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来自贫困地区的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地区论文,点了论文,中国经济论文,证据论文,刘易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在部门间的转移和配置不仅仅涉及其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到实际生产，而且劳动力所获得的收益也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分配方式，涉及整个国家的福利水平。发展经济学对此有广泛的研究，早期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张培刚的农业工业化思想[1]，直至1954年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模型[2]，才将大部分经济发展研究的视角锁定在劳动力的转移上。正如Fields在2004年对刘易斯思想进行回顾时所说的，刘易斯模型的核心就是劳动力市场的二元论[3]。在该模型中，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逐步转移，很重要的一个结构变化是刘易斯转折点。这个词虽被广泛提及，但在现实经济发展中难以找到一个确切的时间点，或将其描述为一种状态更为合适，表示随经济发展，为满足城市工业化进程的需求，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无限供给转变到稀缺状态。
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从早期的计划经济到双轨制度，直至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其间，劳动力的流动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严格户籍制度，到90年代户籍制的逐步放开，劳动力得到了跨区域的大幅度流动。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沿海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中国的制造业带来了勃勃生机，也使中国逐渐成为所谓的“世界工厂”[4]。但2004年以来沿海城市开始广泛出现“民工荒”①现象，大量企业抱怨招不到工人，劳动力开始变得稀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劳动力市场的这幅生动画面，为发展经济学研究劳动力流动和在部门之间的配置提供了良好的素材。同时，在“民工荒”的背景下，农村是否依然能为工业化和服务业的大力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也严重影响着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道路。2007年，中国出口额位居世界第二，进口额位居世界第三，中国经济已广泛融入国际贸易体系。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中国制造业的价格决定了世界的价格。而如果中国劳动力出现短缺，将不仅影响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模式，而且将对全世界制造业的格局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农村劳动力供给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会通过国际贸易传导到其他国家。所以，研究中国经济是否到了刘易斯转折点显得紧迫而重要。
一、二元经济理论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提出后，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来验证该理论的有效性。费景汉和拉尼斯考察了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殖民地时代结束后的经济发展，观察到伴随着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两个经济发展阶段，这两个地区都实现了劳动力逐步从农村到城市的大量转移，验证了古典学派的制度工资和剩余劳动力的假设。同时，费景汉和拉尼斯在理论上也进一步丰富了刘易斯模型，因为刘易斯在二元论中认为农村对城市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劳动力的供给上，而他们通过对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对比研究，发现我国台湾地区由于具有良好的农业基础设施，促进了农业的迅速发展，为其工业化进程所需要的资金提供了很大份额[5]。因此，费景汉和拉尼斯强调农村不仅仅是在劳动力的供给上给予城市发展的保障，在城市工业化资金的积累上也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从他们在这方面的贡献发展起来的模型称为费—拉模型，由于其思想直接来源于刘易斯模型，所以也被称为刘易斯—费—拉模型。
到20世纪70年代初，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城市失业问题，大量劳动力找不到工作，由此进一步引发了Todaro对二元经济理论的补充。他强调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就业，不仅关注城市的高工资，而且还考虑在城市获得工资的可能性，由此来作出是否进城工作的决定。所以，农村劳动力在评价其在城市收入大小时，应该以实际收入乘以获得工作的概率即预期收入为标准。只有当劳动力的预期收入大于其在农村可获得的收入时，农村劳动力才会决定迁移到城市去工作[6-7]。Todaro把预期收入引入二元经济理论而建立的模型已成为经济学家们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基于古典框架的二元理论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质疑和挑战，主要来源于新古典学派，该学派秉持市场出清和完全就业理论，不认可古典学派的制度工资以及剩余劳动力的假说。Schultz在考察了印度20世纪初的疫情蔓延导致人口大量减少，而农业产业也随之大量减少的状况后，认为“贫穷社会中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学说是一种错误的学说”，以批判剩余劳动力的存在[8]。针对这个观点，Sen认为疫情发生后即使在市场完全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在短期内使劳动力迅速重新配置，所以由此并不能否认存在剩余劳动力[9]。Rosenzweig基于贝尔克家庭经济学研究家庭收入—闲暇的替代效应，利用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横截面数据，得出劳动力供给曲线无弹性的结论，作为新古典学派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出清和无剩余劳动力的微观证据[10]。费景汉和拉尼斯则认为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转型的情况，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应该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不能用缺乏时间变化的静态横截面数据来证明[11]。Hayami和Kikuchi对菲律宾一个小村庄的住户调查以及对印尼、爪哇以及吕宋岛等地区的调查数据，也为古典学派的制度工资假设提供了证据：“工资的调整不是根据劳动力的边际产品，而是按照当时的生产标准要求和社会惯例”③。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Sen和费景汉、拉尼斯都突出了基于时间变化的动态研究的重要性。另外，还需强调的是，Rosenzweig所采用的数据源于印度和泰国等发展中国家，而这些国家由于传统文化、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的限制，工业化进程几乎停滞，劳动力转移异常缓慢，在这种背景下寻找实证研究证据就存在很大的掣肘。而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从一个主要依赖设备进口的贫困农业大国，迅速崛起为当今的“世界工厂”，劳动力转移从“民工潮”到“民工荒”，随时间变化的劳动力转移这一丰富动态素材，就为检验基于古典学派的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等人发展起来的二元经济理论提供了很好的实证检验的现实土壤。
二、中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研究现状
2004年中国沿海城市出现“民工荒”后，关于农村对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供给是否已经开始短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刘易斯转折点”的字眼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上④，国内外对于中国是否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也进行了大量研究。
蔡昉认为：“如果说‘刘易斯转折点’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时点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他给出了多方面的证据，首先是对剩余劳动力的估算，利用2005年统计数据计算了农村内部各种生产活动所需要的劳动力，然后在农村总劳动力数量的基础上减去该值和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得到农村剩余劳动力人数，大约为1.07亿，再考虑到年龄结构，得出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5800万人，而40岁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不愿意外出奔波，以此认为农村能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的剩余劳动力已经很有限，尤其是制造业所需要的20-3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数更少。其次，他还利用城市多个行业实际平均工资不断上涨，农村开始大力发展劳动力节约型的农业技术，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以及城乡差距相对缩小等证据，来证明农村劳动力开始变得稀缺[12]148-169[13]。
蔡昉的观点引发了很多的质疑。Green在渣打银行所提出的一个特别报告中反驳蔡昉的论断，指出中国还远没有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他利用2005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预测，认为2005年中国20-30岁的劳动力数量下降只是暂时的，2010年将达到1.9亿，2015年达到2.15亿，未来几年内中国依然能为非农部门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剩余劳动力。另外他还指出，研究中国的劳动力短缺不能依据工业化进程中非技术劳动力的工资上涨来解释，因为城市工业化在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时，必须在其从事农业收入所能获得的基础上额外提供一定额度的工资，这样农村劳动力才愿意转移。而最近几年中国政府大力进行新农村建设，实施各种有利的农业政策，免除农业税，加大农村投资，促进了农村平均实际收入的增加。此时，如果城市要继续吸收农村劳动力，所提供的工资就必须随近年农村平均实际收入的增加而提高，否则将不能给其激励。因此，Green认为单纯地考虑城市中非技术劳动力的工资迅猛上涨并不能说明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同样，他也利用2006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对中国剩余劳动力进行了估算，认为当前农村还有0.5-0.85亿剩余劳动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尚不发达，当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进一步发展并逐步达到东部水平，将能转移更多的劳动力[14]。
Knight则提出，还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中国已经到了劳动力稀缺阶段⑤。尽管农村和城市人均收入都有大幅度的提高，甚至是相当迅速的，但整体依然落后于人均GDP的增长。在1989-2005年间，农村人均实际收入年均仅增长5.8%；而与此相对，城市实际工资年均增长8%。另外他还强调，近些年农村人均收入有大幅提高是外生的，主要是由国家近年来的“三农”政策所推动的，比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大量农业税的免除，这和Green所提到的观点相同。
世界银行在2007年季度报告中也认为中国尚未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考虑：首先，劳动力短缺目前主要体现在东部沿海地区，工资的上涨是由于过去的过低逐步调整到合理的水平。其次，存在着大量的农村在籍人员，实际上他们不从事农业活动，而是外出打工或进行自我经营的非农业活动，这些很难区分，导致剩余劳动力的估算更加困难。再次，由于技术的进步，未来的农业生产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将进一步下降，剩余劳动力的空间将更大。最后，官方数据中的两位数工资上涨有很大的不足，他们主要统计了注册的国有企业和大型私人企业的工资水平，而遗漏了大量小企业中非正式雇佣的劳动力工资水平，而这些非正式员工的工资水平都比较低，所以利用官方数据将造成重大的缺陷，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状况⑥。
可见，目前对中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是否出现短缺尚未达成一致，不同研究者由于实证所采用的数据、研究角度及方法的差异，对现实状况的解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尤其是用剩余劳动力的估算来解释劳动力短缺与否，不同研究者利用不同的方法所得到的剩余劳动力数据相差很大，甚至相差几倍[15]。另外，工资方面的统计也是有所欠缺的，如世界银行报告所指出的，中国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官方数据遗漏了大量小企业中非正式雇佣的劳动力工资水平。最后，工资水平的变化情况不仅反映劳动供需的情况，也反映政府农村政策因素的影响。
鉴于以上的经验和教训，本文将从中国西部贫困地区劳动力的输出地——农村内部来观察刘易斯转折点。中国近年来的工业快速发展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一带，劳动力的短缺首先出现在这些地区，由于交通和信息传播等方面的限制，应该最后才会在西部贫困地区显现出来。因此，倘若贫困地区的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农村内部实际雇工工资开始大幅度上升，就意味着劳动力的短缺已经从沿海地区扩散到西部贫困地区，表明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
因此，本文选择了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甘肃省作为研究对象，利用甘肃省三个国家级贫困县9个乡共87个村从1993年到2007年的调查数据，并详尽收集了当地外出打工劳动力数量和农忙、农闲时期雇工工资以及其他要素价格信息。据笔者了解，对中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短缺与否和刘易斯转折点的研究，目前还没有人从农村内部农业活动中的实际雇工工资来进行研究。从输出地农村内部来观察雇工工资的变化或能克服官方数据样本不典型的问题，同时政府这几年的惠农政策在工资中也能反映出来。
三、数据描述
本文采用的主要数据源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农业和农村发展中心(ICARD)、甘肃农业大学和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联合组织的农村调查。调查地点是甘肃省会宁、天祝藏族自治区（以下简称“天祝县”）、渭源三个县内9个乡共87个村庄。时间分为两轮，第一轮为2004年，第二轮是在2004年调查基础上于2007年启动的跟踪调查。调查的方式是通过与村庄内村长、村委书记以及其他基层行政人员的交谈来了解各村的详细情况。三县均为国家级贫困县，分布在兰州市外围的三个方向。会宁县为教育名县，历来兴学重教，以“西北高考状元县”享誉陇上。天祝县为河西走廊门户，离“丝绸之路”重镇武威市仅136公里，为全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畜牧业是其特色产业，以养殖白牦牛闻名，是该县经济支柱产业之一，在调查的三个县中，它离甘肃省会兰州市最近。渭源县为古老渭河发源地，是传统的农业县，以小麦、洋芋、蚕豆和玉米为主，现已成为全省乃至周边省份的良种洋芋供应中心，并有“千年药乡”之称，种植当归、党参等多种中药材，已经形成了白条党参生产基地的规模化经营。
（一）甘肃省外出劳动力打工情况
表1反映了1993年至2006年甘肃省三县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基本情况。1993年，三个县平均劳动力外出打工率为16.848%，2006年达到40.517%。从增长速度来看，前两个五年段的平均增长率比较平稳，分别是2.1%和2.4%，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为2.3%。这与当时全国的劳动力流动情况相一致[16-17]。然而，2003年至2006年的平均增长率有大幅度的提升，达到9.6%，是前十年的四倍多。考虑到不同样本劳动力外出打工率受本村特定环境因素的影响，比如传统文化、地理环境、基础设施等条件制约，反映出有的村庄外出打工率高，有的较低，我们再来观察劳动力外出打工率的中值，也可以发现这种趋势，2003年至2006年的年均增长率还是远远高于前两个五年时段。
比较所有样本内不同村庄之间劳动力外出打工率的差异，将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农村劳动力剩余状况。如果差异大，表明村与村之间存在各种不同的限制因素影响劳动力外出打工，所有样本村之间的劳动力市场整合程度比较低。如果能够打破各村内部的这些限制，就能释放更多的劳动力外出打工。相反，如果差异小，表明劳动力市场整合程度高，能释放的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潜力有限。我们选择变异系数来描述不同村庄的这种差异，变异系数大说明村庄之间差异大，变异系数小说明村庄之间的差异小。结果显示，随时间的变化，劳动力外出打工率的变异系数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从1993年的72.3%下降到2006年的36.6%。由此可见，农村劳动力市场在逐步整合，在当前的制度和技术不出现大的变革条件下，可释放的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潜力越来越小。从下降的速度来看，2003年至2006年的平均下降速度(6.0%)要远远高于前两个时段（分别是2.2%和1.2%），这也表明近期的下降趋势更加强烈。
通过劳动力外出打工率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和不同村庄差异的变化可以观察到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不断减少，尤其是最近几年的情况更为突出。但是，单纯地研究不同时间段劳动力外出打工的规模和速度并不能充分说明农村劳动力是否已经短缺。如果进入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就突破了古典理论的剩余劳动力和制度工资阶段，进入新古典学派供求理论的劳动力市场，短缺就会从农村劳动力要素价格上反映出来，表现为农村实际雇工工资水平的上涨。
在中国，目前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活动尤其在西部贫困地区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对天气变化的依赖程度很强。比如甘肃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是小麦，麦子成熟后需要及时从田地里收到下来，下雨就会烂在地里收不起来，严重影响一年的收成。因此，在农忙时期，各个家庭的农活都要及时处理，对劳动力的需求就比农闲时期要大。如果单个家庭劳动力不够，需要雇佣家庭之外的额外劳动力就会首先在农忙期间反映出来。如果农村劳动力短缺比较严重，将进一步在农闲期间体现出来。
（二）甘肃省农村内部工资情况
从表2农忙时期平均实际雇工工资水平的数据来看，1993年到2003年几乎没有变化，从16.978元上涨到17.208元，十年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1%；而至2006年，大幅上涨到26.786元，三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6.6%。农忙时期雇工工资的中值也呈现出同一趋势，前十年的平均增长率非常小，为-0.7%，2003年至2006年平均增长率为6.4%。这种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内部劳动力实际雇工工资逐步增加的趋势，很好地吻合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基本思想，说明近年来农忙时期农村内部的劳动力稀缺问题已经显现出来。在1993年至2003年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失的背景下，这一时段实际雇工工资水平却没有显著的变化，也验证了古典学派的制度工资和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假设。
农闲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是很大，假如农闲时期也出现劳动力实际雇工工资的大幅度上涨，就更能证明农村内部劳动力的稀缺。表3中的农闲时期数据呈现出与农忙时期相同的趋势，因为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不及农忙时多，整体的农闲时期实际雇工工资水平要普遍低于农忙时期的水平。在农闲时期，1993年至2003年的平均实际雇工工资几乎没有变化，从12.809元至12.918元，此十年间实际雇工工资的年增长率几乎为零。而至2006年，则迅速上涨到19.068元，三年的平均增长率为5.8%。实际雇工工资的中值呈现出相同的趋势。因此，在考察农忙时期雇工工资变化的基础上，除了农闲工资在1993年至2003年没有显著变化验证了古典学派的两个假设外，农闲时期的实际雇工工资水平变化更能证明近年来农村内部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所呈现的稀缺性。
在上文用劳动力外出打工率的变异系数观察甘肃所有样本村的劳动力市场整合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用甘肃农村内部劳动力实际雇工工资变异系数来进行研究。从农忙时期的数据可以看到，所有样本村的实际雇工工资变异系数从1993年的28.7%下降到2006年的19.3%，与上文所反映的情况一致，说明劳动力市场在随时间不断整合，突显了现在农村所能释放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潜力越来越小。1993年至2003年，该变异系数的平均下降速度为0.7%，而2003年至2006年的平均下降速度为3.1%，表明近年来这种潜力减小趋势更加强烈。另外，农闲时期的实际雇工工资变异系数也体现了相同的趋势，从1993年的34.2%下降到2006年的23.0%，2003年至2006年的下降速度也远远高于前十年的平均下降速度。
三个样本县之间距离比较远，存在诸多经济、文化和地理上的差异，由此可横向比较三个县劳动力外出打工率和实际雇工工资所呈现出来的各自具体特征。
由表1可知，会宁县在1993年至1998年平均外出打工率明显高于其他两县，可能与会宁县是传统教育名县有关，大量的研究证明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促进人们外出打工[18-19]。外出打工率最低的县一直是渭源县，不管是打工率的平均值还是中值都反映了这一情况，即使在2006年其他两县外出打工率都在40%以上，该县依然仅有36.811%，这可能与渭源县的经济发展良好有一定关系。渭源县为传统农业县，形成了洋芋供应中心，并且药材的开发与生产已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同时，在渭源县35个村的调查中，其中有两个村还有自己的村办企业，这就可以从附近的村庄吸收劳动力。这种情况与张永丽和黄祖辉在2006年对甘肃省10个村的住户进行调查的研究结论相同，农业和非农业产业发展水平越高，外出打工者明显越少[20]。
表2和表3显示渭源县的实际雇工工资无论在农忙还是农闲时都是三县中最低的，这与上一段分析的渭源劳动力外出打工状况有着紧密联系，因为渭源县劳动力外出打工率比较低，所以该县内有相对富裕的劳动力来满足农业生产劳动。值得注意的是，在2006年，农忙时期三个县的平均实际雇工工资很接近，都在27元左右，农闲时期实际雇工工资的中值也都是20元，充分说明近年来三县实际雇工工资水平的差异很小，市场已高度整合，在当前的工资水平下能释放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潜力非常有限。
（三）东部、中部、西部农村内部工资情况
通过以上对甘肃贫困地区所有样本村内的平均实际雇工工资的上涨速度和实际雇工工资之间差异变化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在该地区农村内部已经普遍出现劳动力稀缺的问题。那么西部贫困地区的情况是否能反映全国的劳动力供给情况呢？为进一步深入认识这个问题，下文将继续对东部和中部地区进行比较分析。
下文所用的数据是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对江苏、河北、陕西、吉林和四川所组织的百村调查。表4描述的是在当地做临时工时，男性一天可以挣到的实际工资。从整体来看，五个省份的所有样本村，无论是实际工资的均值还是中值都呈现出上涨的趋势，1998年平均实际工资为18.025元，而2007年为42.673元。在实际工资上涨速度方面，2004年至2007年，平均实际工资水平年均上涨9.1%，而1998年至2003年仅为1.8%，可见近年来这种趋势尤为迅猛。与研究甘肃劳动力市场整合方法一样，我们通过计算五省实际工资的变异系数来观察这些地区劳动力市场发育状况。五省总体的变异系数都在下降，从1998年的41.6%下降到2007年的26.4%，1998年到2003年的下降速度为1.3%，2004年到2007年为3%，可以看到与实际工资上涨的趋势一样，劳动力市场的整合在近年更加迅速。
为了更清晰地比较，我们将这五个省和甘肃省分成东、中、西三个区域来分析，其中用江苏省和河北省来代表东部地区，吉林省代表中部地区，四川省、陕西省和甘肃省代表西部地区。如图2所示，东部地区的实际工资水平明显高于西部地区，这与现实情况相吻合，而由吉林省代表的中部地区要显著高于其他地区，这种情况如何解释？我们认为，由于中部地区的省份比较多，且吉林省有其特别之处，该省历来是典型的农业大省，与中部地区典型的省份，如湖北、湖南等地，在经济结构上有显著的差异，所以不能完全地代表中部地区的发展水平。所以，在本文中，吉林省所代表的中部地区工资水平只做基本的参考。我们所重点关注的是三个区域实际工资随时间的上涨速度问题。从图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2003年至2007年，三个地区实际工资水平上涨的速度要远远高于1998年至2003年，这充分反映了近年来农村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迅猛增加。其中1998年至2003年江苏和河北所代表的东部省份实际工资上涨速度（曲线的斜率）最快，四川、陕西和甘肃所代表的西部地区稍微有些上涨，但远没有东部地区迅速，而吉林省的实际工资水平几乎没有变化。
图2 不同地区的男性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
在该次调查中，不仅统计了男性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而且还统计了女性劳动力在当地临时打工一天所获得的工资水平（见表5）。与当地男性实际工资相比，女性的实际工资要明显低很多。1998年男性平均实际工资为18.025元，而女性的实际工资仅为13.671元，2007年分别为42.673元和32.752元，实际工资的差异是对劳动力需求的一种反映，可见农村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是体力活，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量大。从实际工资的上涨速度来看，和男性劳动力所呈现的趋势一致，女性的实际工资在1998年至2003年的年均上涨速度为1.6%，远远小于2004年至2007年的9.5%。实际工资的中值也反映了这种趋势，1998年至2003年和2004年至2007年的中值年均增长率分别是2.5%和10.3%。从女性劳动力市场整合的角度看，1998年至2007年市场在不断地整合，1998年的女性劳动力实际工资变异系数为47.6%，到2007年时下降为27.6%。从整合的速度来看，1998年至2003年的下降速度为1.6%，2004年至2007年的下降速度为4.3%。
同样，将六个省份女性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划分为三个地区集中进行观察（见图3），女性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与男性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从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来看基本相同，呈现出东部高于西部的状况，而吉林省代表的中部要远高于其他地区。从上涨的速度来看，2003年至2007年，三个地区都呈现出大幅上涨的趋势，远远快于1998年至2003年。但是，与男性劳动力实际工资反映出的变化趋势显著不同的是，在1998年至2003年这段时期，东部地区女性实际工资水平上涨速度并没有显著快于西部地区，从图中可以看到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两条线非常接近，几乎呈相同的变化趋势。笔者认为这与前面所体现的男性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女性所反映的现实情况一样，是由于农村地区农业活动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是主要的，如果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发生短缺现象，将主要体现在男性劳动力方面。这也受制于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的结构缺乏大量轻工业的现状，农村当前的经济活动依然以繁重的体力劳动为基础。
图3 不同地区的女性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
通过以上对江苏、四川、陕西、吉林、河北和甘肃六省实际工资的研究，我们可以对西部贫困地区劳动力工资的变化趋势是否能体现全国劳动力的稀缺状况给出肯定的回答：以繁重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农村农业活动，主要产生了对男性劳动力的需求，而从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的男性劳动力实际工资上涨变化来看，1998年至2003年，东部男性劳动力实际工资水平上涨速度远远高于西部地区，从2003年起，三个地区实际工资水平才开始同步地大幅度上涨。这就充分说明了自中国工业化迅速发展以来，劳动力的稀缺逐步从早期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蔓延到中部、西部地区，而近年来，无论是东部、中部或者西部地区都开始出现整体上的劳动力稀缺，这便充分地佐证了本文用西部贫困地区甘肃省的实际工资变化来反映当前中国整体劳动力稀缺的有效性。
（四）劳动力外出打工年龄结构
除了对六省的实际工资进行详细研究外，下文将进一步从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年龄结构来观察当前中国劳动力短缺问题。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对五省百村的调查正好收集了相关数据。
图4和图5分别描述了2004年和2007年男性和女性劳动力在县外工作的情况。图中反映县外工作比率最高的劳动力在15-24岁这个年龄段，随着年龄的增大，外出打工的比率越来越小。2004年到2007年仅仅三年时间，各年龄段在县外工作的劳动力比率都有大幅提升，尤其在20-29岁制造业所需要的青壮劳动力年龄段，在县外工作的男性劳动力比率都超过了60%。就女性而言，2007年，在15-19岁年龄段，56%的人外出打工，但之后女性劳动力随着年龄上涨，外出打工率急剧下降，到45岁时，只有3%左右。而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率虽然也在随年龄不断下降，但在45岁时的外出打工率仍有14%。这反映了传统风俗和制度的约束，妇女在婚后更需要留守在家照看孩子和管理土地。这也说明如果通过制度创新，允许打工人口能在打工地安居，中国农村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尤其是妇女劳动力可以转移出去。也即中国目前实际工资上涨情况体现了现有体制的约束。未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将会越来越依赖30岁以上的劳动力，尤其是妇女劳动力。
图4 男性劳动力在县外工作比率
图5 女性劳动力在县外工作比率
四、实证分析
由上文可知，农忙和农闲时期的实际雇工工资随时间不断上涨，但由于实际雇工工资受村内部大量其他因素的影响，下文将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来进行实证分析。调查收集了跨期的不同时点所有样本村的数据，因此可以通过在回归方程中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着重观察时间变化对实际雇工工资的影响。
关于村内其他因素对实际雇工工资的影响，笔者抽取了五个村特征变量，依次为道路、汉族比率、村平均教育水平、人均农作物耕地面积和种植结构。
道路，指是否有水泥路或柏油路通过该村，为虚拟变量，有取1，无取0。有良好的道路，将减少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成本，节约他们的交通费用。许多西部贫困地区，特别是山区，常因道路不通，阻隔了当地人与外界的沟通和联系，而就业机会的不同会导致工资水平的不同。
村平均教育水平，即将村内所有劳动力的教育年限加总，然后除以总劳动力人数。其中高中教育年数为12年，初中为9年，小学为6年，即村平均教育水平＝（高中劳动力人数×12+初中劳动力人数×9+小学劳动力人数×6）／总劳动力人数。关于教育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作用，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它不仅可以促进当地农业生产，使农民更积极地采用新技术，也有助于改变农民自身的风险偏好，促进外出打工[21]。所以，一个人的工资水平可能与受教育程度有关。
汉族比率，指汉族人口在村内总人口中所占比率。因为天祝县为少数民族县，少数民族人口较多，而少数民族人群与汉族在语言、信仰和传统文化的不同，使得他们在经济行为中呈现出多方面的差异，比如他们可能更不容易出去打工，所以本文将这个因素也考虑进来。
种植结构用粮食耕地面积除以农作物耕地总面积来代替。通过该变量和人均农作物耕地面积，可以观察村内土地的基本状况。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地关系紧张历来是农村各种冲突和矛盾的源泉。由于目前农村机械推广有限，人均土地面积和耕地结构的变化将直接反映在雇工工资上。
表6 比较了2003年和2006年样本村的这些村特征变量的基本情况。在这三年中，有水泥路或柏油路通过的村庄从26个上升到30个，说明近年来所调查的样本村的交通状况有一定的改善。汉族人口的比率比较稳定，几乎没有变化。村内平均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但变化也不是特别大，从6.95年上升到7.23年。其中高中和初中人数比例有一定的上升，尤其是高中从11.46%上升到13.70%，小学和文盲数比例有所下降，分别从42.71%和12.32%下降到39.96%和10.87%。人均农作物耕地面积下降幅度比较大，从3.09亩下降到2.47亩，农作物耕地的流失现象在调查中主要反映为响应国家退耕还林的政策。粮食耕地面积占农作物耕地总面积的比率有微弱的上升，从71.35%上涨到76.61%。
在农忙时期的回归方程中（见表7），第一个方程仅用村特征变量对实际雇工工资进行回归。从结果来看，是否有水泥路或柏油路通过村内对实际雇工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村平均教育水平对工资有积极的作用，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村整体教育水平越高，村内的实际雇工工资越高。汉族比率和种植结构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对实际雇工工资有负的影响。从方程的整体拟合程度来看，拟合情况不是太好，反映在R[2]只有0.059（R[2]越高表明拟合程度越好），说明了这些村特征变量并不是实际雇工工资上涨的主要原因。
在第二个方程中以1993年为基期，加入了时间虚拟变量，R[2]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从0.059上升到0.544，可见时间变量对整体方程拟合程度作用很大。2003年对1993年不显著，这与数据描述相吻合，从1993年至2003年实际工资基本没有变化，而2006年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说明2006年相对于前几个时点的实际雇工工资上涨在统计学上相当显著。
考虑到除本文所选取的五个村特征变量外，还有其他影响实际雇工工资的村内因素，我们在R3和R4中将乡虚拟变量和村虚拟变量分别加入到回归方程中，结果也同样表明2006年的时点保持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另外，将实际雇工工资取对数，发现更接近正态分布，将因变量替换为实际雇工工资的对数形式再进行回归，结果也基本与前四个方程保持一致（方程R5-R8）。
再对农闲时期的数据进行相同的处理（见表8），即使农闲时对劳动力需求不大，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变量，2006年时间虚拟变量依然全部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且呈现正的作用。
图6描述了控制所选取的五个村特征变量和村虚拟变量后，农忙和农闲时期回归方程中时间虚拟变量系数随时间的变化情况。由此可见，即使控制了各种因素后，实际工资在1993年至2003年几乎没有变化，而在2003年至2006年则大幅上升。于此，通过实证分析可知，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近几年实际雇工工资依然随时间呈现出大幅度的上涨，尤其农闲时期也体现出这种趋势，这就为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图6 加入控制变量后实际工资随时间的变化趋势
五、结论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常常由于各自地理、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多方面的特征和复杂性，刘易斯在20世纪从劳动力流动视角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二元理论分析框架。由于多方面因素的限制，中国地区发展不均衡，东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伴随工业化的继续发展，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必然无法满足其需要，劳动力短缺将逐步从东部地区扩散到西部地区。本文通过对西部地区甘肃省国家级贫困县88个村庄的研究验证了刘易斯模型的基本思想，并证明近年来甘肃贫困地区农村内部已经广泛出现劳动力短缺，实际雇工工资无论是在农忙时期还是在农闲时期都已开始大幅度的上涨，这就表明在当前的制度和生产技术背景下，全国性的劳动力短缺已经出现。
伴随这种短缺的出现，中国工业发展的劳动力低成本比较优势将逐步丧失，这就迫使中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必须改变过去注重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思路，对人力资本进行大力投资和提升，将人口大国变成人力资本大国，以适应未来全球的经济发展。这也对当前的劳动力需求结构产生了新的挑战。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劳动力需求将更多倾向于技术型和知识型人才，而目前全国普及的九年义务教育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尤其在农村，随着外出打工能够获得更多的现金收入，很多父母都选择外出打工，家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使得农村儿童的教育问题更加雪上加霜。在笔者调查的湖北等地，很多家庭甚至出现了小孩初中未毕业便随父母进入城市打零工以获得收入的情况。因此，当前劳动力短缺的到来也突显了全国教育的问题，尤其是农村地区。
当然，目前所出现的短缺也并不意味着农村对城市劳动力供给的空间已经完全不存在了。迅速攀升的劳动力工资依然有可能推动制度创新，使农村释放更多劳动力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如，政府越来越重视农村养老保障，在农村普及医疗保障体系，当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良好解决时，就可以为在农村生活的老人和小孩提供更好的服务，为年轻人减少后顾之忧，使他们更愿意外出打工获取高工资。另外，随着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出台，土地有可能实现规模化经营，这将减少土地细碎化所带来的农用机械推广障碍，农用机械的大量使用就能为农村劳动力的释放提供更大空间。
注释：
①“民工荒”指在最低限度生活费用的工资水平下，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供不应求。可参考戴敦峰、陈中小路《中国遭遇20年来首次“民工荒”》，载《南方周末》2004年7月15日。
②图1的模型参考了Kaushik Basu的模型，参见Kaushik Basu,Analyt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s:The Less Developed Economy Revisited,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7,pp.154-155.
③参见Y.Hayami & M.Kikuchi,Asian Village Economy at the Crossroad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转引自［美］费景汉、拉尼斯《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洪银兴、郑江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0页。
④关于此问题可参考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上的新农村建设》，载《扬州日报》2006年6月15日，第C3版；朱四倍《何以应对刘易斯转折区域》，载《商务时报》2007年6月20日，第A2版；王清《招不到工人关厂倒闭意味着进入“刘易斯转折点”》，载《中国改革报》2007年7月16日，第2版。
⑤J.Knight,"China,South Africa and the Lewis Model,"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IDER Workshop Southern Engines of Global Growth:Focusing on Growth Experiences of China and India,Held in Beijing on January 12-13,2007.
⑥World Bank,"China Quarterly Update," September,World Bank Beijing Office,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