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功能界定、机制分析与发展战略——新世纪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鲁迅问题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新世纪论文,探析论文,发展战略论文,中学语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1-0014-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1.003
自18世纪中叶，西方国家主导了三次工业革命，经历了“蒸汽时代”(1750-1850年)、“电气时代”(1850-1950年)和“信息时代”(1950-2000年)。在工业文明为人类社会创造巨大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全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异常气候所导致的自然危机日益频繁，资源、能源供给日趋紧缺[1]。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即绿色工业革命，发展模式将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黑色发展模式”转向全面的“绿色发展模式”。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是一个人均生态财富较低的国家，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挑战，中国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这不但对全球造成了巨大的负外部性，同样也严重脱离了中国人均资源紧缺、生态环境脆弱的基本国情。例如，世界森林覆盖率在2010年约为31％，我国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6％，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6％[2]。因此，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有影响的新兴经济体，中国不能脱离国情和世情走传统的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的黑色发展道路，而是应顺应绿色工业革命的世界趋势，寻求中国的绿色发展道路。更进一步来说，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也应当成为这场绿色工业革命的倡导者、创新者和领跑者。中国如果能够成功实施绿色发展战略，不仅为中国开创一条新型的跨越式发展道路，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示范和启示，具有世界意义。
1 功能界定：发展观的演化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对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在不同发展阶段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观。工业革命后形成的传统发展观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为依托，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以物质财富的增加为目标，强调资本积累和高投入、能源和初级产品的高消耗以及伴随增长过程中不加限制的消费增长，形成了增长至上的发展观，甚至是GDP崇拜(GDP Fetishism)。传统发展观的功利主义必将导致经济增长逼近甚至是超越生态边界(Ecological Boundary Conditions)，导致增长的终结以一种崩溃的方式发生以及人类福利不可控制地下降。因此，不顾生态边界条件的增长模式必然是不可持续的，而人类社会的发展至今没有完全脱离传统发展模式。
1987年，联合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取得世界共识。与传统发展观相比，可持续发展强调人力资本投资、减贫，主张经济发展应当充分审慎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尽管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具有进步性，但是可持续发展的仍旧是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发展观，强调修正人类控制自然的模式，对传统发展观只是一种被动的、修正式的调整。此外，虽然可持续发展观获得全球共识，但在实践上没有形成足以扭转传统发展模式的全球行动。其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国际机制：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依托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占领国际产业链分工的高端部分，通过经济全球化把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高的低端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藉此占领可持续发展的道德制高点；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漠视自身对可持续发展的全球责任，没有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给予发展中国家足够的技术支持和资金援助，相反却对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所面临的困难以及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努力视而不见。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国际机制支撑的可持续发展，在实践中难有作为。
随着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绿色发展逐步成为新的发展共识。从内涵来讲，绿色发展更具包容性，既包括传统可持续发展中所关注的人口和经济增长与粮食和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强调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危机。特别是，人类社会已经逐步认识到气候变化影响的范围广和气候异常影响的不确定性强对所有国家都是潜在的威胁，这些威胁包括：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和降雨情况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粮食作物产量下降；气候变化导致冰山融化及各大河系水流减少；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日益频繁，直接威胁人类的生产安全、生化安全以及自然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讲，绿色发展观是第二代可持续发展观，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绿色发展强调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共生性(Symbiosis)和发展目标的多元化，即三大系统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这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所主张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非常接近。第二，绿色发展的基础是绿色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的显著特征是绿色经济比重的不断提高，即以绿色科技、绿色能源和绿色资本带动的低能耗、适应人类健康、环境友好的相关产业在GDP比重的不断提高，增长模式强调低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污染排放脱钩(Decoupling)。第三，绿色发展强调全球治理。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威胁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日益凸显。其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已经成为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基本原则，它也应该成为绿色发展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发达国家要真正承担起绿色发展的国际责任，为发展中国家实施绿色发展提供技术援助和资金援助；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建立基于本国国情的绿色发展战略，并通过有效的政策工具加以落实。从某种意义上讲，绿色发展战略不是基于一国的，而是基于全球的。
从长远的发展来看，绿色发展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将为人类发展史开创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和谐发展道路，体现了科学发展的主旨和内涵。伴随着2000年以来快速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国的能源和资源消耗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迫在眉睫。从初级能源消费来看，中国占世界的比重由2000年的11％上升到2010年的20.3％，占世界消费增长的53％[3-4]。其中，中国煤炭消耗占世界的比重从2000年的28％迅速上升到2010年的48％，是美国的3倍多，接近美国、俄罗斯和欧盟25国的两倍[3-4]。此外，中国对矿产资源的消耗也在2000年之后急剧上升。其中，铁矿石的进口依赖度(进口铁矿石产铁量占总产铁量比重)从2000年的35％上升到2009年的70％以上[5]。从这个意义上讲，绿色发展战略对中国发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提高，它不是一个可选择的战略，而是一个必须要遵循的发展战略。创新绿色发展是“中国道路”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未来发展模式的必然选择。
2 分析框架与机制分析
2.1 分析框架：绿色发展的三圈模型
绿色发展的理论前提是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共生性，由此也决定了系统间复杂的交互作用，既有正向的交互机制(良性循环)也有负向的交互机制(恶性循环)。从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的交互关系来看，两者正向的交互关系体现为：自然系统是经济系统的物质基础，为经济系统提供初级生产投入品(例如，能源、矿产资源、林木产品等)和生活消费品(例如，水、粮食、畜产品、水产品等)；而经济增长有助于提高对自然系统的投入能力，进而对维持自然系统的功能维护和生产能力提供保障。例如，经济系统对森林的投入，有助于提升森林覆盖率，进而有助于维系生物多样性、土壤蓄水能力、降低水土流失等；经济系统对荒漠化治理的投入，有助于保护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而对生态脆弱地区的经济系统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两者的负向交互关系体现为：经济系统如果对自然系统过度攫取，或者经济系统对自然系统产生了过度的外部性而超出了自然系统的自然消解能力，自然系统将失去对经济系统的支持作用，甚至产生破坏性作用。例如，如果为了短期经济利益而过度砍伐和破坏森林资源将导致森林退化和生态退化，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地生产力的降低，导致经济系统的粮食短缺。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形成何种交互关系，关键在于两个方面：其一，经济系统的运行处于自然系统的承载边界以下；其二，经济系统对自然系统的有效投入，提升自然系统的承载边界。
从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正向交互关系来看，经济发展有助于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健康)和各项公共服务投入，从而促进社会发展；而人力资本的增长又是经济增长的创新基础，各项公共服务的提升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使得资源更多地被投入到经济增长中，而不是被用于管理社会冲突上。从两者负向交互关系来看，如果经济增长的结果是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弱势群体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导致社会认同程度降低以及社会冲突上升，恶化社会系统；社会冲突上升也将导致社会风险加剧，从而抑制投资和经济增长，恶化经济系统的潜在增长能力。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形成何种交互关系取决于经济增长的社会分享机制，例如提供普惠式(General-favored-type)的公共服务以及调节收入分配差距。
从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正向交互关系来看，人力资本提升(例如，受教育程度)有助于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进而促进对自然系统的保护和投入；自然系统的提升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进而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例如，健康水平)。从两者的负向交互关系来看，人力资本不能得到有效提升，影响全社会环境意识的提升，从而加剧自然生态风险。此外，缺乏人力资本的社会群体由于不能通过人力资本提升的途径获取收入，会加大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的上升，会导致社会冲突加剧，引发更高的社会冲突管理成本，从而减少对自然系统投入的可利用资源。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形成何种关系，取决于社会的和谐发展，重视生态治理以及培育公众的环保意识。
基于以上三大系统共生性的讨论，本论文构建“三圈模型”对绿色发展进行机制分析(见图1)。该模型包括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三大系统的共生性形成了以绿色增长(Green Growth)、绿色财富(Green Wealth)和绿色福利(Green Welfare)的耦合关系(Coupling)。其中，经济系统以绿色增长(Green Growth)为基础，并受绿色财富和绿色福利影响；自然系统以绿色财富(Green Wealth)为基础，并受绿色增长和绿色福利影响；社会系统以绿色福利(Green Welfare)为基础，并受绿色增长和绿色财富影响。在该分析框架中，绿色增长、绿色财富和绿色福利具有特定内涵(见表1)。
绿色福利不仅包括人类生活的安全性福利和适宜性福利，也包括可持续性福利等。因此，绿色福利不仅涉及当代人的福利，也与后代人的福利有关。绿色福利是绿色发展的目标，以绿色财富为基础，并对绿色财富和绿色增长起到积极的正面影响。
绿色财富是绿色福利的载体和绿色增长的基础，绿色财富的累积是绿色增长的长期结果。绿色财富内涵丰富，包括有助于绿色增长并实现绿色福利增进的各类资本：有形、可测度的财富，例如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和实体资本(Physical Capital)；无形的、可测度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以及无形的、难以测度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见表1)。其中，自然资本、实体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经济繁荣的直接原因。社会资本也可以被称为社会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是集体行动的准则，通过影响社会主体间的互动关系影响社会整台的形态、自然资本的获取和使用、实体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累积和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绩效，并从长期上解释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国家的繁荣与衰落。因此，社会资本不仅是自然资本、实体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重要决定因素，更是国家繁荣的根本原因。例如，基于开放性的制度安排可以使国家的经济发展超越自身的自然资源限制，通过利用其它国家的自然资源弥补自身的不足；发育良好的市场机制、保护产权、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有助于促进投资并提升实体资本的累积和生产率；以人为本的社会政策(例如教育和卫生事业)，会促进人力资本的累积，提升实体资本的生产率、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及促进社会和谐；促进绿色增长的制度安排，有助于降低自然资源损耗，改善生态环境，提升人类社会对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性能力等。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资本的发展是实体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三大资本间产生协同作用(Synergy)的软性支持要素，在促进绿色增长的同时，实现绿色财富的累积以及绿色福利的提升。
图1 绿色发展的三圈模型
Fig.1 Three-circle model for green development
绿色增长是绿色财富累积和绿色福利提升的手段。绿色增长内涵可以包括如下两个方面：第一，经济活动(包括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显著具有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的特征，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实现脱钩；第二，绿色增长促进绿色财富的累积和绿色福利的提升，降低当代人和后代人在资源消耗上的冲突，并实现绿色福利的可持续性。实现绿色增长的关键是通过进步性的制度安排(Progressive Institutions)提升社会资本，鼓励绿色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降低自然资本的消耗，提升人力资本，进而提升实体资本的生产率。
2.2 机制分析：绿色增长管理
从机制上讲，绿色增长是绿色财富累积和绿色福利提升的必要条件，是绿色发展的核心(见图2)。能否实现绿色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有效的绿色增长管理。在经济系统中，经济活动是自然资本、实体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产出包括消费品(包括产品和服务)、中间投入品(进入生产活动)和投资性投入品(通过投资活动形成实体资本或改善自然资本状况)。绿色增长管理本质上是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是指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绿色生产、绿色消费以及所对应的外部性管理。其中，外部性管理是指对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产生的排放进行有效管理，以降低对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并促进资源使用的减量化。
绿色生产是指生产部门(农业、建筑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的生产活动实现低能耗(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降低)、低物耗(生产过程中对自然资源和中间投入品使用的强度降低)、低排放(生产过程中产生较低的污染物排放)。其中，循环经济系统、高效能源系统以及绿色技术的创新和应用是绿色生产的关键支持。循环经济系统有助于实现低物耗，降低对初级原料的需求，进而降低对自然系统的压力。高效能源系统既包括碳基源的高效化，也包括可再生能源在总体能源供给比重的提升以及生产的低成本化，进而实现低排放(特别是
排放)。绿色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不仅是绿色生产的技术基础，实现生产过程中的低能耗、低物耗和低排放，也是促进绿色消费的技术基础，实现消费活动中低能耗和低排放。对应于生产活动的外部性管理是指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对生产活动排放(废液、废气以及固体废弃物等)严格限制在生态系统的承载边界以下(保障可持续发展福利)，而且不降低和威胁人类生活的安全性福利和适宜性福利。此外，通过外部性管理(例如，循环经济系统)，部分排放重新转化为生产活动的投入，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
图2 基于“绿色增长-绿色财富-绿色福利”的机制分析框架
Fig.2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green growth-green wealth-green welfare’ mechanism
绿色消费是指人类的消费活动产生较低的能源消耗、资源需求和环境压力。绿色消费的实现也需要一系列的支持性因素(本质上也是绿色增长管理)，例如绿色社区管理、资源类生活产品的定价机制以及绿色消费文化等。通过绿色社区管理使生活废弃物得到妥善收集和处理，并通过循环经济系统再转化为生产性投入，实现绿色社区管理有赖于基层政府与社区之间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藉此也不断提升公民的环保意识。资源类生活产品的价格机制是指利用价格手段(例如，阶梯定价)在保障居民对于水、电、煤气等方面的基本消费需求的前提下，抑制居民对这类生活资料的过度消费。绿色消费文化是指培养公众的环境意识(例如，采用环保包装、购买和使用绿色标识产品、采用公共交通出行等)，降低居民生活方式对能源、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有效的绿色增长管理是绿色财富和绿色增长的软性支持因素(用虚线箭头表示)，直接影响绿色财富的累积和绿色增长的质量，进而影响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绿色福利。一方面，作为一类社会资本，绿色增长管理对自然资本、实体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累积产生直接的正面影响，提升绿色财富的累积(例如，提升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实体资本的生产率以及由于生态环境改善给人类健康带来的正面影响)，进而影响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绿色福利。另一方面，绿色增长管理也通过影响社会发展(例如，公众的环保意识)对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绿色福利产生正面影响。
总体而言，绿色发展就是在充分认识“经济—自然—社会”三者交互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机制设计实现三大系统间的正向交互机制，极力避免负向交互机制，进而实现绿色发展。其中，经济系统实现从“黑色增长”转向“绿色增长”；自然系统实现由“生态赤字”转向“生态盈余”，积累绿色财富；社会系统实现人民健康、社会和谐，提升绿色福利。
3 发展战略
能否实现绿色发展取决于能否实现绿色治理，这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绿色发展能力和绿色发展战略。
3.1 绿色发展能力
绿色发展能力包括识别能力、投入能力和评估能力(见图3)。识别能力是指对影响和制约绿色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进行识别(特别是对三大系统的脆弱性以及导致三大系统之间形成负向反馈关系的机制)，也包括对绿色发展的投入需求进行识别。例如，在自然系统中，对自然资源账户的全面核算，包括自然资源的分布性、供给的可持续性，同时也包括自然资源的生态脆弱性评价、自然资源使用的外部性评价以及生态投入的需求分析；在经济系统中，对促进或抑制绿色增长(包括生产和消费)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在社会系统中，对公众的环保意识以及有效提升公众环境意识的有效手段进行识别。此外，识别能力也包括对三大系统之间的反馈机制和相互影响程度的诊断。例如，环境恶化(自然系统)是否导致公众健康的恶化以及恶化程度(社会系统)；环境恶化对粮食安全(经济系统)的影响。
图3 绿色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
Fig.3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green development capacity
投入能力是指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对绿色发展各相关领域的投入水平。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各地区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生态基础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这也导致了各地区在绿色发展方面的投入需求和投入能力之间的不匹配：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地方财力的地区差异，导致绿色投入能力的差异；另一方面，各地区的区位条件和生态基础又决定了绿色发展的投入需求(包括投入领域和投入强度)的差异性。因此，实现投入需求和投入能力之间的匹配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这取决于中央对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在绿色发展方面的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是否合理以及资金使用是否有效。此外，中国存在明显的区域间生态外部性，有必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生态公共产品提供地区进行补贴和投入。例如，中国西北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为中国提供最重要的环境保护公共产品，但是西北地区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评估能力是指对与绿色投入相关的评估能否做到科学性和全面性，并最终对绿色投入具有指导性。科学性是指在评估过程中各类指标的可测度(Measurable)、可报告(Reportable)和可核查(Verifiable)，确保评估结果真实反映绿色发展的客观状况。全面性是指评估不仅要采用客观指标(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家的专业知识)，同时也应引入主观指标(即把老百姓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指标)；不仅要对绿色投入的经济效应评价，也应对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评价；不仅要对绿色投入的短期效益评价，也要对绿色投入的长期效益评价。科学、全面地评估对绿色投入具有指导意义，是不断优化绿色投入的依据。
3.2 绿色发展战略
中国已经明确了绿色发展战略(见图4)。2009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就气候变化问题首次阐述中国立场，承诺中国将采取有力措施争取到2020年单位GDP的排放比2005年有显著下降。同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2020年单位GDP的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此外，会议还规划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 000万
，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
。这些战略目标明确了中国的绿色发展战略。绿色发展战略是一个综合的发展战略，包括绿色规划、绿色金融和绿色财政。其中，绿色规划是绿色发展的战略指引，绿色金融和绿色财政是绿色发展的政策工具。绿色发展的理念已经被纳入五年发展规划。例如，“十一五”规划突出了绿色发展的思路，绿色发展指标被列为约束性指标，这些指标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基本完成，而“十二五”规划又进一步强化了绿色发展的理念，明确了绿色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面的“绿色发展时代”。通过绿色规划，引导各级地方政府放弃 GDP本位主义，抛弃GDP崇拜(GDP Fetishism)，把绿色发展的理念融入到地方发展规划的实践中，并付诸实施。
图4 绿色发展战略
Fig.4 Strategy for green development
绿色金融是绿色发展的间接政策工具，是指通过金融手段促进资本流向促进绿色经济部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经济活动的生态成本，控制投资项目的环境风险。例如，通过利率优惠政策引导金融资本流向环保产业、高效节能技术领域和循环经济领域；通过信贷配额限制金融资本流向产能过剩、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部门；发挥政策性金融手段的“开发性金融”职能，对投资规模大、资本回收周期长、具有显著生态效益的投资项目进行信贷支持。
绿色财政是绿色发展的直接政策工具，是指通过财政收支的杠杆作用促进绿色发展。从税收手段看来，可以通过征收和调整排污费等手段加大排放成本来抑制环境公害产生，并把排污收费转化为绿色发展的专项基金；对于碳基能源部门，征收碳排放税，并把相关税收列入绿色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生态保护等方面的专项基金；对于循环经济项目实施增值税抵扣政策，降低相关企业税负，大力促进生产或生活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利用，实现资源使用的减量化。从财政支出手段来看，对具各类有重大生态效应的工程以及跨区域重大环境治理项目(例如三江源保护、三北防护林建设、荒漠化治理等项目)，中央财政通过专项基金给予充分的投入保障，严格监控财政投入的使用流向和项目资金的执行效果；鼓励企业采用绿色环保设备，对企业购置绿色环保设备给予补贴或税收抵扣；积极引入绿色政府采购(Green Public Procurement)，制定绿色采购标准，逐步提升绿色采购支出占政府总体采购支出的比重，支持绿色产业的发展；补贴绿色消费，推广绿色标志家电产品，促进公民的绿色消费意识。
4 总结性评论
按照邓小平的战略构想，即中国要在2050年实现现代化，届时中国将完成自改革开放以来的70年的发展历程，而中国的“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将完成这一发展历程的上半程。2016-2050年期间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征程的下半场，也是中国由基本完成工业化到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成就在于善于把握时机、利用时机解决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进而推进和带动全面发展。随着中国城市化过程逐步接近成熟阶段以及人口老龄化逐步进入纵深阶段，中国将面临更为复杂的人口、资源和环境挑战。对于中国现代化的下半场征程而言，绿色发展战略不是一个可选择的战略，而是一个必须要遵循的发展战略，应该把绿色发展作为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等五大建设的抓手。
在经济建设中，依靠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绿色增长；在政治建设中，应当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强化绿色发展意识；在文化建设中，大力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及文化产业的发展，培养全民族的绿色文化意识，丰富和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在社会建设中，大力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建立良性的社会分享机制，强化绿色发展的社会基础；在生态建设中，应当通过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绿色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促进生态投入，实现生态保护与修复，提升绿色福利，实现“吃祖宗饭、造子孙福”。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中国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应突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科学制定绿色规划。通过绿色规划引导绿色增长，积累绿色财富，提升绿色福利。以全国发展规划为指导，各省及省以下各级政府应当把绿色发展理念纳入地方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中，明确针对本地的绿色发展主题，推进绿色发展的制度创新，把绿色发展作为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条件。
第二，积极强化绿色投入。完善资源类产品的定价机制，逐步完善资源使用税，建立生态与环境的补偿机制，使得资源类产品的价格充分反应资源类产品的稀缺性以及资源类产品开发过程中产生的生态成本。利用财政和金融手段，鼓励企业绿色投资，严格实施各项与绿色发展相关的法律。各级政府逐步推广绿色采购，制定绿色采购标准，逐步提升绿色采购在政府采购中的比例。
第三，突出绿色政绩考核。转变各级地方政府的发展观，按照不同地区所对应的主体功能区规划要求，强化绿色考核、弱化GDP增长的考核，提高绿色发展相关指标在地方政绩考核的比重，并对地方党政负责人实行离任绿色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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