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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0）03—0027—06
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过程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5世纪， 中国在运用自然知识于有用的目的方面，远比西欧更有成效，“但是近代科学——对关于自然的假说的数学化，并具有着对于当代技术的全部推论——（何以）只是在伽利略的时代倏然出现于西方呢？”[1]换言之， 近代科学为什么不是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的欧洲诞生呢？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李约瑟难题”。
对于李约瑟先生的上述问题，国内外一些学者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但多数研究着重于泛文化方面的分析，而缺乏系统的、深入的哲学分析。因此，在新世纪之初，重新探究“李约瑟难题”，解答该历史现象的成因，寻找科学发展的条件和规律，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促使我国重新回到世界科技的前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李约瑟难题”的解答
李约瑟先生用“倏然”形容世界科技中心从中国移向西欧的速度。的确，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以后，中国和西欧在经济和科技实力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前者快速下滑，后者加速上升。但是，这两者之间的逆向运动不是忽然形成的，而是长期历史积淀的产物，其形成具有错综复杂的条件，归纳起来，包括社会制度、观念形态等因素。
1.社会制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作用
社会制度是指社会群体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形成的、体现一定的价值、规范和程序的社会关系体系，它具有功能性、结构性和合法性等特征，是每个个体必须服从的强有力的行为规范。社会制度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总称，这些具体制度彼此相互制约，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其中任何一种具体制度的变化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相应变化。一般来说，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愈弱，经济发展水平越低，政治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愈大；相反，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愈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愈大。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是紧密相连的。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科学技术长期遭到统治阶级的限制和否定。
首先，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是近代科学在中国“难产”的重要原因。与西欧相比，中国早在封建制度产生之初便建立起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而西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盛行的是封建领主制，只是到文艺复兴以后才逐渐形成较强的民族国家。中国从战国时期至公元1840年，经历了人类发展史上时间最长的封建社会。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家长式专制和对民众的牢固的人身控制。为了确保皇权的永恒性和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封建统治者一直将科学、技艺视为末学，认为科学技术是淫思臆想。中国古代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发明家，如发明地球仪的张衡、发明造纸术的蔡伦等都遭到了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和保守势力的诬陷攻击，这说明科学技术的发展缺乏起码的条件。这是因为科学精神与封建制度在本性上是根本对立的。科学是建立在经验与逻辑基础之上的理性思维，经验是人们感知客体时所产生的关于个别事物的知识，逻辑是人们用于发现个别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思维工具。作为思维内容的经验和作为思维形式的逻辑相结合，是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科学具有以下特征：（1 ）客观性，即观念形态必须与之对应的客体的本质及其规律相吻合，因而它排斥一切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设定；（2）流变性， 即观念形态必须随对应的客体变化而变化。科学之为科学，就在于它能不断超越已有的认识，去把握流变中的实存，因而它的“超越”理念必然否定事物的永恒性和不可更改性；（3）自主性。科学发展的过程， 就是不断发现和创新的过程，因而它要求认识主体必须具有思想上的自主性。科学不仅自身具有上述特征，它还能将这些特征赋予掌握和运用它的社会个体，使人们产生独立思考、超越实存的内在要求和行为。因此，科学精神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必然引伸出自由民主范畴。科学与民主是一对孪生兄弟，求真、超越的科学精神与自由思考的秉性，必然引向民主政治；相反，轻视或否定科学，提倡愚民政策，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必然形成专制政治。科学的上述特征和作用表明，科学自身是一个与封建制度对立的价值体系，科学所要冲破的东西，正是封建制度所要维护的东西。因此，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将科学视为末学，却将主张“君臣、父子、夫妻”等伦理纲常的儒学视为显学，因为儒学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社会的等级秩序以及论证这种秩序的神圣性与永恒性。所以，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直接限制和否定了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
西欧封建制度与中国封建制度相比较，两者之间存在权力一元和多元的区别。与中国封建社会高度集权相反，西欧封建时代就存在着以国王为代表的世俗政权和以教皇为代表的宗教权力。这两种权力虽然时有交叉，相互利用，但它们又是相对独立的，甚至时有矛盾和冲突。这样，就客观上存在某种权力分离和权力抗衡的机制。由此，各种不同的政见或主张有可能找到生存之地，例如与世俗权力相对立的观点，可能在教会得到庇护；反之，反对教会的力量也可能得到国王的支持。因此，新的思想观念就易于逐步发展起来，为社会的改良和变革、近代科学的诞生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权力抗衡的政治格局形成了各种政治力量阐释各自合理性的习惯，并从中滋生出理性地认识世界的渴求。以宗教为例，在论证上帝存在时，中世纪晚期的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运用与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运动与变化、原因与结果、潜能与现实等哲学范畴。牛顿从寻找世界和谐的终极原因出发，由信仰领域进入经验领域，以自然为研究对象，建立起了近代经典物理学的理论体系。可见，分权机制、理性思维和科学之间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
其次，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政策取向使近代科学失去了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出于政权稳定的需要与确保赋税的来源，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商君书·壹言第八》曰：“治国能转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汉武帝时规定：“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即无偿地没收商人的土地，同时封建政权对盐铁等商品实行专卖制，推行平准均输，以及算缗、告缗等措施，打击商业的发展。隋文帝开皇十六年规定“初制工商不得仕进”；北宋王安石变法，推行均输、市易，强化政府对商业的垄断和控制，压制商业的自由发展。即使宋代时商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商人仍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总之，1840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小农经济是国家的绝对经济基础，工商业受到歧视和压制。历代封建王朝实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的原因在于：就农业本身而言，一方面，这是由生产力水平低下所决定的。以牛耕为代表的手工与半手工的生产工具决定了人们只能以小规模的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进行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以农为本的政策能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这样既便于统治，又能有效地征收劳役和赋税。就工商业而言，它之所以被历代王朝压制，在于它自身具有一系列与封建制度相悖的特征。一方面，商业是贸易者之间互利、对等的经济行为。作为商贸主体，买卖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自主的，双方之间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商品顺利交易，买卖双方必须订立契约式的法律文书。可见，工商业内含的平等意识和契约精神与封建制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和专制是相悖的，因而受到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压制。而限制工商业发展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便是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失去了原动力。这是因为，科学和工商业之间也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人们为了生存，必须向自然界索取生活资料。在劳动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用什么手段才能获得更多更好的生存资料、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的问题。因此，人们将生存需要与科学技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断更新的生存方式和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相互交织，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标志。人们在不断提高自己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改造自然的工具，而社会分工也变得愈来愈细。这样，一方面提高了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劳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产品的品种也日益丰富多样；另一方面，高度的社会分工、日益多样化的劳动产品和对不同产品的需求使商业贸易变为必需。所以，以满足人的生存需求为目的的工商业必然推动作为手段的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并导致生产和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和商业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可以说，科学技术愈发达，它就愈能推动工商业的发展；而工商业愈发达，反过来又会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因此，社会需求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动力。历史证明，近代科学发端于市民阶层的物质欲望和对利润的追求。在挖掘金矿、发现新大陆等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冶金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等近代科学和技术，人们将其广泛运用于生产领域，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产品大量涌现，分工不断深化，商业日益繁荣，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市场体系。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和工商业的发展又使科学技术更为迅猛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265页）随着人类需求的不断升级换代以及工商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还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同时，科学技术又引导着消费潮流，不断给社会提供新的产品，刺激工商业进一步的发展。可以说，当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生活已经高度一体化，哪里有高科技，哪里就有强大的经济实力。这就是人们所称谓的“知识经济时代”。
2.观念形态对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
观念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或个体对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认知。换言之，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决定人们的观念形态和思维方式。华夏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观念形态是对特定时空的思想折射。就自然环境而言，华夏民族自古以来主要聚居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冲积平原地区，拥有良好的气候条件、平坦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水资源与动植物资源。因此，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农业耕作便成为中华民族主要的谋生手段。与游牧业不同，农业劳作不需要随季节、气候的变化而不断迁徒，因而具有地域的稳定性；另外，农业劳动必须严格遵循季节交替，因而也具有时间上的相对固定性、重复性。农业耕作在空间上的稳定性和在时间上的固定性特征，使华夏民族很早便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稳定和秩序的观念。上至帝王将相、士大夫阶层，下至黎民百姓，都将稳定和秩序视为自然、社会和个人行为的最高准则。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这种秩序观念便很快与封建统治阶级确保统治权力的政治要求有机地融合，并内化为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标准。为了确保社会稳定，我国从汉朝起便建立起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将农民强制性地束缚在土地上。而农民受低水平的生产力的限制，他们主要凭借世代相传的生产经验，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小范围的自给自足的简单再生产，并不需要太多的外来知识与信息，因此缺乏观念创新的内在动力。同时，受落后的交通工具的限制和土地的束缚，人们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其出生的地方，信息严重匮乏，因而也缺乏观念创新的外在条件。封建社会中以稳定和秩序为核心的观念必然具有封闭、保守和内敛的特征。封闭、保守的观念体系直接限制了人们对外在客体的不断追问，这种观念体系不是将人们的精神活动引向客体，而是引向主体自身，主要去感悟主体行为与周围环境是否吻合即道德实践问题。因而与中国农耕文化相适应的观念形态表现出重人而不重自然、重人伦而不重科学的特征。这种观念形态所塑造的民族精神和国民性格自然缺乏科学意识与理性精神。
关于观念形态对科学的作用问题，理论界在解答“李约瑟难题”时流行的解释是：对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不同解释方式，是中国不能产生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中国主流哲学主张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天人合一”，因此中国传统哲学没有涵盖关于实践和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观念，更没有上升到将客体纳入主体认知和改造对象的理性层面。这种主客一体的哲学理念是中国不能产生近代科学的观念原因。相反，在西方哲学中，人和自然是分离的，主体将客体置于被认识和改造的位置，这种主客二分的哲学理念是近代科学能够在西方产生的观念原因。笔者认为，上述解释有简单化的趋势。诚然，中国和西方的观念形态和哲学思维方式具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中西方哲学都是多质的、多层面的。中国有“治天命而用之”的主客二分的哲学思想，西方也有自然和人与上帝同在的主客一体的哲学思想。事实上，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古代哲学在发展的进程中有很多相似和同步之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在关于自然界的本质问题上，中国的夏商周至秦汉时期，先后出现了五行、阴阳学说、道论、天命观等哲学思想，而古希腊也先后出现了用水、火、数、逻各斯与原子等解释自然本质的哲学观念；进入中世纪以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沿着孟子天人相通的思想，经过西汉董仲舒天人相类的神学目的论、唐代刘禹锡“天人交相胜”的自然论到宋明理学天人一体的天理论，形成了天人合一、主客一体的思想主流（但其间并不排除主客二分的思想）。在西方，随着基督教的普及化和合法化发展趋势，关于自然和人与上帝同在的观念也成为了西方的思想主流，任何怀疑和否定上帝万能和无处不在的思想都会被视为异端邪说而被严惩。因此，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方面，不能简单地把中国传统哲学视为主客同体的哲学，而把西方哲学视为主客二分的哲学，并将主客二分思想作为近代科学产生的观念根源。应该说，天人合一、主客同体思想是人类农耕社会（包括东方和西方）共有的哲学理念。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与认识工具的不断完善，人们加大了对客体的认识与改造的力度，主客体的区别与矛盾便凸显出来，而主体对自然的过度索取，更是形成了主体与客体的严重对峙局面。20世纪以来，东西方在更高基础上重新肯定了主客一体思想对人类生存的价值。以上可见，在回答“李约瑟难题”时，将中国传统哲学视为主客不分的哲学、西方哲学视为主客二分的哲学，并将主客二分思想视为近代科学产生的观念条件具有简单化和片面性的倾向。
二、“李约瑟难题”解答的启示
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以及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和作用，直接取决于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因此，我国政府日益注重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和提倡崇尚科学，将科教兴国作为我国的首要发展战略。但是，怎样才能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我国的科技水平呢？这也涉及到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条件问题。因此，寻找“李约瑟难题”的正确答案，探究中国近代科学“难产”的原因以及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条件尤为重要。“李约瑟难题”的解答说明，中国封建社会高度专制的政治制度和封闭保守的观念形态是近代科学“难产”的根源。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需要与其特性相吻合的条件和环境。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人们不断创新与不断超越的过程，因此，它反对一切禁锢人们思想与压制人们自由的制度，它需要开放的观念和民主的制度。
首先，开放的观念是科学进步的思想条件。科学实验是发现客体内在联系的认识活动，从事科研工作的主体应具有开放的意识，在思维之先除了设定认知的对象和方法外，已有的一切理论体系（包括关于自然的理论和关于社会的理论）只是认识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已有的理论体系是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产生的，它们不是永恒真理，更不是裁剪新知识的范式。如果将已有的理论视为认识正误的标准，认识主体的思维便被限制在既有的思想范围内而不可能有所突破和创新。这种封闭的观念必然限制主体的认识内容和思考范围，遏制新知识的产生。因此，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先决条件，是具备开放的意识。
其次，民主的社会制度是科学进步的政治保障。认识主体的新知识与新观念能否被社会认同，社会是否允许主体独立思考，这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传统社会以绝对稳定和秩序作为价值取向。这种社会把现有的一切社会关系视为不可更改的东西，因而它忌讳破坏现有秩序的新事物，更是忌讳能产生新观念、新工具与新生产关系的科学技术革命；而民主社会以动态的稳定为取向，它将社会稳定视为不断有序地接纳有益于社会进步的新事物、新观念和新工具的过程。因而，民主社会能够认同认识主体的新思想、新观念，并鼓励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不断更新思想观念和认识工具，从而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所以，民主的社会制度是科学进步的政治条件。在结束了十年内乱以后，我国政府和人民已逐渐形成一个共识，即把稳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但是，如何才能使社会真正稳定呢？在全球日益一体化进程中，建立开放型的经济体系和更加民主的政治制度才是我国社会稳定的有效方法，也是我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其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民主法制对我国尤显重要，它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民主的政治制度绝不是无原则的绝对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更不是社会动乱的根源。它之所以是我国社会长期稳定的有效手段，因为：第一，民主政治不是无章可循的，它必须依托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第二，经济与政治之间具有互动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形态，就必然产生与之适应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必然出现中国和西方在价值观念和政治理念方面的大冲撞。而民主的社会政治制度能够认同和接纳西方社会长期发展形成的、有效协调人类行为的民主管理模式和法律制度，将有益于民主、自由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有序地纳入我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中，就能避免中西方价值观念冲撞中出现的观念混乱，确保社会成员政治理念稳定，这是我国社会长期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
总之，科学作为人类对客体的真理性认识，是人类生存的有效手段，它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等诸多因素密不可分。国家经济实力愈强，政治制度愈民主，观念愈开放，科学研究就愈具有良好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其发展就越快。反之亦然，科技水平愈高，则国家的经济实力就愈强，政治就愈民主，观念就愈开放。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要重新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就必须具有与科学特性相吻合的民主的社会制度和开放的思想观念。
【收稿日期】2000—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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