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对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洲论文,美国论文,外交论文,策略论文,商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商务外交(Commercial Diplomacy)成为美国对亚洲外交政策的核心。美国对亚洲商务外交策略的形成，既是亚洲经济崛起和主要经济大国（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软实力增强以及与此相应的贸易政策和外交战略调整的结果，也是美国在亚洲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进一步提升的必然结果。本文首先追溯了美国对亚洲商务外交策略提出的背景，分析了美国在亚洲的主要利益及其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从贸易政策框架机制的视角，研究了美国多边和区域贸易协定①“双管齐下”的商务外交策略，并重点分析美国与亚洲主要大国中、日、印的商务外交策略。美国在亚洲的商务外交不仅给其带来以贸易扩张和海外市场扩大为主要特征的商务利益，而且促进了美国与亚洲各国外交关系的进一步提升。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明确美国对亚洲商务外交策略提出的动因及其主要内容，为解读中美关系走向和中国在亚洲的外交策略提供借鉴。
美国对亚洲商务外交策略提出的背景
美国关于商务外交的专门研究始于1996年。面对亚洲的崛起，作为对美国外交政策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库，美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当年组织了一个研究“美国在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American Commercial Diplomacy in Asia)的独立专家小组，旨在探讨商务外交在美国国内和海外的未来发展趋势。1998年，对外关系委员会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商务外交宽泛的含义包括美国为了实现其国际利益与世界其他国家或实体进行的扩大或减少商务合作的任何行动。”②显然，这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取向对商务外交做出的一个描述性定义，它把所有的商务活动都赋予了外交的内涵，这与美国的全球战略一脉相承。
在国际政策研究(International Policy Studies，IPS)领域，商务外交被认为是“一般意义上的外交与商务的交融，是一种致力于影响外国政府制定和调整其与全球贸易和投资有关的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决策外交，其目的在于对能够主导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外国政府的政策和管理决策施加影响”。③这一定义更加突出了一国政府对外国政府在与贸易和投资有关的政策制定和调整中的外交影响和作用。
在外交领域和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最早使用“商务外交”这一术语的是美国商务部。美国商务部把“商务外交”作为其实施贸易政策的“杠杆”之一，与其代表政府在全球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目标时一贯使用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杠杆”相提并论。④但有别于传统的经济外交和贸易外交，商务外交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一般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还包括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和知识产权问题以及在世界贸易框架体系下国别贸易政策与全球贸易规制的相互影响等。
如果把商务外交置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下，那么，商务外交从内涵上可以概括为，一国政府通过贸易和投资等商务合作的制衡效应来实现与其他国家外交关系目标的活动的总称。在外延上，商务外交则既包括国际上主体国家间的商务外交活动，也包括在一国国内，政府、立法者与利益集团和企业间在与贸易和投资等有关的政策形成中的多重博弈，这可以看作是商务外交在国内的延伸，因为贸易政策的形成过程虽看似国内的立法过程，但一旦颁布实施就会影响到外国政府、利益集团和企业。⑤正如普特曼(Robert Putman)的双层博弈(Two-level Game)理论所阐明的，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实际上都在进行双层博弈，在第一个层次(Level Ⅰ)的博弈上，他们与其他国家进行国际谈判以寻求本国利益在国际上的实现；与此同时，在第二个层次(Level Ⅱ)的博弈上，他们还必须寻求实现国内的政治平衡，而任何一个层次的博弈都会影响另一个层次的博弈。因此，“只要各国是相互依赖的主权国家，任何国家的决策者都不能忽视双层博弈的任何一个层次。”⑥商务外交的概念恰当地描述了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贸易与投资政策中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战略的交融，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趋势，并发展成为研究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崭新领域。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亚洲在世界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中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美国逐步调整其在亚洲的外交策略，突出推行以贸易政治为核心的商务外交策略。近年来，随着单极时代的结束和多极时代的到来，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的形成，美国进一步提升了亚洲在其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并通过积极促进与亚洲各国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巩固其在亚洲的影响力，通过商务外交策略实现其在亚洲的商务利益、政治利益和战略利益。
影响美国在亚洲商务外交策略的主要利益分析
亚洲的崛起使其在美国的外交和国家战略中居于核心地位。美国在亚洲的目标可以简单概括为安全、机遇和自由。⑦这三大目标分别和美国在亚洲的安全利益、商务利益和政治利益密切相关。
首先，美国在亚洲具有至关重要的安全利益。对亚洲的核武器控制一直是美国在亚洲的主要安全战略目标，台湾问题、朝核问题和中东问题都是美国国防和国家战略筹划的主要内容。中国的崛起、日本经济的衰退、美国经济对亚洲经济增长依存度的提高等也是美国经济安全的重要制衡因素。在安全战略问题上，美国把亚洲国家按照盟国和非盟国的标准进行了清晰的划分，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确定为其亚洲主要同盟国，并把与新加坡的双边关系逐渐升级。按照美国的标准，美国的同盟国家必须是那些与美国在民主政治、开放市场、依法行事和人权方面有同样理念的国家。这是美国的全球利益在亚洲实现的前提条件。
其次，美国在亚洲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美国国内的政治家们普遍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存在是必须的，而且保持亚太地区的整体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是否愿意以及能否维持和成功运用其在该地区全方位的存在。美国前副国务卿詹姆斯·凯利(James Kelly)在国会的听证中曾宣称：“（亚太）地区的整体稳定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参与亚洲事务的深度和能力，美国把自己定位为亚洲地区稳定的平衡器和盟国安全的担保人。”⑧
再次，美国在亚洲具有广泛的商务利益。亚洲市场是美国仅次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第二大区域市场。过去的15年里，美国与亚洲的年贸易总额从3000亿美元增加到9000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经济进入增长缓慢期，亚洲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地区，而且亚洲拥有美国十大贸易伙伴中的四个（2007年）。科技进步给亚洲各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潜在市场机会也最多，加之亚洲各国贸易政策刚刚步入国际轨道，因此，美国在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施展空间也最大。上述因素决定了美国在亚洲的首要商务目标就是打开更多的亚洲市场，为美国出口商扫除贸易障碍，以出口增长支持其国内的就业增长，从而促进其国内经济走出衰退。美国副贸易代表巴蒂亚(Karan Bhatia)曾经明确指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地区能够像亚洲一样更值得美国从经济意义上去关注，……对这一地区，美国需要的不是月月关注，也不是周周关注，而是要天天关注。”⑨可见，美国清楚地看到了现在和未来其在亚洲的长远经济利益所在。
最后，美国的亚洲战略是其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快速推进的全球经济区域化进程中，亚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最引人注目。事实上，美国一直存有对亚洲一体化的恐惧。20世纪90年代初，当马来西亚首先提出组建“东亚经济集团”时，美国明确表示反对。因为如果亚洲国家能够组成一个经济共同体，亚洲将会凭借其强大的新兴经济和巨大市场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极，它不仅能与欧盟竞争，也能与美洲自由贸易区竞争。因此，实施有效的亚洲战略成为美国21世纪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体来看，美国在亚洲有广泛的安全、商务和政治利益。就这些利益的重要性而言，安全利益位居美国国家利益之首，其中本土防御是生死攸关的利益，欧亚大陆大国间的稳定关系与波斯湾石油通道的安全是高度重要的利益，国际经济开放作为重要利益紧随其后。⑩具体到亚洲，商务利益对美国在亚洲的政治和安全利益存在明显制衡。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竞争新格局的形成，美国在亚洲的商务利益迅速提升，并业已成为主导美国对亚洲商务外交策略走向的核心因素。因为亚洲的经济和贸易增长不仅影响和制约着世界经济增长的前景，而且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和稳定。因此，如何通过全面推行商务外交策略实现美国在亚洲的商务利益已经成为美国21世纪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
多边和区域“双管齐下”的商务外交策略
通过贸易和投资实现政治目标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组成部分，美国在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是其国家战略中目标最为多元化、内容最为复杂的一个。如果把美国在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目标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建立和巩固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和核心地位，因为美国人已经认识到了“亚洲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自由和未来要依靠亚洲人的自由和未来”。(11)
按照美国贸易政策演变的过程划分，美国在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大致经历了以WTO多边贸易框架为主和区域与多边“双管齐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以多边贸易框架体系推动外交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WTO成为克林顿政府商务外交的主要实现路径。通过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入世谈判，美国实现了打开亚洲市场、将亚洲国家纳入多边贸易框架和以贸易和投资促外交的具体战略目标。克林顿政府首次将贸易政策提升到外交政策的高度统筹考虑，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一直采取的单方施压的政治外交，而更倾向于以贸易和投资促外交的商务外交。
第二阶段，即进入21世纪后在WTO之外寻求以区域自由贸易巩固反恐同盟、维护国土安全的阶段。这一阶段，美国虽继续在WTO发挥主导作用，但面对WTO多边贸易谈判失败的困境，美国加速推进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一方面是服务于反恐同盟的建立，另一方面则试图在亚洲区域一体化中攫取相应的利益。对那些在反恐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美国优先考虑与其建立自由贸易区，美国一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就有反恐联盟的成分。因此，这一阶段是一个多边与区域贸易协定“双管齐下”的阶段，并延续至今。
具体而言，美国“双管齐下”的商务外交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提升与亚洲各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
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到WTO的建立，美国是推动世界多边贸易机制建立和发展的主导力量，因而，在WTO成立之前，美国双边贸易协定的签署进展缓慢，甚至到2001年底全球已签署的一百余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BTA)中美国仅占三个。然而，旷日持久的WTO多边贸易谈判使美国意识到，仅依靠多边贸易体制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力度是有限的，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则具有商谈时间相对较短和实现步骤相对简捷的特点。因此，从2002年开始，美国政府在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署上开始全面提速。
由于新加坡是美国在东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2003年5月，美国率先与新加坡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将其作为在东南亚地区拓展自由贸易的范本。迄今为止，美国已经与新加坡、澳大利亚和韩国分别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与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中。
需要说明的是，2000年当越南还不是WTO成员国时，美国就已经与其签署双边贸易协定；而早在2004年老挝加入WTO的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启动之前的1997年，美国也已经与老挝签署双边贸易协定。可见，美国在亚洲推进自由贸易的政治和外交意图非常明显。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显然已经成为美国实现多边和区域贸易政策目标的必要手段。一方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与贸易伙伴国间存在的个别问题，比如环境和劳工标准问题；另一方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还具有一定的参照效应，为区域谈判和多边谈判提供经验和范例。例如，美国与新加坡达成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就将环境和劳工标准问题包含在内。在多边贸易谈判步履维艰之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还有可能为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分阶段实现奠定基础，从而对美国在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起到弥补作用。
（二）以双边贸易与投资框架协定为美国在亚洲的直接投资提供政策支持
2004年，美国在东盟的对外直接投资(FDI)已达到800亿美元，并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为了进一步扩大投资和贸易，美国与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签署了双边贸易与投资框架协定(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TIFA)。
为了促进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和投资，2002年10月，美国提出了“东盟企业发展动议”(Enterprise for ASEAN Initiative,EAI)。根据这项动议，签署贸易与投资框架协议是美国与东盟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第一步。2006年8月，美国与东盟最终签署了贸易与投资框架协定，将东盟十国均揽在TIFA内，其中包括美国的贸易制裁对象国缅甸。美国签署投资框架协议的目的就是进一步加强对亚洲的直接投资和经济渗透，进而为美国企业进入东盟市场提供机制和政策上的优势。
表1列举了近年来美国与亚洲国家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贸易与投资框架协定。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与其亚洲主要目标国之间不仅有FTA和TIFA，而且还通过与东盟的贸易与投资协定将所有东盟国家都涵盖在美国在亚洲的自由贸易战略目标之中。此外，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被包括在意向中的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之中。
（三）积极参与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
东盟在亚洲经济中的地位提升较快。2006年，东盟十国年均GDP增长率为6%，年均贸易总值增长率为14.7%，且出口的增长超过了进口的增长。(12)东盟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尽管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但近年来各国努力推进区内贸易自由化，并最终建立了东盟自由贸易区(ASEAN Free Trade Area,AFTA)，根据协议，计划分别于2002年和2010年将区内较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关税降至5%，对部分敏感商品灵活对待，采取较长的过渡期，这一目标正在实现。
美国一直是东盟的主要贸易伙伴。如果把东盟看作一个单独的贸易体，东盟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见表2）。而且美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也发展迅速，美国在东盟的直接投资不断增长。随着东盟经济的增长和对高科技产品需求的加大，美国有可能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国。正是基于这样的商务利益，布什政府意识到东盟的重要性，并提出“东盟企业发展动议”，主动表示与东盟国家通过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扩大贸易的动议，旨在加强合作和参与东盟事务。
但是，美国也不是无条件地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布什政府开出的两个条件是：第一，该国必须是WTO的成员国；第二，该国必须已经与美国签署了旨在密切商务关系的TIFA。换言之，美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不得牺牲美国的商务利益，因为通常情况下WTO成员方已经基本建立了开放市场和公平竞争的环境，而TIFA则解决了双边贸易和投资中存在的核心问题，从而为FTA的最终签署铺平了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东盟一体化问题上立场的转变成为美国加强与东盟经贸关系、突出商务外交策略的转折点。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美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亚洲区域化发展对本国的新威胁。中国入世后，在商务外交策略上开始由单纯追求加入多边贸易体系WTO转向兼顾多边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务实外交战略，而中国贸易的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又为其在亚洲区域发挥主导作用提供了客观条件。在此背景下，2002年11月，中国和东盟十国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同意于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与东盟的贸易自由化推进成为美国提升东盟的战略地位、在东盟实施更为积极的贸易政治战略的催化剂。此外，美国对东盟商务外交的加速还与东盟和中日韩“10+3”框架的推出有关。毫无疑问，日本和中国一直是美国亚洲外交的重点。而在美国国内，布什总统2002年8月6日成功获得了美国国会授予的“贸易促进权”（TPA,Fast Track Authority，又称“快速审批权”），(13)此举为美国政府加速推进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和签署提供了最为关键的国内政治和立法支持。因此，从2002年开始，美国政府在双边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安排方面的商务外交全面提速。
（四）维护在多边框架机制中的主导地位
继续发挥在多边框架机制中的领导作用是美国商务外交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布什曾宣称：世界经济的增长依赖于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取决于美国的领导力。(14)在亚洲，WTO和APEC是最为重要的两大多边框架机制，其中，WTO是全球惟一的多边贸易框架体系，APEC则是亚太国家经济与合作发展的最重要论坛。
从关贸总协定(GATT)到WTO，可以说，美国是最积极的多边贸易谈判的发起者和推动者，也是最早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倡导者。在GATT的框架下，美国实现了其对国际市场的控制和扩张。进入WTO时代后，美国继续发挥着在WTO中的领导作用，并主导着多边贸易谈判的走向。一方面，美国通过参加与申请加入WTO的亚洲国家之间的谈判，特别是与中国进行的长达15年的入世谈判，给申请国施加压力，敦促其开放市场，建立有利于贸易自由化的机制，从而使其相关竞争性产业通过国际贸易受益。可以说，申请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就是美国与这些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和外交反复博弈的过程。另一方面，美国充分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处理与亚洲各国的贸易纠纷，并以WTO的灰色区域做合理掩护，实施对国内产业如农业、钢铁业等的贸易保护。从这一意义上说，美国对多边贸易谈判的低效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由于WTO允许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存在，从而赋予美国进行区域贸易自由化谈判的巨大空间。因此，美国已经认识到，要在世界贸易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必须巩固其在WTO的领导地位。可以预见，尽管美国正在重新认识和评估WTO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方面对美国的意义，且布什政府的贸易政策更加强调区域贸易安排的重要性，但其不可能放弃在WTO中发挥主导作用。
与WTO不同，APEC旨在促进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和保持经济增长，因而，从本义上看，APEC对美国的经济和贸易意义似乎更重要。美国国务院曾公开表示，亚太地区的经济健康对美国的持续繁荣至关重要。对美国而言，APEC是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时可以推动贸易自由化谈判的另一重要的多边渠道，而且APEC还包括了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因此对于美国的经济利益至关重要。从政治上看，APEC为亚太地区领导人定期举行会晤、共同讨论重大议题和解决争议提供了一个平台，这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也是惟一的多边对话机制。尽管APEC本身并不涉及政治和外交谈判，但是当商务问题和贸易自由化问题与外交政策密不可分时，关于经济问题的多边对话也就关乎政治和外交对话。就商务外交策略而言，美国积极利用APEC提出与贸易政策有关的问题，甚至在2006年提出了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倡议。“美国担心被排除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之外，试图以‘亚太自由贸易区’来取代提议中的‘东亚自由贸易区’。”(15)可以说，美国此举既包含了经济和贸易方面的考虑，也不乏政治和战略方面的谋划，因此难免引发亚洲国家对APEC今后走向的质疑和顾虑。在与亚洲国家签署了多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与东盟签署了TIFA之后，美国仍然有意推出亚太自由贸易区，其中的商务外交意图不言而喻。
从长远看，APEC是美国寻求实现其亚洲利益的重要多边机制保障，如何使得APEC在实现贸易自由化方面更好地服务于本国的全球战略，将是美国在亚洲商务外交策略的主要目标之一。
突出与中、日、印策略各异的商务外交
在亚洲，中国、日本和印度是美国商务外交策略实施的重点国家。美国对中、日、印商务外交的主要战略意义不仅在亚洲，更在全球；不仅在于对中、日、印的国别商务外交，更重要的是对三国商务外交目标和策略的平衡。
（一）与中国：竞争与合作多重博弈的商务外交
2005年3月，美国宣布对其对华贸易政策进行“彻头彻尾”的全面审议(Top-to-Bottom Review)。2006年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向国会递交了题为《美中贸易关系：进入更大责任和执法新阶段》(U.S.-China Trade Relations:Entering a New Phase of Greater Accountability and Enforcement)(16)的审查报告。报告称，中国的崛起给亚太地区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中国已经成为亚洲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出口市场以及最大的进口提供者，促进了广泛的地区发展，但同时也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者。这一关于美中关系的纲领性文件为美国的中国战略进行了重新定位。
首先，美国已充分意识到，中国作为亚洲和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力量已经越来越强。2006和2007年，中国稳居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伴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中国正在成为影响美国经济和美国在全球地位的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2006年中美经济战略对话(China-US 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正式启动，中美外交更加凸显出商务外交的特征。
其次，中国对亚太地区的发展和稳定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也开始意识到了发挥自身在亚洲地区的积极作用以及寻求在亚洲地区地位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中国亚洲战略的核心开始转向与其他亚洲各国共同建设良性互动关系，并发挥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积极作用上。由此，中国的商务外交策略也从原来相对消极地强调维持一个稳定的“周边国际环境”转变到积极主动地影响和构建作为未来中国区域发展依托的亚洲经济合作框架。例如，中国高度重视“10+3”框架并表示愿意承担更大的亚洲责任，与东盟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并开始与韩国和日本商谈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中国商务外交策略的转变表明，中国将继续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框架基础，同时积极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的谈判，使贸易政策的调整服务于国内市场的开放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再次，在中国的亚洲战略调整的同时，美国的中国战略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美国的政治家们开始由20世纪90年代对中国持敌对态度转向合作或更加客观地评价中美关系问题。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曾经强调：“中国是一个竞争者和一个潜在的区域竞争对手，但同时又是一个贸易伙伴，并愿意与我们在那些有共同战略利益的区域，比如朝鲜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国家。中国是这一切的总和，但中国不是一个敌人，我们的挑战是如何保持这样的立场。”2004年，美国前副国务卿、现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把中国定位于美国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并指出，已经到了认可中国的现实存在及其可能前景的时候了，而不是美国人去想象中国应该是什么样子，美国必须面对中美关系是一种务实关系的现实。(17)可见，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正不断受到商务利益、政治目标和国际战略等因素的挑战，双方竞争与合作的政治经济博弈将继续下去。
（二）与日本：以安全战略为核心的商务外交
在亚洲，经济上能威胁到美国利益的目前只有日本。在商务利益上，美国视中国为其在亚洲的主要竞争对手，而视日本为其在亚洲的主要伙伴。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安全利益上，日本是美国在亚洲安全战略的核心国。与日本的战略和军事合作是美国发挥其在亚太地区领导作用的关键，而双边经贸关系的推进是服务于这一主体目标的。美国对日本的商务外交策略包括：
首先，巩固反恐合作，维护美日安全同盟。进入21世纪，反恐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核心。2002年9月美国白宫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全面阐述了以反恐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部署，并将自由贸易带来的经济增长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考虑，(18)将自由贸易与反恐联系起来重新定位美国的外交策略。在亚洲，取得日本对美国反恐战争的支持不仅是美国在亚洲商务外交的重点，而且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在亚洲的政治与军事影响，两者可谓相得益彰。
其次，促进日本经济改革，打开日本市场。早在2001年10月，美国就对日本提出了一套旨在敦促日本放松规制、促进竞争和开放市场的综合经济改革方案，并签署了《美日规制改革和竞争政策动议》(US-Japan Regulatory Reform and Competition Policy Initiative)，其目的在于促使日本通过改革恢复经济的稳定增长，从而为美国公司进入日本打开市场。在这一框架下，2007年10月美国向日本提出了长达50页的年度改革建议，要求日本坚定地改革经济，开放市场。(19)美国对日本的主要经济改革要求包括市场准入、金融改革、向直接投资开放市场等，但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美日之间的贸易纠纷由来已久，推动日本开放市场的美日谈判仍步履维艰。
再次，与日本协调对华政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美日关系中的“中国因素”不断增强且十分敏感。2001年，中国与东盟决定开始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一举动更是震动了美日，起到了推动美日两国走出单边外交，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经济和外交关系建设的作用。尽管中日韩与东盟间存在一个“10+3”的合作框架，但中日两国在与东盟合作发展的战略目标上还存在差异。而美国通过密切与日本的战略伙伴关系间接参与东盟事务却恰逢其时。这样，美国不仅能够实现从中协调对华政策的目标，还能够缓和与日本的商务竞争冲突，密切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可谓一箭双雕。
（三）与印度：促贸易、求制衡的商务外交
印度是亚洲另一个引起世界关注的大国。由于核问题的困扰，美印两国双边关系复杂而敏感。近年来，美国和印度双边贸易发展迅速。2007年美印贸易额达到416亿美元，是2000年双边贸易额的三倍。虽然这仅为中美贸易额的九分之一，但美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国，2007年美国对印度出口额是2003年的近三倍，而印度是一个潜力巨大且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国家，且印度将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五个经济体之一。正因为如此，美国积极推进与印度的贸易关系，提升其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的地位。2000年，美国与印度建立了贸易问题协商机制——美印贸易工作组(US-India Working Group on Trade)。2005年，美印贸易政策论坛(The United States-India Trade Policy Forum)正式启动，取代了此前的美印贸易工作组。该论坛的主要议程包括知识产权、投资、服务贸易、农业和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等。印度承诺将分阶段实施开放贸易，美印重申要加强和深化两国的贸易往来。2005年，美国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帮助印度成为21世纪主要世界强国”的外交关系目标，而且受到了美国政治家们的青睐。美国一些政治家甚至认为，印度是美国制衡中国的重要战略伙伴。为实现美印关系的全面经济潜能，美国应采取具体步骤深化双边商务关系，扫除贸易合作中的障碍。(20)作为回报，印度正在按照美国的召唤尽其所能确保21世纪成为亚洲的美国世纪。(21)
当然，在印度国内，关于美印关系问题仍存在争议。政策精英们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存有疑虑，因此更主张通过与周边国家包括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甚至中东保持良好的关系以确保国家战略的自主性。与此同时，新一代的外交政策决策者则认为，强化与美国的关系对于实现印度的主要强国地位至关重要，因此试图进一步搭建与美国合作的框架。(22)
就战略地位而言，印度是美国在亚洲特别是南亚和东亚的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美日关系、中美关系的制衡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因此，印度在美国的亚洲商务外交策略中将变得日益重要。
结语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在亚洲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商务利益以及与之相关的重要政治和战略利益，而具体到亚洲的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美国都有其局部或全球利益。为防止区域竞争，继续发挥美国在亚洲的主导作用，美国制定了旨在阻止地区霸权兴起、保持稳定和控制亚洲局势的商务外交策略，将贸易和投资作为实现其亚洲战略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加速推进区域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另一方面重点实施对中国、日本和印度等利益攸关国家的商务外交策略，并进一步巩固其在WTO和APEC等多边或区域框架机制中的主导地位。可以预见，不论从区域经济还是从全球经济的发展看，亚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仍将是美国商务外交策略的重点。美国国务卿赖斯曾明确指出：美国的反恐和安全合作等动议“在亚洲得以实现的根基就是我们致力于在整个地区通过扩大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来实现美国在亚洲的未来。同时我们还利用APEC这一机制与我们的伙伴一起去实现那些在坎昆WTO部长级会议谈判中无法实现的目标”。(23)
美国在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表明，将贸易和投资政策提升到外交政策的角度统筹考虑，已经成为其外交策略的重点。在亚洲的商务外交不仅给美国带来了以贸易扩张和海外市场扩大为主要特征的商务利益，而且促进了美国与亚洲各国外交关系的进一步提升。兼顾政治与经济、兼容商务与外交标志着美国外交战略的根本转变。在日益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中，与能源、贸易和资本流动有关的经济利益正在变得愈加重要，美国商务外交策略的制定正是实现其在全球经济利益的保障。可以说，忽视了商务利益的存在，美国不可能赢得21世纪全球战略的成功，这也正是美国推行其在亚洲商务外交策略的根本目的所在。
美国在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还表明，区域贸易协定的政治意义和外交意义日益突出。根据WTO的数据，截至2007年7月，共有380个区域贸易协定的通知送达WTO，其中有205个协议已经生效。如果把已经生效但并未通知WTO、已经签署但尚未生效、正在谈判中和处于意向阶段等情形下的区域贸易协定都算在内，大约有400个区域贸易协定将在2010年付诸实施。(24)因此，区域贸易自由化已是大势所趋，美国主导并顺应了这一趋势，使其在亚洲的商务外交策略具有全面的政治、经济和战略意义。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软实力”的持续增强，中国在亚洲乃至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因此提升区域贸易协定在外交中的作用，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同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注释：
①就范畴而言，“区域贸易协定”包含了双边贸易协定。本文仅在具体分析双边贸易协定时，单独使用“双边贸易协定”这一术语。
②Raymond J.Albright,Robbin S.Johnson,David J.Rothkopf and Christopher B.Johnstone,U.S.Commercial Diplomacy,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1998,p.61.
③Geza Feketekuty：《商务外交：总论·实务》，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④David J.Rothkopf,"Beyond Manic Mercantilism",in Raymond J.Albright,Robbin S.Johnson,David J.Rothkopf,and Christopher B.Johnstone,U.S.Commercial Diplomacy,p.49.
⑤张丽娟：《美国商务外交策略》，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⑥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 Peter B.Evans,Harold K.Jacobson and Robert D.Putnam,eds.,Double-Edged Diplomacy: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Domestic Politic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431-460.
⑦Evans J.R.Revere,"Secretary Condoleezza Rice",Remarks at Sophia University,March 19,2005.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5/43655.htm
⑧James Kelly,"U.S.Foreign Policy in East Asia and Pacific:Challenges and Prioritier for the Bush Administration",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of th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June 12,2001.http://www.shaps.hawaii.edu/security/us/kelly_20010612.html.
⑨Karan Bhatia,"Remarks on the US-Malaysia Free Trade Agreement",March 17,2006.http://www.ustr.gov/assets/Document_ Library/Transcripts/2OO6/March/asset_ upload _ file14 _9149.pdf
⑩罗伯特·阿尔特：《美国大战略》，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8页。
(11)Edwin Feulner,"Challenges in US-Asia Policy",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February 10,1999.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 the Pacific/Test021099.cfm
(12)数据来自东盟网站。http://www.aseansee.org/
(13)指国会授予总统与其他贸易伙伴国谈判并签署新贸易协定的权力。根据有关贸易促进权的规定，国会对政府谈判达成的贸易协定只能够在严格的时限内不加修正地予以批准或否决。原先国会批准的这一授权在1994年初到期，但是由于劳工和环境问题，直到2002年8月，总统始终未能得到再授权。
(14)美国白宫网站。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6/20010608-4.html
(15)陆建人：《APEC河内会议与“亚太自由贸易区”》。http://iaps.cass.cn/xueshuwz/content.asp?class=1
(16)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Office.http://www.ustr.gov
(17)Robert B.Zoellick,"China and America:Power and Responsibility",New York,February 25,2004.http://www.asiasociety.org/speeches/zoellick04.html
(18)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pdf
(19)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 "Annual Reform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Government of the US to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under the US-Japan Regulatory Reform and Competition Policy Initiative",2007.http://www.ustr.gov/assets/Document_ Library/Reports_Publications/2007/asset_upload_ file751_13383.pdf
(20)Bruce Riede and Karl Inderfurth,"Breaking More Naan with Delhi:The Next Stage in U.S.-India Relations",The National Interest Online,November 1,2007.http://goliath.ecnext.com/coms2/summary_ 0199-7344602 _ITM
(21)Siddharth Varadarajan,"America's Century in Asia and Pacific:India Supports Washington's Agenda",Global Research,July 5,2007.http://globalresearch.ca/
(22)Lisa Curtis,"India's Expanding Role in Asia:Adapting to Rising Power Status",Background Paper No.2008,February 20,2007.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 and the Pacific/bg2008.cfm
(23)美国国务院网站。http://www.state.gov/p/eap/rls/rm/2003/25606.htm
(24)参见世界贸易组织网站。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region_e/region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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