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贬低鲁迅现象的原因与危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现象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597(2001)01-0010-04
一
说来耐人寻味，在人们的文化兴趣日益多元化、经典的热度大为减弱的今天，鲁迅著作在多家媒体关于百年文学经典的读者调查中仍然高居榜首，就连据说对平面阅读不再抱有多少兴趣的网民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因特网上，评选2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作家，鲁迅也还是名列第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社会上也出现了一股贬低鲁迅的倾向。有的青年作家把鲁迅斥为挡路的“一块老石头”（《北京文学》1988年第10期韩东文），有的前些年曾经走红一时的作家出语不似这般粗鲁，但冷嘲热讽之中对鲁迅却是“贬你没商量”。不只易动感情的作家有此“冒险”之举，而且一般以为应该注重史实考辨、讲究逻辑推演的学者中，竟然也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出身的博士反戈一击，向鲁迅的人格、思想、创作大动刀斧。刊发贬鲁言论的载体，不止于自诩可有天马行空般自由的网络，有近年来锐意出新的杂志，也有向来以别致与持重兼而有之的风度见称于世的名刊。贬鲁的言论，并非仅仅出自几位作家、学者之口，也并非仅仅见于传播媒体，在其他场合也时有所闻。据一位大学教师在文章中透露，在大学里，“还有更激进一点的青年学子在课堂上发难，说鲁迅早已过时，绝对是心理变态者。其地位完全是由政治因素造成的，中文系现在还开着‘鲁迅研究’简直可笑，要开也应该开‘鲁迅的局限’。”（《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4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敢于向鲁迅质疑，并且能够发表出来，这应该说是开放社会的表征。质疑本身也并非多么可怕，鲁迅生前就从未害怕过质疑，反而是在各种质疑与论争中磨砺锋芒、拓展境界、展示风采、扩大影响的；今天，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自然也无须害怕质疑，正是在尖锐的质疑和辩难中，其本体才能愈加清晰起来，其价值才能更加凸现出来，这一宝贵的历史遗产才能转化为民族精神建设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动力。但是，在鲁迅没有直接用暴力反抗清政府以及个人的婚姻生活等问题上，歪曲事实，背离常识，袭用封建伦理标准，对鲁迅的人格横加指责，脱离中国思想文化历史背景和现代文学语境，以自己的肤浅与巧借他人的“胡说”，消解鲁迅的思想家文学家的价值，则已经超出了学理性质疑的范畴，只能说是地地道道的贬损。这一现象让人感到震惊，也颇值得深思：它的产生究竟有着怎样的社会文化背景？
二
无须否认，刚刚启动的市场经济调动起人们创造财富的高涨欲望，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与此同时，也刺激起人们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滋生出一些有害无益的短期行为。况且在体制尚待完善的转轨时期，有人利用自己手里的权力或血缘、情缘、地缘之类的关系进行权钱交易，能够一夜暴富，住豪宅开洋车，甚至把来路不明的巨额钱款转移海外，为自己或子孙在中国法律管辖之外的异域留一条后路。这怎么能让权力圈外的人们丝毫不为之心动呢？社会上许多消极现象的产生便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文坛与学术界可谓“清水衙门”，不像生产流通领域那样容易仿冒名牌、制假售假，但话语权也是一笔无形资产，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会获得由此而来的名与利。近年来，文坛与学术界颇有一些人不耐寂寞，不甘清贫，弃文下海，经商从政，但坚持在精神园地的守望者、耕耘者毕竟还是多数。10年动乱刚刚结束时，百废待兴，万象更新，凭借一篇短篇小说、一篇论文便名满天下的事情并不稀奇。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余年的拓展，文坛与学术界已经有了相当丰厚的积累。在这种情况下，要崭露头角并进而保持优势地位，谈何容易！初登文坛的青年作家，作品不见得比前辈作家逊色，可一时还没有多少人理会，岂不让人焦虑万分、寂寞难耐？于是，有人便把故作惊人之语看作一条争取话语权的捷径，大声疾呼同经典作家“决裂”，要一脚踢开“老石头”。曾经走红一时的作家，如今似露江郎才尽之象，为了重新唤起读者的注意，找回当年那种陶醉于喝彩声中的感觉，任他是谁都敢调侃奚落嘲弄！“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老一代学者所称许的这种治学方式，在经济压力（要维持生计、赚钱买房等）和竞争压力（要评聘职称、要社会认可等）愈益加重的今天，已让不少年轻学者望而却步。如今要凭扎扎实实的学术很快赢得社会知名度难乎其难，而与媒体联姻的泡沫学术反而容易浪得虚名。这样一来，一些年轻人不愿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做一点学问，而是想通过标新立异一鸣惊人，以达名利双收的目的。一些媒体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极力追求轰动效应。双方的利益协调共振，功利性的标新立异便由此登台亮相了。所谓标新立异，其实“标新”很难，“立异”倒容易得多，选一个最大的靶子，不管三七二十一，劈头就给他一阵乱箭，十之八九会有立竿见影之效。要找最大的靶子，鲁迅便首当其冲。如此战法，早已有之，当年创造社与太阳社大战鲁迅，便是先例。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先辈们总还要找一点先进的理论作为根据，试图以“落伍”于时代来震慑住鲁迅；而今天年轻的或已经不怎么年轻的“好汉”们却大半无暇也无意寻觅什么理论武器，只是凭借急于寻找突破口的地下岩浆般的情绪，将那些既不合史实又背离逻辑的贬语喷发而出。就此而言，还真是让人不由得生发出一点世风日下的感叹了。
无论贬损者对自己的言论冠以怎样堂皇的名目，总是掩饰不住争取话语权的功利色彩。但如果把这样一种文化现象仅仅归结为个人动机，显然失之片面。大而言之，毋宁说贬鲁现象反映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消解权威的情绪。自毁长城的10年动乱结束以后，社会意识形态的一元化主导体制虽然没有改变，但在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许多方面事实上已经日趋多元化，权威的全民认同性发生了无法避免的危机。仅就社会生活而言，尽管反腐倡廉的呼声持续高涨，惩治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强，但痼疾难除，腐败成风，媒体披露的不过是冰山一角，有多少贪官污吏明里暗里搜刮民脂民膏，却仍能道貌岸然地稳坐交椅，有多少国有资产被手握权柄者鲸吞蚕食，而黎民百姓却束手无策，一部分人富得蹊跷，两极分化渐露苗头……对于种种社会弊端与复杂的社会矛盾，人们心中有数不清的困惑，有压不住的火气。然而，来自权威部门的解释未必能够令人信服，因而让人产生一种怀疑、疏离权威的意念；疏导火气的渠道未必都那么顺畅，诉诸官员，有些官员正是怒气所指；诉诸媒体，媒体也许会有种种顾忌；诉诸司法，有时会碰上司法腐败……在价值体系多元化的情况下，社会不公自然加重了消解权威的情绪。可是，政治权威碰不得，司法权威通常也不敢碰，经济权威主动巴结惟恐不及，哪里还谈碰不碰的问题。比较起来，只有社会知名度大、而碰起来没有什么危险的文化权威庶几可以碰一碰。于是，近几年来，总有人频频地向文化权威挑战，向既定文化秩序挑战，形成了一股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化领域的“解构主义思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鲁迅成为消解权威的对象，批评鲁迅成为一种文化姿态的舞台亮相与社会情绪喷发的火山口，贬损鲁迅不过是这种情绪的极端化表现而已。就此说来，鲁迅颇有点代人受过的意味。这种无奈的曲折的发泄，蛮勇之中透露出几分可怜的卑怯与可笑的狡黠。不过，这倒也提醒我们，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应该切切实实地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将腐败与不公遏制到最低限度，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体系，让人民群众能够看到解惑释疑的可信权威，能够找到表达意志与疏解愤懑的合适渠道，从而使社会发展尽可能地减少动荡的成本，使人民生活尽可能地提高共同富裕的程度。
对鲁迅的贬低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对以往神化鲁迅现象的反拨。不能否认，从50年代到70年代，在对于鲁迅的研究与宣传中，确实存在过相当严重的神化鲁迅的现象。对鲁迅只能颂扬，不能批评，而且研究大多只是演绎领袖人物“钦定”的“三家”（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把鲁迅的话当作不容置疑的真理，满足于仰视的诠释，尤其是10年动乱期间，群星灿烂的现代文学史被横扫得差不多只剩下鲁迅一人，鲁迅著作常常被肢解、歪曲作为“革命大批判”的武器，甚至鲁迅的言论还被当作衡定同时代人“进步”与“反动”的标准，凡是被鲁迅批评过的人总要罪加一等。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神化鲁迅的现象不可能完全消除，但的确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学术界在还原鲁迅的本体方面做了大量艰辛而富有成效的探索，对鲁迅的“立人”思想、“国民性批判”思想等过去注意不够的方面有了深入的研究，对鲁迅复杂的精神世界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敢于直面鲁迅的局限性，做出历史主义的阐释，对鲁迅的认识趋于全面、深刻、准确[1]。然而，曾经有过的神化鲁迅现象给人的印象过于深刻，加上神化的阴影在现阶段一时未能完全散尽，而新时期鲁迅研究的成果又没有及时、充分地引入大学、中学教育中去，在社会上的宣传普及也远远不够，所以，不少人误以为对鲁迅仍是只能颂扬、不能批评。就连著名作家冯骥才到了2000年初仍有这样的印象：“中国文学有个例外，即鲁迅一直是文学中唯一不能批评的作家。”[2]正是这样一种印象，在不少人那里，激起了强烈的反拨情绪，要对鲁迅下一重锤。裴毅然博士在充分肯定鲁迅的伟大性与先锋性的同时，提出“即便从思想解放的角度，今天也有必要对鲁迅说道说道。或者痛痛快快招认了：就是想挑挑鲁迅的毛病，打破这最后的神话。这一念头，最近于冥冥中竟成了一种召唤。再说，如今毛泽东都能说得，何以鲁迅还说不得？”（裴毅然《鲁迅问题》）事实上，自8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没有了“唯一不能批评的作家”，鲁迅研究的禁区已经越来越少。把实际上已经发生根本性扭转的神化鲁迅现象现实化、夸大化，然后挺着丈八长矛嘶声呐喊着猛冲上去，一顿乱刺，这种情形很容易让人想起同风车和羊群作战的堂吉诃德。问题还在于“说道说道”也罢，“挑挑毛病”也罢，总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总要以史实为依据，总要讲究一点逻辑。鲁迅为什么会被后人歪曲利用，要做具体的历史分析，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让鲁迅负责。对鲁迅的局限性、片面性的分析不能代替整体的评价，还原鲁迅的本体不能等同于情绪化的贬低。而有些人却陷入了非此即彼的绝对化、简单化思维方式不能自拔，不惜以俗化鲁迅、甚至丑化鲁迅来同神化鲁迅相对峙。譬如青年作家韩东就说：“即使是耶和华人们也能说三道四吧，但对鲁迅却不能够，因此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第29页）这种断语下起来简捷倒是简捷，可惜其荒谬正应了他自己所说的“不证自明”。鲁迅本身和鲁迅的评价问题，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待之以历史主义态度，下一番扎扎实实的苦功，充分地占有相关资料，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细致的辨析，参之以个性的感悟，这样才有希望真正地深入进去，做出科学的因而令人信服的阐释，使人们认识历史上的鲁迅，使神化色彩消泯净尽。神化固然不可取，但代之以情绪化的恣意贬低，这一代价岂不是过于沉重了吗？
当网上发表贬鲁言论时，为之喝彩的有一个颇具规模的中学生群体。按说许多年来，一批新文学作品被列入中小学教科书，尤以鲁迅为多，中学生应该喜欢鲁迅才是。可是一些中学生表示不喜欢甚至反感鲁迅，原因究竟在哪里呢？难道鲁迅真的过时了，与“新新人类”无缘吗？或者鲁迅只属于涉世较深的读者群，而与少男少女注定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当然，丰富的阅历对于理解鲁迅是有益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本对于今天涉世未深的中学生来说，的确会有一些历史背景、文本语境与文体等方面的隔膜，但这些并不足以构成中学生反感鲁迅的充足理由。个中原因恐怕与僵化式的教学方式有关。鲁迅作品，尤其是小说与散义诗中象征性较强的作品，富于多义性，而有的教师往往给出刻板的、非此即彼的“标准答案”，学生在阅读时所产生的不同于“标准答案”的想法，会受到教师的否定或讽刺。这不仅无助于学生全面、深刻地理解鲁迅，而且严重地妨碍了青少年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大学生中对鲁迅的偏激看法也与从中学到大学的僵化式教学不无关系。而从许多高校中文系的教学反映来看，不少新生刚入学时对鲁迅还抱有中小学留下的印象，但在思想解放的教师的引导下，经过比较系统的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学习之后，对鲁迅的热情陡然高涨，这说明一种教学方式的正确与否对教学对象的影响何等之大。小而言之，可以为鲁迅赢得大批年轻的读者，大而言之，有利于中华民族创造性的培养。学术界也有责任加强鲁迅的宣传普及工作，把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融汇到学校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国民教育中去。
三
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有着无穷的内在魅力，但往往不容易被认识与掌握，反而易于遭受误解与攻讦。鲁迅在二三十年代先后遭受现代评论派和创造社、太阳社等来自不同营垒的攻讦，在世纪之交又经受着新一轮的贬损，就是如此。对历史往事，我们可以从容地回首，甚至可以品味一点“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超然。然而，面对现实生活中任意贬低鲁迅的倾向，则不能稳坐象牙塔听之任之。因为一旦放任自流，势必有损于文坛与学术界的风气乃至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与现代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
就文坛与学术界来说，近年来浮躁偏激的文风已经相当严重。有的作家“功夫在诗外”，热衷于炒作、策划热点、制造声势，作品平平，而喝彩声高。有的所谓“酷评”只求其评得“酷”——角度别致，态度激烈，措辞严厉，而不问其是否切中文本要害，是否符合历史语境。有的学者既坐不住冷板凳，下苦功考辨文献，又不肯深入社会实际，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而是满足于做一些新闻发布会式的事情。有的学者不时从异域搬来几个或一套时髦的概念体系，稍加装饰，甚或原封不动地加以袭用，不伦不类地套在中国事例上，制造出五颜六色的泡沫学术，招摇一时，随风而过。对鲁迅的恣意贬低正是这种文风的表现之一。鲁迅不是一尊只能膜拜不能质疑的神，自然可以批评。但批评要有历史主义态度，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能泼妇骂街式地比谁骂得凶、骂得狠、骂得辣、骂得刁钻、骂得俏皮。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回敬各路贬鲁“好汉”：此风不可长。如果此风不煞，文坛与学术界将会有更多的泡沫泛起，给文学史、学术史留下不应有的空白。
贬低鲁迅，表面上是对一个作家的评价问题，实际上则意味着对20世纪中国经典文化的否定，意味着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割裂。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建立起宏大的格局与坚实的基础之后，不断吸取异域文化，到19世纪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优秀遗产，但也淤积了相当多的糟粕，成为束缚国人的枷锁。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列强的步步紧逼，中国这一老大封建帝国——从落后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到封建专制制度再到文化体系，显露出非大刀阔斧地变革不能维系生存的种种罅隙。中华民族在创痛与屈辱中痛定思痛，寻求救亡图存之路。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经历了一连串的成功与挫折之后，现代启蒙主义者继承晚清启蒙先驱的遗绪，发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新纪元。正是沿着五四开辟的道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基本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文化转型，形成了继承民族传统、融会异域文化、可以同世界平等对话的20世纪中国文化。鲁迅正是20世纪中国文化最杰出的代表。在他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中国历史的深邃洞察，也可以看到对现实问题的密切关注，可以看到对传统文化最深刻的剖析，也可以看到对西方文化最机智的借鉴，可以看到对人民的深沉关爱，也可以看到对国民性的犀利解剖。鲁迅对西方文化负面性的认识，对于我们今天全面认识西方世界仍是清醒的提示；鲁迅关于“立人”和“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仍是深刻的启迪；鲁迅思想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思想资源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鲁迅的文学杰作即使放在世界文学宝库中也毫不逊色。鲁迅是可以和孔子、老子、庄子、司马迁、朱熹、李贽、黄宗羲等一并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伟人，鲁迅著作是可以代表20世纪中国文化的经典。如果否定了鲁迅，中国文化传统就失去了重要的一环，一部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岂不要大为减色！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话语代表，没有自己的立身之本，只是跟着人家亦步亦趋、鹦鹉学舌，这样的民族还有什么自尊心可言，还侈谈什么光明前途？
我们不应迷信权威、崇拜偶像，但决不能数典忘祖，任由民族虚无主义泛滥；我们要建立理性分析的思维习惯，而不能养成并放纵盲目破坏的习性，盲目破坏时的短暂快意，总是要索取千倍万倍的痛苦代价，古往今来的盲目破坏已经给我们的民族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创伤，殷鉴不远，切记切记。
[收稿日期]2000-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