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与近代国货产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货论文,产销论文,对外贸易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货相对洋货而言，是中国开埠实行自由对外贸易后出现在工商领域的一个特殊的概念。近代国门洞开，洋货涌入，国货在与洋货的对峙竞争中生长起来；国货也是落后的中国学习西方，模仿西方，追赶西方，振兴民族经济的产物。可以说国货与外贸密切相关，没有中外经济交往就没有国货和国货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本文主要就清末至抗战前对外贸易与国货产销的联系和互动作一番考察研究。
一、生产资料进口与国货企业发展
生产资料主要是指机械设备和原料中间品等。国货企业主要是指国人或国家投资的近代企业，其产品通过市场而流通，故其范围大致和近代民族资本工业企业相合。
国货企业的存在是国货生产和国货运动的物质前提。作为和洋货生产相对的一种生产主体，近代国货企业产生于19世纪后三十年。晚清时期，国内几无制造近代机械设备的厂商，近代化的生产机械大都来自国外进口。上海是外国近代机械设备进口量最大品种最多的地区，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上海出现了一批机器缫丝业、棉纺织业、造纸业、面粉业等轻纺工业，其设备绝大多数由国外引进。1888年上海机械（Machinery）进口，来自国外的为277708关两，来自香港8127关两。转运至中国其他口岸和香港为99855关两。除去一小部分再出口至国外，上海机械净进口为183708关两。[①a]该年汉口机械净进口为54199关两，广州机械净进口为1844关两，天津机械净进口为3690关两，宁波机械净进口为3006关两，福州机械净进口为8792关两，汕头机械进口为1802关两[②a]。1894年，上海机械进口为104.9万关两[③a]，占全国同类进口值（112万关两）的93.66%，除了一部分作埠际转运外，其比重反映了上海国货工业在全国的地位。而上海作为最大的机械进口大港也刺激了本地国货企业的发展和丛集。
1895～1913年是中国民族工业设厂高潮时期，共创设工矿企业549家，其中资本10万元以上的企业共有资本1.07亿元[④a]。机器进口，1895～1899每年约达200万关两，1909～1913每年达700万关两[⑤a]。《马关条约》后，外国资本输入大增，进口机械除了一部分为列强在华设厂所需，其中绝大部分却是用来装备民族资本的国货企业的。
自1914年后，机器净进口值时有起伏，主要是1919～1924突然大增，其主要原因是银贵金贱，进口机械办厂成本降低。除了这几年，机器进口值大致是比较正常的。在进口机器中比重最大的是纺织机，从1914年的一二百万关两增加到30年代初的1300多万关两。这与纺织业是中国最大的近代工业行业相符合。纺织机器输出国主要是英日美。其中日货主要由在华日商纱厂进口，华厂多用英美机器。从中外纺织厂设备比重看，1936年全国有华商纱厂100家左右，日英纱厂约50家，华商总计纱绽274.6万，线锭17.3万，布机2.6万，外商总计纱绽235.6万，线绽35.9万，布机3.3万[①b]。纺纱业华厂略占优势，织布则外商占上风，考虑到外资厂，特别日商厂，大都新设，资本雄厚，设备先进，估计二三十年代进口纱纺机器为华商厂所用可能在60～70%左右。缝纫针织机历年进口在50～70万关两，最高达157万关两；印刷造纸机械年进口也在50～70万关两，最多时也有100万关两以上。这两行业是国货企业中较大的行业，进口机器大半为国货企业所用。农机主要是面粉厂所用的钢磨，练粉机，平方筛，收灰机等，农田所用新式农具并不多。面粉厂是民族工业的支柱产业，机械进口有力地促进了面粉国货企业的发展。1914年～1921年是中国机器面粉工业民族资本大发展时期，1921年资本总额（3286.9万元）迅速赶上并超过外国在华资本（796.3万元）[②b]。1922年至1936年，由于洋粉大量进口，面粉国货企业增长减缓，但平均每年仍有8家以上新建，全国面粉国货企业的生产能力1936年比1921年提高了47%[③b]。从这些情况看，面粉机器的进口大宗，平均每年达200万关两。这些是较先进的设备，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民族资本家引进用来充实提高自己工厂的生产能力。
机器进口的全国总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了较显著的增长，1920年前平均不足1000万关两，到30年代迅速增加至4500万关两左右，增长了3.5倍，机器进口在全国进口总值的比重在不断上升。1913年机械进口占总值的1.4%，名列进口商品分类第10位，1936年机械进口占总值的6.4%，名列进口商品分类的第3位。机械进口比重的增长反映了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国货企业规模的扩大。从各口岸机器进口的数值和品种大致可以看出各地工业发展和国货企业分布的概况。上海在1913～1936的机械进口总值中的比重，平均为43.6%，最低33.41%，最高为60.86%，其分类机械进口在全国的比重纺织机年均约65%，印刷造纸机约75%，电机约50%，动力机约45%，工作母机约35%，农业机械约35%，缝纫针织机约25%[④b]。上海各类机械进口的比重都相当高，说明上海是个综合性的工业中心，国货企业的行业分布也相对较广，其中纺织业和造纸印刷业占全国的比重最大。广州是华南最重要的近代工业城市，1929年“各类机器的进口增长了100%，用外国机器制造生产品：（a）以往需要进口的商品……织花布、手电筒、长或短棉线袜，棉毛短上衣，棉背心，橡胶底棉鞋，长人造丝袜，纸、水泥、风琴、火柴。（b）以往用本国土法生产的物品……花生油，本色布，皮革制品，玻璃珠，电灯泡，米粉。”[⑤b]从中也大致可见广州国货工业的行业分布。天津、汉口、北京、无锡、宁波、杭州、南京、苏州、九江等地机器的进口值相对较大。从机械分类进口值看，纺织、针织、面粉三类机械数值较大，各地国货企业的分布也大致与此吻合。机器设备的进口为广大的国货企业提供了先进的生产力，改善了工业生产的条件，促进了国货企业的发展壮大。山东著名的张裕酿酒公司，由南洋货商张弼士创办，其所有设备均重金由国外购进最先进的机器，从而奠定了其产品的质量基础。1915年张裕公司酿制的白兰地、玫瑰香、味美思等酒一举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酒赛会金质奖和最优奖[①c]。张裕葡萄酒一跃而成为国货名品，企业也成为弛名中外的现代化酿酒公司。1921年留美学成的蔡声白被其岳父莫觞清聘任为上海美亚织绸厂经理，蔡氏上任第一件是便是向美国进口当时最先进的阿脱喔特（Atwood）络丝机、并丝机、打线机、克老姆登全铁织机[②c]。有了这些先进的设备，美亚厂的产品质量大大提高，品种不断创新，占领了国内市场，使国外绸缎进口数量有所减少，并走向国际市场，为后来60%的产量出口奠定了基础。美亚厂设备更新，经济效益大大提高，实力增强，到1938年，美亚厂已发展有10个绸厂，成为上海纺绸业首户。
中国企业界要维护民族利益与外资在商品市场上竞争，塞阻漏危，旧式的手工制造是无法与机器生产相抗衡的。只有改革落后的生产手段，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近代工业的成败关键之一是技术，而技术的高下，一个重要方面则取决于生产设备的先进与否。许多国货企业正是凭借着先进的机器生产出了高质量的产品，使之在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发展。
机器设备是企业主要的物化资本，进口机器一定程度提高了资术的技术构成，增加了产品的附加值，缩短了中外生产力的差距，对近代中国轻纺等行业国货企业的发展进化是十分有利的，可以说没有国外先进的机器设备的进口就没有中国的近代工业，这是不容置辩的事实。
机器进口作为先进生产资料的引进有利于国内机制品生产的发展，但作为一种进口商品，则对中国机器制造业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这是机器进口的另一方面的影响。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机器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上海，19世纪90年代上海等地的一些民族资本的机器修造厂开始仿制机器。19世纪80年代上海机器缫丝业兴起，“一些民族资本机器厂，遂乘机起仿制意大利式丝车，以供缫丝业发展之需要。”80～90年代棉花出口增加，日本轨花机输入，不久“民族机器厂即开始仿制”[③c]。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求新造船机器厂等用手工制造出了一些蒸汽引擎和内燃机及其它一些简单的机械设备[④c]。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国机器输入大减，民族机器制造业乘机发展，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上海出现了仿制针织机、（石印）印刷机、卷烟机、脚踏（手摇）车床、刨床、洗床，车床甚至一度外销[⑤c]。1902年，上海民族资本的中国铁工厂开始仿制日本丰田式自动织布机[⑥c]。20～30年代上海民族资本机器厂已能仿制造纸机、橡胶机、搪瓷机、棉纺织机、电力丝织机、针织机、面粉机等工作机械。1924年上海益中公司试制马达成功，30年代初上海有了专制电动机的专业厂。
上海等地的民族机器制造业大都是在机器修配业基础上发展起来，资本少规模小，技术落后成本较高，不少是手工制造，产量低，没有规模效益，产品质量也欠稳定，市场信誉较差，很难与进口机器竞争。上海著名的大隆机器厂，1922年开始仿制棉纺织机，但产品几乎没有销路，无奈之中，厂主严裕棠1925年特租办苏州苏纶厂，将一部分产品卖出。益中公司千辛万苦制成马达，但缺乏买主，“始终在困难中挣扎。最后终因无力与外国货竞争，不得不放弃制造，而公司数年来已亏本不赀”[⑦c]。由于中外机器制造水平相差较大，机器市场普遍存在崇洋心理，国货产品受到轻视，很难打开市场，进口机器占居了各主要机器市场，民族机器工业少有插足之地。不少机器厂辗转营销，打不开局面，只能退回到机器修配以藉维持，只有极少的机器制造厂有较好的经济效益。中国近代机器制造业在整个民族工业中所占有比例较低，从整体量上看，所遭受的损失相对较小，但另一方面，机器制造是生产资料的生产，是民族工业自立的重要基础，正因为其幼小，所以外货进口对它的压力和打击就显得分外沉重。
进口原料是国货企业可以利用的另一国外资源。轻纺工业是国货企业集中的行业，其原料大宗为农产品，中国是一传统农业大国，农产品供给似应不成问题，但其间国货企业所用原料仍有相当数量来自进口。江苏省是近代纺纱业集中的省区，我们可以此为例，考察一下国货企业使用进口原料的情况。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江苏省棉纺业原料棉花供给有三类：一为本省生产的1634172担（五年平均额，以下同）；一为外棉输入2041765担；一为各省输入上海1134256担；合计4810193担，外棉输入占了约42.4%。“大抵华商纱厂用华棉约十分之六，余则用美棉印棉埃及棉”。纺16支纱“华商纱厂多用上海通州棉或美棉二成五”，纺24支纱，“多用上等通州棉或美棉或灵宝棉三成”，纺36支纱“多用美棉兼用灵宝棉埃及棉”[①d]。华商纱厂产纱支数越高，所用外棉比重越大。这是由于国产棉花质量较差（纤维短）加上运输困难不能满足华商纱厂需要的缘故，使进口棉花成为不可缺少的原料。如果说我国农业生产尚能为棉纺业、面粉业、碾米业、卷烟业等提供初级原料，那么一些中间产品、半成品的原料则主要依赖进口。传统的苏州丝织业，其原料人造丝也“多用德意各国舶来品”。江苏机制毛织业20年代兴起，上海有章华等十余家毛织厂，“各厂家原料，多用外货毛绒”。[②d]油漆业所用原料，仍须仰给外洋，除山东出产，开林振工厂能自制红黄蓝绿黑颜料外，大都向英美德诸国采购，稀薄剂国内毫无出产，“不得不向欧美采办”；干燥剂国产一部分，“余则来自欧美”；胭脂因品质及产量关系，仍须仰给他国。漂染印花业“所用之重要原料，为漂白粉、颜料、及盐、硫酸等均由外国进口，来自德国者最多，其次为英、美、日本、瑞士、等国”，国产植物染料渐趋淘汰，“进口染料使印花精良”[③d]。上海制罐业的国货企业康元、裕泰、协昌等厂，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其主要原料铁皮“须仰给英美二国”，年均进口1200箱铁皮，每箱二三十磅不等，普通厂家年用一二百箱。油墨印刷铁皮必用之原料，英、美、中、日均有出产，各厂自由选用。汽油“素为美孚与亚细亚二家所独占”；钢精则“购自英美”[④d]。
国货企业进口原料，大致是两种情况：一是无国产原料；二是国产原料质量较次或价格较高，影响产品质量和企业利润。进口原料的价值在于能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20世纪以降由于国货企业的发展，进口原料的价值在不断增长。1913年原棉进口量仅133000担，到二十年代末期，已增加到数百万担。1931年由于进口商可以利用美国的棉花贷款，因而，该年原棉进口量达到了470万担。除去输出66万担，净进口400多万担。“生铁、钢和其它建筑五金、化学产品、工业用染料和颜料等商品的进口值及其在进口总额中的比重均大为增长。1913年这些商品仅占进口总额的11%，到1936年，已增至24%。[⑤d]”一些国货企业较集中的工商城市原料进口大都不断增加。
国货使用进口原料不是完全之国货，对此国民政府曾颁布国货等级条例。完全的国货为一级（一等）国货，其它根据使用外国原料技术的多寡分列不同的等次国货。[①e]一般来说，内地国货企业使用国产原料多些，沿海口岸城市国货企业使用进口原料多些，而国货企业后者又远多于前者。在近代中国重工业原料工业严重落后，工业体系支离破碎的背景下，纯粹的近代国货机制品并不多，特别是一些新兴工业，刚刚起步，在原料、中间品上不得不依赖进口，这是国货企业“学步”的代价。另一方面对国货企业而言，我们既要看其产品的物质构成，也要看其利润归属。若使用国产原料产品打不进市场，利益外流，则不如使用进口原料可与外货竞争，截留部分市场利润，更有利国货工业的积累发展，而逐步提高各类国货机制品的国产化比重还有待整个民族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提高。
二、进口替代与国货市场的开拓
中国近代商品市场是在开埠后外贸驱动下起步发展的，进口替代对近代民族工业具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进口替代对新兴的民族工业及其产品——国货具有一种强劲的市场牵引作用。随着国货与洋货激烈而艰难的竞争，以替代工业为主体的民族工业逐步发展，国货市场也日益开拓。
（一）国货替代工业的兴起 晚清，洋货进口不断增加，登堂入室地向各地城市乡村渗透，自然经济渐趋解体，机制品市场日益扩张。在洋货行销的刺激下，中国的仿洋机制品工业产生了。洋货多销一分，利益外流一分，于是商战、实业救国思潮掀起，爱国人士纷纷设厂办实业以塞漏卮振兴国家，此为替代工业崛起的民族主义动力；机制品广阔的市场空间，优厚的市场利润，引诱了不少投资者涉足这种新式的资本主义经营，这是替代工业崛起的利益驱动。
出现最早的近代进口替代工业是棉纺织业。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布洋纱大量输入中国，市场大开，获利丰厚，于是中国商人开始设厂自制，民族棉纺织业由此诞生。清末民初民族棉纺织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1872～1911民族资本的纺织业（主要是棉纺织业）共有193家工厂，（1880年前仅2家），占民族资本厂矿的37%，资本总额为4078.87万元[②e]，占全部民族资本总数的25.5%，并渐次形成了上海、青岛、武汉、天津、无锡，南通六大近代棉纺织业基地，其纱绽总量占全国的67.4%，其中上海独占全国的40.2%[③e]。华商棉纺织厂纷纷创立，大量的棉纺织品生产出来，投入市场，有效地满足了国内的需要，遏制了棉纺织品的进口。
光绪年间，外国针织品输入中国，先是德国货盛销，后英美日等国的针织品也行销中国。20世纪初国人开始设厂仿制。民国初年，广东、上海等地出现了电力针织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外货针织品入口锐减，“国货工厂如雨后春笋，成立极多”。至30年代初，全国有近代针织厂近五百家，分布地区极广，除了东南沿海地区外，贵州、黑龙江等均有针织厂。
在抵货运动时，国货企业往往能乘势获得发展。“对日货的抵制，在本十年（1912～1921）的后半期处于剧烈的实施阶段，它为中国人制造国产商品而替代日本货提供了必要的刺激。结果就是在广州近郊出现了30家火柴厂和大量其它的小型工厂，以国货取代了以前从日本进口的日货，促使商业繁荣，贸易兴盛。”[④e]
20世纪以降，一批新兴国货工业先后诞生，其产品大都沿着进口替代这一途径迈入市场。民族橡胶工业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在这之前早有洋货橡胶制品输入，19世纪输入量不多，不过几万关两，1919～1924年每年输入达146万～272万关两。外货特别是日货胶鞋套鞋分销各地，随处可见。1915年广州出现了第一家民族橡胶厂——广东兄弟树胶公司。此后，上海等地民族资本的橡胶厂纷纷成立，主要生产胶鞋。1931年仅上海就有橡胶工业的国货企业48家，其中大中华厂拥有资本110万元，日产胶鞋12万双，年产约2000万双[①f]。搪瓷制品20世纪后进口量逐渐增加。民国初年搪瓷器进口，每年在300万关两以上。20～30年代搪瓷国货工业发展起来，除福州、汉口、天津等地有些小厂外，主要集中在上海。1936年上海约有15家搪瓷厂，资本总额为120万元，每年出品值在1000万元以上[②f]，畅销各地。
卷烟是近代中国进口之大宗，民国后进口值增长较快，从民国初年的每年1000多万元增长至1930年的6000多万元。与此同时国货卷烟工业的规模也不断扩大，从民初的十几家，发展到30年代的100多家，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一大支柱产业。
其他如肥皂、造纸、电灯、酸碱、铅笔、化妆品、电扇、甘油等国货工业都以进口替代的形式楔入市场而发展起来的。据1936年中国经济年鉴记载，中国近代工业有食品、棉纺织、碱、酸、盐等18个主要行业，其中14个是进口替代行业[③f]，占主要行业总数的77.8%。
中国近代工业是在欧风美雨的刺激下发展起来，进口替代是对这种刺激的一种反映，是近代民族工业兴起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前者在诸多方面对后者具有制约作用，彼此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从数量上看，进口数值大的洋货，其开辟的国内市场较大，相应的国货替代工业的发展空间也较大。如开埠后棉纱棉布为进口第一大宗，国货工业以棉纺织业为第一行业。两者在数值上普遍存在着这种相应的正比关系。从结构上看，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相当长的时间内，进口货以日常消费品为主，相应的民族工业以棉纺织业、面粉业等轻纺工业为骨干。20世纪，一些电器化工产品输入中国，相应的一批新兴的民族工业也随后兴起。进口结构的变化引起国货替代工业的结构变迁。从分布上看，口岸地区，特别是东南各埠，是洋货输入时间最久，密度最高的地区，进口替代的可能性较大，市场条件相对较成熟，所以那儿的替代工业也较集中。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外贸口岸，其进口值达全国的一半，同样民族工业的产值也在50%左右，是近代民族工业无可争议的基地和中心。
进口替代是后进国家工业化起步的一条可行之路，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广阔，为国货替代提供了较大的周旋余地，同时进口替代也对民族工业产生了颇大的型塑作用。
（二）国货的市场竞争：价格、质量、销售技巧 进口替代工业是在洋货输入开辟了一定的市场空间后出现的，国货替代商品一出世就面临着已经占居市场的洋货的激烈竞争。国货替代能否成功，取决于它的市场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又取决于下面三个要素。
第一是价格。价格是国货替代品进入市场的一个突破口。在自然经济社会向商品经济社会过度的近代，一般而言，社会大众的购买力不是很强，价格低廉是吸引消费者和客户打开销路的重要因素。广州二十年代“外国棉纱由于受到更廉价的上海棉纱的强烈竞争，进口量持续下降”[④f]。民国初年，厦门针织业兴盛，“织品主要为毛巾短袜及汗衫，均较进口品便宜甚大，在内地有更大的销路”[⑤f]。沪创办“中国亚浦尔电器厂”生产国货电灯泡。当时美国的奇异，荷兰的飞利浦和日本的电灯垄断市场。亚浦尔电灯以价廉契入市场，逐渐打开局面。1928年亚浦尔厂试制生产充气泡电灯，市场称之为“哈夫泡”，其售价仅为美奇异充气泡的五分之二，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而当时另一些中国电灯泡厂由于成本大售价高，销路断绝而纷纷倒闭[①g]。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无线电技术转向民用，美、德、荷、英等国的无线电收音机运销中国。进口收音机价格昂贵，一般平民难以承受，上海“亚美”公司设计生产出一二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和各类矿石收音机投放市场，因价格便宜，上市后销路颇好，深受大众欢迎[②g]。一些国货商品在市场上时起时落，价格优势的得失是主要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洋粉输入中断，国货面粉销路兴旺。战后洋粉卷土重来，其优势在于售价低廉。1923年天津市场上津粉每包3.21元，申粉每包3.00元，而美国粉每包2.85元。为了争夺市场，申粉1924年开始降价销售，1925年起申粉价格略低于美粉，而津粉则始终高于美粉和加拿大粉[③g]。由于洋粉低价倾销，使许多国货面粉企业销路受阻，经营艰难，不少粉厂或亏损倒闭，或开工不足，一些经营较好，具有价格竞争力的民族资本粉厂则生意兴隆乘机兼并。1922～1931年广州海关十年报告称：“由于上海面粉生产厂家在竞争中取胜，使外国面粉的进口量明显下降”，另一方面，“内地面粉由于在价格上竞争不过美国面粉，输入广州的数量（1928）从30万担下降到13万担”[④g]。即使在抵货时期，一些国货厂商乘机提价也难为市场所接受。“‘蓝鱼’‘双鹿’（纱线）向为东货（日本产品）之好牌子，市场价售参百念两，‘文喜’‘文明’为国货牌子，向来价格在‘鱼’‘鹿’二牌之下约四五两左右，今竟售至三百念捌两，高出东货至八两多，试思布厂家有此便宜谁复肯牺牲成本坚持抵制之初心”[⑤g]。“国货价格高涨则舶来之品愈易销售，寝至国民本欲购用国货乃以国货价高关系个人经济势不能不舍贵就平”[⑥g]。价格低廉是国货替代进入市场的一个不可少的“进身之阶”。
第二是质量。质量是国货能否立足市场富具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价格便宜是以一定的质量为前提的，只有价廉物美才能引销于众，否则仍将遭淘汰。一些有眼光图大业的国货厂家十分注意产品质量，“创名牌”成为其企业经营的重要内容。近代上海萃众毛巾厂业主李康年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一坚持选用上等原料；二不断攻进工艺，只要财力许可，总力求设备先进；三重用技术人员，支持创新改革[⑦g]；从而创出了名牌414毛巾，享誉海内外。1916年成立的华生电器厂，其产品以美国奇异电扇为跟踪对象，不惜资金反复试制改进，精益求精，其质量胜过洋货赢得人们交口称赞，终于将美国奇异电扇驱出市场。实业巨子荣氏兄弟之所以称雄于实业界，其名牌产品“兵船”牌面粉，“人钟”牌棉纱功不可没。“兵船”粉包白纯洁，质韧适口，成为热销产品，售价虽高于一般面粉，但往往产品尚未出厂已被客帮订购一空。20年代荣氏的两大名牌“绿兵船”面和“人钟”16支棉纱分别成为面粉交易所、棉纱交易所的标准商品[⑧g]。名牌创造市场信誉，既使在洋货倾销时，名牌国货也能在风浪中立于不败之地。国货企业大都规模较小缺乏规模效益，与先进的外国资本主义生产相比十分落后，况且洋货进口关税低下，子口税微薄，这使国货在国内市场的价格竞争中并不占多少优势，而创名牌树立市场信誉则可以“出数多，销量广”，有利于国货企业的资本积累和长远发展。以质取胜是国货推广普及具有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第三是推销技巧。在国货有了一定的质量后，要打入市场仍非易事，需讲究一定的推销术。国货替代品是一种后起的商品，人们大都有先入为主的认知定势，商家客户消费者在熟悉卖或买一种品牌后，往往不会轻易更换另一种同类商品。况且国货在人们心目中的信誉并不高，改用国货在一定意义上是“冒风险”。为了打开局面争取国产，国货企业大都在推销上极尽所能大做文章。其一是大做广告。几乎每一种国货产品问世，厂家都要做一番广告以引诱人们的注意。本世纪30年代上海安乐纺织厂成立毛纺部生产英雄牌绒线。当时英国的蜜蜂牌绒线风靡市场，安乐厂为了在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大做广告。在广播电台精采节目中插播广告语；对各大绒线商店百货公司免费赠送新颖霓虹灯广告；在公共汽车车身上漆上英雄牌绒线彩画；在沪宁、沪杭铁路沿线各火车站树立露天广告牌。此外还在南京路闹市举办产品展览会，编织品评会，请讲解员详细介绍产品，请著名编织师免费教授编结法，然后进行英雄牌绒线纺织作品评选授奖[①h]。一系列广告及活动使英雄牌绒线声誉鹊起，在消费者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厂家为了做广告，提高产品知名度，费尽心机，动足脑筋，如请电影名星做广告，请帮会大亨捧场，有的还花巨资，用飞机做空中广告，洒传单，赠样品等等花样叠出，不胜枚举。一些国货企业家为了宣传国货，积极举办国货展览会和创办杂志。著名实业家宋则久在经营天津工业售品所时，在津京两地多次举办国货展览会，并创办《售品所半月报》提倡实业，鼓吹国货。上海家庭工业社业主陈蝶仙也经常在杂志上撰文介绍和宣传国货。其二是扩大批零差价，让利于销售商。中华制药厂为了与日本“仁丹”竞争，将其产品“龙虎人丹”的批发价降低到零售定价的二成[②h]，使经销店铺有更多的利润可图，乐于销售。上海金星金笔厂为了使产品打进著名的永安公司文具部，“提出货款按定价七折计算再打一个九折，作为优待，另以两个百分之五作为部长和柜台营业员的佣金[③h]，使金星金笔在外货林立的永安公司有一席之地，与派克笔同柜台销售，从而一举打入市场。与此相似的推销术还有放帐赊销等让利方式。其三是迎合消费者心理在牌名上做文章。20世纪后，随着社会大众民族意识的觉醒，抵货运动此起彼伏。为了适应人们抵制外货弃用仇货的心理，一些企业将其产品加上具有爱国色彩的牌名。如1920年建立的宜昌森茂肥皂厂利用当时社会上风起云涌的抵制日货运动，将生产的两种肥皂加以“爱国牌”和“无敌牌”之名称，颇能畅销。[④h]。“九一八”后，上海“中国福昌烟公司”专门出品了“马占山将军香烟”，以迎合人们敬慕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的爱国情绪。在二三十年代类似的“醒狮牌”、“强国牌”、“中华牌”、“勇士牌”、“泰山牌”等国货品牌极多。
开埠后，西风东渐，在沿海口岸城市一些市民滋生了另一种消费心态——崇洋。“竞向新奇每好购用洋货”，“通都大邑风气奢华，仕女争相炫耀为外货”。一些国货厂商为了推销产品，顺水推舟将牌名起得带有“洋味”，如胡西园将自产电灯泡名之“亚浦尔”，一般购者中外难辨，这在产品初闯市场时也不失为一策。
在中外商品的替代与被替代的激烈竞争中，民族工业也在一步步艰难而曲折地发展，国货市场在发育成长。从近代总的趋势看，国货替代的范围在扩大，程度在加深，但仍缺乏结构性的飞跃。
（三）国货的市场地位：替代程度 近代中国进口替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国货替代的程度如何，由于尚缺乏系统全面的数值统计，较难整体把握，下面我们依据相应的资料在一定范围内对主要几种国货替代产品作些评估。从近代中国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产品的销售和外国工业品进口值及分类比重看，国货的市场地位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类国货替代基本成功，国货占居市场主导地位。这类国货主要有棉纺织品、面粉、搪瓷器、针织品、火柴等。
第二类中外产品竞争激烈，相互对峙，国货的市场占有率在50%以下。这类产品主要有橡胶制品、肥皂、卷烟、电扇等。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产胶鞋套鞋迅速打入市场获得了“大面积”替代的成功，进口量下降。1930年后上海胶鞋进口明显减少，1929年胶鞋靴输入1103344关两，1930年为758122关两，1931年为175732关两，“橡皮套鞋最初皆为日货，自国产橡皮制物出厂以来，日货蜜蜂、三E、STK牌套鞋之销路，全部被夺”。但不久美国收购白银，银价上升，进口橡胶制品售价下跌，加上“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国产橡胶工业和销售市场受到摧残，国产胶鞋市场占有率下降，“在全国领土之内，华北之日（货）橡皮，多偷税输入，东三省及华北，乃无不为日货势所侵占，而上海亦遭波及。……日货售价极廉，每打只有六元余，我商厂难与相争，竟致停工。而本市（上海）其它之橡胶厂，亦以所出之品，只能销至江浙及长江一带，其它各地均为日货侵据，故而无法维持者甚多”。[①i]这种情况至1936年稍有改观，但不久便爆发了中日战争。30年代全国各种胶鞋年销售量常在3000千双上下，集中了国内橡胶生产90%的上海民族资本橡胶厂的胶鞋产量，1932年为1700万双，1934年为1200万双，1935年为1000万双。由此估计国货胶鞋，30年代上半叶的市场占有率不低于33～56%。汽车轮胎是另一重要橡胶制品，国内市场充斥英国的邓禄普橡皮公司的“老人头”牌轮胎，1934年上海大中华橡胶厂开始生产轮胎，即遭到“邓禄普”的压价竞争。大中华至抗战爆发，其“双钱”牌轮胎未能打开销售局面。1934～1935年国内生产轮胎11.5万条，同期进口汽车轮胎24万余，[②i]前者不足后者1／2，国产市场占有率约为32%。其它橡胶制品国货的市场比重更低。
20～30年代肥皂中的粗皂，华商厂如五州固本等牌的产品质量不逊于外资，销路颇旺，“近来粗皂，吾国自制者渐多，盖以吾国原料（牛蜡）丰富，工价运费均极低廉，较之外国货，已立于有利之地位，现在此项肥皂已渐自给”。[③i]粗皂进口在1930年由入超变为出超，直至抗战前未变。而香皂则是另一种情况。20～30年代国产香皂每年在20万～50万两之间，“若与外国香皂进口相较，即以全国所产香皂量比，只占其百分之二十左右，至于输出量，则占百分之一二。”[④i]1933年以后香皂输入每年达1000万元以上，国产香皂的比重更为微小。市场上粗皂与香皂中外产品基本上各居一方。
民国以后，旱烟水烟销路逐渐衰退，卷烟市场迅速扩大，“盖国人无论贫富，大多沾染纸烟之嗜好，而下级社会人数较众，故廉价纸烟销路亦特多”。[⑤i]30年代国内卷烟年消费约在150万箱（每箱5万支）左右，其中进口洋烟约25%，其余由国内烟厂供给，在华外商卷烟厂和民族资本卷烟厂产品各占一半。据统计1931年上海中外烟厂卷烟销售全国各地共85.9万箱，[⑥i]而该年上海华商卷烟厂产烟51.9万箱，约占59%，外商卷烟厂产烟35.6万箱，[①j]约占40.6%，其中高级烟3263.8箱，外资厂占95.51%，华资厂产品占4.49%，中级烟140804.7箱，外资厂占40.83%，华资厂占59.12%，低级烟731197.2箱，外资厂占40.49%，华资厂占59.51%，[②j]若以价值论外资厂产品比重要再高些。在华英美烟公司等外资卷烟厂所用烟叶原料“什之九”靠进口，也为半个洋货。30年代卷烟大致形成了进口烟、在华外资厂烟和国货烟三足鼎立之局面，竞争十分激烈。在抵货运动中，华资厂往往能畅销产品，但在华外资厂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在华特权，总的来讲，在市场上占居上风，民族烟厂处境相对艰难，面临着外资厂强大的资本压力和竞争压力。
水泥是新的建筑材料，俗称“洋灰”，30年代中叶，“吾国水泥消费量每年约五百万桶，现时国人自营之水泥工厂，产额为二百八十万桶，其不足之二百二十万桶，一百五十万桶购自大连小野田水门汀会社大连分行及日本之浅野水泥会社，余则由香港、安南、德国、俄国等地输入”。[③j]由此计算，水泥国货率为56%。由于日本产品极力倾销，国货水泥的市场优势极不稳定。
其它如机制纸品、生铁、毛纺织品等，国货和洋货各居市场一方，此消彼长相峙竞争。
第三类是洋货占居较大优势，国货面临巨大竞争压力。这类主要有纺织机械、电动机、钢材、化工原料、钢笔、铅笔、五金制品、家用电器、电气仪器、化妆品等。这类国货行业相对较小，产品市场占有率很低，约在20%以下，在洋货的市场缝隙中生存。这类国货在市场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大部分这类国货产品，由于在质量、价格上不敌洋货，处境艰难，市场占有率低，经不起风吹浪打，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又因产品难以畅销，企业发展、技术进步等相对缓慢，在市场上不构成对洋货的正面冲击，替代面十分狭窄，这一种有纺织机械、电动机等。另一种情况是由于缺乏专业人材和资本，一些新兴民族工业出现得较晚，其产品替代前景十分广阔。如酸碱盐化工业。酸碱盐为一切化工之基本原料，在国防上也十分重要，但“国内酸碱工业寥寥无几”，产品大部分靠进口，上海天津等几家酸碱厂，“虽出品不多，然销路尚佳”，“大有供不应求之概”。[④j]后因中日战火烽起，发展受到挫折。
此外，还有如近代交通车辆、汽油煤油、各种精密机床、精密仪器、化纤制品、新兴建筑材料、高级生活用品等国内尚无生产仿制，全依赖进口供给，属替代空缺。
纵观整个近代，进口替代国货工业主要集中在那些工艺简单，技术含量少，附加值低，资金投入有限的行业，品种范围也较狭窄，其发展远处于较低的层次，外国工业品仍是社会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不可缺少的商品。1929—1931年间世界银价剧烈下降，进口成本大增，但中国进口额仍然增长。生活必需品“盖皆一日不可缺者。或以本国尚无出产（如煤油），或以国货供不应求（如纱布、火柴）、非有舶来品之输入，不足以利民用”[⑤j]。20世纪后中国外贸逐年增加的入超也说明了这一点。但中国机制工业品从无到有，进口替代的成效也是很可观的。据巫宝三的统计，1933年中国工业（冶金、矿产除外）总产值为207632.2万元，如扣去城市公用事业水电煤产值27239.1万元[⑥j]，加上钢铁矿业产值36743.9万元[⑦j]，共为217137万元，再减去该年中国工业品出口约19000万元[①k]，为198137万元。该年进口重化、轻工业品为71300万元。两者相加为269437万元。这个数字约等于1933年中国国内工业品的市场拥有量，那么工业品的外贸依赖度约为26.5%，也就是说中国工业品消费中73.5%，是由国内生产满足的。这对中国这么一个古老落后的农业大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如果不是后来爆发中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中国替代工业将进一步发展。从替代的种类看，轻工业品的替代较高，重化工业品的替代度较低。从时间上看，近代国货替代工业虽兴起于19世纪70—80年代，但其产品对同类进口洋货产生影响，发挥替代作用是在20世纪后，其20—30年代较为明显，30年代上叶，关税改革进口税提高，更加快了国货替代的步伐。从区域的替代程度看，城市不如乡村。国货工业兴起和集中于沿海和沿江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该地区同时又是通商口岸较多的地方，在上海、广州、厦门等地国货较多而洋货也多，一些富人们养成了消费舶来品的习惯，直至1949年上海等城市的百货公司货架上仍充斥着洋货。而内地有所不同，在晚清，工业品主要为进口货，到民国一二十年代国货工业品逐渐增加，在不少地方超过洋货，成为输入工业品的主角。20—30年代一些地方工业兴起，出现了“二次替代”，即本地工业品替代输入的上海等城市工业品，“尤其愈到晚期，因进口替代现象加深，安徽本身所产货品的主要竞争对象是其它各省所出的国货，而不尽是洋货”[②k]。一般来讲，东南沿海城市经济较发达，市民收入稍高，使用洋货相对多些，内地乡村人们购买力较低，廉价的国货更受欢迎。20～30年代，内地机制品商流中，国货的流量比洋货更大，分布地域更广阔。
三、国货机制品出口与海外市场
机制品出口发轫于出口加工业。鸦片战争后，丝茶成为出口大宗，随着出口值的增长，外商为了攫取更高的贸易利润及运输的方便，19世纪50～60年代在中国的一些通商口岸兴办了一些砖茶厂和机器缫丝厂。砖茶厂属手工工场，而机器缫丝厂有蒸气机为动力的多种缫丝车设备，属近代工业。70—80年代在广州上海等地出现了一批民族资本的机器缫丝厂，其产品——厂丝成为中国最早真正意义上的出口国货机制品。20世纪后，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出口国货机制品的量值有所增长，种品范围和输入地区也有所扩大。
（一）丝和丝织品。厂丝是清末民初重要的出口机制品，其在出口生丝中的比重逐年增加。进入20世纪从生丝出口总量上讲并无大的增长，19世纪80—90年代起，日本丝的竞争使华丝在国际市场的比重逐年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华丝（主要是农家丝）质量不高，于是由质量优良的厂丝取代农家丝成为必然趋势，出口量也随之渐有增加。到了20世纪20—30年代厂丝的出口量约占出口生丝总量的60%以上，20年代末是厂丝出口高峰。这一时期华丝出口总值在1亿关两以上，1928年华丝出口达1.55亿关两[③k]，若以60%计算，该年厂丝出口值约9300万关两。出口厂丝以上海厂丝品质最佳，上海厂丝用江浙优质蚕茧缫之，“色泽佳良，纤度齐一，强力大，富有弹性”，“在欧美市场上价常凌驾日本丝，四川厂丝次之，广东丝又次之”[④k]。上海和广州成为厂丝两大输出港，前者约占2／3，后者约占1／3。厂丝输往的地区主要是香港（约占50%）、法国（约占30%）、美国（约占15%），其它还有印度、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国。
丝织品也是中国出口大宗之一，产品主要有绸缎、茧绸、丝绣货、丝带、丝线、丝类杂货等，其中绸缎占60%以上。由于机器织绸厂比机器缫丝厂兴起的晚，数量少，出口机制丝织品相对较少。据统计1911年至1937年蚕丝织品出口约在1万至1.8万公担之间，1926年最高为1.8763万公担，价值2000万关两[①l]。出口丝织品大都出产于大小各类手工工场和绸厂。绸厂（包括各近代大规模的绸造厂）中电力丝织机和手工铁织机等往往杂用，所以统计资料中机制丝织品和手织品混同计值。据估计机制丝织品占30—40%，1926年机制丝织品出口值约在600万—800万关两左右。一般年份约在四五百万关两左右。另外用进口人造丝织造的产品和人造丝真丝交织的产品出口值20—30年代一般在300万左右，最高1932年达536万元[②l]，其机制品比重高于真丝织品，但出口绝对值则比真丝机织品少。国产丝织品的出口地区以南洋为主，约占80%以上，大部分通过香港转运，其它输往地区为印度、朝鲜、英国、法国、美国、土耳其、波兰、埃及、日本等。“今世法、瑞士、义（意）、德、英、日本皆为机业发达之国，常相角逐于世界市场，我国则除朝鲜及华侨较多之地外，销路恒不及之”[③l]，国产丝织品的海外市场极其有限。
（二）棉纺织品、针织品。棉纱的出口比生丝要晚些。手工纺纱费时费工且质量低下，故绝少出口。国内机器纱厂兴起后，不仅扼制了洋纱的进口并使国产棉纱逐步出口。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国产棉纱出口量增至三四十万公担，价值在二三千万关两之间，之后逐步下降。棉纱中有相当比重出自在华英日纱厂，而输出也多往英日两国。
其它机制棉纺织品出口主要有各类棉布：市布、粗布、土布、土染洋布、染纱织土布、粗细斜纹布等。从民国十年至民国二十年的统计看，其中市布、粗布出口量最大，1912年（民国元年）市布粗布出口量为63583匹，值386146关两；1927年出口量为2582528匹，值为12952726关两，达到高峰；1931年出口量为1456617匹，值为7427312关两。粗细斜纹布出口量值也甚可观，1931年出口量为148220匹，值852875关两。其它布类年出口绝大多数在10万关两以下。[④l]
针织品出口以毛巾、线毯、袜子、汗衫等为大宗。1921～1931年间毛巾出口值在18万关两——53万关两之间；线毯出口值在1.8万关两——34万关两间。长短袜子出口值在6万关两—21万关两间。汗衫裤出口值在1922年只有0.419万关两，1931年猛增至55万关两。[⑤l]其它机制针织品出口值很小，约在10万两以下。1931年针织出口总值达235.9万关两。[⑥l]
棉织品针织品的出口输往地区主要是香港、南洋、俄国等。
（三）面粉等食品。面粉出口始于光绪末年，约30多万关担价值130万关两左右。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及战后几年，由于西方国家缺乏食品，面粉出口量大增，1920年最高达396.07万关担，价值1825.17万关两。1921年仍有204.7万关担，1922年则下降为59.3万关担，以后逐年下降，到1930年出口仅0.48万关担，以后有所回升。[⑦l]在面粉出口高峰期间，出口绝大多数是手工制粉，机制面粉的比重极小。从20年代初起，列强国内生产恢复，洋粉卷土重来，国内一些技术薄弱的粉厂和手工工场顿陷困境，经过这番折腾，机制面粉的出口比重大为增加。据《今世中国国外贸易志》的机制洋式货物出口统计，1922年机制面粉出口为2.02万担值9.18万关两，1923年出口量为1.405担值5.62万关两，占总量的10.7%，1925年出口量为28.7担值129.9万关两，占总量的99.8%，1928年为7.4万担值33.9万关两，占总量的86.1%，1931年出口量为2.5万担值14.4万关两，占总量的99.9%[①m]，此后出口土制面粉基本上被淘汰，但机制面粉出口量并不多，且呈下降趋势。
除了机制粉，从20年代末起，常有一些机制罐头食品出口。30年代初罐头蔬菜水果出口约为30—40万关两，罐头肉出口约为1—2万关两。1936年出口罐头果菜出口为16.4万关两，罐头肉为7.27万关两，罐头鱼价为12.4万关两[②m]。
国内产量不菲的卷烟出口量颇可观，1913年海关始有纸烟分类统计，1913—1931年间，出口值在100万关两—240万关两之间，1932年后出口值均在58万关两之下，呈下降趋势[③m]，主要出口香港、澳门、新加坡、越南西贡等地，上海是主要的卷烟输出港。
（四）肥皂、火柴等轻工产品。这类轻化产品大都是仿洋机制品，出自于近代民族资本的厂家，民国后各有数值不同的出口。1921—1931年间除了火柴在1923年出口量128.9万关两超过百万外，其它产品各年最高不超过73.2万关两（1930年肥皂），大都在一二万至一二十万关两之间。值得注意的是电灯、电器材料、味精、纯碱、搪瓷器等新兴电化工业品的出口也有一定的数值，且1931年后继续增长。搪瓷器“九·一八”后仅上海国货营业额历年达100万元左右。其中出口为20%，已较前有所增加[④m]。除上述出口较大的轻化电产品外，出口的机制品还有染料、皮革、鞋帽、机械、文具、玩具、灯具（不包括电灯）、毛织品、牙刷牙粉、摄影器材、西洋乐器等。轻化产品（日用百货，不包括厂丝、棉纱等）大部分产自上海等城市输往南洋等地。1936年上海轻工业品出口总值为919.3万关两，输往香港南洋占同类总值59%，共计549.5万关两[⑤m]。五金钢铁的出口在20～30年代也有数百上千万关两（包括一部分金属矿产品）。
国产机制品的出口，除厂丝出口较早，绝大多数在民国后方见统计，但其出口值在不断增长。20年代下半叶至30年上半叶是国产机制品出口兴旺时期。过去的出口统计资料范围各不相同，或以行业货物品类分类；或以原料、半制成品、制成品分类；或以机制洋式货物分类。前二者不分手工与机制，第三种虽以机制品分类但不包括非洋式机制品，所以也不是国产机制品的全部。由于缺乏国产机制品出口的正面统计资料，只能根据所见各类统计资料加以综合估计。厂丝加仿洋机制品（包括按当时税法统计和非按当时税法统计）和未统计的非仿洋机制品，1926—1930年间各类机制品出口的2亿—2.5亿，1931—1936年间1.2—2.5亿，年平均约为2亿。日本学者久保亨估算中国20～30年代重化工业品和轻工业品出口约占总值20—30%[⑥m]，在1.4—3.4亿，其重化工业品轻工业品的估算可能宽泛了些。若以2亿计，其价值相当于1901年的全部出口值，相当于1891年全部出口值的2倍，1866年全部出口值的4倍。以30%利润（10%生产利润，20%贸易利润）计，20～30年代中国工商贸易界可从国际市场上获得每年约6000万关两的赢利，这相当于19世纪20年代的全国出口值。国产机制品的出口不仅使出口数值、品种增加，还改变了中国货物的出口结构，提高了出口货物的总体加工水平。机制品出口从零开始到1894年的1.8%，再上升到20～30年代的比重20—30%，使中国完全由农副产品原料充当出口品的的落后状况逐渐改变趋向优化。国产机制品的出口及其发展在资金积累、国内资源利用、产业结构调整、市场扩展上都对中国的经济工业化和国货运动具有毋庸置疑的积极意义。但纵观近代中国国产机制品出口贸易的状况，其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从出口国产机制品的品种结构看，虽有变化，但仍处于低水平阶段。第一是半制成品、原料出口占居五成以上。厂丝和棉纱是机制品出口名列第一第二的大宗。如1926—1931年厂丝出口每年约1亿关两，加棉纱每年约0.1亿关两，即占机制品出口的50%以上。第二是制成品中以轻纺业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为主，如棉布（以粗布市布为大宗）、绸缎面料、纸烟、火柴、粗皂、面粉、陶瓷等为日用轻工业品的主角，家用电器、成衣、金属制品、化妆品等出口量皆不大。第三重化工业品占机制品出口的比重虽由20世纪初的10—20%上升至30年代的30%，绝对量也不断增加，但其中生铁等金属原料占了绝大多数，机器和化工产品仅占其中的10—15%。其次是出口的机制品从总体上说质量不高，竞争力不强，利润低下。中国出口量最大的机制品厂丝其均净坚韧清洗三项指标均不及欧美，总体上也不及日本。世界生丝市场以“美丝价格最高日本丝次之我国机器丝又次之”。同样量的生丝美国上等品价为11.25元，普通品10.50元；日本机制丝最优品10.80元，优等品10.50元；中国机制丝最上等品10.50元，优等品10.00元，广东机制丝最优品9.40—9.80元[①n]。由于质量不高虽价格低廉仍不能畅销，至20年代末期后出口量逐渐萎缩，黄厂丝的出口数量更是大幅度下降，从1928年的10891关担降至1936年的641关担[②n]。绸缎“长宽相同之日本货，每两值银多至四元，而同样之中国货则每两值银不过一元三角，其利益之相去不可同日而语矣”。[③n]暹罗棉布商业“殆全操在华侨之手，然运进棉布仍以英日两国为最多”[④n]，原因是质量不如人。一些轻工业品在质量上不如欧美，在价格上又不如日本货便宜，遭此两面夹击，竞争力大为削弱。再次是国产机制品的输往地区主要是南洋诸国，机制品海外市场十分狭窄。暹罗、缅甸、菲律宾、新加坡、越南、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离中国较近且工业几无，使中国国产机制品得以进入；又因南洋华侨集中，喜用国货，一些华侨掌握了当地商业外贸也有利于国货的输入行销，“或以华侨较多，或以机业未盛，故我国棉布因之畅销”[⑤n]。南洋成为中国国产机制品市场的一块海外飞地。20～30年代国货机制品50—70%输往南洋，1928—1931年上海各类电器对南洋及香港的出口平均占76.9%，年均309.225关两。1936年全国出口香港和南洋四国的化妆品（包括牙刷、肥皂等）60.7万元，占出口总值的83.49%[⑥n]。从20世纪起中国机制品在南洋市场遭到了日本货的强烈竞争，市场难以进一步开拓。除了南洋，中国机制棉布对印度、朝鲜等也有少量出口，而欧美市场除了丝绸外其它机制品数量很少。复次是国货厂商国际竞争的意识不强。商品能否行销在于是否符合市场需求，中国厂商对出口品的国际市场不甚了解更缺乏市场调查。例如中国丝织品“最博缅（缅甸）人之欢迎者，为花缎，缅人以此为沙笼也，惟机业墨守旧法，不肯研究，尺幅花样泻染尽不趋时，即有侨商寄办定织亦多为刁难”[①o]，市场自然难以扩大。俄国向是中国棉布输入大国，但“德国日本棉布在俄国市场势力进步极速，我国棉布日即退缩矣。溯厥原因我国棉布不求改良，而德日等国则技术日进”[②o]。我国厂商对机制品销往国的民族风俗，生活习性，消费爱好等均知之甚少，产品不对路，缺乏竞争力，而欧美等国则极力钻营投人所好大肆推销，日本更是后来居上排挤中国货。20—30年代上海等地厂商曾派人去南洋各地考察，并建立国货陈列馆等宣传国货，使一些新兴国货机制品在南洋打开了市场，但近代整个中国工商界对外开拓市场的意识并不强。一些产品往往在国内销售遇到困难时厂商才想到海外市场，国货企业仅把它当作一种救急之策。西方工业品输入中国，中国工业品则输往比中国落后的南洋。从产业设置看，出口替代产品大都出自进口替代工业的企业，出口替代品就是进口替代品。30年代国内市场发展，国产机制品消费量增加，随之出口机制品的比重便有所下降。近代中国出口替代作为一种产业导向并未被工商实业界人士所接受。这一方面是近代中国工业制造水平较低，国内市场尚有待开发；另一方面也与中国企业家相对地缺乏西方资产阶级的那种向外开拓竞争的冒险精神有关。最后，中国外贸大部分掌握于在华外国洋行之手，不利于机制国货出口业的发展。如生丝出口，中国厂商不能直接出口，“毫无势力，交易时唯听买主（洋行）操纵”，使华商的利益受到损害，手脚受到束缚。在洋行控制下，中国整个出口贸易受到抑制，大大妨碍了中国机制品的出口。半殖民地的地位是中国自主贸易最大的不利因素。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比进口替代高一层次的出口替代在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发展起来，中国出口结构无大变。30年代机制品出口总值若以2亿计，仅为全国工厂总产值的十分之一弱，而且出口值约有1／3到1／4的产品出自在华外货企业。中国通过外贸进行近代化资本积累发展民族工业这条路十分崎岖，很难走通。
四、关税制度改革与国货产销的变迁
关税制度作为外贸制度的一重要部分，作为一种市场因素对国货的产销具有巨大影响。
晚清时期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将中国关税协定的“值百抽五”，子口税则“值百抽二·五”，且早在咸丰三年列强就攫取了中国海关事权使中国的实际关税变得更低，成为当时世界上毫无关税保护的国家。清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将少数较高税率用于出口货物而非进口货物，加重了国内产品出口的负担。1902年清政府与英国进行加税免厘的谈判，签订了《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定为进口洋货税税率不超过12.5%，出口土货税税率不超过7.5%。但直至清廷覆亡，新税率未能实行。
民国成立后，关税奇低依旧如故，使列强对华倾销商品和掠夺中国农产品原料极为便利，而国内新兴的近代工业则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步履艰难。其有利的一面是进口机械设备和原料价格较低。北洋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和自身的财政危机的情况下多次对外交涉要求修订关税税则。1925年北京关税特别会议达成协议，1929年1月1日起中国关税自主，但除了进口税率达到5%以外（过去平均税率低于5%），仍实行旧的关税税则，无实质性变化。1928年、1931年、1933年和1934年国民政府四次修订进口关税（其中1934年的修订是在日本压力下，对日本货进口税作了些让步性的调整），使中国关税自主逐渐得以实现。进口税率1933年分为14级，最低为5%，最高为80%[③o]，总税准有了较大的提高。
关税是一个主权国家为了维护一国的利益对外贸采取的一种限制措施。20～30年代的关税改革对国货工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新关税课征后，从洋货与国货关系看，非竞争性洋货进口增加，竞争性洋货进口比重明显下降，从1928年的占进口总值77.3%落至1936年的57.0%。其中国货产量占进口量11—100%的这一类洋货，“有国货出口的”从1928年的占进口总值3.7%下落1936年的1.9%，“无国货出口”的从1928年的占进口总值26.4%降至10.1%[①p]，下降了50—70%。这类竞争性洋货数量的减少，提高了国货市场占有率，使得30年代初一度萧条的国货企业复苏发展，保护了民族工业。如国货火柴业，民国16年后“瑞典火柴商极为活跃，挟其雄厚资本，及国际火柴霸权之势力，倾轧竞争。国内火柴岌岌不可终日。迨东北各省施行火柴专卖，及民国二十年增高火柴进口税后，始稍克支持”，“然外商均在华设厂，以其技术之精良，资本之雄厚，又不征关税，均价廉而物美，国内火柴业欲事维持，殊非易事”[②p]。竞争性商品进口减少，也有利于在华外资企业，由于其在中国国内市场固有的优越地位，得益更大。
在非竞争性进口商品中，关税提高幅度较大的是奢侈品和必需品，分别由1928年的5%提升至1934年的42.6%和50.8%，1936年的50.4%和54.0%。前者的进口税提高完全必要，后者的关税提高加重了人民日常消费的负担，但对以后同类国货的替代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市场条件。非竞争性进口商品中与国货生产有关的工业原料和机械设备的关税也从1928年的4.9%、5.5%提升至1934年的17.0%、15.7%和1936年的16.0%、17.1%。[③p]非竞争性的工业原料和机械设备是国内工业发展缺乏的国外资源，这些东西的加税，虽幅度不大，但对本业发展艰难、资本薄弱的中国国货工业无疑是又加重了负担，增加了发展的压力。1932年—1934年的中外修订进口税谈判时期，中国资本家（主要是上海工业资本家）在要求提高加工棉布、小麦粉、灯泡、纸张等进口税的同时，要求降低棉花、纺织机械、火柴梗等的进口税[④p]。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这些国外资源的需要量逐渐放大，30年代上叶约有5亿元的工业原料、燃料输入中国，除去在华外资企业消耗部分，大半为中国企业所用，如果说国内的工业投资是个既定的量，这些生产资料的提价，就制约了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规模，使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变得更为沉重。竞争性进口商品的高额税准有利于国货的市场营销，而工业原料机械设备的税准提高加重了国货企业的生产成本，两者相抵，关税改革的积极作用大打折扣，对某些行业可能是负作用更大些。
进口税的大幅度提高，刺激了走私的发展，特别是“九·一八”后，日货由东北走私运入华北的情况十分严重。据郑友揆先生估计1932年走私进口值为3800万关两，1933、1934年达10000万关两[⑤p]，约占当时进口总值的7.4%—9.7%。日益猖獗的大规模走私是关税改革后一个始料不及的恶果，这些走私商品对国货市场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此外进口税的提高也使外人增加了在华直接投资的兴趣。
关税改革后的出口税相对变化不大，分5%、7.5%、10%[⑥p]三个等级，仍属比较低的税准。在关税改革中出口税基本上为国内工业资产阶级所接受，从所见资料看，要求进一步降低国货出口税的不多。30年代初，日本人造丝绸产品以低廉的售价行销南洋，上海美亚厂主蔡声白为了重整南洋市场，曾向国民党财政部要求在关栈内设厂制造，原料成品进出口免税，但一直被拖延不办。1936年9月美亚厂才获准建立“关栈厂”，产品成本大降，出口兴旺，供不应求，可惜只一年便毁于“八·一三”炮火[①q]。像美亚厂似的要求设立“关栈厂”的国货企业当时极少。国货企业家关注的主要是国内市场。
新关税税则实施后，外贸进出口商品量值和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其一，30年代初进出口逆差大幅度上升的状况有所缓和，1931年逆差为5.24亿关两，1933年为7.33亿元，合4.73关两，1936年逆差为2.34亿元，合1.5亿关两[②q]，下降幅度很明显。其二，进口商品种类趋向合理化。竞争性进口商品比重逐步下降，非竞争性进口商品比重上升，过去洋货几无所阻挡地长趋直入侵占中国市场的现象受到扼制，进口商品结构发生了可喜的变化。非竞争性进口商品中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部分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其中生产资料的进口1936年占进口总值的40%，一定程度地切合了国内民族经济和商品市场的发展要求。其三，出口商品中制成品的比重渐有上升。关税改革有利于国内近代工业发展，刺激了制造品的出口。1936年制成品出口值达出口总值的16.3%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达到了33.9%[③q]。
关于30年代关税改变的属性如何，中外学者看法不一，或曰“财政关税”，或曰“保护关税”。从1933年主持关税改革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一次涉及关税改革对英人的私人谈话和同年行政院长汪精卫对日交涉的有关资料看，国民政府的意图第一是维持关税收入；第二是有利外交；第三是保护国内工业。由此可见关税改革作为一种政府行为，把维持和增加财政收入列为第一目标。关税改革后年进口关税收入从1928年的6210万元（国币）增至1933年（不包括东北各口）的26201万元（国币）[④q]，净增了3倍多，达到政府的目的。但这些关税收入在抗战前（1936年）43%用于偿还外债，42%用于偿还内债，余下的15%约3000万—5000万（国币）用于政府开支，其中大部分为军费。“因此由公众缴纳的或由工商界负担的这笔关税就成了他们纯粹的财政负担。他们几乎没有从政府那儿得到任何相应的好处”[⑤q]。从政府当局改革关税的意图和关税分配看，30年代的中国关税改革当属“财政关税”。在客观上这次改革虽有利于保护民族工业国货经济，但改革的立足点不在此，其保护的力度还不到位，非竞争性的原料，机械进口税和国货产品出口税的提高，均只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并非着眼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因此，它的积极意义是有限的。
注释：
[①a] 1888年《海关关册》上海口岸。
[②a] 1888年《海关关册》汉口广州、天津、宁波、福州、汕头等口岸。
[③a] 《上海对外贸易》（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352页。
[④a]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66年第112页。
[⑤a]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66年第112页。
[①b] 参见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135页。
[②b] 《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第43页，第47页。
[③b] 《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52页。
[④b] 参见《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66年，第436页。
[⑤b] 张富强、乐正等译编《广州现代化历程——粤海关十年报告》，广州出版社1993年，第166页。
[①c] 孔令仁编《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上），山东人民出版1991年，第536页。
[②c] 《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下），第560页。
[③c]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99页，第100页。
[④c]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158页。
[⑤c]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207页。
[⑥c]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277页。
[⑦c]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第423页。
[①d] 《江苏实业志》，第八章，第一节，第23、24页。
[②d] 《江苏实业志》第八章，第一节，第227页，第231页。
[③d] 《江苏实业志》第八编第三章，化学工业，第695、696页，第711，713页。
[④d] 《江苏实业志》第八编第四章，机器五金业，第864页。
[⑤d] 《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38、39页。
[①e] 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中国国货暂行标准”，以股本（资本）、经营人、原料、工人（技师）四个方面的标准国货分为六个等级。
[②e]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94、95页。
[③e]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0页。
[④e] 《广州现代化历程——粤海关十年报告1882～1941》，第148页。
[①f] 《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第12页。
[②f] 《中国经济年鉴》1937年（下），第547页。
[③f] 见《中国经济年鉴》1937年（下）的工业分类目录。
[④f] 《广州现代化历程——粤海关十年报告1882～1941》，第164页。
[⑤f]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662页。
[①g] 《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下），第115～123页。
[②g] 上海工商联未刊稿“苏祖国与中国无线电事业”。
[③g] 《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56页。
[④g] 《广州现代化历程——粤海关十年报1882～1941》，第165～166页。
[⑤g] 苏州档案馆藏档，乙2—1／343。
[⑥g] 苏州档案馆藏档，乙2—1／133。
[⑦g] 《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192～193页。
[⑧g] 参见《工商史苑》1993年第1期，第45～46页，黄汉民“兵船粉、人钟纱——荣家企业的两大国货名品”。
[①h] 见上海工商联未刊稿“英雄牌绒线的崛起”。
[②h] 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谈玉林未刊稿“上海新药业的国货生产和销售”。
[③h] 《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3辑，第184页。
[④h] 见宜昌国货资料未刊稿“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在宜昌”。
[①i] 《上海民族橡胶工业》，第34页。
[②i] 《上海民族橡胶工业》，第40页。
[③i] 杨大金编《现代中国实业志》（上），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490页。
[④i] 《现代中国实业志》（上），第490页。
[⑤i] 《现代中国实业志》（上），第800页。
[⑥i] 《中国经济年鉴》1937年，K，第591页。
[①j] 《中国经济年鉴》1937，K，第589页。
[②j] 方宪堂编《上海近代民族卷烟工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16页。
[③j] 《中国经济年鉴》1937年，K，第551页。
[④j] 《中国经济年鉴》1937年，K，第376页。
[⑤j] 诸青来“关税自主之目的安在”，《东方杂志》，第28卷第17号，1931年9月。
[⑥j]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年），中华书局民国三十年，第一表“全国工厂产值统计表”。
[⑦j] 《中国国民所得》，第58页。
[①k] 参见（日）久保亨“近现代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和工业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71页。
[②k] （台）谢国兴《安徽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变迁（1877～193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抽印本），民国八十年，第421页。
[③k] 杨端六、侯厚培等《六十五年中国国际贸易统计》，中华民国二十年，统计表，第10页。
[④k] 《今世中国外贸通志》第二编，第6页。
[①l] 《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3、194页。
[②l] 《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第196页。
[③l] 《今世中国外贸通志》第2编，第38页。
[④l] 《近世中国国外贸易》，立法院秘书处统计科刊刻，中华民国二十二年，第71～81页。
[⑤l] 同[⑥l]
[⑥l] 见1931年《海关关册》统计。
[⑦l] 《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第368～369页。
[①m] 根据《近世中国国外贸易》中机制洋式货物统计和《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统计量值计算比重。
[②m] 《上海外贸》（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48页。
[③m] 参见1913～1931年的《海关关册》。
[④m] 《上海外贸》（上），第485～486页。
[⑤m] 《上海外贸》（上），第489页。
[⑥m] 见章开沅等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第471、472页。
[①n] 《今世中国外贸通志》，第二编第20页。
[②n] 《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81页。
[③n] 《今世中国外贸通志》，第二编第43页。
[④n] 《今世中国外贸通志》，第二编第157页。
[⑤n] 《今世中国外贸通志》第二编，第156页。
[⑥n] 《上海外贸》（上），第481页。
[①o] 《今世中国外贸通志》第二编第42页。
[②o] 《今世中国外贸通志》第二编第156页。
[③o] 殷崇浩主编《中国税收通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440～441页。
[①p] 《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83页。
[②p] 《中国经济年鉴》1937年K，第560页。
[③p] 《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82页。
[④p] 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257页。
[⑤p] 《中国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29页。
[⑥p] 《中国税收通史》，第447页。
[①q] 《中国近代企业的开拓者》（下），第561页。
[②q] 参见海关关册，1关两＝1.558银行。
[③q] 《中国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45页、第117页。
[④q] 《中国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75页。
[⑤q] 《中国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