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路：生命内力的深度领悟——论昌耀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诗歌精神特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力论文,特质论文,诗歌论文,深度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03(2004)06-0451-04
从表面上看，昌耀通过诗歌体现出来的精神状态，1980年代中期以后猝然由峰值跌落 到了底谷。但在深层次上，就精神主脉来看，这一时段昌耀的诗歌不是前期的断裂而是 延续；并且，昌耀还将其投放、伸展进了一个新境界、高层次。一方面，是诗歌悲剧意 识的膨胀、扩大和深入、内化；另一方面是随着悲剧意识的升华和跨越，作品内在生命 张力的升华和跨越：生命所具有的抗争宿命、拷问生命终极价值的强大内力，通过形而 上的“赶路”而得以深度张扬。
昌耀精神下滑的信号，首先是短诗《斯人》发出的：“静极——谁的叹息?//密西西比 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缘而走/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这是一种怎样的大孤 独、大荒凉啊，整个地球就一人无语独坐。接下来，昌耀的许多诗作，都是以一种深悟 了“人(人类)自身”和“超自然”[1](P40)悲剧实质的悲剧精神，来观照人的“内生命 ”：《回忆》表达了生命的大忧虑、大焦灼：“大漠落日，不乏的仅有/焦虑”，“心 源有火，肉体不燃自焚”；《生命体验》表达了生命的大苦闷：“人生有不解的苦闷” ，“无话可说/激情先于本体死去”；而《诗章》里的“我感觉疲倦……/我为追求新生 而渴作金蝉蜕皮/明天不属于每一个人”，则表达了生命的大疲倦、大沉重；《燔祭》 里“死有何难?只需一声呜咽便泪如雨下”传达的仍然是生命的大哀悯、大悲怆，等等 。
然而，当紧紧把握住昌耀诗歌的一个命题——生命、两个质素——悲剧精神和张扬生 命力(结合起来说就是，昌耀诗歌是在悲剧中张扬生命力的生命意象)后，就不得不承认 ，1980年代中期以后，昌耀诗歌精神指向与前期完全一致，精神理路是前期诗歌的延续 而不是断裂。昌耀诗歌中的生命，首先具有悲剧性一面，在1957年以前，昌耀在铸造生 命形象时，注目到了生存空间的凶险、艰辛、蛮荒和恶劣等悲剧的因子。而在1957年以 后直到1980年代前期的诗歌中，昌耀更是以自身苦难经历和不幸命运为“模本”，把生 命塑造成带荆冠的“囚徒”、罹难的流放者。就是1980年代中前期精神达到饱和而为西 部高原造型时，也是以浓郁的悲剧色调打底的。这些诗作，有的呈示“大生命”生存环 境的艰辛，如《旷原之野》；有的展现“大生命”历史道路的踬踣，如《寻找黄河正源 卡日曲》；有的揭示生命向往的虚幻和缈远，如《圣迹》《阳光下的路》。较之以前， 1980年代中期以后诗歌的悲剧意识似乎膨胀了、扩大了，也更明显、直接了。那么，这 种透过诗歌蒸腾出来的心灵事实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可以从诗人的心灵状态和生存状态 两方面找到原因。
其实，历经大劫大难、大苦大悲，生命帆船航行到这里，昌耀早已饱尝了命运打击和 生存磨砺，早已领悟到了“生命的本性具有先天的沉重”(《艰难之思》)，生命的悲剧 性早已是他系于生命的明显标志。然而，在此之前关于生命的悲剧意识，更多来自昌耀 外在生命经历、生活处境、生存情状，并用他自身外在生命经历、生活处境、生存情状 去比拟、参照那座荒原、那个民族，得出关于群体生命的悲剧意识。而此时，一方面， 他对于生命的悲剧体验，也有来自于当下生活处境和生存情状的，比如“金钱拜物教的 倡行”、“渐显端倪的家庭关系的恶化”、“个人诗集出版上的屡屡碰壁”等等；但另 一方面，更多却是来自于内在生命——心灵和灵魂，主要是“庸常”和“不能唤醒激情 ”的精神状态，而由这“庸常”和“不能唤醒激情”引发的，只可能是心灵的焦灼、烘 烤感和悲怆、苍凉感。也就是说，外在生存景观的改善和社会政治地位的变换，不是减 弱、剪断、去除了对生命的悲剧性感受，而是沿袭、加深、内化了悲剧性体验。
然而在看到昌耀本时段诗歌中膨胀、扩大并深入、内化的悲剧意识时，绝不能忽视甚 至掐断另一条精神主脉，那就是对于生命力的张扬。当时昌耀诗歌悲剧意识膨胀、扩大 并深入、内化暗含的是生命力张扬的膨胀、扩大和深入、内化。这个时期昌耀所张扬的 是生命的强大内力，是立足于存在意义上，通过对人生命题形而上思考和把握，喷发出 来的抗争宿命、拷问生命终极意义的提升力；是内在生命和灵魂的毅力和意志力，是“ 为战胜生存荒诞所进行的恒久的人格升华与完善”和“对生存悖谬的知不可为而为之的 绝望搏击”。当然，这种内力的表现方式较之以前显得内敛、沉实、厚重，并且伴随着 巨大的焦虑、疼痛、疲倦和惊悚。概括起来说，昌耀采用了以下几条途径来“张扬”这 种形而上的生命强力。
一 从荒原高地领悟生命内力
当昌耀把诗歌触角再次伸向既是他九死一生的落难之地，又是灌注了他生命与灵魂以 再生的荒原高地时，其诗思是前一阶段(1982—1985年)的延伸。前一阶段他的诗歌是有 特定所指的，那就是这片土地、这个民族。而此时，他是把这片十分熟悉的特殊土地， 和生存其上的特殊生存景观，作为揣度生命悲剧实质、追问生命永恒意义、探究生命终 极价值的诗歌背景；他从中剪裁素材、捕获意象，目的是要呈示普遍意义和抽象意义的 、形而上生命的强大内力。此时段他“写”的是这片土地、这个民族，但要“说明”的 不是这片土地、这个民族，而是作为个体和类的生命本体和生命本身，是哲学意义的生 命。这片土地、这个民族不过是一个载体。比如《回忆》里，昌耀首先提供出一幅大漠 景观：“白色沙漠。/白色死光”，然而这样荒凉、悲怆的大漠景观并不能阻止“西域 道/汉使张骞凿空/似坎坎伐檀”，纵使“晋高僧求法西行，困进小雪山的暴寒，/悲抚 同伴冻毙的躯体长呼——命也奈何”，然而“红尘落地，/大漠深处纵驰一匹白马”。 显然这里有一种巨大的、强劲的生命力在张扬，但诗歌所指明显不是诗中的具象本身， 诗歌意象有着巨大的象征势能，直指抽象意义的生命本体；这里的生命力，是形而上和 普遍意义上挑战宿命、抗争生命所具有的必然悲剧性的坚实生命内力!
这里应该提及昌耀在1989年故地重走后写就的关于生命的大诗《哈拉库图》。“城堡 ，这一永恒不变的感伤主题”作为全诗的情绪基调，确立了昌耀在诗中要传递的是关于 生命的悲剧性认知。诗中布满了这样一些意境和意象：“造物总以这灼灼的、每日采自 东方的花冠/冷眼嘲弄万类”、“而生命脆薄本在转瞬即逝。/我每攀登一级山梯都要重 历一次失落”、“没有一个历尽沧桑者不曾有落寞的挫折感。/没有一个倒毙的猛士不 是顷刻萎缩形同侏儒”。然而人类生命和历史生命正是在这明知败北的艰难“博弈”中 实现价值和体现意义的，而其内在依据正在于生命有着无穷的生命力要张扬!于是，昌 耀在灰色生命总场景中看到了这样一些明亮色彩：“衰亡的只有物质，欲望之火却仍旧 炽烈。/……/被烧得高热的额头如一只承接甘露的黄金盘，/仰望那一颗希望之星/期待 如一滴欲坠的葡萄”、“竟又是谁在大荒熹微之中嗷声舒啸抵牾宿命”、“历史啊总也 意味着一部不无谐戏的英雄剧?”由此可以说，这首诗的主旨不在对生命悲剧的描摹和 渲染，而是对处于大悲剧中的生命强大内力的讴歌与抒写。诗歌的精神状态是在大悲苦 中亢奋，大沉郁中勃发；诗歌的基本使命是“在哲学层面上来表现人的永无止境的痛苦 以及在痛苦中获得的至高无上的悲剧性快感”；[1](P20)是使人们领略生命固有的崇高 和悲壮。
二 从普泛生命情状感知生命内力
对生命形而上命题的终极思考和追问，成了贯穿昌耀198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诗作的精 神主线。除了在“爱得最深”的“这土地”(《巨灵》)上营造生命意象以张扬生命内在 强力外，昌耀还从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和更普泛的生命情状里选取“素材”，构筑他有着 强大生命内力这种“内在一致性”的生命意象。《午间热风》里的“举旗者”；《我们 无可回归》里的“我们”……自然是这种抽象生命的象征本体；而《听候召唤：赶路》 中的“将一切弥合，而你已被孤独激怒穿越恐惧，终于攀登在明月的海岬，感觉海洋铜 管乐搏杀的节拍长短参差闪击/织为黎明之皇冠”的悲壮和激越，《干戚舞》的“时不 我与，是前行还是却步?/嗅着山的气息有如老虎的气息。/我们也将开始我们的睡眠。/ 醒来我们已是子弟”的犹疑和激愤，也正是这种生命内力的强烈爆发和张扬。那些揭示 生命之于世界深刻荒诞感的作品如《幻》《我见一空心人在风暴中扭打》《火柴的多米 诺骨牌游戏》等，也是诗人深刻领受了生存荒诞感后，呈示生命抗争、冲杀、战胜生存 荒诞感时爆发的内在强力和意志力。
三 对理想的坚守
昌耀所体认的生命内力，还表现在“理想主义”“成了一个虚词”、“一个诗人的生 命理想”“被看作不合时宜的象征”、“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生存更进而被庸常日子中鸡 零狗碎的压力所研磨”的生存处境中，对自身灵魂和理想的坚守与操持。《僧人》中那 个僧人可谓是这种操守灵魂和理想的典型“化身”。他深知“无信仰就属于麻木”，所 以虽然在“惶恐的高度”上“感觉呼吸困难”并且“孤立无援”，但他“挣扎”并“强 化呼吸”，最终感觉到了“光明之顶被罩在”“放大的瞳孔”和“抽筋似的快意”，而 且“又向前趔趄了半步”；同样，《江湖远人》里的“江湖远人”、《圣桑<天鹅>》里 的“天鹅”等等，都是通过坚守灵魂和操持理想张扬生命内力的生命意象。
昌耀生命意象所张扬的强大生命力，“呼应”和“落实”到昌耀身上的一个表现形式 ，应该是在诗歌道路上进击、拼杀和冲刺。“以诗歌年龄划线，昌耀确实不够‘先锋’。但其诗歌艺术的超前性质，则理所应当地属于‘先锋’的范畴”。[2]在诗歌征程中血路冲杀，是昌耀诗歌得以总是游离、高蹈于时代公共规范框架之外，卓尔不群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始终处于当代诗歌最前沿和“先锋状态”，是昌耀生命力的遒劲张扬，然而，这又绝对不是对其他“先锋”和“前卫”的简单认同和趋附，而是自身诗歌艺术秩序和思想轨迹的延伸与递进。所以，完全有理由说，昌耀诗歌视线“陷入”生命哲学这一形而上命题的同时，许多本时段的先锋诗人也在“问津”这一“迷宫”，纯属一种巧合。而且，昌耀与他们的诗歌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差异除了表现在诗歌艺术传达方式上外，如在语言上他所独具的标志性特征(古奥和滞涩，诗歌语象“采集”、“获取” 的本土经验、原生态特征——高地生态气韵和异质异族色彩)等，根本地还表现在，昌 耀与先锋诗人们一同“笔耕”于生命哲学这一形而上平台时，主旨动机、思想立场和精 神姿态与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的。
对于生命本身，昌耀与许多生命哲学诗人在重要一点上是达成了“共识”的，那就是 如同诗人欧阳江河写的那样：“他整整一生都在等待枪杀/他看见自己的名字与无数死 者列在一起/岁月有多长，死亡的名单就有多长。”[2]——生命是宿命的存在，生命挣 不掉宿命的攫取。这也是他们的诗歌在形态上都散发着深灰悲剧气韵的共同原因。然而 ，正如前文所论，这个时期昌耀的诗歌主题和主旨动机，仍然是张扬生命的强大内力； 诗歌形象是“永不懈怠，持续以恒，于终极意义上是悲剧性的可怜挣扎”的、“在过程 瞬间中却体现出某种正剧喜剧的光彩”的生命意象。尽管，这种内力的表现方式显得内 敛、沉实、厚重，并且伴随着巨大的焦虑、疼痛、疲倦和惊悚——这是因为，这是一种 抗争宿命的强大内力，而宿命，是“理想的实现和苦难的阻遏”这一对“孪生兄弟”形 成的“人类永远解不开的生存悖论”，本身就是生命的大悲哀。所以在本质上，昌耀通 过此时段此类诗歌表现出来的思想立场和精神姿态，依旧是他一以贯之的积极、向上、 奋发和激进，创作心理依旧是健康、昂扬、正常的。而此时其他许多诗人呢，在面对宿 命和命运时，状态就不是全如昌耀了。他们中有的选择了庸常化生命哲学和“冷态抒情 ”，认为既然“命运如血液般流淌在我们的肉体”，又还谈何人生与生命的意义呢；[3 ]有的则“在对平庸、琐屑的日常生活”的书写里，“透出个人日常生命的本真体验： 生存的恐慌感”[4]以及对崇高、价值、意义、英雄、文化的反讽、颠覆，从而呈示生 存的真实景观和作为凡夫俗子的人的真实姿态：“就是这样”，“一切都是这样”。总 之，这类诗歌在人格塑造上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自渎、自虐与自伐；在精神指向上是积极 向“下”、消极颓丧的；写作姿态是在悲剧中悲泣。写诗动机和主旨，恐怕也在于使本 已消极、无聊、庸常的人类更消极、无聊、庸常了——然而，事实上，对于命运和宿命 ，灵魂需要的是拼搏、抗争，精神需要的是提升力，而不是顺从听任无奈的叹息。这正 是昌耀区别于他们的地方所在。
收稿日期：2003-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