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关系四十年发展的历程及其启示：共同利益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四十年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099(2007)03-0054-06
东盟即将迎来她的四十岁生日，中国—东盟关系也即将跨越四十年的风雨历程。在这段历程中，中国与东盟从对抗到合作，从昔日的冷战对手到如今的战略伙伴，成功地把彼此的关系塑造成当代国际关系的典范。中国—东盟关系顺利发展的原因何在？基础和动力是什么？笔者认为，答案只有一个——彼此间的共同利益。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规律是国家的对外行为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因而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彼此关系发展的基础。四十年来，中国与东盟通过交流与合作，逐步寻求和发展彼此间的共同利益，为双方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因此，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成功就是双方建构共同利益的成功。本文主要探讨中国与东盟在不同历史阶段共同利益的建构，及其对今后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启示意义。
一 冷战时期中国与东盟之间共同利益的建构
如果从建构共同利益的角度审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可把双方关系的发展分为冷战期间和冷战后两个时期。冷战时期，随着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的逐渐展开，中国与东盟彼此间的共同利益从无到有，逐步形成。具体说来，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没有共同利益阶段——自东盟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初
这一阶段也被学界普遍称为“对抗阶段”。众所周知，东盟成立于冷战期间的60年代后期，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尖锐对立，东盟五国为防止来自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把中国视为敌人和对手，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反共反华，这在国际上与美国的全球冷战战略和遏制中国的政策相一致，因而东盟成立后迅速得到美国的支持。此后，东盟追随美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安全上配合美国的反华政策，成为美国推行遏制中国政策的帮手。东盟和东盟成员国的这种反华态度与政策必然影响到中国对东盟的立场和态度，以致中国当时视东盟为帝国主义的工具并拒绝承认东盟。此时，中国与东盟在政治上和安全上互为敌手，互相对立，彼此间没有任何联系和接触，因而也不存在任何共同利益。在经济上，中国只是与东盟的有关国家有少量的民间或半官方的贸易往来，且水平很低。例如，新加坡于1968年建立一家半官方的贸易公司，以协调和管理私营企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但无论如何，这种低水平的贸易往来还远远不能被提到发展(国家间)共同经济利益的高度。因此，东盟在其成立后的几年里，与中国是没有共同利益可言的。
(二)开始建构共同利益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至70年代末
这一阶段也被不少学者称为“和解时期”。70年代初，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在越南陷入战争困境，进而对其亚太政策做出调整。国际和地区形势出现的这些变化，特别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实现，对东盟国家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受此影响，部分东盟的成员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先后放弃敌视中国的政策而开始与中国交往。1972年7月，东盟国家在马尼拉召开的外长会议上确定同中国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也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调整了自己的战略，开始实行以联美抗苏为基本内容的外交路线，因而重新审视东盟，肯定东盟的积极意义，并迈出了改善与东盟关系的步伐。经过双方共同努力，1974年5月中国与马来西亚建交，1975年6月中国与菲律宾建交，同年7月与泰国建交。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因“九·三○”事件于1967年断交，但进入70年代后双方关系开始有所转变，两国外交人员在联合国时有接触。中国与新加坡虽未正式建交，但双方都持友好态度，政治关系不断改善。1975年，中国开始正式承认东盟。
这一时期，随着双方关系的逐步建立，中国与东盟开始建构彼此间的共同利益。70年代中国与东盟的共同利益主要体现在政治上，政治关系的建立对双方均具有重要意义，并为未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与东盟国家关系的改善符合当时中国外交战略的需要，在较大程度上改善了中国较为孤立的国际处境，从而有助于中国打开新的外交局面。另一方面，中国也开始在政治上支持东盟。1971年11月，东盟国家发表了《东南亚中立化宣言》，提出建立“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主张。对此，中国政府给予了积极支持。1972年5月，周恩来总理表示：“东南亚五国正在开展中立化运动，表示不参加国际集团，如果真能实现，我们是支持的。”① 1978年11月，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泰、马、新三国时再次表示，“中国一贯支持东盟和平、自由、中立的政策，”并称“东盟坚持这个政策，坚持本身的团结，是亚洲、太平洋和平、安定的一个因素。”② 中国的立场和态度对于希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独立作用的东盟来说，无疑是一个有力的支持，对于提高东盟的国际地位、扩大东盟的国际影响具有积极作用。另外，在这一时期，随着双方政治关系的建立，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往来也有所增加，但由于各种原因，双方经贸往来仍然维持在较低水平上，贸易额仅几亿美元，其意义仍然微不足道，个别东盟国家甚至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对中国实行禁运。在安全领域，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是70年代末以后的事。
(三)共同利益逐步增多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至冷战结束
这一阶段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在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全面合作的开始，国内学界也将这一阶段称为“合作时期”。促使双方进行全面合作的直接原因是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在东南亚推行地区霸权主义。1978年底，越南悍然出兵柬埔寨，对柬实行军事占领，并威胁东盟成员国泰国的安全。同时，越南在国内掀起反华排华浪潮，迫害、驱赶华侨，还不断在中越边境制造事端，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这种情况的出现使中国和东盟共同面临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行为的威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地区和平、保障国家安全成为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而这种共同战略利益的形成使中国和东盟携起手来，展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合作。
这一时期，双方的合作体现在政治和安全方面，而且两个方面的合作密切配合互相促进，其主要内容和目标是反对越南地区霸权主义，反对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促进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恢复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此，中国与东盟相互协调，共同努力，为遏制霸权主义和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为恢复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政治方面，中国明确支持东盟国家在反对越南地区霸权和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支持东盟在恢复地区和平方面所做的努力。在推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过程中，中国与东盟立场一致，相互呼应，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柬埔寨问题上，无论是在国际场合还是在内部会议上，东盟的立场始终是一致的，即谴责越南的侵略行为，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恢复柬埔寨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对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也采取了积极立场。1983年3月，中国政府就解决柬埔寨问题提出重要建议，其中包括：越南无条件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由柬埔寨人民自己决定如何处理内部问题，包括将来建立何种制度、建立什么形式的政府等等③。这些建议在关键问题上与东盟的立场完全一致。在安全方面，中国除与东盟一道在道义和物质上支持柬埔寨的抵抗力量外，还支持东盟国家为维护国家安全而进行的努力。在共同面临安全威胁的情况下，中国态度鲜明地与东盟站在一起，并以实际行动表明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和平的决心。1979年春，中国军队发动了对越南的自卫还击战，不仅给越南的霸权行径以沉重打击，捍卫了国家安全，而且间接地支持了柬埔寨人民的抗越斗争。此外，中国对于直接受到越南军事威胁的泰国给予了多方面的大力支持。中国领导人多次明确表态，“如果越南进攻东盟国家，中国将站在东盟国家一边；如果越南进攻泰国，中国将站在泰国一边。”④ 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态度既推动了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又增加了彼此间的政治互信。
这一时期中国与东盟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符合并促进了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首先，双方的共同努力对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诚如有些学者所言，“中国与东盟在各种场合，通过多种途径与手段，相互合作、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斗争，为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恢复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⑤ 可以说，没有中国和东盟在柬埔寨问题上的配合和努力，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将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柬埔寨问题的解决使中国和东盟的国际威信得到提高。中国再次显示出自己是一支主持正义的力量，而东盟更是“为解决棘手的地区问题所进行的长期不懈的努力及表现出来的出色能力，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⑥ 其次，维护了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东盟不仅支持民柬联合政府抗击越南侵略的斗争，而且在越南占领柬埔寨后在柬泰边境制造事端、侵犯泰国领土时，支持泰国予以回击。与此同时，中国对越南进行了有效的战略牵制。在对越南自卫还击战后的十余年里，中国对越南保持了强大的军事压力，越南不得不把大部分军力放在北部同中国接壤的地区，从而没有足够的能力在战场上消灭柬埔寨抵抗力量并在东南亚进行新的军事冒险。应该说，中国对越南的战略牵制不仅捍卫了自己国家的安全，而且大大遏制了越南的霸权行为和企图，为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中国—东盟关系的不断改善，双方除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富有成效外，经贸往来也有了较大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1975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总额仅为5.23亿美元，到1980年上升到20.64亿美元，1984年达到29.47亿美元，1989年又增加到41.4亿美元，1990年更突破60亿美元⑦。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十五年间增幅超过了11倍。尽管贸易量仍相对较小，但已开始让双方从中受益，更重要的是，为后来经贸合作的迅猛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共同利益的建构
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加，成为彼此间关系快速发展的基础，双方关系逐步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冷战结束至金融危机爆发。
冷战结束后的几年里，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进一步发展。首先，双方的政治关系有了长足进步，一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即冷战结束不久，中国与东盟当时所有六个成员国都建立或恢复了外交关系。1990年8月，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恢复外交关系，同年底，苏哈托访问中国。1990年10月，中国与新加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一年后，中国于1991年9月30日同文莱建交。中国与东盟国家外交关系的全面建立使中国—东盟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二是政治对话与合作的机制开始建立。1991年7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首次应邀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并同东盟外长进行对话。这是中国首次同东盟进行正式接触，标志着双方对话关系的建立。1996年7月，第29届东盟外长会议把中国升格为全面对话伙伴国。同年，东盟北京委员会在中国北京成立，旨在促进东盟驻华机构与中国政府部门的交流与合作。1997年2月，双方成立了中国—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立是双方建立对话关系的后续行动之一，旨在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各领域合作的协调发展。三是在国际事务中继续互相支持。中国与东盟在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广泛共识，因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合作不断增加。中国支持东盟国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支持东盟倡导成立的地区论坛。东盟也在人权、台湾问题以及中国收回香港等问题上给中国以支持。四是双方高层接触开始大幅增多。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东盟国家高层领导人互访开始频繁，他们就共同关心的许多问题交换意见和看法，为双方关系的发展确定原则、指明方向，对加深相互了解、增加政治互信产生了积极作用。
其次，双方在经济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取得了新的成就。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与东盟在贸易、投资、旅游等方面的合作开始全面、快速发展。根据有关资料统计，1996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额已达到203.95亿美元，双方的投资也有明显进展⑧。此外，双方还决定在湄公河区域经济开发区建设上进行合作。1997年7月，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中国为了帮助东南亚国家渡过危机，在承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且向受冲击严重的泰国提供了10亿美元援助。中国的举动赢得了东盟国家的一致赞赏，也在较大程度上减轻了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受损程度。
再次，开始在安全领域建立对话机制。1994年7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首次会议，并就亚太地区安全与合作问题同东盟国家进行对话与磋商，阐述了中国对亚太安全问题的立场和观点。1995年，中国与东盟又建立了副外长级官员政治磋商制度，就双方关系、地区形势和周边环境等问题交换看法。这些对话和磋商机制的建立为双方今后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制度保证。
第二个阶段：金融危机后至2003年中国加入《东南亚合作友好条约》。
这一阶段在中国—东盟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双方关系在共同利益进一步增加的基础上走向成熟，开始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随着大东盟的最终形成，中国与东盟在多边和双边层面上的交流与合作全面扩大，关系更加紧密。1997年12月，首次东盟—中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0+1)在吉隆坡举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出席会议并发表题为《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讲话。会议结束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将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作为共同的政策目标。从此，双方领导人在每年“10+3”领导人会议期间定期以“10+1”形式举行会议，进行对话与交流。在此后的几年里，双方的高层互访更加频繁，推动了政治互信的进一步增加。2003年10月，中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双方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从1991年双方建立对话关系到200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仅用了12年时间，这足以证明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东盟政治关系的快速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是中国与东盟政治关系走向成熟的标志，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与此同时，双方经贸合作的领域进一步拓宽，成果更加显著。据统计，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贸易额的年增长率高达20％，到2003年，双方的贸易额达到700多亿美元。2001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协定，随后在2002年签订了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FACEC)。根据这一协议，从2004年1月1日起实行“早期收获”计划，即500多种农产品开始在各成员国中实行快速降税，其中，中国与东盟6个老成员国不迟于2006年将关税降为零，东盟4个新成员国不迟于2010年将关税减至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将形成拥有18亿人口、2万亿美元GDP、1.23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这无疑会给双方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安全领域，双方继续利用已有的机制开展对话，并开始探索建立新的对话和合作机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各国在金边共同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强调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另外，中国和东盟共同发表《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启动双方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
第三个阶段：2003年底至今。
自2003年底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在高水平上平稳发展，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在既定的机制和目标下不断细化和推进，共同利益的建构在已有的基础上向更深层次发展。2004年，东盟所有成员国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双方还签署了《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中国东盟间的经贸合作不断有新举措和新成果。2004年11月，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中国广西南宁开幕。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是中国政府为全面深化战略伙伴关系，推动双方自由贸易区谈判和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而采取的一项具体行动。2006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再创新高，达到1608亿美元，同比增长23.4％⑨。
2005年3月，为实践各自国家政府作出的使南海地区成为“和平、稳定、合作与发展地区”的承诺，中国、菲律宾和越南三国在马尼拉签署了《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这是一个集政治、经济和安全意义于一体的举措，因而三国对该协议的签署均给予高度评价。2006年4月，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和越南海军舰艇编队开始在北部湾海域进行联合巡逻，这是中国海军首次与外国海军举行联合巡逻。7月，中国—东盟安全问题研讨会在北京成功举行，开辟了双方安全对话的新渠道。
2006年10月30日，中国和东盟在广西南宁举行峰会，纪念双方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会后发表的《中国—东盟纪念峰会联合声明》中写道：“我们回顾了中国—东盟对话关系的进展，对双方全面的、在许多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不断深化的合作表示满意。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不仅有力地促进各自的发展，给双方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本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确信，我们已经为加强中国—东盟未来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⑩ 这是对冷战后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精辟概括。
三 基本经验及启示
以上所回顾的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表明，建构共同利益是中国与东盟四十年关系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基本结论，没有共同利益的全面建构，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就不可能取得目前这样的成就。中国和东盟应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共同利益的建构是双方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具有决定性意义。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基本动因。国家之间缺乏共同利益或利益相冲突是不可能建立起良好关系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中国与东盟对彼此的需要日益增多，形成众多的利益汇合点，而正是这种利益的汇合使双方走到一起，逐步从战略对手变为合作伙伴。关于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基础，曹云华、唐翀两位学者这样写道：“中国—东盟之间的最重要的合作基础，是在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条件下产生的共同利益，正是这种对共同利益的追求促使中国与东盟坐到一起，促使他们求同存异，促使他们抛开各种纠纷，在各个领域展开合作。”(11) 这里强调的核心问题是“对共同利益的追求”。
其次，未来中国与东盟应继续走建构共同利益的道路。如果说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基本经验是建构共同利益的话，那么未来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仍然要建立在共同利益的不断增多上。增进交流与合作，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中国与东盟的互利共赢，是充实和加强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必然要求。本文认为，建构共同利益需要三个主观条件——愿望、行动和智慧。具体地说，国家间发展共同利益，一要有合作的愿望，没有愿望便不会有行动；二要把愿望变成行动，即通过开展具体的合作实现利益共享；三要有寻找共同利益和解决利益矛盾的智慧，因为共同利益的建构常常是在协调立场、化解矛盾，甚至是消除危机的过程中推进的，这对国家在与他国合作上的智慧无疑是个考验。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具备了上述三个主观条件，所以，尽管彼此间还存在一些矛盾、分歧，甚至争议，但都没有影响双方合作的大局。放眼未来，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不断发展的大环境里，作为友好邻居和战略伙伴，中国与东盟互相依赖，互有需要，合作的空间将进一步扩大。因此，双方应当在现有基础上更广泛地开展基于共同利益的交流与合作，把双方关系提高到新的水平。正如中国总理温家宝不久前在第十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讲话中所希望的，“中国与东盟关系正处于继往开来的新时期。我们应紧紧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推动双方互利共赢合作不断深入发展，共同谱写中国—东盟关系的新篇章(12)。”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未来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充满信心。
第三，不可忽视外部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以及双方关系的发展一直并将继续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当然，这些外部因素并不总是消极的，而且有些消极因素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转化为积极因素。比如，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使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受到冲击，东盟国家受害最为严重。然而，在此次危机中，中国虽然自己也受到损失，但并没有采取让东盟国家的经济雪上加霜的做法，而是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从而减轻了东盟国家经济的受损程度。中国的这一举动受到东盟国家的广泛赞扬，大大增加了东盟对中国的好感和信任，对其后双方关系的发展和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与东盟正是抓住了历史机遇，充分利用不同时期国际和地区环境带来的有利条件，才成功地建构了共同利益。就目前而言，影响中国与东盟关系的诸多外部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区内的大国关系。东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实行“大国平衡战略”，与中、美、日、印等主要大国均建立了较密切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大国关系在本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其中最主要的是中美关系。毫无疑问，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能够促进本地区的繁荣与稳定，是东盟所希望看到的，但中美之间尚缺乏足够的共同利益，双边关系的发展还不够平稳，这是东盟所难以预料的。美国是当今世界实力最强、对国际事务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在东南亚拥有重要的战略利益。面对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威望的日益提高，美国虽然开始把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其领导人也表示“乐见中国强大”，但并未把中国当作伙伴，对中国进行遏制和防范的意图依然清晰可见。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是影响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
综上所述，中国—东盟关系四十年的发展历史，是双方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全面建构共同利益的历史。双方的关系是随着彼此间共同利益的日益增多而不断发展的。中国和东盟应认真回顾和总结四十年关系发展的历程，并在新的起点上，以更加长远的眼光、更加开放的胸怀、更加积极的姿态和更加务实的举措，推动彼此间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只要中国与东盟能够把握和顺应时代潮流，充分利用国际和地区环境中的有利因素，继续走互利互惠、合作共赢之路，那么，未来双方就一定能够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不断把战略伙伴关系提高到新的水平。继续致力于共同利益的建构，这是四十年关系发展留给中国和东盟最重要的启示。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编《中国外交概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第42页。
②“邓副总理在曼谷举行的告别宴会上重申‘中国愿意加强同东盟国家的友好关系、中泰两国将扩大贸易、加强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人民日报》，1978年11月9日。
③马晋强主编《当代东南亚国际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255页。
④转引自谢益显《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3页。
⑤唐希中、刘少华、陈本红：《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1949—200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11页。
⑥陆建人主编《东盟的今天与明天》，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第3页。
⑦参见《国际贸易》，1999年第2期，第62页。
⑧马晋强主编《当代东南亚国际关系》，第280-282页。
⑨“2006年我国与东盟贸易额达1608亿美元”，商务部网站，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200702/20070204365613.html
⑩“携手奋进，共创中国—东盟关系的美好未来——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4976395.html
(11)曹云华、唐翀：《新中国—东盟关系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7页。
(12)同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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