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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6）05 —0036—03
一、关于底层
所谓社会底层，大抵可视为弱势群体的另外一个说法。两个术语都是社会学的概念，底层是从结构着眼，弱势更有道德同情的意味。所谓底层叙事，不过是“关注弱势群体”这一口号在文学界的新说法而已。
学界公认，中国社会在剧烈变迁中已经形成新的阶层结构。这个新的社会结构至少有三个层次：底层、中层和上层（或高层）。需要指出，在出现阶层结构说之前，传媒中已经有三种精英集团的流行说法：中国社会是由所谓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构成的集团来统治或控制的。一般来说，这三个精英集团是重合互渗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是经济上的穷光蛋；经济精英染指政治，具有相当政治地位，从而成为政治精英集团的成员（如企业家进入政协、人大）也是普遍的事实；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绝大多数不是文化白痴，至少他们具有附庸风雅的实力，用金钱购买文化品位和文化地位更是常见现象。在这个精英集团之下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再往下，自然就是广义的弱势群体或底层社会了。从概念发生过程看，最晚出的“底层”这个术语，突显了社会急剧分化后出现庞大贫困人口或弱势群体这个严峻事实。底层民众处于三重的贫困中：经济贫困、政治权利缺失和文化权利空白——他们基本没有表达自己愿望的能力和手段，文化权力空白说到底也是政治权力缺失的表现。
二、底层叙事之现状
文学界人士出于关注弱势群体或底层社会的责任心，适时提出底层叙事的问题，未尝没有正面的意义。
可是讨论底层叙事成为一个热点后，却颇受人诟病。面对底层社会的困境，无论政府还是社会，也无论学者还是作家，迫切需要的不是学术探讨，而是行动。当然，对政府来说，大规模的社会治理或救助需要理性思维的指导，需要对问题进行深入仔细的研究，在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后，采取合理的行动，不能凭感情冲动办事。对学者尤其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他们的调查研究就是行动本身，只不过这样的研究是田野调查性质的，就如同《黄河边上中国》等著作的作者们所作的那样。
对于作家来说，底层的状况究竟是应该像《中国农民调查》那样，去乡村观察、感受、了解、调查呢，还是坐在书斋里去揣摩想象？诚然，作家不能以直接的朴素的调查报告为满足，他有自己独特的“叙事伦理”，他要诉诸情感和想象，最终要写出具有独特价值的艺术作品。这都没有错。
但底层是如何被想象、被叙述的？这也不需要作纯粹的理论探讨，看事实最清楚。莫言、贾平凹写的是农村的底层，余华写的是小城镇的底层，残雪写的则是大城市小市民聚居区的底层。类似作家作品，保守估计，可以占到当代小说的一半以上。很显然，我们一般不认为这些作家的作品就是所谓的底层叙事。因为第一，贾平凹、余华、莫言这类作家，是在拿底层的酒杯，浇自己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的块垒。他们可能出身底层，但早已脱离底层而进入了中层乃至上层社会，贾平凹不在底层的商州而在西安，余华不在底层的海盐而在北京，莫言不在底层的高密东北乡也在北京。正如人民之子经常是政客作秀的面具一样，以农民之子自居的人早已不是农民。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感觉、情感、想象、趣味、理想早已远离底层民众。第二，顺理成章，他们从主观上就不是为底层民众写作的，他们的目标读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是文学界的专业人士，或者就是国外读者，甚至干脆就是为着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写的。第三，退一步说，即使他们主观上有为底层写作的真诚愿望，但效果是否如何还不能肯定。因为底层民众可能更愿意看二人转、故事会、赵本山式的小品、英达式的情景喜剧，而非上述作家的长篇小说。农民的儿子们可能懂得农民的心——农村出身的作家们一般都是如此认为的——但农民们是否懂得或认同作家的心，就很难说了。
三、底层叙事的内在矛盾
底层叙事成为一个学院派批评家热衷讨论的问题，其出发点如前所说，是试图以文学理论批评的方式，透过对相应文学现象的分析评价，来体现对弱势群体底层民众的关怀。由此可以设想，站在批评家的立场上看，底层叙事起码应满足以下要求：（1）必须真实表现底层民众的生活；（2）必须传达底层民众的心声；（3）以上两点在叙事中是否实现，不能由作家说了算，也不能由批评家来评判，而应该由底层民众自己来判断，否则就很可疑。但如果按这样的要求去努力，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纯文学意义上的底层叙事很可能被证明是虚妄的空言。
首先，底层生活五色杂陈，光怪陆离。既有洪战辉那样的“感动中国”的人物，也有赵铁林用镜头记录的妓女；既有都市里拿不到工资，孤苦无告的农民工的底层，也有乡下赌博、买彩票、吸毒、偷盗的农民底层。作家如何选择就是个问题。一个作家以其有限的选择和叙事范围，如何敢于宣称自己就是底层叙事？你选择了歌颂善，将置恶于何地？你要大力鞭挞恶，善又将在何处体现？假定作家的叙事是百科全书式的，态度公允的，全面、深刻、生动地展现了底层生活（又假定贾平凹的《秦腔》、余华的《兄弟》可以作为代表），但底层民众是否买账？迄今为止，我没有看见底层人士对这类作品的评价。如果他们不买账，甚至干脆就没钱买小说读，那么这样的作品就有徒有底层叙事之名，而实为文化精英的自我表演。或者说，底层的生活只是作家自己从事文学艺术活动的素材，就如同无数画家去西藏写生一样，他们以底层社会为描写对象，满足了自己的灵魂渴望和艺术追求，但这些作品与西藏民众的生活没有关系。因为藏族同胞根本不知道这些画作的存在，他们的生活并不会因为这些画作的存在而有任何的改良或改善。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朴素的底层不过是打扮作家政治正确、道德高尚、态度严肃，艺术高妙的装饰物罢了。如果抛开这种明显偏颇的道德审判，径直承认这样的作品也自有其不容否定的艺术和审美价值，那么给它们贴上底层叙事的标签，岂不是多此一举，自欺欺人？如果底层叙事的概念因此而能成立，则杜甫将成底层叙事之鼻祖矣。
其次，作家是否能表达底层的心声。如同他们的生活一样，底层民众的心理和对生活的愿望，也是多样复杂的。他们希望过平静安宁的小康生活，更希望一朝暴发——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买彩票；他们蔑视乃至仇视官员，更艳羡、敬畏官员——否则官员就不会有那么从容的嚣张气焰；他们希望有人主持公道，也希望自己能以主持公道的名义多捞一把，如果机会允许；他们希望保护生态，同时自己也和上层社会人士一样在破坏生态……面对如此心态，作家如何为他们代言？能否为他们代言？当农民的砍柴烧饭与生态保护形成当下无法调和的矛盾，你将站在何种立场？如果作家认为自己的叙事做到了为底层百姓代言，是在为他们的利益鼓与呼，而百姓并不认同，甚至干脆看不懂，这样的叙事对底层民众有何意义？它可能满足了作家自己同情弱势群体的某种道德优越感，表现了自己关注社会不公的政治正确性，但对底层百姓来说，却无异于一种精神扭曲，或者干脆就是对民意的温柔强暴，既然你打着底层叙事的旗号。
第三，假设作家能够全面表现底层，能够代表底层的心声，而且能够为底层理解、接受。那就意味着，底层叙事必须采取民众能够理解、接受的叙事方式。而这样的方式往往可能是不具有创造性或独特性的叙事方式。如果形式不具有创造性和独特性，是否意味着文学叙事本身的被取消？正是在这里，底层叙事的内在矛盾表现出来了。底层叙事是否还能局限在严肃文学或纯文学的圈子里来探讨，因此也就成了疑问。换言之，假如以底层民众的利益为写作的最高追求，那么采用何种叙事方式显然就不重要了。为民鼓与呼的底层叙事，可以是彭德怀悲愤记录大跃进灾难的诗，也可以是李昌平写给总理反映三农问题的信；可以是“纪事”一类的电视节目，也可以是《盲井》那样的电影；可以是打工妹的日记，也可以是记者对城市垃圾村的报道。当然，更可以是小说、散文、戏剧等传统的严肃文学形式。我特别想提到杨显惠先生。这位在1980年代以短篇小说成名的作家，1990年代后半期以后，在《上海文学》发表记载甘肃右派在劳改农场大批饿死的纪实性系列作品《夹边沟纪事》，近年又在《上海文学》连续发表记载孤儿悲惨命运的《定西孤儿院纪事》，这些真实到令人窒息，朴素到没有任何文学色彩的作品，并未亮出底层叙事的旗号，却赢得了读者当然首先包括底层读者的热烈欢迎和极大尊重。杨显惠从事漫长艰苦的调查采访，他已经几乎没有作家通常具有的文学意识。他只是要把正在流失淹没的历史记录下来告诉世人，这个国家曾经发生过什么，我们的人民曾经经历过什么。同样的道理，如果现在需要底层叙事，恐怕不是讨论如何叙事的问题，而是应该忠实记录、及时报道当下中国正在发生什么。
四、底层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区别
在我看来，底层叙事只能是非文学的叙事，充其量是泛文学的叙事。它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叙事有根本不同。
第一，底层叙事是有限度的叙事。它只在政治学、社会学层面上叙述现象，提出解决社会公平、公正和救助的问题，它不对被救助对象的灵魂和情感世界进行探究，有“救”无类，这是它的基本宗旨。相反，经典的文学叙事需要直抵人的灵魂，需要作家对具体人的具体行为作出善恶美丑的审判。以吸毒卖淫两种底层社会的常见现象为例。社会学意义上的底层叙事，所要考虑的是如何救治矫正当事人，对当事人心理历史的了解，以有助于救治矫正为限，而不必过分深入其心灵。如果像作家那样深入了解一个人，最终势必会形成对此人的价值评判。对处于社会伦理规范边界之外的吸毒卖淫者过度的同情和过度的厌恶，从文学角度看，都可能是非常正常、非常合理的；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过度的情感投入和道德评判，都可能有失公正。
第二，底层叙事的目的就是客观呈现底层社会的面貌，以求得到社会的注意并设法矫正救助。文学叙事的目的则在作家个人心灵的表现，任何素材只是作家表现自我的媒介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通常情况下，作家笔下的底层社会是虚构的，比如《檀香刑》《许三官卖血记》，虚构的底层社会当然不是真正的底层社会。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底层社会已经被作家轻慢、玩弄、扭曲，也即通常所说的被美化或丑化了。换言之，文学的虚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底层叙事。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而言，真实底层社会的种种人生世相，其离奇、荒谬、残酷、可笑的程度，已经超出胜过任何作家的想象。正因为如此，低调的非文学的纪实，就比一般意义上的文学虚构更有力量。现在社会新闻之所以能取代文学传奇，成为大众最重要的日常阅读内容，原因正在于此。
五、底层叙事与批评伦理
讨论底层叙事引发的争议，凸显出文学创作和批评面临的几个重要问题。
第一，严肃文学或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多年前李陀等人在反思80年代纯文学、强调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时已经提出来了，但是迄今未能对文学创作的主流趋势发生重大影响。现在批评家们提出底层叙事的问题，只是换一个说法，问题的实质还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该如何看待。
第二，与此相关，则是文学的功能问题。文学是否应该为民众特别是底层民众服务？这个问题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至今仍然有讨论的必要。就现状而言，文学界的主流意见是反对梁启超当年提倡的小说为“新民”服务这样的主张，而信奉周作人主张的人的文学——也就是个人主义的文学。提出讨论底层叙事的批评家们，一方面站在梁启超的立场上，希望文学能为社会服务，另一方面又站在周作人的立场上，希望这种文学是一种真正的具有高度技术性和艺术品位的“叙事”。他们为了弥合两者的对立和冲突，就不得不在什么是叙事、叙事如何可能这种概念游戏中兜圈子。
第三，文学批评的重点，究竟是应该为作家支招，还是为读者效劳？这是一个被人们忽视很久的问题。总体上看，现在的批评家要么是为作家服务的，要么是为自己服务的，很少有人站在为读者服务的立场上从事批评。为作家服务的批评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商业化的，作家出钱请批评家鼓吹歌颂自己的作品。一种是不出钱，但批评家和作家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或小圈子，彼此需要对方的鼓吹和维护，哥们义气外面包装的是出以公心的客观评价和无私赞美。一种是由于理想、趣味的不同，对某些作家作品持否定态度的批评，但这种批评意味着另一些作家会受到肯定和吹捧。因此这两种批评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往深里说，为作家服务的批评家们特别强调所谓的“叙事伦理”，也即作家需要遵循的最高职业准则，这个准则是超越一般社会伦理之上的。为自己服务的批评家多出现在学院里。这种学院批评是自足的，作家作品只是他们的材料，批评的目的不在于给作品以分析和评价，而在于证明某种文学理论的正确，显示某种批评方法的高明，当然这样的批评成果最终要转化为批评家自己的利益。从底层叙事的讨论文本中，明显能看到这种为自己服务的批评意图。批评家们置底层叙事的具体事实于不顾，一味在概念当中回环往复地兜圈子，而且以此为乐，以此为荣。那么谁是读者的代言人呢？谁来为大众包括底层民众推荐评价文学作品呢？换句话说，有人不断在强调作家的“叙事伦理”，有谁来强调批评家的批评伦理呢？批评家的批评伦理至少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是，他从批评家的良知出发，对作品的优劣作出独立的判断。另一个含义是，他要从公民的良知出发，对一部作品可能的社会效应作出评判：它到底是有害还是有益于社会。可惜这个公民的良知，现在几乎无人提及，更不用说贯彻于自己的批评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