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兰芳[1]2014年在《日常生活与文学上海》文中指出19世纪末以来,中国处于从封建帝国向独立的民族国家行进的路途中,在内部嬗变和外部冲击的双层压力下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现代化和城市化成为该时期最为核心的政治诉求,城市特别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口岸城市最早成为实施这一诉求的主要场域。上海也因其殖民都市的境遇与中国近现代史发生的同步性,被看做是“提供了用以说明中国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锁钥”,从而诱发了以上海为中心的现代城市建构与都市文学研究的日渐升温。但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执迷”(夏志清语),导致对现代性过分的依赖,使得“民族国家”、“启蒙救亡”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叙事,城市现代性和日常现代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文学上海研究呈现出“去地域化”、“去本土化”以及意义超载的现象。因此,将都市生活作为核心观照对象,通过历史考察和文学文本细读,还原都市变迁过程中作家都市书写的历史情境和心理图景,从而凸显文学上海的“中国经验”和本土特性就成为必要。从传统小县城到民国大都市,从孤岛时期沉沦的畸形都市到全面改造、压抑的共和国城市,从80年代后期商品经济冲击下城市生活的日渐恢复到当下都市的全面扩张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重新定位,百年上海经历沧桑,而它最大的遭遇无过于从传统乡村生活方式到都市生活方式的急遽过渡,这与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相契合,其差别只有范围、深度、表现形式和时间延滞早晚的不同。因此,对上海的关注,是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和都市生活方式的关注,也是对当下中国和世界最大现实的关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是芝加哥城市社会学派代表人物路易斯·沃斯提出的,主张从社会生态学视野、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和有其精神个性和心理体验特征等三方面把握都市生活区别于乡村生活的根本特征。从精神个性和心理体验特征角度考察都市生活,显示了沃斯与德国早期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的师承关系,体现了西方城市社会学“从实证走向人文”的逻辑进程,这一点与中国都市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关注个体感性生存和精神生态存在先天的契合,也成为论文重要的理论资源。研究都市生活回避不开日常生活的关注,因为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都市生活的变迁最终都能在日常生活领域反应出来,正如齐美尔所指出的：“即使是最为普遍、不起眼的生活形态”,也是对更为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表达,因此,经由日常生活场域追踪都市文学的变迁成为重要的研究路径。而近代以来启蒙、救亡话语和文学中的宏大叙事成为压倒性力量,导致日常生活在都市文学创作、研究领域有意无意的遮蔽,因此从日常生活角度研究文学上海,有助于“破除种种改写上海历史背后的神话统治,恢复人们对历史经验之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感受与记忆”。新时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市民社会的兴起,日常生活的独立价值开始得到承认,国外社会学和哲学领域的“日常生活”转向带来的影响和理论资源,使得从日常生活角度研究都市文学成为可能,并涌现出众多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提供借鉴、开启思路的同时,也显示出目前研究现状中的薄弱环节：1.一般将“日常生活”叙述与现代性联系起来考察,无意中淡化了日常生活的都市场域,因此也关注不到“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与前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区别特征。2.因过度聚焦于现代性,仅仅从反映论的单一角度将“文学中的日常生活”看作“现实中的日常生活”的附庸,没有看到二者间的辨证关系；作家作为都市日常生活的主体,其充满体验性的日常实践及对日常生活的抵制或超越常常被忽视。3.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单个作家日常生活叙事形态的研究,但在整体上呈现出零散和不系统的状态,目前还没有从“日常生活”角度对20世纪“文学中的上海”进行系统考察的。鉴于此,本论文以“日常生活与文学上海”为题,将场域定位于20世纪最重要的都市——上海,在借鉴城市社会学、时间地理学、文化史学、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等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对代表性作家小说、散文(含杂文)作品的细致研读,从“日常生活”角度分析“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到底给文学带来了怎样的新质?论文将从文学文本与城市文本的互动共生中分析以下主题：在20世纪作家笔下,都市“上海”呈现出怎样的日常“现实”?不同作家对于这一“现实”“再现”的方式有何异同?导致差异的原因何在?他们有关上海的“日常生活叙事”有何共同特征或规律?对于上海文学形象的建构上有何贡献?在从乡土向都市生活的变迁过程中,这些作家在城与人的交接和遇合上给当下中国提供了怎样的经验?论文关注的是都市生活给文学上海带来的新变,因此在代表性作家、作品的选取上,主要关注具有以下特征的文学想象：它首先是在上海居住过的作家的创作；其次是作家对于上海“此在”生活给予了有意识的关注,从作品中可以看出明显的时代印记和地域特点；再者,作家对于都市生活方式进行过观察、审视和思考,这往往体现在对都市生活的描摹、再现和批评中：或者自觉将都市上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或是关注处于乡土、都市临界状态下的人物类型,或者聚焦时代氛围氤氲下都市生活内部潜隐和局部异动。在分析当前都市文学研究现状基础上,结合个人研究兴趣和创新的可行性,论文最终确定韩邦庆、鲁迅、张爱玲、王安忆等四位作家为主要关注对象,研究他们在小说、散文方面充满体验性和独特性的都市书写。这几位作家对“文学上海”的书写几乎都表现出对城市现代性中宏大叙事传统的规避,而关注上海百年变迁中较为日常的、市民的、私性的都市生活,建构了类似陈思和所说的文学“都市民间”,相对于夸张变形的、移植想象式的上海书写,他们的写作带有平实的社会学色彩,带有日常生活的况味。在对不同历史时段都市生活的自觉摹写和上海文学形象的建构上,他们的贡献不容回避。而他们进入都市、面对都市、写作都市的日常实践本身也构成了都市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或规约着他们的都市书写。论文希望通过分析作家创作的心理特征、在都市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再现方式的独特性上,力图复原20世纪作家笔下的人物及作家本人在城与人、城与文遇合上的极大丰富性,并在研究的实践中激发出创意和生机。论文的总体创新体现在：1.从生活方式角度把握都市生活和文学都市,为都市文学和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2.通过不同历史时期作家都市书写的特征分析和梳理,再现了20世纪文学上海的日常生活图景；3.在都市文学研究领域广泛引鉴西方城市社会学、日常生活和空间研究理论,体现出研究方法的创新。论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论证论文选题的缘由和必要性,并交代论文的逻辑结构和整体框架。首先分析了上海与现代中国、上海在城乡关系格局的特殊地位,说明将20世纪的上海作为考察都市生活变迁的依据；其次,在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研究现状分析基础上,指出论文选题的理论出发点和研究基础；再者,介绍论文的整体框架和逻辑结构。最后指出论文研究的具体方法。第一章到第四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围绕四位作家的小说、散文(含杂文)等创作实践进行具体的文本细读与分析的批评实践。在综合考察城市文本、细致研读文学文本基础上,试图揭示出都市生活现实对于作家书写的潜在规约,作家对日常生活抵制和超越的可能和智慧,以及都市日常生活中具有的“生动的态度”和“诗意的气氛”。主体部分无意建构首尾一贯的理论框架和阐释方法,但会重点关注以下三点：1.关注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以作家日常实践的历史解析和作品的文本细读为主体,最大限度凸显研究对象的个体性和体验性,建构自下而上的都市文学研究路径。2.关注作家生活的都市历史情境,注意从时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上把握作家都市书写的根本特质。3.关注都市书写再现过程中的媒介影响,也即都市媒介形式对于文学表现的丰富和参与。第一章：都市肇始的日常书写者：韩邦庆。本章以韩邦庆的都市生活和日常生活写作为例,描述清末民初都市日常的新变,论述《海上花列传》在早期都市日常书写中的开创意义、在都市空问写作形式上的创新性和作品屡次遭弃的原因。首先,通过与明清士妓的交往形式及情艺生活的对比,揭示《海上花列传》因为金钱和欲望的介入而引起妓院情感形式的复杂化。通过两类情感形式和两类都市空间的对照,揭示都市肇始时期传统家庭、社会结构及伦理价值观岌岌可危的现实,不受外界侵蚀的古典私乐园终将无可挽回的“失掉”。其次,借鉴时空地理学的时空动态图,分析晚清小说时间形式的新变、交通方式的混杂带来移动的复杂性以及移动方式在城市空间建构上的意义。本章的创新点在借鉴时间地理学理论和空间理论分析《海上花》中混杂的移动方式与城市空间建构、社会结构调整的内在关联,指出小说的突出价值在于开启了与传统历时性的传奇体完全不同的空间写作形式,以及作家表现出明显的都市意识和展示都市全景的意图。将近代富有争议的《海上花》纳入都市文学研究系统,有助于推动对《海上花》文学价值的认识和评价。第二章：殖民都市的批判与照相者：鲁迅。本章围绕鲁迅上海十年的生活和杂文创作,分析都市生活对于鲁迅后期杂文写作的影响,上海殖民语境带来的国民性批判和启蒙立场的微调；他对殖民都市众生相的照相和文化透视,对都市文化领域权力的抵制,都显示出对日常都市的精准把握和超越的智慧。论文首先分析他通过漫步都市、弄堂幽居和报刊阅读生活建构起与都市的联系,概括出鲁迅疏而不离的都市旁观者和文化守夜人的都市角色；其次将鲁迅对于半殖民地都市市民众生相的杂文写作与历史照相术联系起来,通过分析鲁迅杂文写作与照相术的关系,论述鲁迅后期杂文体现出的日常性、视觉性的特点,以及杂文书写作为他历史写作的重要方式。此外,鲁迅通过对日常生活现象多角度的书写,他与30年代图书报刊检查制度的斗争中体现出对权力抵制的智慧,他对商品竞卖时代文坛怪象的批判体现出知识分子的道义坚持,都有着一致的关注点：即在商品化、殖民地情境下“立人”问题的实现和文化批判的兴趣。本章的创新点在于打破偏执于纯文学文体的研究传统,将鲁迅后期杂文纳入都市研究视野,借鉴罗兰·巴特《明室》中的摄影理论和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分析和探讨了作家与都市的共生关系,对鲁迅研究领域中单一将乡土写作作为鲁迅研究“正脉”提出质疑,也是对城市文化研究中将海派文化视为上海城市研究固有模式的突破。第三章：时代梦魇的日常呈现者：张爱玲。本章主要论述张爱玲处于时空封锁背景下的都市日常生活写作,认为只有将日常生活置于“乱世”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她在日常生活和饮食男女上附着的热情。首先,通过辨析张爱玲小说中的“戏剧化”和“日常生活的戏剧化”,结合文本论述她多次提到的都市生活的二轮性特征；其次,通过借鉴芝加哥社会学派二代学者欧文·戈夫曼关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相关理论,考察张爱玲小说中处于传统社会和现代过渡期中上海市民的人际交往形式和家庭关系的隔膜。正是通过多重镜像中对人物“假扮”的揭破,张爱玲体现出对饮食男女的超越和对都市生活的深刻省思。再者,通过对公馆和公寓两大都市空间书写的梳理,分析了都市文明背景下传统家族生活的不合时宜和诡异的扭曲,以及中产阶级思想背景中的传统道德负累,它们共同构成小说人物难以摆脱的“时代的梦魇”。此外,张爱玲对于家庭居室空间的发现和最大限度的开发,提供了空间功能与家庭政治结构的关联通道。最后,通过分析小说中“艳异的瞬间”和“文本的阻滞”特征和原因,揭示“封锁”的历史情境对于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根本影响,从而理解处于乱世中的作者对于都市日常生活的沉溺和超越。本章最大的创新点在于将“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的理论用于张爱玲笔下的都市人际关系的分析,此外对公寓生活、生活的戏剧化等都市独有的日常体验的分析都是此前研究者少有关注的。第四章：弄堂生态的持久关注者：王安忆。本章关注新时期作家王安忆的上海书写,将其核心内容定位于对上海弄堂生态性的发现和全面书写上。通过分析弄堂生态中的构建主体、弄堂生态的侵入和扰动、调节弄堂生态的市民道德、生活逻辑,维系生态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神话传说、流言等精神力量以及弄堂作为独特建筑形式所具有的自然特征,揭示弄堂生态的多面立体的含义。其次,分析王安忆弄堂生态书写背后的日常历史观和日常生活审美的主观意图,她对于弄堂生态挽歌式书写和日常生活审美背后清醒的“寻找上海”的理性意图。本章的创新在于第一次提出“弄堂生态”的概念并进行全面立体的解析。第五章：百年都市日常的见证者：上海的女佣部落。本章是在作家专论上的综合分析,主要选取四位作家笔下均涉及到的女佣题材进行比较和分析,试图通过不同时期作家对于女佣生活的叙述角度和再现方式的不同,考察作家在日常生活书写上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在上海百年变迁过程中,女佣群体作为都市日常生活的主体和见证者,同时也是从乡土向都市变迁过程中最具体和最直接的承载者,因此对百年女佣群体的交往对象、职业意识、情感生活的考察就具有代表性意义,特别是对女佣群体中私通、姘居、同居等亲密关系的分析,体现了都市变迁过程中男女亲密关系之变,而不同时期作家对于女佣生活的叙述角度和再现方式的不同,则增强了认识这一问题的层次感和丰富性。结语部分论述四位作家在“文学上海”书写的相似特征、存在的继承和联系,以及从日常生活角度书写都市的特点和意义,并尝试得出整体认识：百年文学上海的日常生活书写与商品经济的繁盛、市民阶层的形成、政局环境的宽松等都有一定关系；宏大叙事虽对日常生活形成抑制,但也会激起日常生活叙事的反弹及作家对日常生活抵制或超越。正是在对日常生活极具个性的书写、复杂情感的投入以及对日常生活抵制和超越上,作家与都市充满体验性的遇合为20世纪的都市文学提供了独特而有意味的中国“经验”。
陈迪强[2]2006年在《公共性与话语突围》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将鲁迅后期杂文放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公共领域中去考察。鲁迅从北京到上海,不仅带来生活方式的转变,而且带来其创作形态的变化。空间的转换从三个方面构成鲁迅后期杂文写作的背景。主体上说,鲁迅从大学教授到自由撰稿人,这一方面使他从安静的书斋生活更多地融入喧闹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也消解了前期启蒙英雄的崇高感,写作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从公共领域的主要机制——报刊上说,更为繁荣、普及程度更高的上海报业使鲁迅后期杂文与公众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具备了公共性。客体上,殖民地上海的都市文化为鲁迅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内容。 这种背景也决定了鲁迅后期杂文的公共性特征。首先,对话性,即鲁迅以杂文形式对时事及社会现象迅速做出反应,并以报刊为媒介与整个社会形成一种互动、对话的交往网络。其次,批判性。鲁迅后期杂文批判面更广,是以弱者为本位的对一切压迫形式、奴役关系、专制权力的批判。尽管他加入左联等团体,但他依然保持了独立的批判立场,并对公共领域的开创和坚守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最后,杂文风格也有所变化,从前期纵向的、时间维度的历史沉思走向后期横向的、空间维度的对现实的动态关注,从宏观的理性思辨走向微观的具体的世相解剖。手法上最明显特征是新闻文本大量进入杂文以及上海方言的渗透。而从功能上讲,其后期杂文表现为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鲁迅面对革命话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话语、商业化文人话语与御用知识分子的权威话语时的一种“话语突围”。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坚持“立人思想”,秉持的是“立人话语”,始终关注的是公共事务背后的精神现象,其杂文写作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实践。 通过论证,我认为,公共性是鲁迅后期杂文的本质属性,话语突围则表现为功能形态。鲁迅通过他的杂文实际上期待开创一种开放的、能够自由民主讨论公共问题的理想公共领域类型。在这个空间里,不仅下层民众的声音也能发出,而且知识分子真正能为民众代言,并对一切奴役、压迫、专制给予批判,从而使“沙聚之邦”逐步转为“人国”。
丁颖[3]2010年在《都市语境与鲁迅上海创作的关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与鲁迅研究其他领域的突破和发展相比,都市语境下的鲁迅研究一直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梳理。作为极具标本意义的研究对象,鲁迅在三十年代的上海迎来了他的“黄金时代”,也促使笔者将鲁迅与上海之间的共生关系作为本文着力讨论的对象,在更为切近的文化语境中,敞开或“照亮”不多加以言明但实质上存在的意义关联。其中最根本的理论预设是将鲁迅看作是多重文化语境下多元创生并加以审视的对象,在社会历史动态变迁的源流上,加强鲁迅与上海之间或遇合或牴牾微观细部的考察,寻找到一位职业作家融入都市所需面对的所有历史情境,深入探讨以都市空间、殖民境遇、文化环境为代表的上海都市语境对作家的都市写作、文化思考、精神选择的影响,深入挖掘鲁迅后期创作在思想内涵和形式艺术等方面的特出价值,在鲁迅所提供的非主流都市文学的分析和探讨中,凸显出鲁迅作为“边缘知识分子”永不停伫而又独立不依的精神质素。本论文以都市语境为背景,切入到鲁迅上海时期的身份转变、职业转型、生存境遇、文体意识、创作新变、文化姿态、文化选择等内部及外部关系的综合分析,意在说明,在鲁迅的创作和思想的扇面上,都市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存在,尽管它对鲁迅的影响是非决定性的,但它无疑在很多方面丰富了鲁迅,激发了鲁迅,也造就了鲁迅。为鲁迅提供着赖以生存的物质场域,发言为声的“思想市场”,精神搏击的“壕战之所”,同时也是鲁迅后期思想的灵感来源,都市写作和反抗的对象,为鲁迅的后期创作带来了新的质素和质的递推,是鲁迅反思和反抗的思想触角不断延续和深度抵达的角隅。
张勤勇[4]2000年在《鲁迅后期杂文与都市文化》文中指出在鲁迅一生的创作中，后期杂文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同鲁迅研究在其他方面的突破和发展相比，后期杂文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和滞后。研究者或是陈陈相因于瞿秋白、毛泽东对鲁迅所做的政治性结论和评价，从政治意义和战斗作用上认识后期杂文；或是根本不置一辞，简单归结为琐屑、个人意气的文坛争论。而后期杂文对上海都市社会文化现象思考与评判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蕴，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梳理。对此，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加以研究和探讨。 一、通过研究状况的梳理，本文认为，在以往的研究中，都市文化的背景被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大背景所掩盖，鲁迅对都市社会文化现象思考与评判的深刻性、独特性无法体现。过去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一谈到二三十年代便认为是中国社会的动荡时期。实际上，二三十年代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阶段。国民党政府的工业化政策和西方市场经济的片面移植，使上海成为高度发展、畸形繁荣的现代化都市。茅盾、沈从文、海派文人、鲁迅等许多新文学作家，均对都市文化现象有过不同的思考与描绘。 二、与其他作家相比，鲁迅对都市文化的思考与评判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他以知识分子的立场，透过都市喧嚣与繁华的表象，思考和审视都市深层畸形、杂乱的文化，对人造成的压迫、扭曲和影响。从而理性地反思二三十年代上海的都市文化和现代化进程。鲁迅认为，都市文化的畸形和杂乱，在根子上是传统文化造成的恶果。传统文化具有愚民性、侍主性和强大的同化力。国民党利用传统文化进行愚民统治，制造和培养奴隶。传统文化的影响使人麻木、守旧和愚昧，并且使做戏、无坚信、无特操、自欺、自利等国民劣根性在现代都市中恶性发展。传统文化的侍主性迎合了殖民主义统治中国的需要，文化的同化力又使一切新事物如同落入染缸，无不变色。同时，鲁迅发现，西方文化的传入和都市的现代化、商品化进程，并没有使人摆脱传统文化的奴役，反而增添了新的奴役。而且两者恶性嫁接，孕育了更厉害的压迫形式。在这种环境之下产生的 研产生砚士极文：鲁迢后粉共文车匆碎文沦市民，不仅没有成为民主、平等、公正的要求者，反而成了某些不合理秩序的维护者、依赖者和支持者。对此鲁迅批判了殖民主义文化、西方工业文明和现代商业文化对人形成的压迫和奴役。 三、鲁迅的批判同时指向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两个方向，看上去似乎矛盾和冲突。实质上是，鲁迅对都市现代化的思考超越了中／西、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在反现代性基础上建立了EI己的现代化理论，即他的文化现代性改造和“立人”思想。鲁迅对都市文化的评价虽有偏颇之处，但研究他的都市化、现代化思想，依然具有现实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龙永干[5]2010年在《生命的筹划与怅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鲁迅研究历来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与难点。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集中对鲁迅后期的思想与生存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的探讨。力求改变鲁迅后期研究相对薄弱,难于深入的状况。引论部分简略地考察了鲁迅后期思想与生存研究的历史发展,并阐述本论题研究的意义与方法。新时期以来人们的研究视点多聚焦于鲁迅的中期思想与创作,对鲁迅后期的思想虽然有过涉及,但多停留在瞿秋白《鲁迅杂感集.序言》的框架中,多聚焦“左联”时期的杂文创作及其作为“左翼战士”的意义与价值,既未将其置于鲁迅整个精神流变与命运走向中去思考,更没有从鲁迅内在精神与具体的生存层面展开论述。而本文旨在以生命哲学为指导,从鲁迅此一时期具体的境遇与体验,需求与渴念,意向与实践出发,去深入把握其后期的思想与生存。不仅意图深入把握其后期思想与生存的状况,同时也是对其整个精神脉象与生存图景的照亮。第一章主要分析鲁迅离开北京后在厦门、广州间辗转过程中的精神脉动。20年代中期,鲁迅在启蒙无效与个体生存极度紧张的境遇中,生发了“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但就在这种生命哲学中伴生着他对当下生存的否定与拒绝。这既是出于生命社会性生存的需要,也是出于生命个体性生存的抉择。而许广平的爱,则是他出走的“一条光”。厦门是鲁迅离开北京的首站。在这里,他在“穿湿布衫”的境遇中借助叙事与回忆来驱逐生存的紧张。到广州后,他首度遭遇“革命文学”。但大革命失败让他再次坠入绝望,在“血的游戏”中“思路轰毁”。第二章主要分析鲁迅对上海这一生存空间的选择,在学术与创作上的决断,并分析了他到上海后再度遭遇“革命文学”的情形。鲁迅在“何之”问题上是十分审慎的,他最终选择了上海。同时,他放弃了“学院——学术”而选择了“社会——创作”。但鲁迅却并未放弃对学术的兴趣,而是将学术的值阈与创作的值阈予以整合,不但拓展了杂文的范围,也添增了其杂文的文化厚重感、思考的睿智感与历史穿透力。随后,他再度遭遇“革命文学”。在与“革命小将”的论战中,他深刻地认识到了进化论的偏颇与局限,并在各种作用的推动下开始调整自我的精神与心理结构,阅读、译介并接受“科学底艺术论”。第三章与第四章主要分析鲁迅在“左联”中的思想状况与生存境遇。出于外在时代主流的推动,也出于群体相与的需要,鲁迅加入了“左联”。但他一直沉郁,直到1933年才表现出“酣战”斗士的形象。他一面创作战斗性的杂文,一面却积极地从事文化启蒙的工作,渴望以此种方式重回启蒙。但鲁迅与“左联”其他成员在精神资源上的代际差异所引发的矛盾随之展开,状况急转,内战频出。鲁迅由“酣战”转为“横站”,状况甚苦。而他之所以未曾离开“左联”,则是因为加入“左联”是其自主的抉择,也是其社会性生存的一种实践。鲁迅陷入了精神的错耦,并无法将其整合。第五章主要分析鲁迅在租界化语境下的“感应”与“攻守”。鲁迅在租界殖民主义与爱国主义暖昧的心态中,贯彻着自己的理性选择,也对西方的“东方主义”与“文化救国”的各种乱相进行了应有的批判。但语境的变异,让其启蒙理性出现了无法应对的尴尬。新的生存境遇让其陷入了无法整合的耗散性焦虑之中。第六章主要论述鲁迅后期新的价值筹划的意向。鲁迅重新调整视界,召回自我,重建叙事,在租界语境以及自我精神困窘中完成了《故事新编》的写作。传统与历史的回望,让其带有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意向,他渴望建立一种价值还原的方式来接近传统,但不可能对传统文化进行抽象性的剥离,而只能再度在否定中超越。这种超越让其拥有了新的生命视阈,但历史及自身的局限让他无法向着新的意蕴整体进行筹划。结语部分,是整个论题内容的概括。从北京到厦门,从厦门到广州,再从广州到上海,鲁迅一直都在为自我生存进行着新的筹划。他是在寻找一种生命主体得以建构的视界,但历史与文化的局限性让其无从获取,但却启示了一种可能性。生命的终结最终让一切可能性“悬临”,时间与存在闭合,获得了最为根本的在体性,但也留下了遗憾与怆然……
李永东[6]2005年在《租界文化与三十年代文学》文中指出论文提出并确立“租界文化”概念,尝试从租界文化视角来研究30年代文学。 租界文化是30年代文学不可规避的有形或无形存在,影响了30年代文学的流变走向和风貌格调。“租界文化”为整体考察30年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思路,为阐释京派、新感觉派和左翼文学提供了新的维度,为审视沈从文和鲁迅的生命体验、创作流变打开了另一扇窗户。可以说,“租界文化”视角为本论文提供了原创性的可能空间。 论文的主体部分大致沿用“概念”到“现象”到“个案”的思路,分六章来论述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的关系。 第一章阐释“租界文化”的特征、“租界文化”概念的文学史意义。从1845年到1945年,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在中国设立和经营过近30个租界。租界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实体性存在,建构了与传统中国城市截然不同的城市景观、市政制度、文化机制,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心理、伦理模式和审美观念。租界提供了一种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殖民性语境,形成了西方文化的集散地带、缓冲地带,和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前沿地带,租界景观具有强大的自明性启蒙效应。 上海租界是租界现象的典范,论文选择上海租界作为范本,来研究租界文化的特征。论文从三个方面分析租界文化的特征。一、立体的租界:杂糅的城市空间。上海两个主要城市空间——租界和华界既对照鲜明,又相互杂糅。从主导倾向看,上海的城市空间是租界化的。上海租界的四个“标志性空间”,即外滩、霞飞路、南京路和北四川路,属于城市公共空间,而租界市民的日常空间则更多地属于石库门的逼窄天地。石库门住宅不具有中国传统住宅的伦理深度模式,缩减了传统伦理关系的存在空间,扩大了个体自由伦理的生存空间。上海租界的城市布局是一个文化隐喻,混沌的城市空间是租界文化的表征,空间中弥散着社会关系,影响着市民的生活、心理和精神状况。二、“如身穿一件未曾晒干之小衫”是租界生存体验的传神写照。租界男女比例失衡,是年青人的文化殖民地。以男性青年为主体的人口构成模式,制造了疯狂、冒险的租界风气,形成了颓废、失意、孤独、漂泊的生命体验,带动了色情事业的发达和传统伦理道德的失范。殖民地、都市、民族、东西文明所构成的矛盾语境,预设了租界生命体验和文化心
牟利锋[7]2013年在《文化突围与文类重构》文中认为讨论鲁迅的文学,“诗力”是一个关键词。“诗力”的提出与鲁迅对清末文坛的基本判断相关,即一方面不满于把文学仅仅作为启蒙的手段,另一方面也不满于将文学视为闲书的传统观念。因此,在文化大转型的过程中,“文学”自身就成为一个需要重新审视、界定的对象。鲁迅早期关于文学的思考集中体现在留日时期的五篇文言论文中。在他看来文学之所以必要,就在于以抵抗的姿态介入人的精神生活,即“撄人心”。也就是说文学虽然与“实利”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却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触及人的灵魂,这可以视为文学的“无用之用”,也使文学获得独立的内在规定性。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不但与科学,而且与历史、哲学等区别开来。以“撄人心”为基础,突出文学“刚健抗拒破坏挑战”的一面,即拜伦、雪莱等“精神界之战士”所开辟的传统,就成为鲁迅“诗力”观的核心。鲁迅以“诗力”为核心不但解决了文学在审美与功利之间的纠葛,而且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文学”,并为自己此后的写作奠定了基调。对于“诗力”的追求在鲁迅后期的杂文写作当中有着最为充分的体现。鲁迅的杂文以1927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与前期杂文相比较,后期杂文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更深入地介入政治领域。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以及自身身份的变化,鲁迅不得不认真思考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政治气氛的高涨虽然难免对文学写作形成一定程度的约束,但对追求“诗力”的鲁迅文学而言却是难得的机遇。所以鲁迅并不反对文学承担相应的政治内容,甚至认为介入政治是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介入?抵抗性的“撄人心”的杂文写作在面对政治的时候无疑成为最佳选择。也正是在与政治的对决中,鲁迅后期的杂文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追求“诗力”的写作强调以抵抗的姿态介入人的精神生活,最终往往指向人的生存以及写作本身,成为灵魂的拷问和文体上的实验。鲁迅后期的杂文就是在与政治的对决中探测写作的各种可能和限度,所以杂文写作既是一种文化上的突围,又是一种文类上的重构。本文在具体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力图呈现出鲁迅后期杂文在文学与现实,特别是政治的对决中获得“诗力”的探索过程。探讨鲁迅后期杂文“诗力”的生成,自然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但从外部的时代语境入手却并非最佳选择。作为一种极具个人色彩的写作体式,鲁迅的个人境遇往往更值得重视。时代语境也只有与鲁迅的个人境遇,也即自己“本身上的事实”发生关联时,才可能成为具体而微的话题进入鲁迅的杂文。具体来说,参与“革命文学论争”、介入《自由谈》以及晚年(1934年后)面对疾病和死亡都对鲁迅后期的杂文写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分以下四章展开论述：第一章讨论对最后十年鲁迅的思想和文学影响深远的“革命文学论争”,特别是“论争”中鲁迅对杂文的态度。“论争”对鲁迅而言正如竹内好所说是一种“终生的余业”,鲁迅参与论争既是一种姿态的选择也是一种写作的策略。所以本章希望从“革命文学论争”的立场、内容以及论争作为一种形式的角度来讨论鲁迅在论争中的杂文写作。与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论争”为鲁迅重新审视文学与革命、政治的关系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也为鲁迅后十年选择杂文为主要写作文类奠定了基础。第二章讨论《自由谈》与鲁迅杂文写作的关系。1933年鲁迅为何介入《自由谈》?以何种方式介入《自由谈》?介入《自由谈》对其杂文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鲁迅主动介入《自由谈》既是此前“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延续,同时又是在商业报刊上试探杂文写作的种种可能。本章分别从《自由谈》版面的革新、《自由谈》与《大晚报》的对峙、读者与作者群的变化等因素入手考察其与鲁迅杂文写作的关联。鲁迅在既适应媒介的要求同时又借用媒介这个平台的夹缝中,逐渐发展出一套比较成熟的写作模式,而这一写作模式最终又导致鲁迅杂文写作在文体意识上的自觉。第三章主要讨论晚年境遇与鲁迅杂文写作的关系。鲁迅生命的最后两年几乎是在与疾病、死亡的斗争中过来,与此同时又处在各种左翼矛盾的中心地带。要理解鲁迅晚年的杂文写作必须先对其晚年的境遇有一个确切的认知。具体来说,本章希望从交游、疾病、死亡入手来分析鲁迅晚年所面临的重重困境,以及由此带来的杂文写作上的变化。总体上讲,一方面鲁迅此时在杂文中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分子问题,乃至生命本身均有较集中的论说；另一方面我们会发现,鲁迅的自我反省意识越来越强烈,如对之前坚持的“启蒙理想”等有着较为复杂的态度,杂文风格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复调性特征。第四章通过对鲁迅早期文学思想的梳理、以及对厨川白村、苏俄文艺理论等相关翻译的分析,试图从话语形构的角度来探讨鲁迅杂文观念的形成以及后期杂文的形式问题。“诗力”不但是鲁迅后期杂文的核心命题,而且促成了在形式上“陌生化”的审美追求。
乔文[8]2010年在《人与文：都市体验观照下的鲁迅30年代杂文》文中研究说明30年代,中国经历了一系列西方文明的冲击,尤其是作为外国租界的上海,在资本主义模式下,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也波及到乡村封建宗法制统治下的生活方式,而城乡变动对于每一个阶层的人来说,都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在外国资本势力不断扩张的上海,城市变化最为明显,并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无论是统治阶层、知识阶层还是普通市民阶层,都对城市文明作出了相应的反应。而上海也利用现代媒体报刊事业的发达,成为新文学发展的沃土,作为现代文学开创者的鲁迅,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定居上海,以他敏锐的知觉力和敏感的文学神经,充实着他的杂文创作。本文从鲁迅的城市生活轨迹谈起,力图以他30年代的都市体验为切入点,通过对30年代的杂文文本进行分析,来探讨都市体验观照下的鲁迅30年代杂文创作。文章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谈鲁迅与上海的遇合,关注的是鲁迅30年代在上海的生活作态,主要论述这种遇合对鲁迅从生活到思想、文化环境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和变化。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关注的是都市体验观照下鲁迅30年代杂文从表现形式到思想内容上的特点。生活在上海“闹市”的鲁迅,受着新事物的感染和侵扰,从表现形式上来说,不仅在杂文语言上形成方言土语和书面语、中国传统语言和西方语言的混搭,还利用上海报刊媒体事业的发达,将“报章体”继续发展至成熟,并将他杂文中的修辞策略表现到极致；从思想内容上来说,鲁迅30年代杂文侧重从对日常事物的观察入手,在对其思想内容进行拓展的基础上,保持着他思想的一贯性,最终达到批判国民性的目的。另外,上海文坛的各种怪现象和文坛论争以及国民党统治的各种现象也成为鲁迅杂文的表现对象。第三部分是文章的分析部分,关注的是30年代都市体验对鲁迅杂文创作所产生的影响。与前期相比,30年代鲁迅杂文创作发生了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也就是所谓的“从杂文到现实”,从小事写起,通过刻画时代的眉目,对于国民性进行了更加细致入微的思考。另外,在30年代上海文学环境的影响下,鲁迅参与了若干次文学论争,本章以“鲁施之争”为例,分析了30年代知识分子在文学论争过程中所存在的话语权力争夺问题,最后论述鲁迅30年代杂文的文本特点,总的来说,就是打破浪漫的文风,立足现实,达到“破”与“立”的统一。
阮兰芳[9]2004年在《论殖民情境下的鲁迅都市书写》文中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现代的城和现代的人出现。在农业传统深厚的中国，城市与居于城市的市民间的社会、文化的关联还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对于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和地缘关系在文学领域也探讨不够，更别说作家与都市的关系。上海一直是新文学的聚焦之地，也是中国都市化的前沿阵地。作为新文学乡土小说的开拓者，作家噜迅是怎样走进这城，怎样面对这城的，这是我想探讨的。 本文从鲁迅离开北京四合院，告别稳定公职生活而选择都市自由撰稿者历险谈起，论述了他由乡土的城向现代的都市行进途中发生的转变，包括婚姻、职业以及创作上的变化。文章第一部分关注的是生活在都市中的鲁迅，主要论述鲁迅以自由撰稿者身份立足于都市首先面临的自我定位问题以及他对都市秉持何种视角的问题，也即他在都市中充当何种角色。不稳定的卖稿生涯，日渐没落的文学大业以及普通的弄堂生活使鲁迅与普通民众有着天然的亲和。而都市中频繁的迁居以及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则充分表现了鲁迅都市旁观者的视角。 作为都市生活的谛视者，对于都市进程中存在和发生的问题往往有着入木三分的洞察和鞭辟入里的揭露。中国的现代化在很大意义上便是都市化，而都市化又与殖民化难脱干系，这是中国现代化的独特处境。对于特定历史时期都市人的灵魂变动的把握和描画是三十年代鲁迅的一大贡献。这是一段辐射深广的历史照相，同时也留下了作为历史中间物的当事人的心理印痕。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鲁迅在上海时期的创作。鲁迅在都市中的隐居意图以及他对殖民情境下的都市批判反映出作家与都市间明显的疏离。但作为三十年代鲁迅在中国最后的栖身之所，鲁迅与都市上海有着更为复杂的联系。对作品的生产手段的关注和了然，对文化市场的倚赖使鲁迅创造了杂文这类融新闻与文学为一炉的典型城市文体。其文体的互文性特征是繁荣的文化市场和现代阅读生活的产物，他面向读者的写作更反映了他顺时而动的市民风。 文章最后总结鲁迅与都市上既依赖又疏离的关系。他既有适应都市的一面，同时又秉持着知识分子的道义，对都市保持着清醒的旁观和深刻的批判，呈现出明显的“在而不是”的过渡状态。商品化、殖民化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历史境况，文人在走向都市的同时，也在日渐走向市场。写作已不再是闲暇时的娱乐，而成为文人安身立命之本。以何种态度对待写作，不同的人反应不一。正是在众多文人的凸显中，作家鲁迅以其成功的卖稿提供了一个市场文人的典范，也显示了他在当今文场中的意义。鲁迅通过杂文记录的历史并未成为过去，鲁迅所面临的时代困境仍在困扰着当今的乡土知识分子。重审历史，走进鲁迅，或许会稍有启示。
周海波[10]2004年在《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文中指出本文为作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对有关文学现象进行理论思考的总结，它从现代报纸期刊为主体的传媒角度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形成流变、文学特质、文体特点，以文学史研究方法提出建构现代“大文学”的理论设想，并在实践层面上进行了初步探讨。 从现代传播媒体的角度切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不仅把报纸期刊作为文学的背景和载体，而且也作为文学本体来研究，作为现代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现代文学符码系统的文学存在进行研究。因而，这一研究将在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现代文学观念等方面实现某些突破，建立起新的研究格局，加深我们对于现代文学本质的认识。 论文从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走向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两大重要成果入手，提出重新认识和重建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学术思路。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古代文学也不同于西方文学，首先在于它的文学场不同。中国现代文学的场是以报纸期刊为主体的现代传媒所形成的，与政治场和商业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现象，因而，它超越了“纯文学”、“纯审美”的范畴而具有了“大文学”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传媒就不仅作为文学载体存在，而且也作为文学本体存在，与现代文学具有物质性、中介性、语境和共生性的多重关系，带来现代文学的现代新质。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是现代知识分子从事社会革命受挫之后向文学的转移，以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新小说》，提倡“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为标志，现代文学开始一次现代之旅。以现代报刊为中心形成了知识分子参加的“文学场”，这个“场”影响了现代文学的现代属性。从现代传媒的运作方式来看，现代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了报刊的政治功能，以“运动”、“革命”的方式推进文学的发展，试图以文学解决社会问题，从而形成现代文学的运动特征，促成现代作家、现代文体的泛化现象。现代传媒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可以言说的平台，作家借助报刊以文学的方式言说社会、人生、文化等问题，营造一个由知识分子参与的公共领域。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现代文学新质，呈现出某些原创性的特征。现代文学首先是传播媒体、传播方式的现代性，现代文学创作的现代性正是文学传播媒体与方式所引发的现代创作思维和现代审美特征。有机整体特征是我们解读文学作品现代性的突破口。现代传媒是面向以市民为主体的平民大众的媒体，这也决定了现代文学的平民化大众化发展趋向，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都属于通俗文学，它由新文学和流行文学组成。新文学报刊主要面向知识分子，流行文学报刊则主要面向市民，由此出现“大众化”和“化大众”的文学分野。科学理性也是现代传媒语境中文学新质之一，现代传媒作为工业时代的产物，体现了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传媒作为“人的延伸”，使人的思想长出了科学的翅膀，现代文学在参与社会过程中体现出“人的文学”和现代文体的理性精神。 现代传媒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启蒙运动。现代知识分子以民族国家现代化为主的启蒙思想，不是产生于民族内部的自身要求，不是社会工业化的文化趋向，而是现代传媒引进西学后的诱惑性话题，“新民”、“新青年”等启蒙目标是以西方为参照的。现代传媒为启蒙运动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又以大众文化的方式直接参与民众的启蒙活动中，并由此形成现代传媒作为启蒙的三种方式：知识性启蒙、知识分子公共领域的营造、启蒙主义思想体系的建构。但现代传媒参与启蒙运动时，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它的负面效应:启蒙运动的目的是人的解放，使每一个人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但现代传媒在解放人的同时也禁锢了人，发挥人的个性的同时也消解了人的个性，使人在认识自我的同时也失去了自我;启蒙是一场平民文化运动，作为平民文化出现的现代报刊，却逐渐远离平民，成为知识分子精英报刊;现代启蒙运动是一场审美文化运动，但现代报刊却是对审美的拒绝与排斥，现代传媒的发展成为对传统美学观的解构和远禺。 从现代传媒与文体的关系来看，传媒符码的现代变革，带来了现代文学语言以及文体类型的现代变革，带来现代叙事方式的变革。 现代文学语言方面，现代传媒是白话文的最佳载体，知识分子通过报刊以浅显的语言向民众普及启蒙思想，达到麦克卢汉所说的“口语词”和“书面词”的统一，体现出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化精神的一致性。当白话报刊大量涌入都市社会，以商品的形态勾引起人们的物质欲望时，现代白话成为都市社会语境中市民的存在基础，市民的日常语言与报刊白话语言在文化层面上发生了对接。但白话文在发展过程出现的问题也值得人们反思。 小说成为文学的正宗，与现代传媒的兴盛其有直接的关系，一是传媒文体的故事化特点，二是现代传媒的大众化特点与小说的民间精神达成一致，三是现代稿酬制度促进了小说文体的发展。现代传媒体制中的小说，无论其广度与深度、故事和叙事，还是篇制、风格，都呈现出多元的趋向，报纸期刊提供了小说文体新的艺术空间。 现代散文是一种报刊文体，报刊体制对散文文类、功能都产生了根本性影响。从报刊与?
参考文献：
[1]. 日常生活与文学上海[D]. 阮兰芳. 山东大学. 2014
[2]. 公共性与话语突围[D]. 陈迪强.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3]. 都市语境与鲁迅上海创作的关联研究[D]. 丁颖. 吉林大学. 2010
[4]. 鲁迅后期杂文与都市文化[D]. 张勤勇. 山东师范大学. 2000
[5]. 生命的筹划与怅惘[D]. 龙永干.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6]. 租界文化与三十年代文学[D]. 李永东. 山东大学. 2005
[7]. 文化突围与文类重构[D]. 牟利锋. 北京大学. 2013
[8]. 人与文：都市体验观照下的鲁迅30年代杂文[D]. 乔文. 山西师范大学. 2010
[9]. 论殖民情境下的鲁迅都市书写[D]. 阮兰芳. 青岛大学. 2004
[10]. 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D]. 周海波. 山东师范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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