”句，李善注曰：刘渊林《蜀都赋注》曰：三峡，巴东永安县，有高山相对，民谓之峡。
(6)卷五六张孟阳《剑阁铭》“狭过彭碣，高踰嵩华”句，李善注曰：刘渊林《蜀都赋注》曰：岷山都安县有两山相对立，如阙，号曰彭门。
《吴都赋》旧注14条：
(7)卷四张平子《南都赋》“枫柙栌枥，帝女之桑”句，李善注曰：刘逵《吴都赋注》曰：柙，香木。
(8)卷四张平子《南都赋》“虎豹黄熊游其下，豰玃猱
戏其巅”句，李善注曰：张载《吴都赋注》曰：，猨属。
(9)卷十二木玄虚《海赋》“其垠则有天琛水怪，鲛人之室”句，李善注曰：刘渊林《吴都赋注》曰：鲛人，水底居。
(10)卷十二郭景纯《江赋》“石帆蒙笼以盖屿，蓱实时出而漂泳”句，李善注曰：刘逵《吴都赋注》曰：石帆，生海屿石上，草类也。又曰：屿，海中洲，上有山石。
(11)卷十二郭景纯《江赋》“桃枝篔筜，实繁有丛”句，李善注曰：刘渊林《蜀都赋注》曰：桃枝，竹属也，可为杖。又《吴都赋注》曰：篔筜竹，生水边，长数丈。
(12)卷十二郭景纯《江赋》“漂飞云，运艅艎”句，李善注曰：刘渊林《吴都赋注》曰：飞云，吴楼船之有名者。
(13)卷十二郭景纯《江赋》“栫淀为涔，夹
罗筌”句，李善注曰：刘渊林《吴都赋注》曰：淀，如渊而浅。
(14)卷十三谢希逸《月赋》“乃清兰路，肃桂苑”句，李善注曰：刘渊林《吴都赋注》曰：吴有桂林苑。
(15)卷二二谢灵运《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句，李善注曰：刘渊林《吴都赋注》曰：摄，持也。
(16)卷二六谢灵运《登江中孤屿》“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句，李善注曰：刘渊林《吴都赋注》曰：屿，海中洲，上有山石。
(17)卷二七丘希范《旦发鱼浦潭》“藤垂岛易陟，崖倾屿难傍”句，李善注曰：刘渊林《吴都赋注》曰：屿，海中洲，上有山石。
(18)卷三一江文通《杂体诗三十首·谢光禄庄》“凉叶照沙屿，秋荣冒水浔”句，李善注曰：刘渊林《吴都赋注》曰：屿，海中洲，上有山石也。
(19)卷三五张景阳《七命》“尔乃布飞羉，张修
”句，李善注曰：刘逵《吴都赋注》曰：，麋网也。
(20)卷三八桓子元《荐谯元彦表》“运无常通，时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裂”句，李善注曰：神州，见《吴都赋注》。
《魏都赋》旧注4条：
(21)卷二张平子《西京赋》“武库禁兵，设在兰锜”句，李善注：刘逵《魏都赋注》曰：受他兵曰兰，受弩曰锜。音蚁。
(22)卷二四曹子建《赠徐干一首》“聊且夜行游，游彼双阙间。文昌郁云兴，迎风高中天”句，李善注曰：刘渊林《魏都赋注》曰：文昌，正殿名也。
(23)卷二四潘正叔《赠侍御史王元贶一首》“王侯厌崇礼，回迹清宪台”句，李善注曰：张孟阳《魏都赋注》曰：听政殿左崇礼门。
(24)卷三五潘元茂《册魏公九锡文一首》“鲜卑丁令，重译而至，
于白屋，请吏帅职，此又君之功也”句，李善注曰：刘渊林《魏都赋注》曰：北羁单于白屋。
上列诸条各本《文选》有较少量异文，此不出校。核之于《文选·三都赋》，有抵牾或各本旧注不同处唯有(8)、(21)、(22)、(23)、(24)，故仅对此5条进行考察。
(8)条，李善云“张载《吴都赋注》”。《文选·吴都赋》题云“刘渊林注”，现存各本《吴都赋》中找不到这条注释，而题为“刘渊林注”的《吴都赋》中只有“音亭”一条音注。依据这条注释，可推导出三种可能性：其一，张载有《吴都赋注》，而《文选·吴都赋》所采旧注为“刘渊林注”；其二，如果李善误“刘渊林”为“张载”，则各本《文选·吴都赋》脱漏此注；其三，李善注误或后人抄误②。
(21)条，李善云“刘逵《魏都赋》注”，《集注》本缺此卷，敦煌永隆抄本《西京赋》[10]、奎章阁本、明州本李善注同。高氏《义疏》于此云：“胡克家曰：注‘刘逵’云云有误。《吴都赋》有‘兰锜内设’。《魏都赋》有‘附以兰锜’。今善于两赋旧注中，皆不更见。此所引语无以决其当为‘刘逵《吴都赋注》曰’(按‘吴’当作‘魏’)，或当为‘张载《魏都赋注》曰’也。梁章钜曰：‘刘逵’当作‘张载’。步瀛案：此注疑不误。唐写本亦同。《隋书·经籍志》云：‘梁有张载及晋侍中刘逵、晋怀令卫瓘注左思《三都赋》三卷’(按‘卫瓘’当即‘卫权’)。是《魏都赋》张、刘皆有注。今《魏都赋》即张注。而‘附以兰锜’下无此注，则当为刘逵注也。”[7]339高氏疑“刘逵《魏都赋注》”不误，盖认为张载、刘逵二人皆对《三都赋》各篇作注，此引注文虽不见于《文选·魏都赋》，是因为《文选·魏都赋》所采旧注为张载注。高氏未见《集注》，熊良智先生认为，《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卷九《吴都赋》“陈兵而归兰锜”有“《钞》曰：兰，受他兵也。锜，受弩也”句，“各本《文选》所引此条刘逵注文，或应为《钞》中注文”[11]。但今无以证实《钞》文是不是出于刘逵《魏都赋注》。诚然，《文选》李善注实是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不但李善自己有初注、覆注、三注、四注本[12]卷上，非五臣，而且后人在学习传抄的过程中也对善注进行了增殖[13]，甚而作了大胆的改造[14]。如果我们就此推论各本《文选》此条注语出自《文选钞》，看来是不能完全成立的。因为，敦煌写本《西京赋》注正同刻本。此本写于唐高宗永隆年间，傅刚先生以为是永隆二年即681年[15]115。此时五臣注尚未出，当然不可能有《集注》本。
(22)条，《集注》本李善注引作“张孟阳《魏都赋注》曰：文昌，正殿名也”，奎章阁本、明州本同尤本作“刘渊林《魏都赋注》”。从文献的角度来看，《集注》本早于各家刻本，故“张孟阳《魏都赋注》”为是。刻本盖因六家合注《魏都赋》旧注前题名“刘曰”而校改此处李善注③。
(23)条，《集注》本、奎章阁本、明州本李善注引并同，俱作“张孟阳《魏都赋注》”。此条注释《文选·魏都赋》有，实“选学”家所谓《文选·魏都赋》旧注作者当题名“张载注”证据之一。
(24)条，《集注》本缺，奎章阁本、明州本俱同尤刻本，作“刘渊林《魏都赋注》”。胡氏刻《考异》：“案：此有误也。张载注《魏都》，不得言刘渊林，又‘单’依文当作‘’，今彼注作‘北羁单于于白屋’，盖亦误。”[6]卷一
从李善注文本身来看，(22)、(23)条为“张孟阳《魏都赋注》”，(21)、(24)条为“刘逵(或刘渊林)《魏都赋注》”。惜《集注》本缺《魏都赋》卷，无法确证是非。如果认为“刘渊林《魏都赋注》”盖因校刻者误“张载《魏都赋注》”的话，那么(21)条敦煌永隆写本亦作“刘逵《魏都赋注》”则无法得到圆满解释。此条颇与(8)条相类，今存各本《文选·三都赋》中皆无法找到旧注文。此亦高氏所谓张载、刘逵有《三都赋注》之证据。要解决这个问题，似应从李善注《三都赋》时所参考的旧注底本出发加以考察。
二、《文选·三都赋》旧注来源考辨
尤本李善在《文选·蜀都赋》下“刘渊林注”后曰：“《三都赋》成，张载为注《魏都》，刘逵为注《吴》、《蜀》，自是之后，渐行于俗也。”《集注》本、奎章阁本、明州本基本相同：“李善曰：臧荣绪《晋书》曰：《三都赋》成，张载为注《魏都》，刘逵为注《吴》、《蜀》，自是之后，渐行于代。”(《集注》本)“善曰：臧荣绪《晋书》曰：《三都赋》成，张载为注《魏都》，刘逵为注《吴》、《蜀》，自是之后，渐行于俗也。”(奎章阁本、明州本)尤本不题“臧荣绪《晋书》曰”，盖前面释“左太冲”时已标明，此处略去，与馀三本善注应该说没有多大区别。但值得注意的是，《集注》本在善注后，有一段陆善经的注文：“陆善经曰：臧荣绪《晋书》云刘逵注《吴》、《蜀》，张载注《魏都》。綦毋邃序注本及《集》题云张载注《蜀都》，刘逵注《吴》、《魏》。今虽列其异同，依臧为定。”这段话说明这样一些问题：其一，所谓刘逵注《吴都赋》、《蜀都赋》，张载注《魏都赋》的说法，出自臧荣绪《晋书》。其二，有别于臧荣绪《晋书》的另一种说法，即綦毋邃序注本及《集》题云张载注《蜀都赋》，刘逵注《吴都赋》、《魏都赋》，二者疑而不明。其三，大家的看法虽有异同，但是以臧荣绪《晋书》的说法为准。
陆善经略晚于李善，从其注文有可能揣测李善注《三都赋》所参考的文献。李善注多从别集中去寻找一些引证文献，特别是他要保留旧注时更是如此。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晋齐王府记室《左思集》二卷”，注云“梁有五卷，录一卷”，似唐时《左思集》已残缺不全了，其中自然包括《三都赋》的内容。《隋书·经籍志》“总集”类又著录：梁有“张载及晋侍中刘逵、晋怀令卫权注左思《三都赋》三卷，綦毋邃注《三都赋》三卷”，“亡”[16]。《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有“《三京赋音》一卷，綦毋邃撰”[17]，《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綦毋邃《三京赋音》一卷”[18]。陆善经注只提及綦毋邃序注本及《左思集》，似未见“张载及晋侍中刘逵、晋怀令卫权注左思《三都赋》三卷”。至于《三京赋音》，疑即为《三都赋》注，此不论④。是以知李善注《文选》时，可利用的《三都赋》有关资料未出陆善经所谓的綦毋邃序注本及《集》，但二者皆破败损害，故其所存注文脱却颇多(说详后)。
又，《集注》本《三都赋序》下有陆善经注：“旧有綦毋邃注。”罗国威从《文选集注》辑出《三都赋序》五条綦毋邃注[19]，如下：
(1)“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桔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句下，綦毋邃注云：“凡此四者，皆非西京之所有也。”
(2)“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句下，綦毋邃注云：“盖是韩非所谓画鬼魅易为好，画狗马难为工之类也。”
(3)“且夫玉卮无当，虽宝非用”句下，綦毋邃注云：“卮，一名觯，酒器也。当，底也。”
(4)“积习生常，有自来矣”句下，綦毋邃注云：“《左传》曰：习实生常。”
(5)“且夫任土作贡，《虞书》所著，辨物居方，《周易》所慎”句下，綦毋邃注云：“《虞书》曰：‘禹别九州，任土作贡。’定其肥饶之所生而著九州贡赋之法也。《周易》曰：‘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集注》本以李善注本为底本，加以《钞》、《音决》、五臣注、陆善经注等，上(3)、(4)两条在綦毋邃注后紧接有“李善曰”，知此“綦毋邃注”当出自李善注本。而以上五条綦毋邃注，宋以后《文选》各本皆作旧注(即刘渊林注)。《文选》所载《三都赋序》，除李善注外，旧注也仅有上述五条，而今看来应该全部属于綦毋邃所为。尽管后来的北宋监本及六臣(家)本以及尤刻本等把“綦毋邃注”改成了“刘注”[14]，但却无法改变李善注《文选·三都赋》时曾参考过綦毋邃的序注本的事实。
那么，既然李善注《文选·三都赋》时参考过綦毋邃的序注本，而且在《三都赋序》中还保留有綦毋邃的原注文本，那么他为什么不依据序注本所言题名旧注者呢？笔者试作分析。
注意李善对待旧注的态度。《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中“薛综注”下，李善曰：“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缪，臣乃具释，并称‘臣善’以别之。他皆类此。”按称“臣善”乃当初上表呈进《文选注》时所例，至其后来以教授《文选》为业的注本，则应当去“臣”字。又，卷七杨雄《甘泉赋》中“杨子云”下李善曰：“然旧有集注者，并篇内具列其姓名，亦称‘臣善’以别。佗皆类此。”又，卷七潘岳《藉田赋》中“潘安仁”下李善曰：“然《藉田》、《西征》咸有旧注，以其释文肤浅，引证疏略，故并不取焉。”又，卷十五张衡《思玄赋》中“旧注”下李善曰：“未详注者姓名。挚虞《流别》题云衡注。详其义训，甚多踈略，而注又称‘愚以为’，疑非衡明矣。但行来既久，故不去。”由上可见，李善注《文选》时对旧注的态度：其一，旧注要有价值，即所谓“是者”，则予以保留，并在篇首注明注者，而没有价值者如潘岳《藉田赋》、《西征赋》的旧注，因其“释文肤浅，引证疏略”，所以不取。其二，对于旧注中的乖谬之处，李善则进行“具释”，并以“善曰”别之。此如《思玄赋》“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句，旧注作：“桑末，木名也。根生，寄生也。卉，草木凡名也。育，生也。凋，落也。”然后李善对旧注作了详细解说：“旧注之意，以卉即桑末也。言桑末寄夫根生，桑末既凋，而寄生已茂，以喻皋繇之后，封于英六，众国已灭，而英六独存。言积德之后，必有余庆也。”其三，对于集注者，篇首不题注者姓名，只在篇内“具列其姓名”，至于注有出入或乖谬之处，则以“善曰”别释。如卷七杨子云《甘泉赋》“虽方征侨与偓佺兮，犹彷彿其若梦”句下，先列旧注：“晋灼曰：方，常也。征，行也。言宫观之高峻，虽使仙人行其上，恐遽不识其形观，犹髣髴若梦也。”然后再加以辩证：“善曰：郑玄《毛诗笺》曰：‘方，且也。’征侨，姓征名侨也。司马相如《大人赋》曰：‘厮征伯乔。’《汉书》曰‘正伯乔’，并同也。馀依晋说。……”这种体例颇似《汉书》颜注体例。其四，对于作者不能明辨的旧注者，以“旧注”名题之。其五，对于某些旧注，虽然义训甚多疏略，但因为流传较广，也暂存其旧貌。
由此看来，李善所采綦毋邃注实即只有《三都赋序》一篇，而真正的《三都赋》中并没有綦毋邃的注语，故而李善不题“綦毋邃注”(即使要题，也只能题于《三都赋序》下而不是《三都赋》各篇下，从《集注》本来看，綦毋邃注已明，实无此必要)，这使我们不得不产生这样的怀疑：綦毋邃序注本的内容到底是怎样的？抑或说，李善在《文选》中保留《三都赋》旧注时参考了綦毋邃序注本的哪些内容？
三、左思《三都赋》旧注本考辨
左思构思十稔，及《三都赋》成，“张华见而咨嗟，都邑豪贵，竞相传写”⑤，一时洛阳纸贵。连陆机这样的大家，虽对左思作《三都赋》嗤之以鼻，但左思赋成后，“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20]《左思传》。后皇甫谧为之作序，张载、刘逵等为之作注，实显矣。
《三都赋注》的作者问题，有左思伪托他人而作的说法，《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左思别传》即认为是左思自注：“思造张载，问岷、蜀事，交接亦疏。皇甫谧西州高士，挚仲洽宿儒知名，非思伦匹。刘渊林、卫伯舆并蚤终，皆不为思《赋》序注也。凡诸注解，皆思自为，欲重其文，故假时人名姓也。”[21]247对于此说，许多学者认为并不可信。王士祯以为“定出怨谤之口”[22]卷三。严可均谓：“《别传》道听途说，无足为凭。《晋书》汇十八家旧籍，兼收小说，独弃《别传》不采，斯史识也。”[23]2302游国恩先生认为“《别传》之言，殆不可信”[9]567，顾农先生亦认为并无确证表明《三都赋》注出自左思之手[24]。
南朝时编集之风盛行，据《隋书·经籍志》，有关左思作品的集子有：《左思集》2卷(梁有5卷，录1卷)，《五都赋》6卷并录(张衡及左思撰)，张载及晋刘逵、卫权注左思《三都赋》3卷，綦毋邃注《三都赋》3卷。
按六朝时编集的惯例，对《集》作注是很正常的事(或者编集时直接编入单篇注文)。从《五都赋》6卷并录，张载等注《三都赋》、綦毋邃注《三都赋》皆为3卷来看，《左思集》中《三都赋》亦当为3卷(余2卷则当为《齐都赋》和诗)。从《左思集》看，如果不编入注的话，恐怕还达不到5卷的篇幅。因左思成名于《三都赋》，其《集》应在此后编成。如果这种推论成立的话，那么，《左思集》中收录《三都赋》的有关注文当不出单行《三都赋》注本，《五都赋》本如果有注的话(按卷数来看，似应有注)，亦应如此。
由此，我们再来考察左思《三都赋》单行注本，其注家有张载、刘逵、卫权、綦毋邃。张载、刘逵为西晋末时人，与左思同时，他们为《三都赋》作注而使左思声名大显。《晋书·文苑传》《左思传》记有此事：“及赋成，时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谢班张，恐以人废言，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曰：‘观中古以来为赋者多矣，相如《子虚》擅名于前，班固《两都》理胜其辞，张衡《二京》文过其意。至若此赋，拟议数家，傅辞会义，抑多精致，非夫研核者不能练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统其异。世咸贵远而贱近，莫肯用心于明物。斯文吾有异焉，故聊以余思为其引诂，亦犹胡广之于《官箴》，蔡邕之于《典引》也。’”其后则有卫权之注，即《三国志·魏书·卫臻传》裴松之注云：“权作左思《吴都赋》叙及注。叙粗有文辞，至于为注，了无发明，直为尘秽纸墨，不合传写也。”[25]649但《隋志》所著录当是卫权的合注本。卫权《三都赋略解序》云：“余观《三都》之赋，言不苟华，必经典要，品物殊类，禀之图籍；辞义瑰玮，良可贵也。有晋征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谧，西州之逸士，耽籍乐道，高尚其事，览斯文而慷慨，为之都序。中书著作郎安平张载、中书郎济南刘逵，并以经学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悦玩，为之训诂；其山川土域，草木鸟兽，奇怪珍异，佥皆研精所由，纷散其义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遗忘，又为之《略解》，只增烦重，览者阙焉。”[20]《左思传》可见，卫权的《三都赋略解》是补训张刘“二子之遗忘”，故而略，但又云“只增繁重”，应当是合注本无疑。如此，《隋志》所著录的张载、刘逵、卫权注《三都赋》本，应是卫氏的这个本子。此外，《序》中所言，只及张载、刘逵为思赋作注之事，而未详别之，盖注本中应该非常清楚。
綦毋邃，东晋时人，其《三都赋》注本应当与卫权注本有直接的承传关系，至少他的序注本中应有张、刘二氏的原注。从《集注》中发现的綦毋邃注来看，都集中在《三都赋序》中，而《蜀都赋》、《吴都赋》中未见，因此疑所谓的綦毋邃“序注本”实则只增加了《三都赋序》注，而正文中仍为张、刘二注(或加上卫权注)之原貌。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那么左思《三都赋》单行注本即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体系：卫权据张载、刘逵之各《三都赋注》加以取舍，而补以《略解》，綦毋邃则对《三都赋序》作注。《三都赋序》重在阐释左思的赋学主张，其文通俗易懂，故张载、刘逵、卫权均不作注。后《文选》因李善注本在《三都赋序》下题“刘渊林注”而误为刘注(今检之《集注》本，“刘渊林注”实题之于《蜀都赋》下)。
当然，如果綦毋邃仅仅对《三都赋序》作一简单的注释(《集注》本中只有5条)，就称之为序注本的话，那么未免显得有些荒陋。但是，《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綦毋邃《三京赋音》一卷”，疑此即为綦毋邃序注本增加的内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丁国钧撰、子丁辰注《补晋书艺文志》，在“丁部集录”中有“《三都赋注》三卷”，下注“綦毋邃”三字，以为阮氏《七录》所载綦氏三卷注本不可信[26]3691。而丁辰后来在《补晋书艺文志刊误》“綦毋邃《三都赋》三卷”下则云：“考《御览》卷二十八引邃《魏都赋注》，卷九百二十八引邃《蜀都赋注》，刘赓《稽瑞》引邃《魏都赋注》，则邃注《三都》确有明证。《唐志》《通志》之讹正，无待辨也。注语不足据，当删。”[27]3701我们据此可检出綦毋邃《三都赋注》之文如下：“左思《魏都赋》云：翩翩黄雀，衔来其谇。綦毋氏云：黄鸟衔书具吾台。”[28]卷二八“左思《蜀都赋》曰：鷩鴺山栖。綦毋遂(按当作邃)注曰：鷩鴺，鸟名，如今山鸡，其色班，其雏色异，出江东。”[28]卷九二八“綦毋氏注《魏都赋》：延康元年见。”[29]53由此看来，綦氏注本亦如卫氏《略解》一样，当是在旧注本上的补充。至于他有没有保留卫氏这种“了无发明”、“不合传写”的注，今已不可考，但其保留卫氏注本之张载、刘逵注应当是比较完整的。
由此，我们知道了李善注《文选·三都赋》时参考綦毋邃序注本的情况，而《集注》本中陆善经注还提到了《左思集》的问题，那么，李善究竟有没有参考《左思集》呢？我个人的意见应当是没有，因为从《文选》通篇中我们并没有发现李善注引《左思集》的情况。而在参考綦氏序注本时，李善也肯定会注意到序注本所说的旧注者与臧荣绪《晋书》并不一致，那么他为什么不引《左思集》的说法？如果《左思集》说法同臧荣绪《晋书》，那么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证据，如果《左思集》说法同序注本，那么他为什么不并引而存异同？我想，最大的可能性是李善并没有见到《左思集》，尽管其后的陆善经曾经见到过。
由于比较早期而未经校改的《集注》本《蜀都赋》、《吴都赋》中并没有保留卫权的注语，那么我们似也可以相信，李善注《三都赋》时并没有参考《隋志》所录之张载、刘渊林、卫权注本，那么剩下的就只能是綦氏序注本。至于李善为什么不采序注本说法，而信臧荣绪《晋书》，显然他是不同意綦毋邃序注本的说法，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李善见到的序注本已经是一个比较残败的本子了。
四、《文选·三都赋》旧注文本考察
下面我们从《文选·三都赋》旧注文本的角度来考察綦毋邃序注本可能是残缺本的可能性。通过检索文本可发现，《文选·三都赋》中许多科段并没有旧注。仅以《魏都赋》为例：
(1)夫泰极剖判，造化权舆，体兼昼夜，理包清浊。流而为江海，结而为山岳。列宿分其野，荒裔带其隅。(奎本“泰”作“太”)
(2)长世字甿者，以道德为藩，不以袭险为屏也。而子大夫之贤者，尚弗曾庶翼等威，附丽皇极，思禀正朔，乐率贡职；而徒务于诡随匪人，宴安于绝域，荣其文身，骄其险棘。(奎本无“者”字)
(3)剑阁虽嶛，凭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洞庭虽浚，负之者北，非所以爱人治国也。彼桑榆之末光，踰长庚之初辉。况河冀之爽垲，与江介之湫湄。
(4)伊洛榛旷，崤函荒芜。临菑牢落，鄢郢丘墟。而是有魏开国之曰，缔构之初。万邑譬焉，亦独犫麋之与子都，培塿之与方壶也。(奎本“独”作“犹”)
(5)延广乐，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茎。傮响起，疑震霆。天宇骇，地庐惊。亿若大帝之所兴作，二嬴之所曾聆。(奎本“六茎”作“六英五茎”，“傮”作“嘈”)
(6)搉惟庸蜀与鸲鹊同窠，句吴与
黾同穴。一自以为禽鸟，一自以为鱼鳖。(奎本“搉”作“榷”)
(7)风俗以韰果为婳，人物以戕害为艺。
(8)薄戍绵幂，无异蛛蝥之网；弱卒琐甲，无异螳蜋之卫。与先世而常然，虽信险而剿绝。揆既往之前迹，即将来之后辙。成都迄已倾覆，建邺则亦颠沛。顾非累卵于迭綦，焉至观形而怀怛！权假日以余荣，比朝华而庵蔼。览麦秀与黍离，可作谣于吴会。
(9)兼重悂以
缪，偭辰光而罔定。
(10)抑若春霆发响，而惊蛰飞竞。潜龙浮景，而幽泉高镜。
上列10条中，有李善注而无旧注，是李善据本缺漏，抑或是旧未有注，疑不能明。又如《魏都赋》“廓开三市而开廛，籍平逵而九达”句，旧注云：“达，已见上章。”(奎章阁本“见”作“觧”)《考异》：“达当作逵，下同，各本皆讹。”[1]卷一查《吴都赋》，有“流汗霡霂，而中逵泥泞”句，但无旧注。即使这个“上章”是指《魏都赋》之上章，其虽有“孰愈寻靡
于中逵，造沐猴于棘刺”句，旧注亦无释“逵”字。又前面提到的张衡《南都赋》“虎豹黄熊游其下，豰玃猱戏其巅”句，李善注：“张载《吴都赋注》曰：，猨属。”《文选·吴都赋》中也找不到这条注语。又，《魏都赋》“三台列峙以峥嵘”句旧注云“铜爵园西有三台：中央有铜爵台，南则金虎台，北则冰井台”，汪师韩在《文选理学权舆》中“魏宫阙”条曰：“至铜雀作于建安十五年，金虎作于十七年，冰井作于十八年，石虎重修，其名未改。自北齐文宣帝受禅，乃改铜雀曰金凤，改金虎曰圣应，改冰井曰崇光。是金即铜也，凤即雀也。而此注乃云：南有金凤台。张孟阳晋人，不应讹北齐之名，且讹南北之位。此必李氏传钞之误耳。”[30]164按：汪氏所谓“金凤台”当为“金虎台”，因是时汪师韩所见李善单注本为明汲古阁毛氏本，“止载崇贤一家，艺林奉为鸿宝”[31]序，疑此本旧注“虎”作“凤”，故孙志祖《文选李注补正》言“何(焯)校改金虎”[31]15。汪氏谓张载晋人，注中“三台”名不当讹为其后的北齐名，断定为李氏传钞之误，其实未必没有另外一种可能，即李氏所见旧注底本已如是矣。
由此，我们似可推定李善注所据《三都赋》本有残漏。正因为綦本旧注有脱漏，李善则无以明辨《三都赋》旧注之作者问题，因疑綦毋邃所说，而取以史传之言，故在《蜀都赋》、《吴都赋》下题“刘渊林注”，依其理《魏都赋》下当题“张载注”三字。依李匡
《资暇集》所谓李善注本甚夥，且依傅刚所论北宋国子监本与尤刻本皆不出于六家系统，各本传抄误漏到如此惊人的相似，恐未必是。
当然，李善注本所谓《三都赋》旧注的作者，据以臧荣绪《晋书》，而不采序注本之说，虽表明了他自身的学术看法，但未必一定是正确的。据其所引臧荣绪《晋书》谓左思为造《蜀都赋》而访张载岷、卭之事，那么张载注《蜀都赋》的可能性则更大。检《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在《蜀都赋》“亦有甲第，当衢向术，坛宇显敞，高门纳驷”句注中，我们发现了一条《音决》的材料：“坛，大丹反。张载为墠，音善。通。”[5]卷八这说明张载有《蜀都赋注》应无疑问。但李善本采用的《蜀都赋》旧注是否就是张载注，限于文献的缺乏，我们只能作为一种假设。因为，《集注》本除善注外还有《钞》、《音决》、五家、陆善经注，从现存文献来看，除陆善经外都没有对此问题提出意见(《集注》汇抄者在各家有异的地方常常会出“案语”)，在此只好存疑，以待今后文献的发现。
总之，从现存各本《文选》看，李善注《三都赋》时所采用的旧注底本为綦毋邃序注本无疑，而李善参照的綦氏注本应当是一个有残缺的本子。陆善经所见到的綦氏序注本旧注题名与臧荣绪《晋书》不同，而李善采用的则是史书的说法，这并不能表明李善没有参照过綦氏注本。至于《文选》李善注引“刘逵《魏都赋注》”、“张载《吴都赋注》”，疑二者皆各有《三都赋》注，至李善时或有少量佚文，而李善注《文选·三都赋》时不采。因为《三都赋》中保留的旧注更具有完整性，所以李善不可能在题有旧注作者的情况下而掺入数量极少的别注。这应当是李善注《文选》的体例所决定的。
注释：
①按善注例称“善曰”、五臣注例称“向曰”“铣曰”等、六家(臣)本旧注例称“综曰”等(即注者称名而不称姓)，此“刘曰”似应作“逵曰”更准确。
②李善注《文选》笔误颇多。笔者在《〈文选〉李善注引司马相如文舛误举例》一文中曾指出了李善注引时互误《子虚赋》、《上林赋》篇名达5处。见《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6期。
③《集注》本《蜀都赋》、《吴都赋》旧注前题“刘逵曰”三字，六家(臣)本是否参考过这种注例，今不得而知。
④关于两《唐志》著录“《三京赋音》”是“二京”误为“三京”，还是“三都”误为“三京”的问题，前人已辨。详参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见《二十五史补编》第四册，开明书店，1936年版，5878页。《二十五史补编》第三册又收录诸家《补晋文艺文志》(或曰《补晋书经籍志》)，亦可参。
⑤《文选》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