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之反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实主义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运动的主导性文艺思潮，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并自觉追求世界文学一体化趋势的必然结果。百年之中，现实主义运动以其强大的社会冲击力，推动着中国文学走出了古典主义的封闭时代，再度营造了它的繁荣与辉煌，其历史功绩是不容否定的。然而，我们也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所局限，20世纪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在其走向世界文学一体化的过程中，明显又表现出对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陌生感和游离感。它没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体系，在全盘借鉴西方时又因认识力与理解力的严重滞后，最终导致了西方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化改造；它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现实主义的批判功能，但却缺乏工业化社会的现实环境和表现对象，故它的批判功能指向，也只能是反封建反传统而不是工业文明的本身；它也推崇人的主体意识和自由意志，呼唤个性解放与民主权利，但却始终无法彻底突破传统的集体理性意识，处处又洋溢着对民族群体命运的强烈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淡化其自身的美学特征，而强化其社会功利主义的实用特性；淡化创作主体的个性意识，而强化创作主体的群体意识；从而使中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之间，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现象绝不是可以简单地用民族文学的“特殊性”所能加以解释的，它不仅反映着中国文学现代化历程的艰难曲折，同时也展示着中国文学在寻求自身独立形态的历史磨砺中的苦苦挣扎。所以我认为，对于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深层次理性认识，不仅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论证它的基本性质与特征，亦将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打开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
一
从本世纪初叶起，中国文学便在外界因素的作用下，开始向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靠拢。梁启超等人在其“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中，最早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批判功能与启蒙效应，做了淋漓尽致的阐释。但是，梁启超等人倡导现实主义，却并不真正了解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本质（从他们的文章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对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引证、论述或发挥），因此他们不可能为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提出系统而完善的理论主张。他们只是从中国社会整体变革的政治需求出发，凭借自己对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直观感受和主观臆断，直接将社会革命的理想要求移植到文学中来。由于他们无限夸大了文学救治社会人生的实际功用，赋于文学以沉重的思想意识形态使命，从而奠定了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艺术社会学的总体价值取向。
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完成的。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以全方位开放的态度，对于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进行了全面的引进。尽管他们对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与理解仍缺乏系统性，但却在“反映论”、“真实论”以及“功能论”这三个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基本命题的认知上，达成了一致的共识，并由此而形成了具有社会实践意义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指导理论。
“反映论”是西方早期现实主义文学观的“镜子说”、“摹仿说”和“再现说”在中国的翻板，它强调文学对于现实生活的依赖关系，要求创作主体以纯客观的态度去反映被表现对象，是一种文艺美学理论的积极主张。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作家则不同，他们从社会文化启蒙的角度出发，以实用功利主义态度将其演化成为一种艺术社会学的理论，并使其具有具体实践的可操作性。他们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表示”（注：胡适：《答觉僧君》，《胡适文存》一集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是“时代的反映，社会背景的图画”（注：沈雁冰：《创作的前途》，《文学研究会资料》（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页。），“他是人生的反映， 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注：郑振铎：《新文学观建设》，《时事新报》1922年5月11日。）。 在这明快而简洁的判断中，社会生活、时代背景以及现实人生的文学价值被凸现出来，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乐感审美方式遭到了彻底扬弃。文学与现实生活的直接对话，自然要求作家以社会写实的心态去从事文学创作，所以“实写”等于“真文学”（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文存》一集卷一。）的观念，构成了新文学“真实论”的理论基础。写实的首要条件是作家深入生活、贴近生活，“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注：鲁迅：《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中册，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唯经过“实地观察后方描写”（注：茅盾：《现成的希望》，《茅盾文艺杂论集》（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他们主张新文学“其内容与社会实际生活，日渐接近，斯为可贵耳”（注：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85页， 三联书店1984年版。）。因为在他们看来，作家只有把“其耳目所亲见闻所亲阅历之事物，——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文存》一集卷一。），写出社会生活的真谛，写出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其作品才能以客观真实性而打动广大的读者。故鲁迅向新文学作家大声疾呼：“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注：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上册。）应该说，新文学现实主义作家对于“反映论”与“真实论”的阐述，是比较单纯化的，其主观认知的出发点，是文学有用于社会革命与文化启蒙，这明显是受梁启超等人文学救国论思想的影响。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指出，新文学具有指导人生、改良人生，“提高人们的精神”（注：郑振铎：《文学的使命》，《时事新报》1921 年6月20号。）和“激励人心的积极性”（注：茅盾：《“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文学研究会资料》（上）第 112页。）的社会教化功能。而这种文学教化功能的实现，关键又在于新文学作家表现社会人生时，必须把自己的“情感和理想寓在里面，才能对于社会和人生发生影响”（注：耿济之：《〈前夜〉序》，《前夜》，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纵观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理论，虽然也涉及到了情感、个性、题材、典型等问题，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反映论”、“真实论”和“功能论”的使命来谈的。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新文学现实主义对于创作主体的个性意识，实际采取的是一种消解或规范的态度：一方面强调创作主体的个性，对于文学创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却再三申明这种个性意识，必须对时代与民族的群体意识表示无条件的服从（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都将五四新文学视为是彻底主张个性主义的文学，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否则，又怎么能“尽文学底使命呢”（注：李之常：《自然主义的中国文学论》，《时事新报》1922年8月21日。）？个性意识和群体意识的同时高扬， 固然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审美时尚，但它却客观上反映了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从其理论倡导伊始，便呈现出社会意义大于审美意义的显著特征，以及它对传统文化的集体理性精神的过分依赖性。
从20年代后期开始，“五四”现实主义转向了革命现实主义。长期以来，学术理论界一直都将后起的现实主义，视为是对“五四”现实主义的否定，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觉。革命现实主义虽然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产物，但同时也是对“五四”现实主义的合理延伸与自然进化：沟通两者之间联系的，恰好是传统文化的集体理性精神和“五四”现实主义理论的社会实践品性。革命现实主义全面继承和发展了“五四”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内涵，并根据时代斗争的客观需要，对“反映论”、“真实论”和“功能论”重新做了界说。在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体系中，文学已不再被理解为是宽泛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是被明确限定为“阶级实践”（注：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1928年2月15 日《文化批判》第2号。）的反映。理由很简单， 由于现实社会是以阶级群体来划分的，那么不同阶级作家笔下所描绘的社会生活，必然会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因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既然“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阶级文学”（注：鲁迅：《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中册。）。鲁迅的这段至理名言，不仅是对革命文学合法地位的有力辩护，也是对革命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最好解释。从理论意义上讲，无产阶级就是指平民大众；故“五四”现实主义的“为人生”、“为大众”与革命现实主义的无产阶级意识，在对“反映论”的认识问题上也就不存在根本的分歧（至于革命现实主义后来走向了教条与极端，则应另当别论）。关于“真实论”的原则，革命现实主义在客观写实论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发挥，将其上升到了“典型论”的理论高度。他们认为“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注：鲁迅：《致徐懋庸（1933年12月20日）》，《鲁迅书信集》上卷第465页。），追求神似而非形似， 这为“真实论”向“典型论”的概念转换，制造了必要的舆论准备。因为革命现实主义尽管也重视表现社会生活已经“给定”了的客观现实，但却更注重去揭示那些未来的和可能形态的“现实”。从既定“现实”中提炼出未来“现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典型化。诚如周扬强调的那样：“进步的作家要在历史的运动中去看现实，从现实中找出时代的发展上具有积极意义的方面，而且要把那方面的未来的轮廓表现出来。他不仅要描写现实中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且他要描写现实中可能存在的东西。”（注：周扬：《现实的与浪漫的》，《周扬文集》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7页。）周扬所说“未来的”与“可能存在的”东西， 正是从典型化的角度出发，对革命现实主义的“真实观”所作的高度概括。其实，只要稍加分析便不难发现，革命现实主义对表现“未来”或“可能”的现实的热情，同“五四”时代沈雁冰等人对新文学现实主义提出的要表现“新思想、新信仰”的希望，不无理论认识上的血缘联系，只不过前者比后者主观色彩更加浓重罢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反映论”与“真实论”，由于阶级关系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介入，从而使其“功能论”也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即：从社会启蒙转向了阶级启蒙，从指导改良人生转向了鼓舞激励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最终使文学远离其艺术的审美形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毫无疑问，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在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发展史上，它作为“五四”现实主义社会实用功利主义文学理想的自然演化，对推动百年中国文学的繁荣，曾起到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随着后来人们过分加重它的主观性因素，造成它的理论体系逐渐偏离了对现实生活本身的要求，一味地沉缅于对理想主义的追求。尤其是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里，革命理想主义完全取代了革命现实主义，使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人为地被中断。在所谓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无论是其理论抑或是其实践，均受到了冷落，而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则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一直到新时期，人们才又开始重新正视现实主义，并试图对其原有的理论体系进行全面修正。
随着新时期思想大解放运动的展开，关于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讨论，也一度成为中国文坛的理论焦点。在整个80年代，几乎现实主义的所有命题都曾引起过强烈的争鸣，甚至还出现了截然相悖的对立看法。这场有关现实主义的大讨论，首先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重新论证。由于改革开放的时代使人们更多且更全面地了解了西方，对现实主义的认识也走出了对苏俄理论模式的单一认知，而回归到对欧洲现实主义运动理论本身的全面了解。“反映论”与“功能论”还原为艺术的审美形态，“典型论”或“真实论”也被赋于了“主体论”的合理解释。这无疑标志着文学作为政治附庸的时代的历史结束，以及文学成为一种独立意识形态的开始。其次是这场大讨论不是对“五四”现实主义理论的简单重复，而是以文化反思的方式，对新时期中国文学形象的自我重塑给予理论上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讨论的目的不是建构新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而是消解现实主义运动。当人们将现实主义的内涵与外延都做了无限的扩张时，我们从中发现了许多现代主义的东西。因为西方的现代与后现代文学思潮更多地吸引了中国文学界的兴趣和注意力，现实主义被逐渐改造和淡化。到了90年代，现实主义的理论虽然仍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创作实践，但它毕竟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
二
在西方文学发展史上，现实主义是继浪漫主义之后，又一场席卷全欧洲的大规模的文学运动。现实主义不再重复浪漫主义的田园曲，它以康德的批判哲学为基础，崇尚“现代尤为批判的时代，一切事物皆需受批判”（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3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的信念；因此，现实主义以其广泛的社会批判性做为它最鲜明的艺术表现形态。现实主义的社会批判功能产生于19世纪西方的社会工业化背景，它虽然也将其批判功能指向传统的宗教神学，但更主要的还是以“社会良心”的身份站在工业化文明进程的对立面，对其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保持着清醒冷静的批判态度。
20世纪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从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起始，便以追求获取现实主义的批判功能为己任。晚清谴责小说一问世，就以其广泛的社会批判性，对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动了全方位的猛烈攻击。谴责小说广泛的社会批判性，就其内容而言，上指清廷政府达官显宦，下达革命党人平民百姓，各种社会丑态无所不包。它对当时正在兴起的社会政治革命，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策应作用。特别是它大胆而直率的社会批判精神，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都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胡适就认为：“谴责小说虽有浅薄、显露、溢恶种种短处，然而它们确能表示当时社会反省的态度，责己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社会改革的先声。人必须自己承认有病，方才肯延医服药，故谴责小说暴露一国的种种黑暗，种种腐败，还不失为国家将兴，社会改良的气候。”（注：胡适：《官场现形记·序》，《胡适文存》三集卷六，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然而需要强调指出，晚清谴责小说的社会批判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强烈发泄，而不是一种对社会现实深层次的理性思考；它只是以游戏人生的态度揭示了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而缺乏一种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它虽能产生一时的社会轰动效应，却难以深入人心流传久远。
“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以其强烈的理性精神和神圣的社会使命感，选择了最具时代意义的文化批判意识，这无疑是为了迎合新文化运动社会解放与思想启蒙的客观要求。“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批判功能，一是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全盘否定，二是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全面反思。而后者，则成为了支撑新文学现实主义创作实践的理论主体。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现实主义作家，他们作品中所选取的生活现象，都只不过是一种文化批判意识的载体或符号；透过这些富有生命活力的艺术载体或符号，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传统文化陈腐厚重的压抑感以及民族古老而僵化了的灵魂。仅以鲁迅为例，他把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主观目的归结为一句话：要“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注：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中册。）。而这里所说的“病根”，实际所指就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积弊。在《呐喊》与《彷徨》中，每一个人物都是一种传统文化符号的象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种凝重的历史叙述，每一种表现形式都是他理性思考的艺术结晶。孔乙己、阿Q、 华老栓、七斤、闰土、祥林嫂等艺术形象，他们的人格悲剧或命运悲剧，并不仅仅是具有个体的艺术审美价值，而更具有社会群体的文化审视价值。鲁迅在对他们表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余，更多的还是通过对儒家群体理性意识的深刻反思，对其长期影响国民而造成的严重后果给予尖锐的批判。毋庸讳言，包括鲁迅小说在内的“五四”现实主义文学，就其对当时社会以及后世的客观影响而言，其文化批判意义要远大于其艺术审美意义；这既是一种时代精神的反映，也是当时社会对于文学审美和艺术价值取向的一种时尚。经过鲁迅等新文学作家的主观努力，以文化批判意识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表现形态，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实主义运动的主流格调，并整整影响了几代中国作家。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并没有展开象西方现实主义文学那样直接涉及现代生活矛盾的大规模的社会批判行动；虽然也有部分作品接触到了现实社会的某些矛盾层面，但因创作主体未经过充分的人文精神洗礼，他们对于现实与现实构成的理性认知缺乏现代意识的明确性。在他们的作品中，现实的矛盾冲突只不过是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表现，他们不可能从这种现实的观感中，体验到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所暴露出来的人性的丑恶。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工业化文明，更不会去盲目地批判或否定这种文明自身的局限；所以他们作品表现出的由现实矛盾而萌发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很难达到鲁迅文化批判小说那样的思想深度，以及持久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如郁达夫的《薄奠》就无法同鲁迅的《祝福》相比）。换言之，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缺乏现实批判的社会物质基础；那些所谓现实批判的作品，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折射着文化批判意识。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实际也包括以后的现实主义文学走向），如果脱离了文化批判意识的核心准则，就不可能取得读者的认可和艺术上的成功。后来巴金现实主义创作思维的转变，就是一个极好的说明。众所周知，巴金是一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信仰者，他早期的作品如《灭亡》、《爱情三部曲》等，均是以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理想而展开现实批判的（他把政府看成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个人英雄主义与腐败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便构成了现实批判的主要内容），但却并没有引起社会对他和他作品的足够重视。当他将创作的思路调整到对传统文化最基本的单位——家族与家庭的理性思考与全面反思时，他的《家》、《春》、《秋》以及《寒夜》，才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深刻的文化批判意识，将巴金推向了中国现代文学巨人的行列。这充分证明着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文化批判意识，其本质上是在重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所从事过的启蒙主义的思想使命；它的思维意识的滞后性，是中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显著差别之一。
从20年代末开始，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就试图改变“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文化批判功能。他们对“五四”现实主义作家从传统文化批判着手进行的思想启蒙运动，失去了应有的耐心，认为这是一种脱离现实脱离时代的滞后行为，所以他们对“五四”新文学运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从政治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急切地要求介入现实批判的社会生活领域。只要通观浏览一下“左联”前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理论主张，便不难发现客观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倾向：中国当前已经进入到了资本主义（即工业化）的时代，所有的社会矛盾都集中体现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殊死斗争；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加速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我们姑且不去理会这种理论认知是如何幼稚地超越时代，但它却对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直接切入社会现实生活的本身，并对刚刚启动的中国工业化起步阶段所产生的新的社会矛盾关系，断然采取批判否定的态度，起到了关键的引导作用。如果排除政治意识形态的偏见来观察，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批判态度上，革命现实主义与西方19世纪的现实主义几乎是取同一步调的（这种偶然的巧合，竟使我们将巴尔扎克等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世界观”人为地加以提高，并长时间的将其引以为同志）。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现实批判功能的成功实践，在茅盾的《子夜》中得到完美的体现。茅盾说他写《子夜》的主观意图，是要客观地“描写买办金融资本家和反动的工业资本家”同“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斗争（注：《茅盾选集·自序》，转引自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册）第 1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进而去揭示社会发展前行的必然规律。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他在《子夜》中建构了一种全新的艺术表现模式：矛盾对立斗争的双方都以明确的身份获得了视觉的直观性（而“五四”时代的文化批判对象则是一种隐形的感观形象），他们之间的冲突是硬性而直接的（而“五四”时代则是软性而间接的）；解决矛盾的方式也十分简单，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导致了无产阶级反抗意识的觉醒，而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又必然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行将灭亡。一句话，只有彻底消灭了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也随之迎刃而解。《子夜》的现实主义创作模式，后来又被引用到农村题材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中，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都是这一创作模式的产物。革命现实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文明的批判，其本质上并不是要否定工业化文明本身，而是要否定资产阶级且以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取而代之。这使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充满了对未来理想的憧憬和希望的亮色，同时也再度显示了中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之间的显著差别（西方现实主义文学只强调冷静客观地批判审视现实，而不主观人为地涉及理想与未来）。
建国以后，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使命也随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完结。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时代颂歌，对现实主义的批判功能进行了全面的取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难觅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踪影（注：请参见拙作：《论20世纪中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文艺研究》1999年2期。）。直到新时期，随着“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思潮的出现，现实主义的批判功能才逐渐回归；但无论是对左倾思潮的反思，还是再度标举文化批判意识，现实主义批判功能的力度都远不如以前。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社会生活变化的速度太快，文学已进入多元化的时代，以往由现实主义所承担的社会批判使命，已被分解而被各种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所共同负担。其二，是现代中国工业化已具有了相当的规模，人们对工业化文明也拥有了更为深刻的理性认识；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表现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王朔、方方、池莉、余华等人作品的自然主义倾向，正在成为新的审美时尚而受到社会的青睐。现实主义批判功能的转型并不意味着它的历史退潮，我们应该注意而且主动去接受这一事实。当我们真正感受到了90年代青年作家群体以调侃的态度对生活本身发出疑问和挑战时，我认为，这才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与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在精神领域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沟通。尽管它们在某些艺术表现技艺上仍存在诸多不尽相同之处。
三
西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思想宗旨，是对人性丑恶现象的理性批判。这与文艺复兴和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对人性解放的热情颂扬完全不同。因为资产阶级在其取得了对封建贵族与宗教神权斗争的彻底胜利以后，“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并没有得到兑现。尤其是在工业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新的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引起了西方思想界的冷静思考。继康德的“批判时代哲学”之后，费尔巴哈又提出了著名的“人本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哲学的理论核心是追求人的“共同幸福的平等权利”，反对少数人占有财产而其余人一无所有的“极端利己主义”（注：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98页，三联书店1959年版。）。“批判时代哲学”和“人本主义”哲学都对人性的负面效应进行了批判和否定，他们站在理性的高度，将人性的贪婪及永无休止的欲望，归结为是造成社会矛盾和社会悲剧的最主要因素。这种理论对于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虽然仍把人做为表现的主体，但却只是批判的主体而不是肯定的主体。他们将人性的弱点进行了充分的展示，不仅反映了他们思想意识的超前性，并为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全面走向人的灵魂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思想宗旨则有所不同。我们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纯理念哲学做为精神的支柱，也缺乏文艺复兴、浪漫主义和启蒙主义文学运动的历史铺垫，更未发生过象样的人文主义思潮；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几乎是在西方进化论实用主义哲学的直接推动下，以超越时代突发形态强行启动的。当中国文学选择了现实主义，并以其悲壮的呐喊揭开它现代转型的序幕时，不仅物质环境不具备，而且人文环境也更糟糕，诚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是如此”（注：《坟·灯下漫笔》，《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上册。）。中国人既然从来没有争得过人的权利，那么摆脱奴性、争取人性，必然将成为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神圣使命。然而，由于缺少必要的历史环节，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艺运动从它问世的那天起，就不得不将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权思想，浪漫主义和启蒙主义运动的个性解放思想等诸多使命一同承担起来，从而造成了百年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复杂状态。在具体的理论与实践中，人既是被批判的主体，又是被肯定的主体，两者往往又同时存在于一种表现状态之下。不过这种批判的本身并不是为了否定主体的价值，而只是通过否定主体的某些局限性而达到重塑主体形象的目的。如鲁迅、叶圣陶等人笔下小人物的奴性或“灰色灵魂”，自然是作者批判否定的对象；而这些悲剧人物的不幸命运，又客观反映了中国现实主义作家对个性意识与人的尊严的强烈渴望。所以，对人权、人性和个性的不懈追求，尽管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理解，但却清晰地反映着本世纪中国作家的人文主义理想和现实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这也是中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另一个显著区别点。
早在五四文学革命以前，梁启超等人就提出了运用文学进行人性启蒙的思想要求。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具有“入而与之俱化”（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的特殊功能，它可以表现“最理想的人性”（注：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并能够“致人性于全”（注：鲁迅：《坟·科学史教篇》，《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上册。）。到了五四新文学时代，人性为文学之本的思想观念，则以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同时被新文学现实主义作家所接受。而这两种不同表现方式的代表人物，正是周氏兄弟。周作人针对中国文学缺乏人的主体意识的历史与现况，从“立”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他最著名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的理论主张。周作人强调指出：所谓“人的文学”，就是“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人的文学首先应以发扬人性为目的，可以从正面去表现人性的理想，给人们指明正确的人生方向；也可以从侧面去表现“非人的生活”，引导人们找改良解决的办法。其次人的文学是个性与人类性的统一，文学虽然是一种个体的行为，但创作主体的思想情感一旦引起读者的共鸣，它就具有了人类共性的特征（注：《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而平民文学并非是指文学的通俗化，它所要求的是文学应当展示普遍的人性，并在对其经过提炼洗礼之后，使其“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注：《平民文学》，《每周评论》第5号。 ）。实际上平民文学是人的文学思想的深化或延续，其主要论点，在30年代都被梁实秋做了更为系统化的阐释和发挥。无可否认，周作人对于文学应以人为本、以弘扬人性为最高境界的理论倡导，对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五四”时期“问题小说”和“乡土文学”对于人的命运的强烈关注，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忧虑，都是这种影响的积极产物。鲁迅则选择了从“破”的角度着手，去实践他“改造国民性”的社会启蒙理想。鲁迅本人也十分推崇“个性之尊严”（注：《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上册。），肯定人作为文学主体性的现实意义；但他更注意到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长期束缚，造成了“民族劣根性”的积重难返。但由于“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注：《华盖集续篇·马上日记》，《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上册。），所以“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子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注：《热风·三十八》，《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上册。）。在鲁迅看来，向民众宣传以人为本的现代意识固然重要，但不彻底清除中国人长期形成的奴性思想，个性主体意识则根本无法立足生长，“个人的自大”（注：《热风·三十八》，《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上册。）也只能成为空想的泡影。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鲁迅在《呐喊》与《彷徨》中，塑造了大量愚昧且病态的“国民性”的艺术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他们在现实生存环境中为了“活着”而不是“生活”的痛苦挣扎，以及失去自为存在的盲从性，并对其畸型的心态做了入木三分的冷峻分析。鲁迅本人也像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评价的那样，成为了“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他的作品对于人性的关注同样“显示出灵魂的深”（注：《集外集·〈穷人〉小引》，《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下册。）。他对那些不幸者甚至是可悲者的冷嘲热讽，作为一种深刻的文化反思方式，其实质却深深蕴含着他对国民个个都能成为“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的殷切期望。因为“破”的真正目的，还是在于要“立”；故无论是周氏兄弟，还是其他新文学现实主义作家，同时也包括30年代巴金等自由主义作家在内，他们的文学创作，都对人性的启蒙投入了全部精力和主观激情；而未能象西方的现实主义作家那样，始终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和清醒理性的批判精神，与被表现对象之间保持着一定的情感距离。
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后起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在对人的主体性问题的认识上，也与“五四”现实主义作家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冲突。他们并不否认人作为文学主体的存在价值，也承认人是社会的主体和实践的主体，但他们却对“五四”时代的个性解放思想持有异议。因为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里，社会生活是一种群体实践活动的产物，个性不可能脱离群体而成为绝对自由的存在；所以他们强调个体的解放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群体解放的大局，作家文学家也必须“从个人主义虚无”，转“向工农大众的路”（注：冯雪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转引自许道明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从这种社会政治革命的理论要求出发， 30年代以后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将人的个性启蒙转变成阶级群体（抗战期间还曾一度发展的民族群体）的启蒙，将个人的主体意识演化为阶级的主体意识，并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模式，对以后的文学实践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农村题材方面，从茅盾的“农村三部曲”、叶紫的《丰收》，到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作品的故事构成基本都是通过落后（老通宝、云普叔、严志和、梁三老汉）与进步（多多头、立秋、朱老忠、梁生宝）两种农民形象的比较，而显示出个体解放的真正出路，必须要借助群体解放的力量来实现的。在知识分子题材方面，从蒋光赤的《咆哮的土地》、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到杨沫的《青春之歌》，作品的故事构成同样告诉读者这样一个道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性解放思想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空想，知识分子只有投身到具体的革命实践中（象李杰、素裳、林道静那样），并伴随着阶级与民族的解放而获取自身主体意识的解放。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基本上否定了个性自体解放的可能性，并对“普遍人性”或“共通人性”表示出了强烈的反感。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对于人的主体性的理解与认识，的确具有其社会实践意义的可操作性；它不仅成为革命现实主义作家的坚定信念，而且还吸引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五四”文学大家的思想转向。这是一个极有趣味的文学社会学现象，它不仅表明着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复杂性，更揭示着中国作家对于传统文化的依赖关系。
以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从对“文革”极左思潮摧残人性的非理性行为的反思入手，反映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对于人的主体意识的再度关注。而“反思文学”则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扩大到了50年代的“反右”运动，并由此而引发了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界关于人性与主体性问题的广泛论争。这场具有深远意义的论争，首先是明确了主体的独立品格。人作为行动着的人或实践着的人，具有高度的主观能动性，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去支配外部世界。而“文学中的主体性原则，就是要求在文学活动中不能仅仅把人（包括作家、描写对象和读者）看做客体，而更要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挥人的主体力量，在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为目的”。其次是肯定了主体具有“超我性”的功能，它由自我尊重和自我实现两个因素构成。自我尊重的需求是作家在社会中有意识地回归自我，而自我实现的需求则不仅回归自我，而且把自我的感情推向全社会和全人类。新时期关于人性与主体性的论争，从认识的分歧到渐渐地统一，并没有用多长的时间。因为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使人们具备了直接了解西方哲学与文学的客观条件；同时又有深刻的历史经验教训可借鉴，所以它对人的认识要远比“五四”时代更具深度和广度，对于创作实践的指导也更具有力度。整个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不仅是现实主义作品，而且也包括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作品，都因沐浴着它的恩泽而闪耀着灿烂的光芒。文学也因主体意识的牢固树立而真正摆脱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成为了一种自由和自为的独立形态。
四
20世纪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虽然主观上一直都在努力地接近西方，但客观上却一直游离于西方，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应该有很多话可说。我个人认为，除了文化背景、时代差异和民族审美心理等等外在因素之处，有三个主观因素的东西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其一，从“五四”时代我们就确立了向西方文学靠拢的发展目标，但由于中西方文学进行直接对话时，两者间思想认识上的巨大差距很难一下子沟通，于是我们便把目光转向了苏俄。俄国是西方工业化启动最晚、进入现代社会最慢的国家，当19世纪西方其它国家已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时，俄国的封建奴隶社会还未完结，这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态十分接近。所以俄国19世纪以反封建为己任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自然会受到中国现实主义作家的青睐与效法。将俄国文学（后来是苏联文学）当做西方文学加以全盘接受，这无疑是一种认知上的幼稚和错位，它在一定程度阻碍了中国作家对于西方文学本质全貌的详细了解。其二，纵观百年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发展史，由于国人“对于欧洲所知有限”（注：茅盾：《鼓吹集·后记》，转引自刘锋杰著《中国现代六大批评家》，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 我们并没有认真去研究西方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发展运行规律，只是出于对部分西方现实主义作品的直观感受，或从对西方人编写的文学史的浏览，来印证自己的判断和结论，错误与主观武断性也就在所难免。现在已有学者做过统计（注：可参见刘增杰著《云起云飞——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透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五四”时期对于西方文学的宣传介绍几乎都是零碎且不成系统的，三四十年代对于西方文学完整介绍的学术著作也只有一两部，其余的均是些对于西方某种特殊文学现象的直观介绍；而对于西方文学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的译介之书，则少得可怜。50年代至70年代末，由于自我封闭的客观事实，更是人为地隔绝了中国作家与世界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一切联系。这不能不影响到中国文学对于西方文学的真正认识。其三，20世纪的中国现实主义作家，具有太强的社会救世意识。他们介入文学的真正意图是要介入社会，而且他们对社会民众的思想启蒙，则又是把自己凌驾于被启蒙者之上；以现代意识的获得者及传播者的身份自居，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传统文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理念，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故20世纪的中国现实主义作家，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象西方现实主义作家那样理性和洒脱。
全面回顾与反省20世纪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我们也不能不对学术理论界的矛盾复杂心态表示强烈关注。迄今为止，学术理论界的主流见解，都承认现实主义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运动的实际主体；但到目前仍没有一部详尽完备的学术力著，科学系统地去考察百年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性质、基本特征以及它与世界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之间的关系。唐弢本和林志浩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虽然明确无误地将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定性为是一场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但他们却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为基本的价值评判尺度，以西方的现实主义（“五四”新文学时期）、苏联模式的现实主义（左联时期）、中国式的革命现实主义（40年代以后）的所谓三个阶段的合理演化，完全将中国现代文学从世界现实主义文学体系中孤立出来，试图赋于它以合法的地位与特殊性原则。这种狭隘的理论思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影响着人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基本性质的理性认识。现实主义是拒绝理想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融和或兼容了理想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现实主义”，就意味着它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现在的学术理论界，尤其是90年代的学术理论界，还有另外一种倾向更令人担忧。由于对以往现实主义理念的“厌恶”与“反叛”，新生代学者极力想摆脱苏联模式的理论思维，他们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20世纪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非规范性；为了校正前人的认识错误，他们不再单一地去解释现实主义，而是人为地将现实主义纳入到现代或后现代的文化语境地中去加以重新诠释。这种主观努力的客观效果，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史做了多元化处理，其目的无非想要消解现实主义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上的主导地位（新近出版的黄修己本和孔范今本《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就明显受到了这种躁动心态的影响），进而消解20世纪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本身。如果说我们的前辈文学史家因受政治意识形态思维的束缚，曾经对“我们的”现实主义在绝对肯定意义上产生过“误读”；那么我们的新生代文学史家在所谓的新思维的引导下，是否也正在对现实主义产生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误读”呢？
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然而，这是否也意味着百年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使命以及学术理论界对于现实主义的认知也随之终结了呢？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一句话，那就是要看20世纪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究竟是不是严格意义（同世界发达国家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相比较）上的“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以及我们是否从理论意义上真正理解了现实主义。
1999年元月29日修订于海南师大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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