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建国后17年我国成人教育体系变革和发展的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体系论文,成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064(2006)05-0005-07
20世纪50年代虽然是中国成人教育的起步和发展时期，但却为今后中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建国初期，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国政府在改造旧教育、模仿前苏联建立新的教育体制时，从我国实际出发，确立了与普通学校教育平行成制的成人学校教育制度，由于其对象是以从事生产的工人和农民为主体，所以又叫工农教育。开展工农教育主要是提高工农干部和广大工农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科学知识水平，以适应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建国到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966年为止的17年间，适应不同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变革和成人教育发展的需要，党和政府对成人教育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并从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提供了保证，这是当时人民政府的一项重要决策。由此在新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工人、农民、干部教育为主体的初、中、高层次的成人教育新体制。这种教育模式的建立可以说为改革开放时期成人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教育理念，比如说“两条腿走路”、“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等至今仍对我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大幅调整、失业人口居高不下、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的当今社会，我国政府在党的15大报告中早已提出，要培养和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专门人才。在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并不十分完善，同时知识社会的进展加速，终身教育理念已开始被人们接受的今天，可以说我国的成人教育将会有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成人教育史的研究，探索成人教育发展的规律，可以说是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重要一环。本文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成人教育体系变革和发展的历程加以简单的回顾和总结，并对当今构筑中国特色的学习化社会的借鉴意义加以探索和追求。
一、建国后17年中国成人教育体系变革和发展过程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的17年间，根据成人教育的方针、内容、方法的变化，笔者将这17年间的成人教育的发展历程大体划分为3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初期成人教育体系的确立和发展时期(1949—1956)，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成人教育体系的大跃进时期(1957—1961)，经济调整阶段成人教育的调整时期。以下对这3个时期的成人教育发展加以简单的回顾。
1.新中国成立初期成人教育体系的确立和发展时期(1949—1956)
新中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建立，必然要求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制度，以与之相适应。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辞中，毛泽东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1]。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制度，加强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共同纲领》做了明确的规定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也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制定了新中国文化教育方针。特别是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借鉴20余年来各革命根据地的教育经验，吸收旧学制某些可用的部分，并借鉴前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来建立新的教育制度。并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确定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的总方针。同时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还提出了“要作必要的准备，以便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识字教育，扫除文盲的伟大工作”，“争取从1951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2]。在1950年9月的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上，将工农教育问题列入国家教育工作的主要议事日程，明确了工农教育的实施方针、政策和措施，为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工农教育管理体制和各种规章制度奠定了基础。在之后的1950年11月10日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58次会议批准的《关于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工农教育是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和强大的经济力量的必要条件，没有工农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也就没有文化建设的高潮”[3]。也正是因此，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扫盲运动的高潮。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当时的政务院在1951年正式公布《关于改革学制的规定》[4]指出，我国原有学制有许多缺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人农民的干部学校和各种补习学校和训练班，在学校系统中没有应有的地位。要改革不合理的年限与制度，以利于广大劳动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工农干部的深造和国家建设事业的促进。这表现在除了有各学校招收工农适龄子弟外，还专门设立了面向广大工农群众的工农速成初等学校和中学，以及为工农特设的业余小学和中学。而且这些学校原则上与一般学校建立了转学或升学的关系，甚至可以升入大学或专门学院。另外新的学制也开设了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和训练班，提供参加革命3年以上的工农干部，由各机构、工厂、学校、农村选派就读学习。此外，新的学制也为工农开办识字学校，如冬学、识字班，以达到扫除文盲的目的。改革后的学制，在规定了普通教育的发展方向的同时，也规定了着重发展工农教育的方针，具有面向工农、服务工农的特色。
为使教育真正为工农服务，工农业余教育是当时国家关注的一个重点。为了大面积地培养革命工农干部，首先制定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工农文化补习学校实施办法草案》，一个是《工农速成中学实施办法草案》。这两个方案的实施，使大批工农出身的干部得到文化教育的洗礼，并使他们成为共和国建立初期可靠的政权基础。同时由于当时我国工农的文化水平较低，工农教育还推行大办补习教育，在全国广泛开展了识字运动。1950年6月1日政务院发布的《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5] 中有如下规定，“目前职工业余教育的对象以工厂企业中的工人职员为主，职工业余教育内容以识字教育为重点，职工教育可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进行。凡已经在职工中进行过一定时期的政治启蒙教育的工厂、企业，现在都应开始有计划地展开识字运动、设立业余教育普通班，争取在3、5年内做到职工中现有的文盲一般能认识1千字上下，并具有阅读通俗书报的能力”。在农民教育方面，1950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6] 中有这样的规定，“农民业余教育一般地应以识字学文化为主，配合时事、政策教育和生产、卫生教育。但各地区的情况不同，农民的觉悟程度亦有差异，因此又必须根据具体条件与要求，因时因地制宜”。据1951年的数字，参加业余学习的工人大约200万人以上，农民业余学校入学人数达1400万人，农村冬学入学人数达到4200万人[7]。
另外为了有效地动员工农群众来参加学习，还采用文化诉苦及利用群众的各种集会进行宣传鼓动，同时也实行了个别劝学及运用文艺活动如，演剧、画报等进行宣传鼓动。但是在这一时期，由于生产与学习时间的矛盾、师资素质的低劣、教材与教学法的不适应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农教育的展开。
自1953年起，由于国家工业化建设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改造的奋斗目标，建设速度加快，要求全国各条战线的职工必须提高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因此，根据现实的需要和可能，1955年对职工教育做了必要的调整。一是以业余学习为主，二是建立规范性的业余教育制度，以保证学习质量。1955年12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根据年初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的全国职工业余教育会议的精神与要求，又与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了全国职工业余教育会议，提出大力开展从小学到大学的正规职工业余教育。与此同时，各级职工业余教育均建立规范化管理制度，确立课程教学计划，建立考试验收制度。要求全国职工必须把文化学习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同时要加强统一领导，加强制度和措施落实。
为了促进扫盲教育的正规化，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于1953年11月24日制定和颁发了《关于扫盲标准、扫盲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12月又与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1953年冬学工作的指示》。1954年7月22日，教育部和扫盲工作委员会下发《关于城市劳动人民业余文化教育工作的通知》。同年8月5日，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会议，要求“仅仅跟随和密切结合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和农业生产的发展，积极地有计划地扫除农民中的文盲，并逐步地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1955年6月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指示》提出，积极地开展农民业余文化教育和扫盲教育，要求合作社和互助组将生产和文化教育统一管理起来，采取以民教民的办法。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长期分散的个体生产者被组织起来，客观上有利农民、特别青年农民组织起来参加文化学习，有利于生产和业余文化教育的结合。到195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全国颁布了《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8]指出，“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扫除文盲，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文盲状态，具有现代的文化，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大革命，也是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并指出，“从1956年开始，必须密切地结合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在工农群众中大力开展识字教育。要求各地按照当地情况，在5年或者7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要求2至3年扫除机关干部中的文盲；3至5年扫除工厂、矿山、企业职工中的文盲95％左右；5年或者7年基本上扫除农村和城市居民中的文盲，就是说要扫除文盲达到70％以上。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条件特殊困难的地区，应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扫除文盲的计划和速度”。尽管这一宏伟计划没有实现，客观地说，在当时也无法实现，但从计划和政策方面的确首次大胆地提出了目标和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各种积极措施与办法。
另外，为进一步挖掘全国现有高校培养各方面建设人才的潜力，让更多的在职工农和干部能接受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函授大学和夜大学的创办被列入了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总之，在建国初期，通过工农教育，不仅培养、造就了大批的工农干部队伍，使其担负起了领导经济建设的重任，而且通过识字教育，也提高了普通民众的思想觉悟，推动和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还制定了建国后较为完整的成人教育具体政策，如成人教育的方针、任务、制度、教学计划、师资、经费来源、开支、组织管理等，为建国后新中国系统的成人教育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成人教育发展。
2.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成人教育体系的大跃进时期(1957—1961)
1956年，我国提前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宣布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开始全面地进行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特别是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面地规划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向，并推动了建设事业的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根据前苏联的发展模式，致力于重工业的发展，虽然有客观的增长，但却过于偏重，因而忽略了发展农业。再加上中苏关系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影响，探求一个与中国实际需求和情况相适应的本土建设模式，就成了摆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面前的急务。再加上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期间某种程度上获得了可观的物质成就基础，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便认为中国可以建立人民公社，使社会主义社会加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由此在中国全土展开了推行“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政策。随着国家建设基本政策的改变，教育策略亦与前一时期有所不同，即采取的是群众路线，老解放区时的教育方针再次被重视。而大跃进教育的方针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事业要由党领导[9]。而贯彻这一方针的方法是必须要走“群众路线”，用“两条腿走路”的办法来迅速发展教育。即用意是要在教育上继承和发扬老解放区的精神，结合中国实际尽量发展和善用中国自己在人力和物力上的资源。在这种教育方针下，政府除致力于扩充正规学校，特意优先招收工农子弟入学外，另一方面还大量提供各种专为工农而设的“红专”学校，给予工农政治教育和现代的实用科技知识训练。一方面政府也是想通过这些设施，进一步向国家提供新的科技人才，以满足大跃进的实际要求。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想通过科学的普及化和大众化，可以创造出一支强大的无产阶级科学和技术力量，去取代目前存在的少数“小资产阶级专家”[10]。为了达到上述的要求，全国各地便成立了不少红专大学、业余大学和业余学院。红专大学由县、乡、农业合作社或工厂里的民众自办。业余大学和业余学院则有三种形式，即由正规的大学开办夜间课程，或由工厂和企业来主办，或由地区政府主办。这些学校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工农分子及其子弟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授予他们以工农业的知识，因此政治教育和现代科学与技术的知识成为课程的中心，但课程的安排却不依照科学的系统方法而定。这些急速组成，基础不稳的学校，由于缺乏具有基本资历的管理人员、教师和设备，同时工农成分的学生亦没有学习水平，这些专为工农特设的学校，并没能有效地达到提高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等目标。
这一历史阶段，成人教育取得的主要成就就是“两条腿走路”方针的提出和多种形式办学格局的形成。1958年4月15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围绕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克服党委轻视对教育的领导，教育计划和措施要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等重大思想认识问题，展开了一场教育思想和办学体制改革的大讨论。之后，在1958年5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同志提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小学、中学、大学，整体都是读书。他设想，还可以采取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辅而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一种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一种半工半读的工厂劳动制度。就是说，无论在学校中、工厂中、机关中、农村中，都比较广泛地采用半工半读的办法。刘少奇同志还认为，半工半读不单纯只在工人教育中可以搞，在城市、农村，中等技术学校、高等院校等不同层次的学校也可以搞。他还设想如果中国能搞起半工半读(半农半读)，那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可以比较充分地满足许多人的升学要求，工厂里人多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劳动就业的人可以多些。这种设想把劳动与教育非常密切地结合了起来，同时又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教育经费和人员，并锻炼了青年工人、农民们的劳动技能，是缩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11]。这些认识成为后来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的核心。
为了适应形式，推动教育工作的发展，《指示》充分肯定了坚持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必要性，同时还指出，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动员一切积极因素，既要有中央的积极性，又要有地方的积极性和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学校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为此必须采取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全面规划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特别是办学的形式应该是多样的，即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学校教育与自学(包括函授学校、广播学校)并举，免费的教育与不免费的教育并举。提高教育思想认识是一个渐进过程，经过建国9年来的实践，总结出“三结合”、‘六并举’，是我国教育认识的一次飞跃。这种飞跃，不仅对我国普通教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而且对我国成人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结合中国实际提出和试行两种教育制度，促进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结合；第二，扫盲教育再现高潮；第三，工农业余教育大发展；第四，远距离成人教育有了新进展，成立了我国第一所电视大学[12]。
在此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我国人民探索一条适合我国成人教育发展道路的尝试。尽管在探索中有曲折或失误，但从其理论根据和实际效果来看，在我国当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情况下应该说是可行的，对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和把科学技术普及到生产和工作之中是有效的。从历史的角度看，它的确是探索发展成人教育的一大成就。
3.经济调整阶段成人教育的调整时期
由于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地打击。于是从1961年开始，中央下决心坚决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各种关系，纠正左的错误。并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指导各方面工作的基本条例。由于国家发展方向的转变，调整时期的教育策略亦随之改变，也就是说教育的质量再次引起重视，由此大跃进时期的扩大化的教育规模和教育结构被加以调整。这一时期的成人教育也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进行了有效地治理整顿，认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根据计划经济的特点稳健地制定成人教育发展规划，避免盲目发展和不讲质量的急于求成，开始注重成人教育质量，加强领导和管理，按科学规律办事，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对人员编制、办学条件、教学计划、教材等内部管理做了必要的规定，提高了办学质量和水平。因此，我国成人教育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制订学以致用的成人教育发展策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进行调整，在调整的基础上发展。与此同时，扫盲教育也注重扫盲质量，同时把巩固提高扫盲成果作为突出问题加以重视。
再有就是半工(耕)半读教育得到发展。自1958年提出两种教育制度，实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经过几年的实践，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1962年对教育事业调整，大力提倡两条腿走路，主张在民办、半日制、业余教育上下功夫。要将半日劳动、半日学习的办学模式推广下去，需要认真地进行实验，深入地探索。1964年，刘少奇从防止和平演变的角度上，重新提出他在1958年曾经提倡过的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在7、8月间，他到各地视察工作时，都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现在的教育制度是不好的，不是照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那样办的，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如果不采取措施，那要出修正主义。而实行这种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可以减轻国家和学生的负担，实行普及教育；从长远来讲，可以初步地消灭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差别，以逐步消灭三大差别，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还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他认为，按照这种办法培养出来的学生，与现在的干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不同，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既可以从事脑力劳动，又可以从事体力劳动，既可以当工人、农民，又可以当技术员和领导干部，是一种新人。因而，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挖修正主义的根子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要措施[13]。1964年10月11日，中央宣传部印发了城市半工半读学校办学经验汇编，介绍了天津的经验。11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问题的批示》下达到全国各级教育行政机关，介绍了江苏省关于发展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的规划(草案)。应当说，这是一种典型引路的方法。
据此，各地都在总结举办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的经验。天津市认为，半工半读的学生具有特殊的优越性。具体如下：(1)直接参加工厂里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比全日制学校能接受到更多的政治锻炼。(2)参加生产斗争，在劳动中，更容易培养他们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3)和老工人朝夕相处，直接受到老工人的革命精神的熏陶和影响。(4)学生有实际经验，学习理论领会得比较快。(5)学生边干边学，能把理论与实际互相印证，互相结合，能学到实打实的活理论[14]。
为推广半工(耕)半读教育制度，教育部于1965年3月26日至4月23日召开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又于10月25日至11月13日召开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会后，中央都发过专门的指示，推动半工(耕)半读学校的发展。在后来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推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被作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而批判。
二、从主要影响因素看建国后17年中国成人教育体系变革和发展过程的特色
1.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及政治因素直接制约着成人教育的发展方针和水平
引用加拿大成人教育社会学专家奥里维埃的话来说，成人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特定的组成部分，总是与其广泛的社会背景所相互联系的，总是与其相关的社会活动所相互交叉的[15]。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对成人教育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在我国还由于在改革开放前特别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所以政治因素也强有力地制约着成人教育的发展。
通过前面对建国后17年中国成人教育体系变革和发展过程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及政治因素直接制约着成人教育的发展方针和水平。在1949—1956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满足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经济的需要，成人教育主要着眼于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恢复与发展国家生产建设服务。在1949—1952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教育的普及是当时的重要任务，因此扫盲教育是这一阶段成人教育的重点，而到了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期间，为了配合我国工业发展的需要，不仅要搞好普及工作，适应工业建设的需要，而且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也开始受到重视，也就是说，质的充实，学历教育特别是专业教育开始受到重视。这种成人教育结构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和需要，符合当时的国情，由于办学方向正确，这个时期的成人教育获得了健康的发展。到了1958年5月，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制定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明了成人教育的办学方向，即成人教育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服务。但是在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左”的错误、经济上的冒进，盲目地重视普及的发展，片面强调量的提高，致使逐步建立起来的成人教育体制未能坚持和发展。在管理上出现了严重脱离实际、急于求成、高指标等形式主义，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下降。
另外，这种制约关系成人教育在农村和城市的不同发展态势当中也露出端倪。建国后的17年，为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城市、农村的成人教育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在老解放区，由于大多是偏僻的农村地带，适应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形势的需要，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主要开展了面向广大农民的政治动员和识字教育。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全国解放的到来，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中的成人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之后在建国初期和第一次五年计划期间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城市的成人教育要重于农村的成人教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我国教育一直摇摆于国家政治和经济之间的现象。
2.普通教育的发展水平制约着我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模式
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虽然在其培养目标、方针等方面各有建树，但这并不影响二者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在我国建国初期，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发展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我国政府在继承老解放区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各级各类教育都迅速趋于正规化和制度化，当然成人教育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二三十年间，成人教育沿着两条相互矛盾、相互联系的路线行进着：一方面，大力推行成人教育的正规化和制度化，努力构建成人学校制度，并与普通学校教育制度兼容对接；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冲击和突破这种正规化和制度化，试图用成人社会教育的经验、模式来改造甚至替代学校教育制度[16]。于是在现代教育史上首次建立了与普通学校教育制度并行的成人教育制度，即贯彻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建国初期建立的这种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并行成制的制度，虽然从其现实表现来看，发展状况不尽如人意，但确实呈现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例如，众所周知，在日本，成人教育是发达的社会教育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有时可将社会教育理解为成人教育的代名词。日本著名的社会教育学家宫原诚一认为：狭义上的社会教育是在近代学校教育制度被建构的基础上成立的，是和学校教育制度呈相对关系的概念。这里所说的相对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第一是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第二是作为学校教育的延长，第三是作为学校教育以外的一种教育要求[17]。对于宫原诚一的理解，我们也许会持有疑义，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概念中的关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关系的论述。同时他提出的作为学校教育以外的一种要求的社会教育的理解，这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成人教育的本质，即成人教育应该是民众、特别是劳动者阶级的自我教育运动。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1972年的报告书《学会生存》中，给成人教育以这样的定义，“成人教育可能有许多定义。对于今天世界上许许多多成人来说，成人教育是代替他们失去的基础教育。对于那些只受过很不完全的教育的人们来说，成人教育是补充初等教育或职业教育。对于那些需要应付环境的新的要求的人们来说，成人教育是延长他现有的教育。对于那些已经受过高级训练的人们来说，成人教育就给他们提供进一步的教育。成人教育也是发展每一个人的个性的手段。上述各方面，也许有的方面在这个国家比较重要，也许有的方面在另一个国家比较重要。但它们都是行之有效的。”[18]
上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解释和日本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都是建立在近代学校教育制度普及的基础上的。而我国在清末民国初年虽然也建立了近代学校教育制度，但由于战乱和军阀割据，其发展和普及状况并不尽如人意，即使到解放初期我国的文盲率仍居高不下。也正是这种现实状况制约着我国成人教育的发展模式和其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在现代社会，科技成果层出不穷，并广泛而迅速地应用于社会生产实践，导致了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不断变化，使社会流动成为一种普遍的、重要的社会过程。而在影响并促进这一社会过程运行的所有因素中，成人教育又成了最主要、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具体地说，在社会流动过程中，作为一名业已承担一定社会职责，参与某种职业活动的成人来讲，他们借助的条件是多样化的，但成人教育，特别是成人的职业技术教育，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影响力日益扩大，这是一种普遍的发展规律，职前教育的优劣以及对专业的选择固然可以初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职业与社会—经济地位，但就职后根据实际需要继续接受教育，同样能够提高或改变一个人的职业或职业资格，以及与职业相联系的社会地位[19]。在成人教育日益成为学习化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的今天，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的这种关系恰恰为终生学习化社会的构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应根据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终生学习体系。
三、从建国后17年中国成人教育体系变革和发展过程蕴含的教育思想看其对当前教育改革的借鉴意义
据2006年国务院研究室最新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20] 显示，农民工在我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已成为支撑我国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报告指出，农民工在传统体制之外开辟了一条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新通道，为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填补了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岗位空缺。例如，农民工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已占到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报告还表明，我国农民工正在发生三大转变：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这在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不仅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地区差，民众个人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等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地区差，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种由社会差距造成的社会公平问题，必然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效益的提高。而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思想和文化科学素质的提高，成人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十分必要和切实可行的。因为国际成人教育的发展已从多方面证明了成人教育在学习化社会当中有其独特地位。同时我国建国后17年间工农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也为其提供了坚实基础。特别是“两条腿走路”发展教育事业的方针是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教育的基础采取的一项意义深远的决策，至今仍是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指针。两条腿走路，简单地说，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加以理解，一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要发展教育事业需采取国家办学和依靠群众办学等多种形式办学相结合的原则。另一方面就是要成人教育和普通教育并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就鲜明地提出要采取依靠群众，要采用灵活多样的办学方针，在以后的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这一思想始终受到重视。特别是建国后为了实现穷国办大教育，解决升学与就业的矛盾，我国政府建立了普通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并行成制的教育制度，为以工农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成人教育地位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下面从成人教育的发展模式和方针内容两个方面探讨建国后17年中国成人教育体系变革和发展过程蕴含的教育思想对当前教育改革的借鉴意义。
1.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改革传统的教育体系，真正建立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相互衔接和融合的新教育体系。
从1987年的《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到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1995年的《教育法》再到1999年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可以说，根据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及适应这一社会需要所测定的成人教育内容的变化，在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的成人教育发展经历了成人教育的确立期，作为构筑终身教育体系的基本制度的成人教育的发展期和作为建筑终身学习体系的基本制度的成人教育的高潮期的三个阶段。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及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普通国民的学习要求及人权意识的高涨，成人教育也将越来越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人教育政策也必将适应这一需要进行适当的调节。要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全民整体素质，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十分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这就要端正对发展成人教育的认识，改革传统的教育体系，真正建立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相互衔接和融合的新教育体系。在我国把发展学校教育和发展成人教育并行，这既是在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情况下，穷国办大教育的必然结果，也是在终生学习社会构筑中国特色的终生学习体制，满足人们的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要求的正确选择，又是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决策的具体体现。因此，我们应该从国家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成人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以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增强普及发展成人教育的积极性。
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传统体制上的“单位人”已逐渐转变为“社会人”，这一方面赋予了个人更多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社区”管理社会的责任和权力。这一社会背景促使我国政府在当前大力提倡并逐步加快社区教育建设的步伐。而成人教育可以说既是社区教育展开的重要部分，又是促进社区和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一环。为了促进社区成人教育的健全发展，应充分利用社区内的各种教育资源。应利用各种条件，创办社区学校、市民学校、图书馆、读书会等，为社区居民提供教育、文化服务的同时，还应充分利用现有的学校资源，促进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特别是成人教育的相互融合和发展，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事实上，在我国社区内的各类院校、科研机构、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文化事业单位人才济济，在当前对这些人才资源和优势并未进行充分的开发利用。这不仅造成教育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学习化社会的进程。随着终生学习理念的渗透和展开，学习化社会这一目标必然要求我们以教育的开放性、多样性来取代封闭的教育体系。因此各类教育机关和团体都应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树立大教育观。也就是说各类教育机关应充分运用其在知识、人才、设施等方面的优势服务于社会。另一方面社区的教育管理者也应积极争取获得社区内各种教育机关的支援和帮助。这样双方才能够相互沟通、相互促进、相互融合，才有助于学习化社会目标的实现。
2.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真正做到既要重视普及又要重视提高。
教育总是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成人教育当然也不例外。而且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成人教育的经济和文化功能必将进一步扩大，成人教育将直接融入经济之中。也就是说，成人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也将更加密切，与知识经济关系密切的成人教育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速自身的改革与发展。即成人教育不仅要搞好知识的传播，还要抓好知识的生产和利用，发挥全面的文化功能。
透过上述我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我国成人教育的发展主要放在提高民众的基础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上，但却忽视了提高民众的社会生活的参与能力和民主素质的提高。所以，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真正做到既要重视普及又要重视提高。也就是说，在加强基础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更要着重提高广大民众的素质，并调动广大民众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性，使其逐渐在社会活动中确立其主体地位，以贡献于我国学习化社会的实现。
另外从建国至今，我国的成人教育发展一直是自上而下在政府的主导下展开的，这种教育发展模式基本符合我国的国情。但同时，在我国自下而上的自发的教育活动还略显不足，而成人教育的发展恰恰能够弥补这种不足，即调动广大民众的积极性，使他们在提高自身素质的同时，促使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确立民众社会改革的主体地位，促进和提高我国民众的参政议政的水平，从而促进社会整体政治文化的变革和发展。这可以说是摆在我国成人教育面前的艰巨任务。
注释：
①《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这其中作为具体方针之一，特别强调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